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生物技术——2003-2007研究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人看论文,生物技术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9)05-0041-09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商业开发日益广泛、深入，许多现代生物技术应用问题，如基因信息的使用、转基因食品的标签、知识产权、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等，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和争论。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不再是单纯的新技术发展的问题，由其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既涉及国内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事关国际贸易争端和摩擦，同时也引起社会公众对道德伦理和风险安全等问题的担忧。此外，许多与生物技术相关事件的出现(克隆羊、疯牛病、禽流感、SARS等)使得人们对技术发展，尤其是生物技术的潜在利益和环境风险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和政府政策法规的信心产生质疑。尽管各国政府，如欧洲基于“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政策和我国政府“积极发展，谨慎应用”的态度，已经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对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尤其是农业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眼前利益和不确定前景的复杂心态，但事实证明，无论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和法规都没有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反，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或对科学研究负面影响的担忧而导致公众的种种过激情绪和抵制行为已相继出现，使得生物技术产业无法通过市场开发获得进一步发展。
因此，要推动生物产业的发展，建立公众和消费者对生物科技、产品及法规的信心成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由此，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及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公众对生物技术认知与态度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特别是欧洲从1991年开始到2005年进行的六次EUROBAROMETER调查，不仅有效评价了欧洲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及其随着生物技术发展所发生的变化，也为欧洲制定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欧洲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欧洲战略”报告中提出：可靠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通过社会监督与对话，对由社会需求驱动的应用作出理性的选择，提高公众对基于科学的法规监督的信心，发展与伦理价值和社会目标相和谐的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我们研究小组借鉴欧洲“公众与生物技术”态度的标准研究，在2003与2006年，两次采用欧洲EURO-BAROMETER问卷，在代表性省份浙江开展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本文以2006年的调查为基础，通过比较2003年的调查结果，试图对我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态度作出客观的描述，包括公众对其他新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效益、风险、道德接受和鼓励发展方面的评价，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的相关组织与部门及他们的行为的信任程度，公众对基因信息的使用态度、转基因农产品的购买意向，以及影响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因素等。
一、研究描述
(一)调查样本的选择
选择浙江省作为样本，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中国东部沿海一个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已经建立开放的市场体系、繁荣的私有企业和高效农业。它孕育并代表了中国的消费趋势。第二，浙江省内各个地区都有各自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随经济发展水平和类型、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基于这些对比特征，我们选取了杭州地区，作为综合发展的省会城市；宁波作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代表；温州地区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衢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因此，样本能更广泛地代表浙江的总体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国家人口的趋势。
考虑到调查的可操作性，我们采取了按职业分层抽样的方法。为了能反映人口的主要组成，我们选择年龄介于16-65岁的人作为调查对象。但是，由于农村人口教育程度低，有些甚至是文盲，他们对生物技术完全不了解，而且他们基本上自产自销，所以我们选择了四个地区的城镇人口作为目标群体。
(二)问卷调查
研究由两部分组成：问卷调查和访谈。第一部分问卷调查2006年7月到8月进行，获得有效问卷2151份。问卷参照欧洲EUROBAROMETER58.0版本([1]，p.1)，根据中国国情加以修订。预先对40个调查者进行了小样本调查，以保证问卷的可理解性和有效性。问题包括：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医疗、工业、农业和食品领域应用的认识，公众对新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普遍态度，公众的生物学和基因学知识，公众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组织的态度，以及对生物技术信息提供者的信任度。同时，问卷中还收集了地区、教育背景、性别、年龄等一系列人口社会学信息。因此，问卷调查可以提供我国公众态度的代表性和量化的概貌。
调查数据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
(三)访谈研究
第二部分访谈研究包括个体访谈和小组访谈。个体访谈持续40分钟。40位被访者中20位被访者在做完问卷调查后接受访谈，20位不接受问卷调查。前者设计为了进一步了解对问卷的回答；后者为了更清楚了解公众原始的和即时的态度。小组访谈持续100分钟。分3组，每一组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包括政策制定组(调查对象在政府部门工作)，专家组(调查对象从事与生物技术有关的工作)，普通大众组(调查对象来自各个社会阶层)。每一组有5-7个参与者。谈论的主题包括：生物技术的应用，政策与法规，大众媒体。所有的访谈都做了书面纪录，并加以分类整理。访谈研究提供了公众态度的解释和统计数据后面的涵义。
二、研究结果
(一)公众对新技术的期待
绝大多数人认为，在未来20年内，太阳能、计算机和IT、电信、移动电话、因特网、和纳米技术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见图1)。但是2003-2006年公众对上述新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呈下降趋势。其中，对基因工程的乐观态度降幅最大，从2003年的80％降至2006年的66％。
图1 公众对新技术的乐观态度(2006)
另外，2006年调查结果指出，相当比例的调查者未能对生物技术做出评价——如2003年一样，当被问及生物技术是否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近五分之一的人回答“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还没有形成，也表示公众对生物技术的应用缺乏认识和了解。但在已表达对生物技术看法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持乐观态度。
(二)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评价
对生物技术的6项应用(遗传疾病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和组织、转基因人造酶、用于器官移植的转基因动物、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评价显示，我国公众有着一致性的乐观态度(见图2)
图2 公众对生物技术6项应用的评价
接受调查的公众一致认为，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人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80％以上的人对上述6项应用均持此观点)。同时，从道德角度来说，除54％的调查对象接受转基因动物的器官移植外，大约80％的人接受生物技术的其他应用。此外，尽管75％以上的人认为，6项应用都存在风险，但他们还是愿意支持和发展生物技术的应用。人们或许因为意识到生物技术的应用是有益的，并愿意忍受风险，从而持支持态度。
(三)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态度的改变2003-2006
2003-2006年，变化最大的是，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意识。2006年，认为生物技术的应用存在风险的人，比2003年增加了10％以上。道德接受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降低了大约10％，特别是转基因食品，降低了16％。对生物技术在转基因食品应用的支持率降低了至少12％。表面上看，我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乐观态度有所降低。但不同支持模式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幅图景，2006年，公众“风险忍受支持”的比例大大增加，而反对者的比例依然很低，与2003年相比没有变化(见表1)。
此外，在了解什么是公众支持生物技术应用的重要考虑因素时，绝大部分人把实用性放在了第一位，风险被认为是其次的。
(四)公众对生物技术的“参与”
我们界定那些期待参与生物技术相关活动，对生物技术应用有所了解，以及拥有更多生物学遗传学知识的人为“参与”公众。研究发现，“参与”生物技术的公众更有可能是男性、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中心城市的年轻人。
与低“参与”者相比，高“参与”的公众对生物技术6项应用的有用性评价都更高，也更支持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和工业方面的应用，但两者的风险意识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道德接受性方面，两者的最大差异表现在对异种器官的移植和转基因食品的应用上，低“参与”者对前者的道德接受性高出12％，高“参与”者对后者转基因食品的道德接受性高出18％。(见表2)。
总的来说，“参与”生物技术的公众更倾向于支持生物技术应用，尽管也意识到生物技术应用对社会的风险，但似乎不影响他们对应用的乐观态度。
(五)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领域的组织和机构的信任
表3显示，80％以上的调查者对医生、报纸和杂志卷入生物技术的评价是肯定的，71％-79％的人相信商店、大学研究人员、政府、消费者组织和企业卷入生物技术是件好事，另有62％的人信任企业研究人员，不到50％的人赞同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农作物，而仅有36％的人认为环境组织反对生物技术的运动对社会是有利的。
回顾2003-2006年，公众对农民的看法变化最大。2003年，公众对农民的信任与不信任比例之差是2％；2006年，信任差异达到了42％。同时，对大学、消费者组织和环境组织的信任度也在增长。而对国家政府组织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特别是对国际机构，下降了22％。
(六)公众对基因信息使用的接受性
对基因信息不同应用的接受性表明，其确实是个争议性问题。原因之一是，公众对其存有疑虑。调查对象被问及，他们是否支持基因信息的6项应用，其中，3项涉及医疗领域——提供给医生的基因检测结果、用于遗传疾病研究的胎盘检测和重大疾病检测；3项涉及公共领域——用于法庭的基因检测、政府机构开展的基因检测和用于商业保险的基因检测。
大部分公众支持基因信息在疾病研究上的应用；极少部分人对其存有疑虑。对基因信息在法庭上的应用，支持人数多于反对人数。但人们普遍反对政府机构获取个人基因信息，尤其是基因信息在商业保险上的使用(见图3)。
图3 公众对基因信息使用的看法
(七)公众对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争议
当问及调查对象是否会购买或食用含有较少农药残留物、对环境污染较轻、口味较好、脂肪含量较低、价格便宜或是由餐馆提供的转基因食品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数都多于否定回答的人数(见图4)。其中，购买或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最大原因是，含有较少农药残留物，有益于健康。其次原因是，对环境污染较轻。出乎意料的是，以上提及的所有原因中，由于价格因素而选择购买或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数最少。然而，人们说的和做的有时候并不一致。况且，调查对象表达的只是购买意向，而不是实际的购买行为，因此，有可能不是作为消费者，而是以公民的角色看待问题。
图4 公众购买转基因食品的理由
(八)公众的科学技术价值取向
除了关于生物技术的问题外，问卷还设计了一些问题来评价人们科学技术态度的价值取向(见表4)。对价值观的研究表明，公众意识到了人类活动和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影响。虽然人们期待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然而，也存在向自然界索取和受自然界惩罚的矛盾心态。另外，从公众希望对政府的决策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来看，人们的价值观已不再受束缚。
但是，多数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因此，大部分人优先考虑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现实主义价值观，也许会使他们忽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
(九)影响生物技术应用态度的因素
研究发现，公众对生物技术的态度同时受许多因素影响。由于一些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在控制其它因素后，可以得知每一个因素的作用，从而鉴别出关键的影响因素。
通过二元逻辑回归分析，14种不同因素在支持6项应用发展中的相对影响作用见表5。当总的14种因素在一个模式里同时被考虑时，四种因素对生物技术6项应用的支持有一致的影响。他们是：教育程度、科学兴趣，技术乐观，以及“参与”生物技术的程度。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高的、科学兴趣浓厚的、对新技术态度乐观的以及对生物技术“参与”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支持生物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在其它因素中，年轻人比年纪大的人更有可能支持生物技术在三种医学领域的应用。然而，对转基因酶、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支持，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没有显著差异。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的人，以及认为工业发展生物技术产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和商店监控食品安全的行为对社会有利的人，更有可能支持基因测试、克隆人类细胞和转基因食品。政治兴趣对公众生物技术应用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分析与讨论
(一)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缺乏认识的原因
在我们先前的研究([2]，pp.257-266)中指出，媒体对生物技术应用的信息宣传并未针对普通公众，如在老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主流媒体报纸和电视上，很少报道有关像转基因食品和农业生物技术方面的信息，而大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和讨论都局限在学术刊物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普通公众对这方面信息获取的困难。另外，由于生物技术知识本身是非常专业性的，普通公众很难理解，很多人只听说过这些词，但很少能理解它们的内涵，而且我们所列举的生物技术6项应用，都未直接进入个人的生活领域(即使像转基因食品，人们也不清楚对它的直接接触)，也没有显示出直接的个人利益，使得至今尚未被人们很好地认知，因此公众很难对此项技术的应用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二)公众对各项应用一致性积极评价的解释
尽管很多人对生物技术的应用缺乏认识和了解，但从图2可以看到，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有用性、道德接受性以及鼓励发展方面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也就是说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态度是很乐观的。Lü Lan关于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于食品和农业的态度研究指出，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总体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生物技术应用的更积极的态度([2]，p.265)。在中国，经济发展导向的主流价值观直接影响了公共决策和公众认知。中国政府和公众深信，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政府最优先考虑的，科技兴国被视为国策，已深深根植于老百姓心中。因此，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政府政策的导向、媒体的宣传、以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来看，中国公众的乐观态度是在全社会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视和强调高新技术发展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现在的中国公众是科学技术的崇拜者(technophiles)”([2]，p.260)。
此外，这种对科学技术的总体乐观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有着相当一致的支持态度。因为公众把这些应用视同为一般的科学技术，判断时从技术本身出发，很少与特殊利益和需要相联系，最典型的表述是：技术总是有用的，应当被支持。这种对技术笼统的观念似乎是形成公众对生物技术各项应用的一致性评价的主要原因。
(三)公众对风险的理解
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容忍支持有所增加。导致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态度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的解释是，现实中，公众并没有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实际感受，因此很难把风险具体化和明确化；国内大众媒体对生物技术应用的宣传主基调是正面的([3]，pp.22-27)，像欧洲媒体对疯牛病、二噁英等耸人听闻的报道很少能引起我国公众的特别关注，有关生物技术应用问题的争论也没有在公众领域展开，因此人们对这些不熟悉的应用领域的风险意识并不强烈。事实上，我们的调查对象往往以一般的价值判断谈论生物技术应用的风险，他们所提及的风险是抽象和模糊的，也就是说，他们对风险的知觉是不明确的。正如George Gaskell提到的，风险常常被抽象地(有用的但不总是确定的)界定，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或并不能引起人们实际的关注([4]，p.70)。此外，公众也把这项技术应用的风险视同为其他熟悉的一般技术，并相信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发展来解决或避免。由此，也提高了公众对生物技术应用风险的容忍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说，风险知觉是或不是拒绝应用的一个理由。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与效益知觉的比较。更多的效益知觉可以提高人们风险的容忍力，因此可获得更多的支持，这在我们的研究中已得到了证实。二是知觉到的风险特征。如果风险是不可避免或没得选择的，人们将被迫忍受风险。所以说，高的风险知觉并不必然导致低的支持。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高的效益知觉却是赢得公众支持的前提。
(四)生物技术的应用前景
新的生物技术产品将如何面对公众的选择？当政府和研究者期待该技术带来经济增长效益，生产企业被开发生物技术新产品的巨大利润诱惑时，普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是否也会看到利益？这点将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对利益的看法是隐藏在风险容忍支持者背后的驱使力量。然而，如果公众认为这些新农作物和产品毫无消费者利益的话，他们对其接受程度将不容乐观。
医疗应用上的发现，同样说明可预期利益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同生物医疗技术对健康的贡献，因而忽略了其带来的风险和对其道德的接受性。尽管在学术界，有关克隆人类细胞和某些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争论已是如火如荼，但人们还是积极支持以治疗人类疾病为目的应用。这是否暗示纯粹的道德评价，如，道德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不合大众胃口？也许公众比政治人士和道德说教者们更加功利。
最后，基因信息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生物技术应用关注的问题？2006年的调查中，我们研究了基因信息在医疗和公共领域方面的一些应用。结果表明，公众对基因信息在法庭、社会安全和保险领域的开发应用存在疑虑。这是否暗示着应用过程会有冲突发生？因为这有可能涉及到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平和公正。冲突程度可能取决于对该问题的及时协调程度，包括研究和使用的立法，以及基因信息与其他问题的关联程度。
四、研究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指出，我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工业、医学等各领域的应用持一致的乐观态度，尽管也知觉到应用的风险，但由于对应用效益的期待，并在道德上也能接受，因此，绝大多数公众鼓励和支持生物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科学兴趣浓厚、对新技术态度乐观以及对生物技术“参与”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鼓励发展生物技术。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对大众媒体(报纸和电视)传播生物技术应用信息，大学研究人员研究生物技术，以及政府部门对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了很高的期待；而且，公众也表达了能够从大众媒体获得生物技术发展信息的强烈需求，以及参与讨论国家政策制定的意愿。研究也发现，绝大多数调查者对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农作物，以及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的运动有着负面的评价。但比较2003年与2006年，公众对卷入生物技术领域的组织和机构的信任在发生变化，对环境组织和消费者组织的信任在提高，尤其是对农民的自主种植行为有了更多的肯定评价，而对国家政府机构尤其是国际组织的信任有所下降。关于基因信息，绝大多数人赞成以疾病治疗为目的的利用，而反对政府机构、尤其是私人公司以社会安全和商业保险为理由使用和获取个人基因信息。对于转基因食品，尽管公众并不熟知，且意识到风险，但在已有观点的调查者中，大多数人表示愿意购买或食用转基因食品。购买转基因食品的最大理由是：农药残留物较少，有利于健康。而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价格因素而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人数最少。最后，很高比例的“不知道”回答，不仅指出了我国大多数公众目前对生物技术的应用缺乏认识和了解，也隐含了公众未来态度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公众对生物技术态度的研究，说明了科学和社会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无法用简单或单一的解释，说明公众的看法以及构成公众总观点的各个想法变化的原因。我们发现，对科学的兴趣、对生物技术的乐观程度、社会文化价值观、在生物技术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对生产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社会组织信任度的变化，使公众对生物技术的看法，以及构成公众总观点的各个想法发生变化。但是，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了解这种关系，不仅要考虑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水平，还要考虑社会个体；不仅要分析特殊政策，还要把握政策总方向；不仅要关注特别新闻报道，还要了解媒体机制；不仅要分析个人观点，还要研究社会价值观。这些都决定了新技术的发展路径。我们的调查仅仅描绘了我国公众生物技术观点的轮廓和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