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翰论道以《易》为宗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吴廷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8)04-0093-06
吴廷翰(1491-1559)，明代哲学家。字崧柏，号苏原。南直隶无为州（今安徽无为）人。因他不甘心于官场苟且为人，故年四十余，即辞官归里，隐居家乡从事教育与著述，凡三十余年。吴廷翰平生综览博洽，学识宏富，于经史子集、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佛老，乃至风土人情都曾用心研究，尤对儒学潜心探赜，对宋明理学各派学说进行了认真的批判总结，以图修正程朱陆王之弊，重振孔学。吴廷翰的著作流传到日本，对日本思想家伊藤仁斋(1627-1705)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吴廷翰经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以此来论道论气，提出“气即道，道即气”的思想，认为道气一体，而以气为天地万物之本原。继承并发展了自张载、王廷相以来的气学思想，批驳程朱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的理本论思想，提倡气本论。强调论道以《易》为本，因《易》书中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以阴阳为道。与此相关，在宇宙观上，吴廷翰持气一元论观点，提出气“为天地万物之祖”的命题。认为天地之初，一气而已，气之混沌，为天地万物之祖。气之上并无所谓的道或理的存在，这与程朱理学的理本论、理先气后的观点划清了界限。认为理即是气之条理，把理看成自然界的规律、秩序，所谓理不过是气的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并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对《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易》图加以辨析，批评朱熹等宋儒的易学观点，体现了其论道以孔子《易传》为依据的思想。
一、“论道之书，以《易》为宗”
与朱熹及大多数宋学学者以“四书”为经典诠释的主要文本不同，吴廷翰以“六经”中的《周易》为其经学诠释的主要文本和依据。具体说来，就是以《周易》之《易传》为依据来论道、求道，并认为《系辞》等《易传》篇目，乃孔子所言，故应以孔子之言为准，来解读经书以求道，以此作为思想理论的依据和经典诠释的准则。由此他提出气本论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宇宙论及太极、性命、理气之说，形成自己的思想特点。这表明，吴廷翰的学术思想，是以《易》为宗，以《易传》之言为依据，在经学之易学的基础上提出和展开，并以此对程朱、邵雍等提出批评，从而产生了一定的重要影响，值得认真的研究和探讨。
吴廷翰以气论道，根据《易·系辞上》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提出“气即道，道即气”的思想，认为道气一体，然以气为主。他说：
何谓道？“一阴一阳之谓道”。何谓气？一阴一阳之谓气。然则阴阳何物乎？曰气。然则何以谓道？曰：气即道，道即气。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乎其间也。……夫论道之书，以《易》为宗，而言以孔子为准，反而求之以吾心自信者为实。①
指出论道之书，应以《易》为宗，而言应以孔子所说为准。在这里吴廷翰是以孔子作《易传》来立论的，他认为《易传》所载，即是孔子之言。其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认为孔子治《易》，用功甚勤，《易传》即为孔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亦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3]亦是说孔子作《易传》。这种说法汉唐儒者未曾怀疑。自北宋欧阳修始疑，然朱熹仍持孔子作《易传》的观点，吴廷翰亦持此说。虽然孔子时《易传》未必成书，但孔子对《易》十分重视，晚而喜《易》，用功甚勤，以致韦编三绝。并对以往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加以整理，引哲理解之。其后《易传》的成书，乃孔门弟子及后学依据孔子的思想整理阐述出来，这无疑受到孔子思想的重要影响。吴廷翰突出《易》在儒家经学中的地位，强调论道之书，应以《易》为宗，而孔子在《易传》中所言，应成为论道和立论的根据。具体就是通过对《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读，来阐发其“气即道，道即气”的思想，认为气就是道，道就是气，两者为一物。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初，气是唯一的存在。因此，如果说还有道存在，那么道只能是气，而不是另外的与气并存之物。他说：“道者，以此气之为天地人物所由以出而言也，非有二也。”[4]并说：“阴阳既分，两仪、四象、五行、四时、万化、万事皆由此出，故谓之道。”[5]在本体意义上，道即是气，乃天地万物之本原，道气非二，万事万物皆由此出。然吴廷翰所谓的道，还具有规律的涵义。他说：“天为阴阳，则地为刚柔，人为仁义，本一气也。阴阳则得天之理，柔刚则得地之理，仁义则得人之理，故皆曰道。道者，理之可由者也；统而言之曰气，分而言之曰阴阳、柔刚、仁义。以得其理谓之理，以由其理谓之道。”[6]道是天地人的法则，即天之道为阴与阳，地之道为柔与刚，人之道为仁与义。这些也是天地人之理，是天地人各自所遵循的规律，所以称之为道。就吴廷翰所言天地人之道“本一气也”而言，道本于气，是气的属性，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
二、气为天地万物之祖
吴廷翰认为，天地万物均由气产生，因而气是宇宙的本体。他说：“气之混沦，为天地万物之祖。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7]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只有气存在，因此，天地万物只能由气产生。气化流行而生天地人物，成为天地万物的始祖。就气的至尊无上，至极而无以加而言，又称之为太极。
吴廷翰依据《易传》的思想，阐述了气产生天地人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气有阴阳，阴阳生天地，天地生四象，四象生四时，四时成四物，四物生万物。“盖太极始生阴阳，阳轻清而上浮为天，阴重浊而下凝为地，是为两仪，盖一气之所分也。”[8]气的动静为阴阳之气，阳气轻清构成天，阴气重浊凝成地，天地便产生了。“阴阳既分为天地，天地又各自为阴阳。”[9]阴阳又分为四象，四象造化天地万物，而不须附以五行之说。其具体表现是：
天以阳为主，天之阳合地之阴，曰少阳；合地之阳，曰太阳；地以阴为主，地之阴从天之阳，曰少阴；从天之阴，曰太阴；是谓四象，盖二气之所分也。四者流布，进退消长，温凉寒暑，以渐而变，是为四时。其类则少阳为春，太阳为夏，少阴为秋，太阴为冬，乃其自然之序。四者变合交感，凝聚极盛，乃成其类，则少阳为木，太阳为火，少阴为金，太阴为水，乃其自然之化。则此四物，是亦四象之所为，而与人物并生，同化于天地者。岂有水火金木既生之后，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四时乃反待之以行，人物乃始感之以生乎？无是理也。若曰未有此质之先，原有此气，以致四物化生，其后生人生物，亦借此气，故举而归之，非必待其质具而后气行也。然气未成质，不过阴阳二者，名以四象，犹为指气而言。其曰水、火、金、木，则皆物已成质之名。乃复据质而追本其气乎？窃谓圣人两仪四象之说，为得造化至理，不必附以五行而后足也。[10]
认为圣人作《易》，是以太极（气）生阴阳两仪，两仪生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四象流布，少阳为春，太阳为夏，少阴为秋，太阴为冬，如此进退消长，温凉寒暑，周而复始，循环变化，形成春夏秋冬四时；四时变合交感，凝聚极盛，其质始具，少阳为木，太阳为火，少阴为金，太阴为水，四象形成有形质的木、火、金、水四物；木、火、金、水四物化生，其后生人生物。即气生阴阳，阴阳生四象，此为气未成形质的阶段，而水、火、金、木及由此而生的动植人物，则是已成形质的阶段。天地万物形成之后，其运动变化仍受气之阴阳变化规律的支配，而寒暑交替、雷雨风雪，都是气化流行的结果。“盖一气之流行消长，则温凉寒暑而有分别，而为春、为夏、为秋、为冬。”[11]“夫雷风雨，皆天地之变化，气之所为也。”[12]吴廷翰这一宇宙发生模式，是他气一元论思想的展开和贯彻。由此他对周敦颐《太极图说》在阴阳之后加入五行，而不言四象提出质疑。他说：“若太极两仪之后，必待五行，乃成四时，而生人物。厥惟妙理，则圣人作《易》，何不取象于五，而遂自四而八乎？若以四象当之，则缺其一；若以八卦当之，则余其三。《太极图说》本以明《易》，两仪之后，辄入五行，而不言四象，何也？”[13]指出圣人作《易》，乃太极（气）、两仪、四象、八卦之次序，而周敦颐则擅改为二气五行之次序，与圣人所言不同，故对其提出疑问。
三、批评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的理本论
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出发，吴廷翰强调，《易》本身就是以阴阳为道，道即气，气即道，两者同一，以气为本，不承认在气之上还有一个所以阴阳的本体。由此他批评程朱的理本论与《易》的本旨不符。他说：“先儒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是去‘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而他求之过也。”[14]这里所谓的“先儒”即指程朱，他批评程朱“以阴阳为气，以道为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程朱的思想违背了《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而做出了不合其本义的它解。并引程朱之言，对照《易传》所说，以批程朱。他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程子谓：“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也。”又曰：“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朱子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当离合看。”又曰：“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又曰：“阴阳只是阴阳，道便是太极。”据是数说，虽不能离阴阳以言道，然其曰“所以为阴阳”，终是有一物以为阴阳先也。其曰“道便是太极”，“太极生阴阳”，终是有道而后有阴阳也。其曰“离了阴阳便无道”，其下以形影喻之，似又先有阴阳而后有道也。其曰“当离合看”，夫可离可合，终是道自道，阴阳自阴阳也。反复求之，不惟义有未明，而其为说亦自有不相合者。若其不立己见，只据圣人之言，以阴阳为道，则太极、性命、理气等名义，皆可一贯而无疑矣。[15]
认为程朱对《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释，虽然尚没有离开阴阳而言道，但其曰“所以为阴阳”，终究是将道或理放在阴阳之先，作为所以阴阳的本体。朱熹所说的“道便是太极”，“太极生阴阳”，也是主张先有道而后有阴阳，这都不合《易》之本旨。朱熹所言应把阴阳与道离合看，吴廷翰则认为，这终究是道自道，阴阳自阴阳，把道与阴阳割裂开来。并指出，如果程朱不立己见，只据《易》中的圣人之言立论，以阴阳为道，那么，太极、性命、理气等名义，皆可一以贯之而无疑。可见吴廷翰论道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的思想，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从对《易》的诠释中得出的气本论思想贯穿在他的太极论、性命说、理气论等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吴廷翰通过对《易传》原文的解释，批评程朱将道、理视为所以阴阳的本体的思想，表明他与程朱对《易》的解释确有不同，体现出经典诠释的不同方法和视域，亦是吴廷翰经学与气学相结合思想的体现。
吴廷翰的思想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他认定《易传》为孔子之言，并以此为标准来论道、论气。其实尽管《易传》的思想虽受到孔子解《易》的影响，但却未必是孔子亲作。
四、对《易》图的辨析
在研治经学的过程中，吴廷翰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对当时流行的《易》图加以辨析，目的在于修正朱熹等宋儒以图解《易》之偏差，以复古《易》之原貌，去其宋儒所增添的先天、太极之图说，以及龙马神龟，授羲锡禹，方圆、九十等说，回到孔子解《易》的道路上来，体现了其论道以孔子《易传》为依据的思想。这成为吴廷翰易学及经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1.关于《河图》、《洛书》
所谓《河图》、《洛书》，原指天赐的祥瑞。《尚书·顾命》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初次提到了河图。《管子·小匡》亦云：“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提到河出图，洛出书等，但称对于三祥未有见。《论语·子罕》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朱熹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16]《易·系辞上》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人以《河图》、《洛书》来解释《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的来源，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河，伏羲取法于其身上的花纹而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禹根据其身上的文字而作《洪范》九畴。[17]至宋代刘牧推崇《河图》、《洛书》，以讲河洛之学闻名。后有人认为《河图》、《洛书》均为伏羲作《易》之根据。如朱熹认为，《河图》、《洛书》，经书言之，故有其根据。并且，《河图》与《易传》中天一至地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记载相同，这是“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18]。即认为孔子在《易传》中发明《河图》之数。而《洛书》则与《洪范》的初一至次九所具九畴之数相合，禹因之而作《洪范》九畴。《河图》、《洛书》在《易传·系辞》里只是含糊地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对此有一个较详细的描述，朱熹在《易学启蒙·本图书》里加以引用：“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在朱熹看来，《河图》乃圣人作《易》时，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中的一事，圣人受其启发而作《易》，由此《河图》为《易》之所出的来源。
朱熹吸取陈抟、周敦颐，以及邵雍以图解《易》的治《易》方法，并受到道教、方士的一定影响，在治易学的过程中，将图书与《易》联系起来。又证之以《尚书·顾命》、《论语》和《系辞》等经书，以《河图》、《洛书》、《太极图》、伏羲先天四图等解释《周易》，将图书视为象数的来源，“圣人作《易》之本”；并据《易传·系辞》“《易》有太极”和伏羲观象作八卦之语，以图释之，阐发太极说，将其作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从而把图书学与太极说所包含的义理联系起来。朱熹对《河图》、《洛书》表示相信，将其列在他的易学代表著作《周易本义》卷首所载九图的前两图和《易学启蒙》的篇首，可见其对《河》、《洛》的重视。
吴廷翰则对《河图》、《洛书》之说提出质疑，并对其加以辨析。他说：
《河图》、《洛书》之说纷纷于后世，愚独明其不然。夫以圣人作《易》由于《图》、《书》，其数与位一一皆合。果若后世之论，则《图》、《书》乃圣人所独取之以作《易》者也。伏羲未言，文王独不言之；文王不言，周公独不言之乎？至孔子言之，不过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如是而已，未尝分其形之方圆，与数之九十也。亦未尝言《图》出于羲，《书》出于禹，马负图、龟载书也。后人何从而知之？但据是两言而推其义，盖以圣人作《易》，兼有取于《图》、《书》，非谓一切本之《图》、《书》也。[19]
指出孔子只是在《系辞》里简单地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并未分其形之方圆，与数之九十，也未曾言及《河图》出于伏羲，《洛书》出于夏禹，以及马负图、龟载书一类事情。而后世之人却说《河图》、《洛书》是圣人伏羲作《易》时独取之物，实在令人生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伏羲未言，文王不言，周公也不言及此事？以此，吴廷翰对后人所谓伏羲作《易》，一切本之《图》、《书》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圣人作《易》，《河图》、《洛书》只是其兼取之一事，并非全部。他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亦皆圣人之所则也，而亦不止《图》、《书》也。《图》、《书》者，圣人取则以作《易》之一事耳，而岂独在于是哉？”[20]尽管吴廷翰对《河图》、《洛书》之说不完全否定，而是持一定的承认态度，原因是孔子在《系辞》简略地言及，但他对《河》、《洛》的数和图仍未相信，这是他与朱熹的不同之处。他说：
或谓：“《易》天一至地十之数，与《河图》合；九畴之数，与《书》合，何也？”
曰：“此后人以《图》、《书》而追合《易》、《书》之数，非《易》、《书》之作，求与《图》、《书》合也。盖《图》、《书》数说，出于孔、刘二子。其后虽传，尚未有图。图之有，始出于陈持。夫孔子言《图》、《书》之后，千余年而后人言其数；孔安国、刘歆言图书之数后，又千余年而后人出其图，六经无考也，义理无取也，则又何必追论而深信之乎？”[21]
针对朱熹所说孔子在《易传》中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以及对世传《河图》、《洛书》“不敢不信”，是因为“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吴廷翰指出，这是后人以《图》、《书》来追合《易传》和《尚书·洪范》之数，而不是《易传》、《尚书·洪范》之作，来求与《图》、《书》相合，即是以《易》、《书》为本，而《河》、《洛》不过是迎合《易》、《书》罢了。并且，吴廷翰亦指出，《河》、《洛》之说虽经孔安国、刘歆而传，但并未有图，图是到了千余年之后，才始出于陈抟；而其数，也是到千余年之后，才有人言其数。他认为《河》、《洛》之数和图均于“六经无考也，义理无取也”，那何必要相信呢？这是对朱熹之说的批评。他说：“《河图》、《洛书》之说，纷纷不同。龙马神龟，固不足信，而授羲锡禹，方圆、九十，亦未足凭。大抵只以《易》孔子之言为准耳。”[22]即除了《易传》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外，其他的都是“不足信”、“未足凭”的。“谓《图》、《书》之类与《图》为伏羲之旧，作《易》之本，则吾不敢以为然也。”[23]这与朱熹等宋儒之说形成对照。
2.关于《先天图》
所谓《先天图》，是指邵雍为讲先天象数学而发明的先天图式，以《周易》六十四卦的推衍，说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先天图式，以先天学来源于先天图，把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归结为象、数的演化过程。与河、洛之说相关，朱熹不仅以《河图》、《洛书》代表天地自然之易，而且以伏羲之图为圣人作《易》之本。朱熹认为，自孔子在《易传》里发明《河图》之数，使伏羲因《河图》之数以画八卦之说得以流传，但“孔子而后，千载不传，至康节先生始得其说”[24]。即邵雍据李之才所传之陈抟的《先天图》，作伏羲先天四图，也就是《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朱熹将四图列入其《周易本义》卷首所载九图之中，并称：“右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所谓先天之学及《先天图》，相对于文王的后天之学和文王的后天二图而言，邵雍阐扬的先天之学即指其所发挥的伏羲之易学及伏羲先天四图。邵氏的先天易学为朱熹所吸取，并将所谓伏羲《先天图》视为圣人作《易》之本。他在论及先天易学的传授及失传时说：“此非熹之说，乃康节之说；非康节之说，乃希夷之说；非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受，以为丹灶之术，至于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25]把方外之流借用《周易》的框架结构阐述其炼丹之术的解《易》之说作为先天易学发展的环节，虽然方士用以修炼，但《先天图》为伏羲所作，仍是圣人的遗教。由此，朱熹据邵雍的先天学加以发挥，以图解《易》，重视伏羲所画之《先天图》在易学发展中的本原地位，不仅象数寓于此，而且文王之《易》、孔子之《传》也皆以其为根源，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考伏羲之画来探求圣人作《易》之本。
然而吴廷翰却对《先天图》产生怀疑，认为《先天图》非古图，不是伏羲所作。他说：
《河图》、《洛书》之名，古已有之。先天等图，则出自邵子而自名之耳，疑非古图也。使羲、文果有是图，乃作《易》根本，何故不著之卦画之前？周公、孔子不言，数千年无一人言，汉儒传《易》者数家亦不言。谓其论，于方外至希夷而始，则方外之士，前此亦未有言者，何也？且此图既义理渊源，谈《易》之家，何故不闻，而乃使方技得之乎？决无是理！[26]
怀疑先天四图并非古图，而是出自邵雍而自名之。吴廷翰指出，如果说伏羲真有此《先天图》，又被称之为是作《易》的根本的话，那么为何不著于卦画之前？并且周公、孔子不言，数千年来均无一人言之，汉儒传《易》者亦不言。又被说成是方外流传，到了陈抟才提及，但陈抟以前的方外之士却无人言及。既然此《先天图》被说成是义理渊源，那为何谈《易》之家未曾闻之，而仅方外之人得之。吴廷翰认为，决无此理。可见他对《先天图》的怀疑否定程度更超过了河、洛之图。
吴廷翰对《先天图》的怀疑是直接指向朱熹的易学观点。他引朱熹的言论并加以驳斥：
朱子谓：“《先天图》真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相授。……。”然黄氏瑞节以为“《先天》与《太极图》同时而出，周邵二子不相闻。”陈茔中云：“司马公与康节同时，而未尝言及先天之学，予以此疑之，岂此等图既有传授来历，为伏羲之旧，《易》之祖宗，而二程、司马乃不一论之乎？”朱子发谓“《太极图》亦出希夷”，而今明其为周子自作，则《先天》之造于近世，亦此类也夫！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图，非康节所自作。”又谓：“《先天》等图非某之说，乃康节、希夷之说；非康节、希夷之说，乃孔子之说。但当时诸儒既失其传，而外方之流，私相传授，以为丹灶之术。至于希夷、康节乃反之于《易》，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予以二程与康节同时而且甚密。加一倍法，明道盖尝面语而后云已忘。《伊川易传》亦不见取其法，则其不以邵学为然，可见。使邵学而果为《先天》，出于伏羲，则程子有不尊信而传之者乎？[27]
针对朱熹所说《先天图》不起于邵雍，陈抟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由方士相授的言论，吴廷翰引黄瑞节、陈茔中等人的话加以辨析，指出黄瑞节认为《先天图》与《太极图》同时而出，但周敦颐和邵雍两人却不相闻。陈茔中也说，司马光与邵雍同时，但却没有言及先天之学，由此，吴廷翰产生怀疑，既然你朱熹说《先天图》有传授来历，为伏羲之旧、《易》学的祖宗，那为何二程和司马光都不曾有一论提及于此？并引朱震所说“《太极图》亦出希夷”，然而如今明白了《太极图》为周敦颐所自作，可见朱震之言不实。以此吴廷翰认为《先天图》亦是类似的情况，它“造于近世”，而非为伏羲之旧。又针对朱熹所言：《先天图》乃伏羲本图，不是邵雍所自作。《先天》等图也不是我朱熹所说，乃是邵雍、陈抟之说；不是邵雍、陈抟之说，而是孔子之说。但当时诸儒失其传，而儒门之外的方士之流，私相传授，以为炼丹之术。传至陈抟、邵雍乃反归之于《易》，在这之后，其《先天》之说才得以复明于世等言论，吴廷翰驳斥说，二程与邵雍同时，且关系密切，“加一倍法”就是明道先生程颢对邵雍之学的概括，其后则已忘。而程颐著《伊川易传》亦不见取法于邵氏，可见其不以邵雍的先天象数学为然。如果邵学之《先天》果真出于伏羲，那二程为何不尊信而传其学呢？表明对朱熹及邵雍易学以《先天图》解《易》的怀疑和不信。
吴廷翰疑辨、批驳朱熹、邵雍的《先天图》之说亦是受到了王廷相易学思想的影响。他说：
邵子之学与圣人异，亦自可见。故居洛时，二程虽重之，而未尝与讲学，若张子然也。伯子虽尝一问其数，旋为忘之，则其不为所取可知。独精于其数，而乾坤垢复消长之际，有前人所未发者，朱子遂深取之。但先天授受，决非羲皇本图，元会运世，由章蔀纪元，变其说而无所稽，故今世稍稍不信其说。而王浚川遂极论之，盖亦有见。但以其人与马融等比，而欲黜从祀，则过矣。[28]
指出邵雍之学与圣人相异，然其精于数，而为朱熹所取。但所谓先天授受之图，却决非伏羲本图，今世之人已有不信其说者，如王廷相就批评朱熹所相信的邵雍之《先天图》，极有所见。吴廷翰亦受到了王廷相的影响，对此展开进一步的疑辨和批评。
3.关于《太极图》
所谓《太极图》，是指周敦颐所作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图式。并以此图解《易传》之太极说，著《太极图说》。虽然《太极图说》仅250余字，但它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和一系列哲学范畴，并以儒为主，又借鉴了道家的无极概念，对宋代理学和朱熹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明中叶的学者，吴廷翰认为，《太极图》乃周敦颐所自作，并认同朱熹的观点。他专撰《太极图》一文，对此加以辨析：
《宋史·朱震传》之述其所著《易解》曰：“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颐传程颢、程颐。”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今考陈抟及穆修、李之才、种放等传，皆无有言及图书传授者，而周子传则明言《太极图》乃其自作，而朱子亦云，且以誌文，甚为分晓。震之言，似无据也。[29]
吴廷翰引《宋史·朱震传》所记述的朱震《易解》关于图书授受源委的材料，分别涉及《先天图》、《河》《洛》之图和《太极图》。其中《太极图》的传授，朱震认为是经过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程颢、程颐这样一个传授过程。然而吴廷翰经过考辨，不知朱震所言的根据是什么？他考查了陈抟、穆修、李之才、种放等人的传，均未言及图书传授的情况，而周敦颐传则明言《太极图》乃其自作。并且，朱熹根据与周敦颐同时代的潘兴嗣所作《周敦颐墓誌铭》，得知《太极图》为周敦颐所自作。鉴于此，吴廷翰认为《太极图》实乃周敦颐所自作，并指出朱震关于《太极图》传授的言论，“似无据也”。即对朱震的观点持否定态度。
从以上吴廷翰对《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流行的《易》图的辨析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以《易》为宗，以孔子之言为准来考察《易》图的真实程度及所适用的范围。他对朱熹所持的关于《河图》、《洛书》的见解基本表示反对；认为《先天图》非古图，不是伏羲所作，疑辨、批驳朱熹、邵雍的《先天图》之说；认为《太极图》乃周敦颐所自作，不同意朱震关于《太极图》是经过陈抟、种放、穆修，而传授给周敦颐的观点。由此体现出吴廷翰对朱熹等宋儒易学观点的修正，以及他独立思考，不盲从旧权威的治易方法论原则。亦是他论道以孔子《易传》为依据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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