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而求索奋斗——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周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久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开辟了中国文化创获现代性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划时代成就，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鲁迅，这颗“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空的灿烂群星中明亮夺目的一颗，其终身服膺的母题、奋斗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与作出的贡献，也正是在这方面。他的这一业绩，比之他在为某个革命阶段的具体任务所做出的贡献及意义，更重大更久远，在今天的价值也更大。
“五四”：对民族文化主题的把握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受到传统文化的严重阻滞，它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艰困地踽踽而行；这种窘境，为其他国家所无。这与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东方文化主要代表之一有关；也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悠久和突出特点所决定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没有遇到这种巨大而顽固的文化阻力。它们也都积极学习西方。但俄罗斯原来就有西方的“文化血脉和遗存”，并有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品性；日本维新时期实行文明开发政策，从“汉学”转向“洋学”，“脱亚入欧”，也只是从一种外国文化转向另一种外国文化。所以实行现代化改革时，皇帝带头，学者前行，“群众响应”；而不像中国那样，皇帝以传统文化为命根，为“法统”、“道统”之根；学士儒生，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触传统文化则如丧考妣；民众受传统文化之“愚化”，对“洋人”“洋学”，既恨且怕，“上下齐手”，形成全面性的民族大阻力。本来，中国文化有尚静守成重农轻商的抵制现代化的一面；又有极严重的“唯我独好”文化优越感，夜郎自大。这更加大了文化阻力。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专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以儒教文化占支配地位、并与封建政权小农经济结合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板结性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既严重地阻碍了传统文化中许多接近现代性的因素的发挥，又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慢变因素。（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 —275页。）外国研究者也指出， 中国现代化受挫于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尚古心态阻碍着中国人抓住大好时机以创造一种新的未来”；他们说，“在帝制中国，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哲学，它是进入官场的通行证，是派别斗争的武器，是统治的工具也是地位的标志。”而“在西方，学问却完全没有这些功能。”（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258页。）这样， 到“五四”运动前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直到辛亥革命的器物层、制度层的改革，仍然收效不大，如鲁迅所说“内骨子里还是依旧”，统治者仍然提倡尊孔读经、以儒治国。历史车轮印出的辙迹就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也已经进到文化层次；当面的强大之敌，也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决定论”习惯使然；而是中国的革命先驱对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主题和难题的准确把握。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了解决文化层问题和从文化层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以前诸阶段改革进入文化层的继续和深入。鲁迅由于早就寻觅思索过，并经历了在东京发起文艺运动的失败、回国后的几年沉思探索，结论正是中国积贫积弱是“文化斗争的失败”，必须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文化再造；所以便全身心投入运动，高举起文化革新的旗帜，把握了运动的主题。
鲁迅对“五四”主题的把握：
人的现代化
鲁迅从本世纪初在日本发表6篇论文，直到1936年10月逝世， 终其一生，坚持创造中国文化“新宗”、改革中国国民性，即“文化
人”这一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现代化的文化母题。这是鲁迅经过外观世界之思潮、内察中国之实际、深究中国与人类之历史，其中特别重要和现实的是就近研究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与文化选择。同样不是由于鲁迅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决定论”思维习惯的影响。而且，这里浓缩了鲁迅自身的思想历程，潜存着深厚的历史—社会—时代—文化的背景。鲁迅在“五四”以前，即经历了习水师（振兴海军）——学开矿（振兴实业）（注：过去都根据鲁迅自述，以他之入水师与路矿学堂，只是因为要“走异路，逃异地”和去上“无需学费的学校”。我曾在拙著《鲁迅评传》和《走向鲁迅世界》中，据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使用“戛剑生”的别号并刻“文章误我”的图章，推断鲁迅当时确有从军报国之志。现据申彦俊《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 鲁迅当时确曾有“海军热”和“开发矿业”的思想，故可认定。）——学医（增强国民体质）——从文（改造国民灵魂）这样一个思想与求索历程。它基本上“浓缩”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诸多民族精英求索的这样一个历程，而达到了进入文化层改革和创获现代文化的认识水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这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发展，紧密地结合着也反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历史节拍，形成了他作为“民族思考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品格。鲁迅的“改革国民性”的认识，也是他研究了西方19—20世纪思潮、接受了中国思想界前驱的影响的结果（前者见于他的早期6篇论文，后者如梁启超在1901年5月就在《清议报》发表了《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一文，列出中国国民性中的六大劣根性）。这两方面，不仅反映了前述鲁迅思想“源于实际”的品格；而且表明他的思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和资源充实，也接受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些，总括地说明：鲁迅所把握的文化母题，表明他真正把握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这一思想是“鲁迅文化文本”的核心。
鲁迅所把握和始终致力的文化母题，至今还是当代追求现代化目标国家的主要的和首要的课题。一个国家的落后，不仅是经济图表上一大堆可怜的数字，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这已经是世界共识。技术、设备、机器等硬件需要人去掌握和使用，“完善的现代制度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注：殷陆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法国杜蒙教授指出的， 60年代非洲一些国家曾试图“用钱买来一个现代化”的失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学界在60年代对6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后，得出新的观念：“要重新调整以往研究国家发展的重点，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那些杰出的人。”（注：殷陆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世界社会学界两个学派，一个重在狭隘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注意制度；一个重在广泛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注意的是人，特别是个人。再看我们每天所亲见的我国的现实，也可以体会到，仍然是人的落后，国民劣根性的复燃以至某些方面的恶性发展，阻滞了现代化进程的更快发展。这一切使我们理解到鲁迅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始终把握住“改革国民性”（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一中国实现现代化、达到富强的目的母题，是何等重要、何等深刻、何等具有远见，也可见“鲁迅文化文本”在今天的尖锐而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鲁迅在改革国民性上的认知逻辑与理论线索是：中国的积弱积贫而又改革长期甚少成效，在于国民性的落后窳劣；——这一国民劣根性之造成，则在于中国是“衰老的国度”，“废料愈积愈多……组织变硬”，其文化即“旧文明”，只会教人“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因此，必须改革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因此他提出“立人”，“致人性于全”，要进行“思想革命”，在文化上“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新宗”就是中国文化的内之自我革新，外之吸取西方文化，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建设中国现代文化。
批儒／反传统：创获文化现代性
因此，鲁迅一直坚持反传统，以此为推动改革、进行国民性改造，以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母题。然而鲁迅并不是全面反传统，他反传统的重点，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内向、同现代化进程不适应以至阻碍现代化的一面，尤其是被历代统治者利用为治民之术和愚民政策的那一部分。他的批判侧重于三个方面：（1）封建礼教制度、家族制度、 等级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封建、半封建统治制度；（2 ）儒道佛结合而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保守、消极、中庸、忍让、迷信的文化方向与文化精神；（3 ）被这种传统文化所愚化、毒化，也是作为统治者“治绩”的国民劣根性。他并未全面批判更未否弃传统文化。早在留学时期写的《破恶声论》中，他就破“破‘迷信’”论者，肯定中国上古神话传说，是一种“向上之民”，超越物质层面作形上的思考与想象；肯定“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的精神；并给中国“‘龙’文化”以肯定评价，以为“神思美富，益可自扬”。他指出，如果对作为“国徽”之“龙”，“加之谤”，“旧物将不存于世矣！”这足见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及其精神是十分肯定的。以后，在回国后的沉默思索的几年中，他以“回到往古去”的精神，收集古小说、临抄古碑、研读佛经，实际上是“外寻”受阻之后，又“内求”之，向传统文化再寻必破、应继，宜立之规。在“五四”狂风暴雨式“打倒孔家店”时期，他仍然研究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写散文以美好感情赞美中国民间文艺，特别是它的文化精神。以后，他继续费尽心力和金钱收集汉画像，整理出版古籍，收集出版《北平笺谱》，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并且创作《故事新编》，从中国历史中寻找题材，挖掘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像女娲、大禹、荆柯以至孔子的可以和应该肯定的部分（在《〈出关〉的“关”》中，鲁迅说，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因为“孔以柔进取，……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这些，不仅是说明鲁迅并不全面反传统，而且表明他正是在这种发掘、整理、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进行“现代诠释”以至“现代化处理”之中，来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而且他的辛劳创业，取得了我们至今受益的业绩。
鲁迅是以彻底的精神反传统的。但这种“彻底”，不是完全彻底地滞弃全部传统，而是表现在一种彻底的精神上：既然批判那些应该批判的，就应彻底地批判之，批判到彻底的程度，而不能心慈手软、半途而废、不打落水狗或折中骑墙、“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正是一种现代文化精神。他之所以坚持“彻底”，还因为“硬化”了的传统文化的“沉积”，和维护它们以维护其统治的统治者们，一方面会使用“苦肉计”，又会用“软刀子”杀人，还会“在瓦砾场上修补”，甚至“落水后爬起来再咬人”。而且，他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种种反改革的势力、反动统治者，对于他们治下的人民，对于改革者，那钳制、镇压与戕害，是不遗余力的，毫不手软的，向来是很彻底的，不同情、不妥协、不原谅、不宽容，不讲“费厄泼赖”的。鲁迅之反中庸，也是反对这种折中骑墙态度。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坚持与发扬。现今有的论者对于这种“五四”精神和鲁迅坚持的这种精神，以为是完全彻底否弃整个儒学和传统文化，因此提出质疑、加以否定，是出于误解或者是一种历史反思的误区。
鲁迅的批儒，也是有原则、有分析的。他并没有批判原初的、整个的，特别是作为思想学术文化的儒学的全部。他所批的是“被统治者捧到吓人高度”的，被“种种的权势者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装”的孔夫子，是被统治者利用为“敲门砖”的孔教，是为历代统治者制造“人肉筵宴”的“治民众者”的“治国的方法”的儒道。当然，他还批判儒家的家族制度、礼教制度和等级思想。应该说，鲁迅所进行的批判，正是体现了“五四”精神。鲁迅对于“国粹”的批判和对于保存这种“国粹”的“国粹派”的批判，也是这样的原则和这种精神。这也是符合与体现了“五四”精神的。现在的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以至对儒学的研究和新儒学的研讨，都是当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不应成为对于“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的否定。包括近年来，对于学衡派的重新估价，也是如此。学衡派作为“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派，拥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有一批具有学术文化价值的论著，在当时，作为整个学术文化“合力”之一，参与了、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建设，在今天仍然保留着其价值，应予肯定，这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五四”时期的激烈斗争中，军阀统治尊孔读经，提倡孔教，镇压新文化运动，学衡派同其他文化保守派一起，成为统治势力的“同盟军”，至少是站在同一面，而与新文化势力对立。而因此，新文化阵营与之对垒，展开论争与批判，也是合情合理的；就像他们抵制批判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新派也是情理中事一样。现在有的论者，把鲁迅视为批判学衡派的主要“责任者”来批，甚至把几十年后学衡派受贬和吴宓遭难的帐，都扣到鲁迅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公正的。事实上，鲁迅并没有同学衡派展开真正的论战，他只写了一篇《估〈学衡〉》的小杂感，指出该杂志上有的文章，提倡国粹，但于国粹还不了了，用词有误，如此而已。杜维明先生指出，在“五四”时期，对于儒家学术文化的批判，倒是对于孔孟之道起到了“厘清的积极作用”；而利用孔教作敲门砖的军阀统治者，却确实“把儒学的象征符号污染了”，使它腐化（参见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回顾“五四”的一种清醒的反思。
“中外东西”：接受、改塑，“别立新宗”
鲁迅一直高举着“五四”运动举起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然而“五四”时期以及以后，人们都面对“中学／西学”——“传统／现代”的双向悖论与两难选择。鲁迅对此的文化策略，是以“批判—吸取”的方针，超越“体用”框架，“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不失民族固有之血脉”，从而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他早期和后来的论文与《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论著，都体现或论证了这一文化思想。他的小说、杂文和散文诗等作品，更是中西艺术文化、美学理论和传统现代都互相结合、水乳交融的实证。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思想也都突出地蕴涵其中。他终身坚持他自己提出来的“拿来主义”，实行“拿来”的总原则：“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都可以。他一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握现代，积极地、及时地、有选择地，译介外国文学艺术新的思潮流派的理论和创作，除了自己选择，还热情帮助扶植年轻的作家、翻译家，并创办了在我国文学发展上卓有贡献的外国文学杂志《译文》。他一面收集汉画像、出版《北平笺谱》，一面介绍外国艺术流派，并提倡、扶助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他的所有这些论述、工作、事业及其成果，都是中国艺术学术文化创造发展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艺术家和广大群众。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学艺术、学术文化创获、发展现代性的重要方面。
鲁迅对于外国文艺思潮、思想文化的吸取，都是经过挑选、滤过、咀嚼、消化，赋予了自己的解读与诠释之后，才作出的。这是一种经过海德格尔所说“三前”（前有——预先有的文化准备；前识——预先有的概念；前设——预先已有的假设），即接受学所说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的挑选、映应；又经过罗兰·巴特所说的“读者的工作”，赋予了在“原意”基础上，由于主体的创作，而后产生的“意义”。而这意义，是根据中国需要、时代精神、文化语境，和鲁迅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比如，他为许多译著所写的序跋，便是这种工作的很好表现），从而创造获得的。这是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民族诠释与接受；从而成为借“他山之石”以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成果。鲁迅不是外在地、机械地、分割地、孤立地各取若干部分，拼接式地接受—组合—镶嵌成一体；而是整体地、有机地、全面系统地把握对方精神实质，消化融合、选取吸收，为我所用。因此，这里包含着一种“合理的误读”、“为我所用的诠释”的接受以至改塑。鲁迅对果戈理、尼采、波特莱尔、安德列夫、厨川白村等的接受；他的杂文创作，把对魏晋文章的清峻通脱、唐代罗隐和皮日休等的讽刺讥诮、晚明小品的清丽洒脱的继承，与对英国散文的幽默典雅、日本随笔的轻灵雅致、尼采文章的奇诡恣肆、波特莱尔文字的想象无羁等等，融为一炉，既是地道中国的精神神韵，又具充分现代性的审美特征，便是最好的实证。
科学／民主：
建立人国与“两种文化”结合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提出的，也是鲁迅一直坚持的两项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创建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中是缺乏这种思想—文化资源的。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鲁迅在留学日本时期，就撰写了《科学史教篇》的专论，论述了科学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近代历史上，对社会文化发展所起的巨大、广泛而深远的作用。鲁迅对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是从广阔、长久、深远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他不仅仅是把科学看作一种工具，一种能够使人类、社会得利的知识与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发明的实际应用，不但推动了生产，而且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能引起思想革命，进一步“改革遂及于社会”。他说，科学是照耀世界的“神圣之光”，可以遏制颓势而激励人心，平时是人性之光芒，战时由科学的激励而产生治理国家的人。这样，他就把科学看作一种人类的认知体系与世界观、方法论，远不只是具体的工具。更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鲁迅这时便已经指出人类两类文化的分异，和人类社会、人类心灵保持两者平衡发展的必要。他疾呼，“顾犹不可忽视者，为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如果人类只注意科学一事，“人生必归于大寂”。所以他提出，还要注意人类“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人类不仅要有牛顿，还要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康德，还要有贝多芬，不仅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鲁迅是越过器物层—物质层的认知范围和樊篱，站在人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的广度和高度，来认识和评价科学的功能与作用的。他说明，科学远不只是得利的工具，它是西学中，也是文化现代性中的重要的、基本的内涵；是人性、人的精神世界的基本内涵。鲁迅的这种科学观，是他贡献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创获的重要内涵，至今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我们现在，普遍的重理工轻人文，惟以科学为“兴业振兵”之具，“唯枝叶之求”，“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这种鲁迅当年批评的对科学的认识误区，也还是存在的。
鲁迅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在“五四”运动中以至终其一生，都以科学为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改革国民性、批判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虽然未曾再撰写科学专论文章，但在他的杂文中，既有丰富的关于科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功能价值的论述，又有深厚的科学思想、科学知识背景。鲁迅文化文本，就是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范本之一。他还自己整理翻译出版过中国古代和外国的科学方面的著作；又支持帮助他人编译这方面的译著，并为他们写序。在“五四”时期和以后，他都指出，要治疗中国国民性和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昏庸、愚妄等病症的药物，“只有科学一味”。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同反科学的态度、政策、思想作斗争，要同时、同等重视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要“致人性于全”，这些都是鲁迅一生的重要事业，是他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是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且是至今保持着新鲜意义的箴言。
对于民主，鲁迅除了杂文中的许多战斗言论之外，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但他并未撰写过关于民主政治的专论专文，他也很少从政治学角度、用政治话语来谈论探讨民主问题。这是他与胡适等同时代文化大师的不同处。他更侧重于使用从历史—文化角度创生的话语，来论述民主问题。他很早就使用了“建立人国”这一独创的话语。从他的具体论述和他当时的以至一贯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他的“人国”中的“人”，是指的国民，尤其是其中的劳苦大众。因此，这实际上就是“民主共和国”的从文化学角度所作的表述，或者说是“鲁迅文本”中的“文化—政治”话语。“五四”时期，他又提出了“三个时代”说和“三个要求层次”说。这也是他的文本中的“文化—政治”话语的表述。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总括起来说，不过是两个时代的交替：“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现在则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三个时代的划分，都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立场来说的，即人民大众是否“做稳了奴隶”或“做奴隶而不可得”，以及不再做奴隶。至于统治者，是“治人者”，从来不是奴隶。他还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三个递进的层次，也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是他们要生存、温饱、发展；而那些“治者”、“食人者”是永远“享受着人肉筵宴”的。鲁迅从未脱离实际社会状况，仅从学理、理性层面来谈论民主，而总是结合民族的命运、社会的需要、人民的生活情状，来具体地提出论述民主问题。在30年代，他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反动统治、思想钳制与文化专制，以及人民抗日热情和运动的遭受镇压，便在杂文中疾呼爱国的自由、抗日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等，这些，都是当时迫切的民主要求。
鲁迅在民主思想方面，还有一个深刻处，他不仅揭露批判“暴君的专制”，而且指出“愚民的专制”。这是一种“群体的专制”，是愚昧的民众，以愚昧来实行的普泛的专制，包括父对子、夫对妻以至母亲以“愚昧的爱”对儿女的专制。这种专制的造成，表面层次自然是愚民为之，但实际上，愚民的这种“愚”，是统治者“治”出来的，所用的手段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所以，这实际上仍然是统治者通过愚民政策愚化人民之后，再通过愚民之手，对大众实行的“愚民专制”。鲁迅在这里，既深入揭露、批判了专制制度更深层次的罪行，又深入地揭示了实行民主的深厚群众基础的必要性、重要性。这种民主是必须启发民智，改革国民性，使全体人民成为现代人，才能真正地彻底地实现的。而这又必须把眼光再回到统治者身上，首先面对当面之敌，改变、推翻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愚弄、愚化。这样，鲁迅关于民主的论述和思想，又同他的改革国民性、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等等思想联系起来了，成为他的“中国文化现代性创获”的组成部分。——“鲁迅文本”，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中国现代化文本。
阿Q形象：“中国魂灵”的文化蕴涵
鲁迅以文艺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改革国民性的首要武器；因为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花”，既能照亮人民，又能点亮人民心中的“精神燃料”。他作为文化大师的伟姿，是首先以作家的身影显现的。这是他同他的许多同时代文化大师显然不同的地方。然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从文化到文学”（文化→文学），因此他的创作意识和艺术世界里的文化观念、文化意韵特别丰厚而深沉。他的主要作品都是聚焦于“通过文化剖析和溯源（‘挖祖坟’），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痼疾以改革国民性”这一社会课题和文化母题的。《阿Q 正传》是集中“写出国人的魂灵”的典型之作。其他许多小说，也都是描画、揭示国人灵魂的某一方面的。其中多数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如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等；也包括士大夫、近代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人物，如孔乙己、陈士成、魏连殳和举人老爷、假洋鬼子、七大人等。鲁迅揭示了各阶级、阶层的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这方面，鲁迅不朽的贡献，就是创造了阿Q这个艺术典型了。阿Q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几十年来，直到今天，人们都以阿Q为鞭策中国人上进的“戒尺”。 以后还将如此。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一个伟大贡献，它是在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中的一种推动力。阿Q形象的诞生， 是鲁迅以他的用中西文化交融形成的现代文化观念、艺术思维和创造意识，观照中国社会、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结果。这里不仅有他的深沉的揭露、剖析与批判，而且寄托着他的理想与希望；蕴藏了他冷峻的现实主义之中被有意地掩蔽着的浪漫主义精神。对阿Q也是对中国人，不仅“哀其不幸”， 而且“怒其不争”，也还肯定他们身上极微弱极隐蔽极深沉地蕴涵着的，忧郁、怨恨、不满以至抗击的情绪。这就是在鲁迅文本中“狂人家族”的成员们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的“狂性”（注：见拙作《鼓定安文集》第四卷《论鲁迅小说中的“狂人家族”》和《“狂人家族”产生的主观素质与文学、美学意义》二文。）。鲁迅说过，历史上还没有“国民性不能改革”的先例；中国只要发生革命，“阿Q就会做革命党”。 这是鲁迅所看见的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人身上的实况，也是改革国民性的依据、希望的亮点和理想的晨曦，虽然暂时还是微末的。鲁迅还说过，要用“酸剂以至强酸剂”去洗掉中国传统文化中，几千年积存下来的“废料”、“矿质”和“游走细胞”。他的作品就是要起这样的作用的。他更“预言”了，一旦“革命成功”，阿Q会去杀人劫财、霸占女人、 抢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鲁迅的这种批判力量，一直保持到现代，还有它的新鲜性和尖锐性。这些都是鲁迅灌注于自己艺术思维、创作心理和整个文化文本中的现代文化因素；也是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有力的创获。
这里，还有一点提出来讨论，即阿Q精神的“反物正用”。 几十年来，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遭受到种种苦难，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能够“挺过来”，因素之一是靠了一点“阿Q精神的支撑”。 聂绀弩曾有句云：“庭户轩窗且Q豪”，并说：“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注：见聂绀弩著《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和该书朱正所写《附记》。《附记》中还说：“在绀弩同志写这后记的一年以前，我写过一封信给李锐同志，诉说自己在三十年间遭遇到的横逆，信中说：‘何况我这人还有一点阿Q精神， 并不认为自己吃了多少亏，因为这对我也是一种特殊的锻炼……’我把这封信拿给丁玲同志看过，她看到此处也笑了起来，说：‘你说你是阿Q， 那天我还和陈明在说，我们都是阿Q！ ’”）这大概是鲁迅当年所未曾设想和预计到的。这主要是环境的迫力太强大了，精神上的摧残太冷酷了，孤立无助的状态太严峻了，没有一点“阿Q气”简直没法活下去。这里， 透露了阿Q 这个艺术典型精神内蕴的深层的另一面：他用“精神胜利法”抵御了无边的黑暗，进行了微弱的抗击，显示了灵魂深处的一点微末的亮光。这应是鲁迅的本意。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点点”，阿Q 就连鞭笞也不值，没有“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可能了。当然，聂氏、丁玲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的“借用”阿Q精神， 是在鲁迅作品与典型提供的“原意”基础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进行了“现代——现实加工”，产生了“意义”，“为我所用”。而这正证明，鲁迅文本的“含义”中原本就有那“合理的内核”。这一思想——文化的“底蕴”与“内核”，也就是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表现。
杂文文本：
独创性现代艺术—文化成果
鲁迅在改革国民性和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方面，最大量使用的艺术文化武器是杂文，他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巨大的、成功的，也是最富独创性的贡献。他的杂文，是他运用他的现代思想——文化眼光和胸怀，对中国“历史—社会—传统—文化—国民性”这个整体，即他所说的“旧文明”、“老调子”，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文本”，进行观照、揭示、剖析与批判之后的结晶。这是“鲁迅现代文化文本”同“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的“对视”、“对峙”、对立、对抗，以及由此爆发出的思想火花和艺术结晶。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以“杂文”艺术形态出现的“鲁迅文化文本”，亦即“五四”运动所催生孕育的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重要部分。鲁迅一直高擎着两面旗帜，即他所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前者是对种种社会现象的批评，特别是对“蕴含着中国国民性的社会现象”和“中国国民性在社会现象中的表现”的批评；后者则是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的批评，是他所说的“挖祖坟”的工作。两者是互相渗透、彼此结合、表里为一的。他的杂文批判的突出特点是：普遍与具体的结合、广大与细小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思想与艺术的结合，还有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社会—人（国民性）”／“传统—现代”渗透、弥漫在全体文本之中。他的杂文如他所说是“一鼻，一嘴，一毛”，是“地摊”上的“几个小钉”、“几个瓦碟”，是“照秽水、脓疮”；但又是既“常取类型”又是“皆为公仇而非私怨”，故虽是“个案”却有丰厚的社会文化含量；是“投枪、匕首与解剖刀”，又是文化批判的武器。因此，“有着时代的面目”，并且是“中国人的灵魂都反映在我的杂文中了”。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中的种种劣根性表现：自私，虚伪，“看客态度”，“做戏的虚无党”，“自己的手不懂得自己的足”，“各人只顾自己，目中毫无他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以至于“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在他的揭露批判中，显示了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的底蕴和背景。他的现代文化方向、精神、心态与方法，都蕴涵其中了。这样，在他的杂文文本中，就在剖析批判传统文化中，蕴藏显示了现代文化，成为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成果。
在鲁迅的早期杂文，主要是收集在《坟》、《热风》、《华盖集》及其续编中的杂文中，还有一批长篇的、专门的文化批判文章，从整体上、根本上、基本文化方向与精神上，对传统文化中的资质老化、硬化的部分，用“文化的强酸剂”去腐蚀、剥落，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创获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至今是我们认识传统文化、建设现代文化的思想文化明灯。因为在这批“文化杂文”中，更是大量地、系统地、全面地、丰富地、深刻而富有文学风采地渗透、灌输、显示了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方向。
鲁迅后期杂文，即在上海十年时期的杂文，向为一些论者惋惜地认为“太执著于具体人事”，“太关注当前时势”，而减弱以至丧失了艺术价值；有的国外论者，甚至以为是“鲁迅创作力衰竭的表现”。这不免是一种误解。如果大体言之，鲁迅这时期的杂文大体针对两方面的“时事”即社会现象发言：（1）民族危亡与国民党统治的不抵抗政策； （2）大上海的社会文化现象。前者是当时“民族第一主题”， 实为最大之事。后者因是社会文化现实现象，既有一般意义，又不少都与抗日救亡运动有关。有论者说，他原来喜欢鲁迅早期“那种对于中国文化猛烈而庄严的批判乃至宣判；而对后来那些卷入具体人事的笔战文章却略有微词，认为它们不免有些琐碎和不值得。”但是，90年代重读，“印象则恰恰反过来，觉得那些笔战才更有人气和烟火气，才更真实因而也更深刻，反是早期那些面对整个文化作战的文章相比之下稍嫌浮泛了。”（注：李书磊：《杂览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09页。）这应该说是一种了解中国现实和鲁迅之为鲁迅的论断。但更重的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文化意蕴，犹有值得我们开掘的内涵。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会，是所谓“东方的巴黎”。然而，它又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极端畸形发展的城市，是中国的一个“现代化孤岛”。一方面，它是“中国现代性的化身”、“一个作为中国现代性文化母体的城市”（李欧梵）；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被中国的前现代的、落后的地区和农村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因此，在这里，各种文化纷然杂陈，形成一种农村的、封建半封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西方先进的和腐朽的、前现代与现代的，等等文化的“混交文化杂合体”，一个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大染缸”中的一个“杂色文化大染缸”。这就是鲁迅当时面对的“中国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世界”。他就是要与这种文化作战。他在杂文中揭露、剖析、批判了上海的儿童、少女、“康白度”（买办）、“三道头”（租界警察）、小报记者、无聊文人、“洋场恶少”、流氓瘪三、“吃教”的、“吃白相饭”的，等等，他在种种“人事纷争”中，透视了大上海从流氓大亨到小市民的各种文化心态和国民性中的种种问题。如果说早期杂文更侧重于对具有更多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国民性的批判；那么，上海时期的大量杂文，则更侧重于对具有一定程度现代文化—心理结构，又混杂着落后传统文化，存着一颗落后传统灵魂的“现代市民”——“‘现代—传统’中国国民性”，展开批判。在如像《流氓的变迁》、《经验》、《谚语》、《沙》、《谣言》、《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儒术》、《说“面子”》等一批杂文中，那种对“上海的（也就是中国的）世态人性”、即中国国民性和文化传统的剖析批判，又有了新的内涵、新的意蕴、新的文化创获。此外，在同时期，他也还写了不少类似早期杂文而又带有30年代社会情态与文化特色的“文化杂文”（注：这些杂文主要有：《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买〈小学大全〉记》、《门外文谈》、《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题未定’草（一至三）》以及（四）（五）（六）（九）、《死》、《女吊》等等。），其思想深度、丰富内涵、广博知识、艺术素质、隽永韵味等，都不亚于早期同类散文。这两大类散文，其基本母题，仍是解剖中国传统文化、改革中国国民性，也就是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是一位文化大师、一位“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的作家，以立足中国现实、展视世界大势，站在现代文化的基地上，以当时最先进的人类现代文化的意识、观念、理论、视点，对人们在时代性时空条件下和具体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和文化“老调子”，予以揭露批判。因此，一面，在表面的破坏层次，是对具体人事、现象的揭示、暴露、剖析与批判；一面，在内在的建树层次，则可从文章的内在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与文化意蕴上，体察到一颗文化大师的现代文化之心，感受到一种现代文化的底蕴、脉搏与熏陶。而这正是一方面，杂文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创获；另一方面，又以这一“鲁迅杂文文本”，使接受者在阅读过程中，经过“视界融合”而创获文化现代性，或者为此创造条件。
鲁迅的杂文文本，我们现时阅读，联系到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社会心态、现象、“传统国民性的重现以至翻新”，我们就会感受到它好像是“当代文化文本”。一位作家、本希望它“速朽”的文本，现今仍然“鲜活”，这很好地证明了鲁迅杂文中所蕴涵的中国现代文化素质。
《野草》与古诗：
“现代中国心灵”的独白
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文本”的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典型代表。它是一位中国作家作为“现代灵魂的受难者”的独白。这个用中西文化装备起来的，并为创获中国文化现代性寻觅道路的现代灵魂，在前现代、现代、反现代、传统、西方文化、国粹混杂在一起并互相拼搏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经受煎熬，发出呻吟、悲叹、哀号与战叫。它在生与死、爱与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崇高与堕落、方生与未死之间挣扎。生命的痛苦、存在的困惑、死去的过去的纠缠、未来的希望的诱惑、现实的荒谬、灵与肉的矛盾，如此等等，完全是一位现代作家对存在的一种现代性感受与回应。这种感受与回应，是作家对当时军阀统治下中国社会现实、“五四”之后思想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前进与倒退的环境，他对自身的、家庭的、婚恋的、社会的状况等等的反映与反应；是这一切，通过作家的心灵、艺术思维和创作心理的“酶化”、艺术化并哲理化之后的升华和结晶，它们绽开为“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凄艳，幽雅，高洁，朦胧，情与理、思与艺相互结合。这种感受与回应的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意象、沉思与遐想、梦境与真实，统混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现代文化理念和艺术意象，灌注于他所写的生活、人物、事件、幻觉、想象、意象、象征等等之中，形成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哲理性和现代文化意蕴的文学—文化文本。李欧梵先生指出：“本世纪20年代世界文坛上出现了《荒原》和《尤利西斯》，而在中国，鲁迅的《野草》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成就，他显示出一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趋同。”（注：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这种趋同，表明鲁迅对于当代世界文艺思潮流派的广泛的“拿来”与接受，比如《野草》中有明显的对于尼采、波特莱尔的接受、借鉴与“改塑”；然而，这种接受，又是经过与自身思想感情、艺术思维、创造意识的结合、交融与“折射”；经过同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结合，更加以现代眼光与心态的观照、透视与剖析；如此发而为文，就使作品具有了既是社会现实的经过“现代的眼与心”的反映、折射；又是反映、折射了这种现实的心灵的颤动和自白。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充足的现代性。在《野草》的《题辞》和诸多篇章，如《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希望》、《雪》、《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这样的战士》等文中，我们感受到“虚空”、“虚无”、“虚妄”、“大欢喜”、“大乐”、“大光辉”、“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血的大戮”等奇异而深邃、朦胧而引人思、绮丽而发人省的寓意性理念性的意象；接受诸如“野草”、“地火”、“窘得发白的月亮”、“地狱边沿的小白花”、“没药调和的酒”、“人之子”、“神之子”、“孤独的雪”、“死掉的雨”、“死的火焰”、“火聚”、“口唇不动的言说”、“颓败线的颤动”等等凄艳、奇诡、新鲜、形象、独创的象征。它们网结、镶嵌、组织、渗透在文章整体之中，构造成一个受难的现代魂灵，在一个前述这种矛盾情状的现代与传统纠结争斗的社会环境之中，寻觅、思索、抗击、奋战，艰苦地前行，寻觅个体和全体“突围”和“解救”的道路、方法。这使我们感到作家是在感受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对于“存在”的感受与思考：“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是叫我们取消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而是逼使我们去正视它。”“我们总已经生活在一种存在的领悟中，但同时存在的意义又归于晦暗。”“在出场的同时，它总是又把自己扣留在遮蔽之中。在者处于其中的开放空间本身同时又是遮蔽。遮蔽正以一种双重方式在众在者中间支配一切。”（注：《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当然， 这又不是“纯海德格尔的”，而是鲁迅“这一个”中国现代作家，饱和着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中国心态和他个人的生活内涵的所受、所感、所思的升华与结晶。作家的文化心灵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而两者是矛盾着斗争着的，它们撞击的火花，便是《野草》。
《野草》和《阿Q正传》一起，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文本，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杰出的代表性文本之一。它在当时和以后的长时期中，成为中国文化现代性创获的叙事范型。由于它的高度独创性，它是“唯一的”、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甚至是不可重复的。它是鲁迅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抹“越轨之笔”。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化现代性的深切体验和文化心灵社会生活的一种现代性感受。并且启迪来者去创获文化的现代性。而他国、他民族的人们在跨文化阅读中，也能感受和理解到20年代产生的中国人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状貌，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突出显现。今天，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文化混存的现实中，它可使人于阅读中，感受、体验、吸取真实的现代性文化，并从中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以及现代心灵的状貌，以进一步创获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
鲁迅的古体诗，在形式上完全是传统的，这本不是他的“自为的”创作领域，更多的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自发领地”。但是传统的僵固形式，却未能遮蔽一个“现代灵魂”的隐在，未能束缚一位现代作家的文化性灵的表现。对此，李欧梵先生在他的《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一文中，作了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在这些古诗中，显示了确实无疑的现代性。这就是一种包含孤独母题、真正现代意味的恐惧焦虑、存在主义的空虚感等“‘现代的’体验”。“诗中的‘我’被困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某个无人之地”，“鲁迅虽然在‘探索’一条新的文化途径，但诗中的情绪比Wandering （彷徨）和‘寻找’更有丰富的意义”。“他将古典的意象和当代现实融为一体，生动地揭示出自己的痛苦和烦忧。”（注：载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03页。 ）鲁迅突出地应用了屈原的“香草”、“美人”的意象，但他在古典的意象美中，融进了一颗跳跃在苦难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心灵的文化内涵。这里包含了国家民族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他的爱国热情和全民共同心愿遭受反动统治的血腥镇压，国民的依旧麻木软弱，以及左翼文学—文化阵营的纷争、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宗派主义等等。这些，在心灵的个体感受上，也可以归结为：整体的、民族的国民劣根性，和个人“吾独醒”的矛盾，以及孤独的存在的苦痛。同时，一个坚贞不屈、特立独行、英勇抗争的现代人格形象，也于诗中显现。鲁迅的古体诗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与文化响应，历经数代而不衰，不仅在知识精英中如此，而且获得了大众，许多仁人志士和一般群众，吟诵着他的诗句，坚持斗争、度过难关。这正是一种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力表现。
“五四”运动过去80周年了，从“长时段”历史观看来，对于它的认识仍将继续、仍将反思，特别是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文本”和从那时以后所形成的整个的“中国文化文本”的研究与反思，犹有研究深思的价值。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现代性的创获和现代化事业，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鲁迅文化文本的研究；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此主题，作了一点不够全面的尝试性的探讨，仅以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并求正于方家。
1999.3.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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