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就是各种范式的竞争史。国际关系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希 望 能够在不断的纷争中，撇开局限在自己门派内的狭隘成见，达到一个有力解释世界政治的理 论。当前主流理论的论争，主要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理性主义内部的新现实主义和新 自由制度主义之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两派理论的学者们不同程度地承认对方论说 的优势和本身的不足，希望能够不断综合，以产生更有力的解释理论。要理解当前国际关系 理论的这些论争，我们应该明晰两派理论的争论起点。
一 争论的起点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争论，是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主流 理论之争。战后现实主义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它一直受到根深蒂固 的英美自由主义的挑战。现实主义的系统化和理性化，就是这种理论挑战与论争的反映。另 一方面，战后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接受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 并缩小关注重点，成为两派理论论争的契合点。
（一）现实主义的系统化和理性化
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体现在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 原则从政治家理解外交政策的观点进行理性重建，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把权力界定为强者与弱 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强调历史经验归纳，这就拒绝了理性要求的演绎方法的可能性，从 而导致经典现实主义国家理性的模糊。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假设的含糊，使它一方面受到 行为主义的挑战，另一方面受到自由主义传统的新功能主义、官僚政治和跨国关系与联系政 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现实主义者为了捍卫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进行了修正， 形成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体现了对经典现实主义的科学化（系统化）和理性化。前者是由 沃尔兹完成的，后者是由格理科完成的。
沃尔兹把他自己的理论看做是解释规律的陈述。他认为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任务是寻找国 际关系中基本的持久起作用的要素。他找到了这种要素，这就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的行 动和国家间的互动，可以通过系统层次进行解释。系统结构的连续性解释了国际政治生活中 重复出现的现象。撇开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所要求的关于人类生活性质的前提，从系统的层次 对理论进行分析，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为新现实主 义 与新自由主义的修好开辟了空间。另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有意识地限制本身：它仅仅考察 少数几个重要大国，这为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提供了许多空间。（注：Ole Waever,“Figure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Introducing Person Instead of P a radigms”,in Iver B.Neumann and Ole Waever,eds.,The Futures of International Rel a 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虽然沃尔兹的系统化结构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开辟了空间，但还不足以在新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架起共同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个起点是国家理性化假设。在沃尔 兹 那里，国际结构通过竞争和社会化限定了国家行为的条件使他不需要理性假设。但他把国际 结构比做市场，国家比做市场竞争中的公司，为其他现实主义者的理性化假设准备了条件。 80年代初以来部分现实主义者在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者的观 点。格理科总结了现实主义的假设前提，他认为国家理性最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现 实主义假设国家目标定位；第二个因素是现实主义假设国家保持持续不变的目标，即国家的 偏好是有次序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设计实现目标的战略，在外部限制和机会前可以改变战 略。（注：Joseph Grieco,“Realism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 Michael W.Doyle and G.John 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Rela 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1997,pp.163～201.）
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论争的逻 辑起点。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理性假设
虽然现实主义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但根深蒂固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 并没有消失，一直在挑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尽管形式多样，但其核心观点是关注自由、强 调对政府作用的限制、强调制度的作用以及公开契约的重要性。
战后自由制度主义传统主要体现在三种理论中。这三种理论是40和50年代早期的功能主义 一体化理论、50和60年代的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和70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这三种理论都 反对现实主义有关国家的观点和对世界政治的悲观理解，批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变化。他们 认为，互动、交易态度的变化、跨国交往和制度有利于合作；制度和体制性框架便于政治的 学习和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跨国关系和相互依赖拓宽了国家利益如何被学习和变化的观念 。
70年代初，一体化理论转化为关注更广泛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新自由主义，它强调体系 而权力在国家经济中的限制作用，拒绝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的假设，强调跨国关系和相互依 赖的作用。但70年代后期的国际紧张与冲突削弱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重新 巩固了现实主义。然而，在这10年中，国际合作仍以适度的水平发展，部分新自由主义者为 了挽救新自由主义不能有效地解释变化中的国际政治，开始偏离相互依赖，一方面接受新现 实主义 有关前提假设，同时将关注重点缩小到少数明确的问题上，形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构 成了理性主义前提下对现实主义的挑战。
简单地说，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的关注重点是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基欧汉就指出，“世界政 治制度化中的变量对政府行为施加了重要影响，制度有助于解释国家行动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冲突与合作的模式只有在制度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新现实主义的前 提假设是一个有用的研究起点。两者都承认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 体。理性主义假定国家有持续、稳定的偏好；偏好的变化源于外部性（即外部环境）；为了将 效用最大化，国家根据偏好计算行动的成本与收益。（注：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 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9,p.2；有关理性理论的探讨 ，可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 ～394页。）
二 争论的主题
两派理论都认为：国家是统一的理性行为体，是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者；无政府状态是国 家偏好和行动的主要塑造力量。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但两种 理论的论战也源于此，由此产生了两者的论战主题：国际合作、国际制度以及由合作衍生的 相对绝对获益问题。
（一）国际合作
理论的解释产生于对现实的理解。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野就是起源于对国际无 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两者都承认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但现实主义更强调冲突、纷争的 一面。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很难实现、很难维持。国际合作即使存在 ，也只是作为国家治国术如均势的逻辑使国家组成联盟反对共同敌人，或进行联合反对第三 方。合作的本质是国家利用他国优势服务本国利益。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在国际关系 领域，各自独立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处于近乎无政府状态，由此而产生的许多问题 ，形成持续的囚徒困境。但即使在这种类似囚徒困境的环境中，国家也能根据它们狭隘的共 同利益进行合作。除上述有关合作可能性观点不同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 合作的不同理解主要体现在合作的阻力和效用等方面。
新自由制度主义通过假定理性的个体主义的国家仅仅关心本国获益撇开了相对获益问题。 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合作的主要阻碍是欺诈问题，但认为存在使国家保持承诺解决囚 徒困境的条件：第一，重复的博弈。只要进行重复的博弈，合作就容易实现。因为互动持续 发生，国家最终会发现，共同合作是它们最好的长远战略。第二，较少的合作伙伴国。新自 由制度主义认为参与者少有利于合作。因为随着参与人数增加，透明度减少，为了监督和惩 罚而达成集体行动的难度就增加。第三，事务之间的联系。由于各个事务领域相互联系，通 过多层次博弈，进行有取有予的讨价还价、相互方便或相互勒索，有助于实现合作。具体的 实现方式是互惠战略。除上述三个条件外，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特别强调的是合作的制度性框 架。（注：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的战略和制度合作》，见大 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11 4页。）
现实主义认为，合作的阻力体现在欺诈和相对获益。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中央权威强迫承 诺实行，国家担心其他国家在协定中进行欺诈从而获得相对优势；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强调 ，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才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国家在考虑合作时不仅考虑自己的获益 ，而且还考虑与其他各方的比较，即相对获益。对相对获益的关注使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制 度 主义的三个合作条件提出了不同看法：第一，合作应该是临时性的。由于担心或不能确定相 对获益，各国都愿意选择临时性安排，这样，一旦获益差距有利于对方，可以容易从合作中 撤退。第二，合作应该有较多的伙伴国，因为伙伴国多，可以使获益较多的伙伴国被较弱的 伙伴国的获益抵消。第三，事务间联系阻碍合作。假如一国相信在某一领域的合作有利于 它的伙伴国，那么该国就会相信：共同行动中伙伴国的相对实力将会与其他事务领域联系起 来。所以，事务间联系阻碍而非促进合作。(注：约塞夫·M.格理科：《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 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6页。）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作为理性的个体主义者，每一国都试图寻求其效用公式的最大 化，各国的效用公式是独立的。国家并不因为其他国家的获益或损失而获得或失去效用。因 此 ，格理科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效用公式表示为：U=V，U表示一国的效用，V表示报偿。而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效用公式包含两方面：即国家本身的报偿V和它本身与伙伴国的报偿差 距W。W反映有利于本国及其效用的差距或者本国所受的损失而有利于伙伴国的差距。因此， 现实主义的国家效用公式是：U=V-k(W-V)，公式中用k来表示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获益差距的 敏感系数。（注：约塞夫·M.格理科：《无政府状态和合作的限度》，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 主 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对效用公式的不同理解反映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分配性后果的忽视。与格理科一样，克莱 斯勒也强调分配性后果特别是权力在合作中的作用，他认为忽视了权力的因素正是新自由制 度主义对合作解释不力的地方。权力在合作中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权力可以用来决 定谁可以参与博弈；第二，权力可以用来指定博弈规则；第三，权力可以改变报偿结构。因 此，他认为合作的效用并不是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所认为的如何达到帕累托边界，而是在边 界的哪一点。（注：史蒂芬·D.克莱斯勒：《全球通讯和国家权势》，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 义 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二）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
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问题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理论争论的核心。 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在合作中，合作者的效用是独立的，各国主要关心它们本身的绝对获益 ，通过效用独立的假定，新自由制度主义撇开了相对获益对合作的限制作用。相反，现实主 义认为国家主要关注相对获益而非绝对获益。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 由于生存利益和国际均势的驱动，各国对相对实力的损失非常敏感。这种相对实力是它们安 全和独立的最后基础。总体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歧体现在两方面：即相对 获益是否重要和国家是否关注相对获益。
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中，相对获益比绝对获益更重要。现实主义者通 常引用沃尔兹的一段话来说明相对获益的重要：“在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的可能性时，处于 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会获益吗？ ’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在对预期获益进行分配时，比如说，以2比1的比例进行分割， 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衡获益，去实现意在损害或者毁灭另一国的政策。只要双方都担心对 方可能利用它增加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行动，那么，即使双方绝对获益的前景很好，也 不会引发合作。”（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1 05.）
现实主义认为两方面的原因使相对获益重要。首先由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存在不确 定性，使各国不能确定对方未来意图而只有密切注意合作对未来能力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 源于国家在预测或控制伙伴国未来领导或利益方面的无能。其次在于相对获益可以转化为相 对 实力。而且，一个领域的相对实力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领域的相对实力，由此而改变国家行为 能力和国际均势。因此，受生存利益和国际均势的驱动，各国对相对实力的损失非常敏感。 如果一国相信它的伙伴国会实现或者可能实现相对多的获益，那么该国就将拒绝参加、或者 背离、或者限制它对合作安排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参与的安排正在提供、或已经提 供较大的绝对获益，国家也会背离合作。
对国家是否关注相对获益问题，两派理论家们在观念和实践经验验证方面都体现得很模糊 。现实主义坚持国家关注相对获益。格理科通过美欧在非关税壁垒谈判中的例子表明，即使 像美欧这样的联盟伙伴在进行贸易谈判中，也体现了对相对获益的强烈关注。新自由制度主 义 者在坚持绝对获益观点的同时，指责现实主义对相对获益的论述，没有提供能够有效证明不 均衡的分配性冲突的例子。同时，基欧汉也承认，新自由制度主义没有重视相对获益问题。 （注：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300页；Keohane,“ Th 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Towards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 amme,”in Volker Rittberger ed.,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Clarendon Press,pp.23～45.）
现实主义认为相对获益阻碍合作的方式有限制可行的合作协定的范围和通过改变国家合作 动因影响国际合作两方面。同时，现实主义认为，由于无政府状态给每一个国家提供了可以 将它们的相对获益变成自己的优势和其他国家劣势的机会，同时又没有公共政府保证国家不 会利用这种机会，使相对获益贯穿于合作的衰落过程。
（三）国际制度
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是自由主义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主要通过分析制 度 在合作中的作用来解释制度。他们广泛利用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理性选择、集体行动等理 论对制度进行解释。他们认为，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国家创立制度，制度便利国际合作。但 制度并不改变行为者的价值和利益，而是改变行动的诱因。新现实主义对制度的解释主要是 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评者而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承认国家有时候通过制度行动。在他们 那里，制度是体系权势分布的镜子，反映的基本是权力关系，强国为了维护世界权势的分布 现状建立和塑造制度。两派理论对制度的不同解释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形成、制度的作用和制 度是否可以作为自变量等方面。
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从制度的功能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基欧汉指出，制度的功能解释，就 是根据制度的影响来解释制度的成因，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共同利益，减少交易成本，使 行为者通过协定合作。新现实主义主要通过权力来解释制度。克莱斯勒就认为，制度本身并 不重要，分析合作的对象应该是利益和相对实力，而不是根据制度来促进合作的帕累托最优 。现实主义那里国际制度出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是将国际制度的存 在及作用与国际权势的单极分布联系起来。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联系，强调制度的 重要作用，特别是缺少霸主国的时候，另外，他们还强调集体行动可以代替霸权。（注：霸权稳定论的主要来源是Kindleberger(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3,London: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73)对大萧条的分析和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的 集体行动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有效的国际制度的作用体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制度是国际稳定的重要原因。第二，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降低国际关系中的不确 定性，有助于国际合作。这体现在：制度稳定人们的预期，使人们看到保持连续性的价值； 制度使国家在不同事务领域互动联系，事务性联系产生相互依赖，使国家很难进行欺诈；提 供信息，利于监督；减少单个协定的交易成本。第三，制度通过国内制度改变偏好。国际安 排改变社会集团的权力、信仰和目标并改变对外政策。限制国家主权以及规定政治、偏好和 价值方面的变化。新现实主义在承认制度对缓解欺诈、便利合作性安排作用的同时，认为制 度并不如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只是国家实现利益和权力的手段。特别是如 果制度没有考虑分配性后果，行为者很难在制度的范围内进行合作。（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 onal Reg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8,122.）
与制度的作用仅仅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度的自主性问题，也就是说制度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自 变量。现实主义认为制度本身没有自主性，它只不过是特定事务领域内权利分配和共同利益 的协调者。制度本身不能作为主体，它的产生与维持都是国家的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强 调 制度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制度本身的自主性。即使出现了成员国对制度本身的不满，制度 仍然可以得以维持。（注：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3.）
三 理论的互补与综合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争论与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争论相比， 争论的主题更为深化和细致，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新特点。这次争论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第一，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体现了很强的系统化的 理论形式，把行为者的内部属性（包括它们的偏好）看做是稳定的而非变量，承认国内政治可 以忽略，只考察少数重要的国家。第二，大量采用经济学理论。在争论中，两派学者都采用 包括理性假设、博弈、市场失灵等经济学分析手段来说明自己的理论。第三，争论的主题比 较集中和深入。这次争论主要集中在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及其衍生的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的 重要性等方面。由此而体现了两派学者对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无政府状态与不确定性）以及 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国家偏好、互动与国际后果）等问题理解上的异同。第四，与以往争论 的不同特别体现在争论双方都不排斥对方，不轻易断言对方的对错，而是试图进行综合，以 期达到对世界政治的完整理解。（注：罗伯特·基欧汉：《制度理论和冷战后时代现实主义的挑战》，见大卫·A.鲍德温主 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6页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西方有学者对现实主义在吸收自由主义等其他学派的观点进行质疑，提出“还存在现实主义者吗”的疑问，参见：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pp.5～55.）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共同利益作为国家合作和国际制度的动力，而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 相对获益考虑对合作与制度的影响。但是，在当前国际关系仍然是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时 代，过分强调共同利益、忽视权力和相对获益无疑是拿国家的生存做赌注；而过分强调权力 与相对获益，无视当前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一面，那也无助于国际秩序的形成。 然而，两派理论要综合，形成更有力的世界政治解释理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 ，综合的阻力主要来自理性主义理论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挑战。
在理性主义内部，主要体现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本身对一些基本概念论述的不 足，从而引起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第一，关于利益，两者都把国家利益 看做是外生的，不能在理论内进行解释。新现实主义仍然不能清楚解释国家如何限定它的利 益、利益如何变化、物质实力有没有外在的观念因素、非物质因素等；新自由制度主义那里 ，博弈的共同利益总是先验的，没有解释来源，也没有解释变化，同时又看不到互动对利益 和 认同的影响。第二，关于行动者，新现实主义不需要行为者有能动性，新自由主义克服了上 述弱点，但他们依赖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使他们在该问题上不能深入。第三，关于制度， 现实主义认为制度基本上是权势分布的反映，如北约，对国家行为没有独立影响，它建立在 主要大国的利益估算基础上，其重要与否取决于国家。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改变国家偏好， 改变国家行为，它是独立的变量，有能力使国家远离战争。但对于制度如何改变国家偏好或 利益变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充分论述。总之，两种理论在理性主义范围内的 论争，忽视了非结构动因对国家利益行为和国际权势的影响、偏好变化、非权力动因的作用 和国内变化等因素作用，这些不足正是建构主义试图解释的地方。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理性逻辑假设的提出，虽然为理性主义内部的论争——新现实主义 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争准备了条件，但理性主义的弱点也隐藏在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的哲学 基础之中。现实主义解释的是经验中的表象世界，表象现实世界外的东西被排除在外。因此 ，后实证后现代理论就是要寻求现实主义文本之外的世界，他们提出，没有东西能够排除在 文本之外；世界不仅是观念中的现象，还包括隐藏在后面的结构。
因此，理性主义两派理论的综合，不光是要找出两者本身解释的不足，可能更需要从较为 广泛视角的后实证后现代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平台，由此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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