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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演变和解体是“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结果。“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指导“改革”的思想理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追求的社会理想。“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体系。
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能够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也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主要渊源于三种思潮：一是赫鲁晓夫时期的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思潮；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三是当代西方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理论界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渊源时，较多地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和当代西方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而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却很少论及。其实，赫鲁晓夫的思想才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主流，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要来源于赫鲁晓夫，他是赫鲁晓夫思想的继承者和完成者。早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就指出：戈尔巴乔夫是赫鲁晓夫思想的继续和完成。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
首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所谓“苏共20大的一代”都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登上苏联政坛并得到重用的。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期间，其周围成员及主要“智囊人物”被西方舆论界称之为“二战后的一代”或“苏共20大的一代”。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崛起，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思潮的影响和孕育下成长起来的，苏共20大以及20大以后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解冻”思潮对他们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戈的密友、总统首席顾问、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明确地把自己和戈尔巴乔夫称之为“苏共20大的产儿”。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是苏共和苏联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结束时作的批判和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正式掀开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一页。这次大会不仅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的出笼，导致“解冻”思潮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它开始羽化和培育了最后葬送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戈尔巴乔夫们“一代人”。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也提到了斯大林的功绩，但报告的主要内容则是大量罗列斯大林的错误，编织和控诉斯大林的“罪行”。“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一生没有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没有确立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夸大其词，有很强的攻击、诬陷的感情色彩。据当时出席会议的一位代表说：“赫鲁晓夫讲到斯大林时期时特别憎恨和无情”。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也就否定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秘密报告”对外原拟保密，但数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波兰弄到手后即全文公诸于世，引起苏联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极大震动。
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主张继续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而赫鲁晓夫发誓：“我要在闭上眼睛以前摧毁斯大林并摧毁那帮人，使他们无法把时钟拨过来倒转。”于是，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22大上公开发动了一场更加激进的“官方反斯大林运动”。
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攻击，同20大上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它是公开的。在十月革命这个月份的近两周的时间里，报纸和电台天天吸引着公众对“巨大的罪恶”的注意，并倾听着伸张“历史正义”的要求。第二，这次批判内容超出了赫鲁晓夫1956年“秘密报告”的范围。在那次报告中，赫鲁晓夫还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而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把斯大林时期说成是党、国家和苏联人民“普遍遭受到灾难”。
苏共20大后苏联社会上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引向高潮，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席卷全国。斯大林的遗体被挖出红场列宁墓；斯大林被描绘成一个“病态多疑”的“暴君”，“一个精神病患者”；斯大林时代被说成是“一系列罪恶和错误”的历史；而斯大林时期的许多人成了“既被捕过也捕过人的‘父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在苏共和苏联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导致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2）非斯大林化导致“解冻”思潮的出现，造成了巨大的信仰危机，在苏联社会上培养了一批人数不少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不少人成为极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是后来搞垮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坚力量；（3）非斯大林化，打倒了一批正直的有才能的干部，而一些野心家、阴谋家借吹捧赫鲁晓夫起家，在赫鲁晓夫周围布满了一批拥护者，形成了苏联历史上所谓的“赫鲁晓夫一代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雅科夫列夫是苏共20大的代表，戈尔巴乔夫是苏共22大的代表，可以说，他们受到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思潮的全面“洗礼”。他们就是从此开始走上怀疑和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1989年10月，雅科夫列夫在同美国记者赫德里克·斯密特的一次谈话中说：“苏共20大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生活巨大的根本转折点”，“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亚·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6、29页）。又说：“20大期间，特别是20大以后，对过去越来越多的批评起了决定性作用”。“20大以后，人们对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及其所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同上，第27、29页）。在谈到苏共20大给他的印象时，他说：“20大给我最深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印象是反对个人崇拜。斯大林被誉为伟大的天才、深刻的思想家、理论家等等，这种意识虽根深蒂固，但顷刻间也都破灭了。”（同上，第31页）苏共20大后，“社会意识开始觉醒”，“各阶层人士的辩论，这其中也包括普通的同志式的辩论，促进了社会意识的提高，形成了一些思想认识比较统一的群体并延留至今。如人们所说的那样，20大耕耘了多少土地，播下了多少健康的种子，就有多少收获，就创造了一片新天地。20大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播下的种子是不会磨灭的”（同上，第30页）。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也推崇备至。他上台后，对“斯大林主义”动辄大张挞伐，而对赫鲁晓夫则大肆颂扬。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说：“苏共20次代表大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集会上的讲话中，他说：“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20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了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以及尼·谢·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30-40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在谈到他的改革与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时，他说：“应该重复一下我已经多次谈过的一点：改革的构想并不是某一批人的心血来潮。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起，在党内和社会上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我们的改革历经坎坷，而作为改革基础的构想，吸收了社会上、党内和科学中和文化中早就成熟了的一切好的东西。”（《苏共中央向苏共28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
历史有惊人的巧合。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结束时作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掀开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一页：时隔30年，同样是2月25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苏共27大，发动了一场最终埋葬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继续和完成了由赫鲁晓夫开始的官方反斯大林运动。从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上，人们不难看出，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对戈尔巴乔夫们“一代人”的影响是何等之深。
其次，赫鲁晓夫时期不仅“培育”和造就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这一代最后埋葬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且在多方面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这一点，原苏联国内早就有人作过分析。例如，康斯坦丁·尼古拉耶夫写的《新政治思维》一书就指出：“改革的道德成熟过程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赫鲁晓夫的解冻’无疑给了这种过程以动力。”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思潮的推动下，“苏联社会在社会心理方面也发生了面目全非而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在社会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不仅仅是新的问题，而且还有新的一代人……只不过他们在最重要的个性特征和共同特征方面都与前辈不同罢了”。“他们更向往正常的、健康的实用主义，对自己、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更多了。他们的观点更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他们更强烈地要求看得见的变化，而不是遥远无期的变化”。苏共20大以后的十几年里，“生活变了，人变了，整个社会以及最活跃的阶层的思维也面目一新了。这一切逐渐地、早在改革前时期就悄然无声地改变着社会的精神生活，改变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结构中如此重要的学术理论观念。改革打开了闸门，释放出蓄积的能量，宣布了它极力主张多元化和创作自由。但改革做到这一步之前，它本身必须酝酿成熟。在苏联社会当时正在发生的各种精神过程中成长起来，逐步积累本身的效能，为精神上和道义上的突破积累能量。直到这种突破终于发生”。
“解冻”思潮是赫鲁晓夫宣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抽象的人道主义等等，以及全盘否定斯大林而诱发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赫鲁晓夫在位时怂恿和庇护这种思潮；赫鲁晓夫下台后，“解冻”思潮虽受到官方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它由原来主要在文学艺术和历史领域活动转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滋生和萌发出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说，并与当代西方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相汇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反马克思主义逆流，并最终转化成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戈尔巴乔夫的出笼。
由此可见，苏联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到来决不是偶然的，赫鲁晓夫时代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在多方面创造了条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苏共20大以来的“解冻”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政治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和国家学说理论，否定党和国家的阶级性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全民党”论，“全民国家”论；（2）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观，淡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他要求把“伟大的人道主义”作为“我们的意识形态”；（3）在对外外关系上，否定帝国主义的本性，淡化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鼓吹无条件的“和平共处”论；（4）在时代问题上，提出了核时代观，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相互关系的理论；（5）对待历史问题，则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而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
赫鲁晓夫的上述思想观点，被戈尔巴乔夫全盘接受过来，并使之发展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宣扬“全民党”论、“全民国家”论，戈尔巴乔夫也否定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把苏共定性为“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合体”。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阶级性质、地位作用、组织原则等方面，使苏共彻底改变，转向民主社会党。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人与政权、与权力分离”，是“专制”、“独裁”的祸根，因此，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他宣称，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全面充实人权”，使之符合“全民国家”的精神。
赫鲁晓夫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观，戈尔巴乔夫对此倍加赞赏，认为赫鲁晓夫时期“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他说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是一个“纲领性原则”，今后“应以越来越深刻而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经他的充实和发展，被系统化、理论化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否定帝国主义的本性，鼓吹无条件的“和平共处”论和“核时代”观，这一切也被戈尔巴乔夫完全接收过来，并发展成为“全人类价值观优先”和“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政治思维”。
当然，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也有很大的不同，赫鲁晓夫至少在口头上是“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他多次表白，他深信“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会战胜资本主义”，甚至喊出了“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豪言壮语。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浸透着一种浓厚的“社会主义失败论”的悲观绝望情绪。再者，赫鲁晓夫虽然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无条件地”进行和平共处，但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思想已经和解了”。而戈尔巴乔夫不仅主张两种制度的“趋同”和完全的“一体化”，而且主张两种制度之间的完全非意识形态化，一厢情愿地大讲特讲“全人类价值观优先”、“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样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空洞口号。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师承于赫鲁晓夫，但又超出了赫鲁晓夫。尽管如此，两者作为苏共20大精神的首倡者和继承者，在根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戈尔巴乔夫思想是赫鲁晓夫思想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的继续和完成。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演化、发展过程及其恶果，我们可以看出，对错误思潮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如任其泛滥，影响不只在当时，而且会影响一代人、几代人，即使当时不蜕变，以后也会变。这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给我们的一个严重教训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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