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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性是台湾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台湾人的矛盾性、台湾社会的矛盾现象，使台湾文化无时无刻不充满着矛盾。现择其主要表现评介如下。
(一)既是冲突的，又是包容的
族群是台湾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也是台湾社会主要问题之一。从大的方面划分，台湾族群可分为福佬人(即闽南人，约占75%)；客家人，约占10%；外省人，约占13%；原住民，约占2%。再细分，闽南人族群中又可分为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族群中亦可分为福建闽西人、广东潮州人及梅州人；外省人主要指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退到台湾的军人和随军家属，细分几乎每个省都有；原住民如细分，又可分为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曹族、鲁凯族、排湾族、卑南族、阿美族和雅美族。台湾先民大多数由大陆渡海而来，“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只有同宗同祖同乡最可靠。于是按村乡形成聚居点，后期为便于联络，又成立各类同乡会，一有事情，同乡聚集。不同族群往往在一定时候、一定时期发生冲突。如历史上福佬人与客家人冲突不断，有时甚至打杀得不可开交；福佬人中的漳州人和泉州人又冲突不断，有时甚至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械斗仇杀，但过了某个时期，又和平共处。由于被开发台湾的共同利益所包容，并没有形成长期势不两立的对抗族群。台湾戒严令解除以来，似乎在选举时省籍问题又被提出，双方互相攻讦，不遗余力，报纸、电视台等舆论工具推波助澜地介入，再加上各种声势浩大的造势，颇有不把对方一口吞下去绝不罢休之势。族群意识似乎随时可能被煽风点火而引爆情绪化的对立，大家似乎都有满腔的愤慨与不平。但选举一结束，立即烟消云散，一切平静如初，并无继续加剧冲突的现象出现。台湾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勇士与小人的混合体”。也有人从海岛的地形特征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既有挑战性，又有妥协性。90年代中期，台湾岛内的省籍冲突似乎有被激化的倾向，在某种政治利益驱动下，有人俨然以台湾省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指责外省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却不会讲台湾话”，外省人认为自己多年来为台湾打拼所付出的劳动不被承认，感情受到极大伤害。于是在台湾外省老兵中，津津乐道地反复传着一个政治笑话：台湾高层某日召开确定接班人会议，讨论到节骨眼上，蒋经国突然要上厕所，秘书问他接班人选谁，他一边上厕所，一边回答“你等一下”，因为江浙口音，秘书误以为是“李登辉”，忙向大会宣布接班人为“李登辉”，等到蒋经国入厕返回时，木已成舟。徐宗懋在《务实的台湾人》中所言：“90年代中期，台湾最时髦的话题是关于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的‘四族共和’。政治人物呼吁以爱来化解族群冲突，甚至编成小说、戏剧以对社会进行教育。”教育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无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他们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延伸和扩展，都是来自中国大陆，都是拜同样的神、过同样的节、写同样的文字，甚至连长相也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此外，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因省籍问题而互相对视，可见并非一定水火不相容，无论政治家怎么挑动，冲突也是一时的，而包容必是长久的。
(二)既有强烈的优越感，又有去不了的悲情意识
陈百潭创作的《爱拼才会赢》，20世纪80年代中期唱红了台湾，不仅唱出了台湾人人想“出头天”的心理，关键是落在一个“赢”字上。台湾人认为在财富上、生活上，他们赢了。一般台湾人都为这半个世纪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产生一种优越感，认为台湾钱淹脚背，随之而来的是盲目自大，有机会动辄台湾这个第一，那个第一，有时也爱有意无意地在岛外人面前显示财大气粗，但随之在心灵深处又有一种难以诉状的悲情和痛苦。这种既优越又悲情、既妄自尊大又妄自菲薄的现象，也许是台湾人的特殊情结。目前台湾流行一句话，或许可为这种情结作注：“过去到大陆，大陆人问我们是不是来投资的；现在到大陆，大陆人问我们是不是来旅游的；今后到大陆，大陆人可能会问我们是不是来打工的。”这些话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感，同时也折射出一种优越与悲情混合的复杂心理。台湾人的悲情意识有其历史渊源，台湾先民当时渡过波涛汹涌的海峡来到吉凶未卜之地时，带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态，一首《渡台悲歌》详细描绘了先民们在台湾开垦的艰难，其“悲”字贯穿全诗。魏秀堂在《话说台湾人》一书中，有一章节专谈“悲情的台湾人”：“台湾在历史上曾屡受外族入侵和蹂躏，先是荷兰人统治，后来又被日本占领长达50年之久，真是命运多舛。光复之后，台湾同胞怀着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迎来了祖国派来的人，但不久又和前来接收的这些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因此受到残酷的镇压。后来，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又因为当局以各种理由阻挠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长时间和海峡彼岸实行对峙。两岸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至今‘三通’难通，两岸之间的交流和交往还是有诸多不便。这种反复不定的过程，难免造成台湾同胞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并使他们对命运经常感到无奈和茫然。从福建来的台湾人，本来就受到没落贵族文化和心态的影响，再加上台湾自身这些因素作用，不啻是雪上加霜，在他们心中成了一种丧家之痛。”最能表现台湾人悲情的可算是歌仔戏的曲调。300多年前，闽南民歌小调“歌仔”随着漳州移民而传入台湾，后演变为歌仔戏。歌仔戏的曲调悲戚感人，凄楚哀痛，以一种令人哀叹心悸的哭腔，表达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悲情。由于歌仔戏准确地传递出台湾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因此常演不衰，成为台湾的代表剧种。台湾人的悲情意识似乎无时不在，难以摆脱。如台湾某次文化节推出南管系表演，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但舞台上的背幕，却打出“痛惜咱的情”几个大字，“痛惜”两个字，一副悲戚自怜的模样。再如台北市一方面总在标榜一年出岛到世界旅游的人数为台湾地区最多、到世界各地旅游的经验最为丰富等等，但另一方面又优越自豪不起来。因为世界上与台湾建交的国家极少，自然外出旅游多有不便，有时倍觉尴尬。
(三)既精明，又好施；既斤斤计较，又慷慨大方；既不愿吃亏，又乐做义工
台湾人向来以精明著称，这与台湾历史上长期受海洋商业文化影响有关。台湾是一个海岛，资源缺乏，对外依存性强，因此商业发达。利润是商人的动力，不精明必然被淘汰。在获得利润动机驱使下，只好精打细算，斤斤计较，有时因唯利是图而人情味淡薄，为获得更多利润而狡狯投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又有慷慨好施的一方面，一旦有事，捐款捐物在台湾习以为常。有的人整日盘算怎样从属下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省一点钱而处心积虑，但有时捐款、捐公益品却绝不含糊，出手阔绰。有的人工作节奏极快，没日没夜地干，在时间上对自己已到苛刻程度，但却又花大量时间当义工。特别是一些诸如环保、慈善、文化、卫生方面的义工，人数之多，让人惊叹。仅台北市就有近百个义工团体。笔者在台北曾遇见一位从事艺术品生意的商人，极为讲求办事效率，可谓争分夺秒。但一次他陪笔者到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宗教文物展参观，见有学生组团前来，适逢讲解员不在，他竟主动充任讲解员，不厌其烦地逐一讲解了一下下午，直到闭馆送走最后一个人。台湾有些演出团体完全是义务性的演出，参与其中的一些艺人或为教师、或为公职人员，在单位工作时也是争分夺秒，但一旦投入义务性的排练演出却毫不含糊。最为典型的是台湾一些专业人士，在干本职工作时要价甚高，少了不悦，但却热衷于公益事业。台湾有许多诸如“保护你专线”、“失意人专线”、“生命线专线”、“环保环线”等电话专线，都是由这些专业人士义务值班。承担这份工作后，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个人工作、生意如何繁忙，也要按规定时间上班，决不能迟到早退。另一方面，台湾人的精明有时到了极致。台湾俗话称“有钱人，乞丐生命”，意为已经有了，但还要为得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利益做文明社会的乞丐。如台湾实行全民健保后，一些并没生病的人(其中不乏忠厚老实者)常拿保单去开一些并不需要的润喉片、绿油精等，甚至不惜全都浪费，这些人认为每年交二三千元的医疗保费，不拿些药太亏。以致台湾健保年年亏损。
(四)既崇尚科学，重视教育，又盛行迷信，讲究风水
台湾的经济起飞，有赖于台湾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从80年代以来，台湾科技发展较快，特别是代表新技术革命的信息产业长期居世界前列，一些技术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民间社区，一些科学宣传活动也开展得较为普及，台湾教育赖于经济的繁荣也得以发展。“由于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文化素质得到较大的提高。但与此出现的反差却是岛上的迷信极为盛行，风水先生、相命先生大行其道。各种迷信活动名目繁多，如算命、看风水、查黄历、抽签卜卦、西洋占星、划符捉妖、安太岁、安土神、收惊、求雨等。一些迷信活动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升迁、生意、考试、炒股、赌博、外出、婚嫁、分娩、建房、天旱、洪涝、病痛等，或自查命书，或问风水先生，似已成规矩。据统计，台湾一般家庭敬鬼神的大小“拜拜”不在少数，仅台北每户家庭每年大小“拜拜”平均就有94次。迷信观念不仅在一般民众中流行，而且在政府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界精英中也相当流行，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台湾企业界流行所谓“企业相理学”，公司主管用面相和八字来管理人事。台湾从事建筑业的首先必须懂风水，要通晓如何避冲、避邪。笔者曾在台北市目睹一令人费解现象：一伙青年人从台北市一家图书馆看了半天书出来后，经过一地下通道时，一一找相面、测字的风水先生卜卦(此地下通道有一字排开的十余间相命馆，馆中各类男女相命师个个正襟危坐，闲情定气，从容不迫)，人头攒动的地面上现代图书馆和生意兴隆的地下通道相命馆构成极不合谐的台北景观。台湾的风水师、相命师、卜卦师、测字师队伍日益壮大，素质和学历也不断提高。从早年的江湖出身，到近几年的拥有博、硕士学位，令人刮目相看。一些算命先生成了企业界大佬不可缺少的“指点迷津”的左右臂，有声望的算命先生甚至奇货可居，待价以沽。台湾甚至出现了高科技与算命术结合的“八字命理解析专家系统”、“阳宅勘舆学”、“紫微斗数大全”、“名贵四海相命学”等电脑软件，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五)既囿于传统，又热衷新潮
说台湾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的社会，这一点没错，台湾人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依恋、热爱，是无可置疑的。如台湾每年的11月28日是祭孔日，由“政府”主持每年的祭孔活动，所有“要员”都要全部参加，其内容和仪式皆参照古礼。在台湾21世纪基金会主编的《台湾人的文化观》中，民调显示，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笔者在台湾考察期间，发现许多台湾人都专辟有一间房子供奉祖先的灵牌，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在台湾如：生意讲信用、重节流轻开源、对父母尽孝道、重靠读书获取功名、讲究门当户对等。但另一方面，新潮事物汹涌而来，转换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从70年代的西门町文化(内容如：电影街、冰宫、咖啡厅、中华商场、定做制服店、出版社自营书局、点心世界、衡阳路布庄、今日百货、日本偶像海报店)，到80年代的东区文化(内容如：名牌服饰店、个性餐厅、地下舞厅、主题商店、中兴百货、国际连锁便利商店、金融办公大楼、花园住宅名厦、金石堂、诚品、椰如、旧情绵绵、MTV、KTV)，再到新世纪的“辛香料族”、“花子(Hanako)世代”、“顶容族”、“玫瑰世代”、“水瓶座世代”、“新挪威森林世代”、“MTV世代”、“任天堂族”、“草莓族”、“香奈儿族”、“援助交际族”、“叩机族”、“百合族”等，真是不一而足。
(六)社会生活中互相矛盾的现象也极为突出，如一方面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送爱心、参加慈善活动者与日俱增
台湾社会治安的恶化，已成为台湾一大顽疾。台湾《新新闻》曾载文评论台湾的治安：“稍微敏感一点的人，更可以感觉到自己生活周遭，到处弥漫一股戾气、杀气、怨气以及冤气。美丽岛被人改称恐怖岛、罪犯之乡、野蛮社会，精神科医生甚至形容，这是末世的征兆。末世的征兆，可以从数字中看出。台湾的犯罪率曾高达世界第二，有些犯罪令人发指，甚至读来令人对人性本身感到绝望。据有关资料表明：台湾地区每2.6分钟发生一件刑案，而每2至3天发生一起掠人勒赎案件。但与此同时，台湾不少人积极参加社会慈善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如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以济困扶危为宗旨，参加者达二三百万人，不仅有家庭妇女，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岛内开展大规模的捐款救助活动，筹集了数亿元新台币的救济款。值得一提的是，其骨髓捐赠中心成立以来有许多自愿报名无偿捐献骨髓者，他们捐献的骨髓通过“慈济功德会”送到大陆，救活了大陆患白血病的病人。许多“慈济功德会”成员到临终关怀中心、儿童发展康复中心、脊髓损伤人士技能训练中心、老人安养院、精神治疗中心等献爱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丝毫怠慢。笔者曾在台湾看到电视台播演“慈济人”给一个孤寡残废老人带来生活希望的现场直播：一位住于僻处的老伯，因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本来已对生活感到失望，此时一群男女自愿者到他住宅做卫生，不仅使他住宅焕然一新，还捐物捐款，使这个老人看到生活希望，对今后生活充满信心，高兴地吹起了口琴。
(七)理想上力求完美，现实中却追逐名利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反差之大，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台湾21世纪基金会曾对台湾人的价值观进行调查，所列的项目为：1、名位；2、权势；3、财产；4、功德；5、健康；6、知识；7、环保；8、都重视；9、其他。调查的结果比例依序是：1、健康(63.6%)；2、环保(43.4%)；3、功德(30.6%)；4、知识(22.4%)；5、财产(8.6%)；6、都重视(3.7%)，余皆不及一个百分点。这个调查结果连调查者都感到吃惊，故提出：“较值得注意的是：在被批评为短视功利、贪婪之岛的台湾社会中，受访者对于财产、权势、名位的重视比例皆不高。其中除了财产占8.6%尚不及一成外，权势和名位皆不及一个百分点(分别为0.9%、0.8%)。事实上，由于电话访问的距离感到与非私人性质，受访者没有必要隐瞒。如果没有隐瞒的情形属实，则上述的答案显示台湾地区民众的价值观有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情形，换言之，理想上追求健康、环保、知识与功德，但在现实上仍汲汲营营于名利、权位。”有人将台湾人讲归讲、做归做的心态归为水牛心态，其源于台湾早期汽车少，水牛上街，若无其事地大摇大摆与人争道。现代人一方面在车上贴着“父母妻儿倚门望，岂可开车任性撞”，一方面却开车横冲直撞，以致险象环生。台湾不少文化人口头所表白的和具体行动反差甚大，或也可称为“讲归讲，做归做”现象的一种折射。有的文化人，口口声声标榜要保持独立人格，不与黑社会同流合污，不做高官显贵附庸，动辄对社会现象猛烈抨击，俨然以匡正社会风气为己任。但在行动上却唯恐迎合当局不力，正如台湾一篇《“撕袭文化”的象征性意义》的文章中所称：“今天台湾的文化学术界，有许多人根本是拿自己专业作为争求名利的工具，既无意追求本身的专业成就，也不想建立专业自身的内在规矩。他们游走于两党之间，趋附于权贵之门，政客荣之，则群趋以为是；政客辱之，则群之商以为非，整天蝇营狗苟，到处钻营，其目的无非是想多包点学术工程，多沾点实际利益。他们最拿手的本事是‘通权达变’，最得意的口号是‘没有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国民党利用文化’，他们乐意被利用；民进党‘漠视文化’，他们也乐于受漠视。”更有甚者，有的人一方面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一方面慷慨解囊，捐建寺庙。呈现“右手举债，左手奉献”、“右手枪械，左手含珠”的荒谬现象。
(八)理论架构与情感认识互相矛盾
最为典型的如有的台湾人在理论上排斥所有外来人，甚至将郑成功也列为“外来统治者”，当作压迫台湾人的阶级，却恰恰忘记了自己的先辈也是跟随郑氏或在郑氏政权感召下渡海来台的；同时又称施琅出卖了台湾，在感情上又把自己定位在郑成功这一边。在理论上，谁也无法否认闽南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但又时时将“闽南文化”与“南岛文化”、“荷兰文化”、“葡萄牙文化”、“西班牙文化”、“日本文化”及“美国文化”并列。有的人在政治上抗拒与大陆的接触，经济上又想赚大陆的钱。有的人在政治上不认同一个中国，在文化上不得不认为台湾文化源于中华文化。有的人不承认有“光复”之事，认为台湾1945年从日本人统治中再度沦为国民党政权管辖，用“终战”来代替“光复”；但也不得不承认1945年之后台湾发生的实质性变化。有的人对大陆既爱又恨，既恨又爱。这些矛盾的产生，实质是台湾当局某些人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不惜扭曲事实，以叶遮目，最终贻笑后人。
(九)既是文明的，又是荒谬的
如台湾的选举，似乎是按民主程序进行，但贿选成风，一些恶心的、违反文明社会的下跪、切腹等手段屡见不鲜。台湾人的礼貌程度似乎并没有因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所改观，台湾人在待人热情的同时，不礼貌现象也屡见不鲜，正如一篇刊于《读者》2001年8期的台湾人评台湾的文章所言：“台湾从来就不是以礼貌著称的地方。21世纪的台湾，我们只会变得更粗暴，更没礼貌。西方社会花了几百年建立的一套‘优雅’标准，我们本来只学到皮毛，这下更是土崩瓦解不留什么残痕了。最没礼貌的言词时时刻刻在网络上、电视上飞来飞去，从来不懂得替别人留点余地；最不优雅最粗俗的行为也时时可见，不优雅、粗俗甚至被误为天真或真实。”台湾教育的普及率不可谓不高，但一些与文明程度格格不入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如文明社会的公民“隐私权”在台湾却得不到很好保护(最典型的如璩美凤事件)，不少人有“窥私嗜”，偷窥他人隐私成风，报刊网络也推波助澜。有文章认为台湾充满希望与担忧：“台湾的社会是一个很有弹性，也很复杂的社会，充满着惊奇，也充满着不可预知的变数。过去曾经创造出‘台湾奇迹’，但在富裕之余，更在外汇存底享誉国际之时，却也因为‘国会议员’经常在‘国会’的殿堂中大打出手、垃圾充斥着大街、小巷、山头、水边和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而闻名于世。台湾的社会未来究竟往何处发展，实在令人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担忧。”台湾在被称为“美丽之岛”、“富裕之岛”同时，又被称为“贪婪之岛”、“脏乱之岛”、“垃圾之岛”、“赌博之岛”、“西西里岛”。台湾人对社会治安恶化极为不满，曾因桃园县长刘邦友血案、彭婉如命案及白晓燕惨遭撕票案等重大刑案未破，由一百多个民间社会团体自主发起“五○四及五一八为台湾而走”大游行，但与此同时，却又是“物欲横流，以邻为壑，好逸恶劳，利令智昏。……街头抗争，环保大战，治安败坏，人心不古。只在乎速食化的狼吞虎咽，摒弃咀嚼原味的过程。”一些“驾名贵轿车，随处吐槟榔汁”，“衣着光鲜，口出秽言”等不合谐现象随处可见。台湾屏东师范学院校长何福田认为目前台湾社会存在十大病症，即：第一、贪婪投机症——台湾社会人心的贪婪早已为大家所觉知，外人也讥讽台湾为“贪婪之岛”。第二、目中无法症——不管是日常生活中的违规犯纪或是撼动人心的大小刑案，都会令人想到“目无王法”、挑战权威。第三、拜金主义症——上下一切向钱看：读书要钱、谋职要钱、脱罪要钱、选举要钱……。有钱是大爷，无钱是瘪三。第四、环保痴呆症——屋内金碧辉煌，屋外却脏乱不堪。第五、信仰功利症——善良百姓与作恶多端者争相信仰宗教，但大部分只修自己，不顾别人。第六、夜郎自大症——误以为尊师重道是迂腐，敬老尊贤是古板；服从长官是奉迎，说人好话是拍马。整个社会显现出一种“谁怕谁”那种“唯钱独尊”现象。第七、大爷骄态症——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命带财库，要发财城墙也挡不住。因此“衣着光鲜，口出秽言”。第八、好逸恶劳症——好吃懒做，许多人妄想一夜致富、一飞冲天，不肯脚踏实地，走后门、送红包，攀龙附凤，甚至闯银行，铤而走险，误以为干一票就可以吃一辈子。第九、逞勇斗狠症——有理没理先不管，上街示威走一遭，俨然成为一种新兴的民间休闲运动。年轻人莫名其妙地砍杀路人，挑战警方；黑道大哥则拥枪自重，动不动就携械火并，第十、诈权谋私症——各个政党时而“合纵”，时而“连横”，分分合合，把百姓弄得一头雾水，总觉得政党的设立是为了营私谋权，不是为了百姓苍生。
有人认为台湾文化是“蛋壳次文化”，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人的价值观严重偏差，这正如台湾人生活形态有如蛋壳，自己生长在蛋中，以自我为中心，其实外面的这层自我保护网犹如蛋壳不堪一击。“由于工商业生活紧张，为了能求得在大都会有立足之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以财富相较才能显出个人的角色和地位，所以大家只管自己的赚钱机会，根本无视他人的存在价值。每一个个人和每一户小家庭俨然是一粒粒的蛋，自己躲在里面标榜自我，一切皆以自我为中心，过着只有为自己活的日子。”有代表性的台湾社会现象是：一方面标榜政治民主，实际权钱勾结。如有人先是用钱弄上个民意代表，向“政府”承包工程时找“议员”来说压，迫使官员就范，又来个“金权”利益互送，“钱”“权”一唱一和。有文章认为台湾社会“三生不幸”，如在生活方面，不会营造生活的品质：吃、喝、嫖、赌、电子宠物、电玩等，破坏生活品质至巨。在“生存”方面，不知营造生存的空间：垃圾堆满街，环保不讲求，终至害人害己，难觅良好生存空间。在“生命”方面，不愿营造生命的共同体：人我之间、政党与人民，大家不愿把他看成是生命共同体，因而尔虞我诈，甚至互相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