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普通话推广研究现状及分析论文

青海省普通话推广研究现状及分析

杨 静

(青海师范大学 新闻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摘 要 :本文梳理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分析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领域、特点和不足,指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教材建设研究、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教师培训和教师素质研究、课程设置研究、普通话使用调查研究等是今后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青海;普通话推广;现状分析

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第五款规定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十二五”期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率达到70%以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2016年8月23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大力提升农村地区普通话水平,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强化学校语言文字教育,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等主要任务。[1]2017年3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中要求:“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方案》中对西部地区的普通话普及攻坚要求是:有条件的力争将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80%以上;基础较差的要确保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70%以上;特别困难的至少提高10个百分点,原则上到2020年普及率不得低于50%。[2]新的语言文字政策和规划对西部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

一 、青海省人口状况和语言概况

青海省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多民族省份之一。根据青海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1日,全省常住人口587.6万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307.26万,占全部常住人口的52.29%。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280.3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47.71%。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43个少数民族。其中藏族148.25万人,占25.23%;回族86.85万人,占14.78%;土族20.84万人,占3.55 %;撒拉族11.34万人,占1.93%;蒙古族10.59万人,占1.80%;其他少数民族2.47万人,占0.42%。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外,藏、土、撒拉、蒙等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语言。青海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中的西北方言(中原官话秦陇片的一支)。[3]根据各地区汉语方言词汇声、韵、调的不同又分为西宁方言、乐都方言和循化方言三个次方言。其中西宁方言包括西宁、湟中、平安、湟源、大通、互助、贵德(指贵德巧话)和化隆话,乐都方言包括乐都话和民和话,循化方言(指的是甘肃临夏话,俗称河州话)包括循化、尖扎和贵德(指贵德土话)话。[4]受青海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影响,青海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与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异。民族的多样性与方言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显现出青海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工作的困难性和艰巨性。本文就建国以来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和总结,梳理青海推普研究的概貌,探讨青海推广普通话研究的特征,展望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方向。

二 、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概况

青海早期推广普通话研究成果有限,集中发表在《青海教育》《青海师院学报》等少数学术刊物上。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普通话推广力度的加大和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力度的加大,普通话推广研究的成果呈上升态势。本文按照研究成果领域,将相关成果归纳分类,其成果分布详见下表1。

表 1 1949年以来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领域部分成果分布表 (单位 :篇 )

表1的研究领域涵盖青海汉语方言区的普通话推广研究和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和普通话推广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汉语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研究、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普通话使用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研究、少数民族普通话教学研究、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研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普通话比较研究等8个领域。虽然没有以少数民族普通话教材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散见于双语教学研究的成果之中,因此没有专门列出。通过表1我们发现,青海汉语方言区的普通话推广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成果数量有限,涉及领域相对不足

1.成果数量较多,涉及领域范围较广

2.学术队伍发展较为缓慢

2.4 两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5.00%显著低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3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075,P<0.05)。见表5。

3.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部分领域研究薄弱甚至空白

1.双语教学的实施和双语教学模式的调查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海普通话推广和教学研究的各领域发展很不平衡。以普通话教学为目的的语言比较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普通话教学策略、教学法、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使用调查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普通话课程设置、普通话教材建设、教师素质、推广普通话手段等方面研究几乎没有,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研究成果几乎是空白。

通过表1我们发现,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推广研究的特点是: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建国后到2018年,与普通话推广相关的论文仅有10篇。从涉及的领域来看,以在语言三要素对比基础上的教学策略研究、教学法研究和普通话测试研究、普通话使用调查研究为主。部分研究结合了教育学、心理学、信息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大多以对具体问题的微观探讨为主,实践思考较多,理论分析较少。

从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发表的相关论文十分有限,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更少,反映了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学术队伍的发展较为缓慢,学术成就不高。

与青海汉族普通话教学研究相比,青海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教学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包括双语教学在内的普通话教学研究有40篇,占总数的48.2%。形式也更多样化、有论文、论著和研究生论文等。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既有教学模式的调查和研究、教学策略的探讨、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的研究,也有语言政策的讨论、教师素质的讨论和语言本体的研究等。

二是通过活动提升综合素质。举办“学思践悟,与你分享”主题交流分享会,交融心灵、取长补短;组织青年员工分组采访整理10位劳模代表的先进事迹,形成学习劳模、崇尚劳模、争当劳模的良好氛围。定期召开青年员工座谈会,及时了解掌握其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深入交流,互相探讨,共同提高。现今,公司8个部门中已任用了4名80后中层副职以上干部。

2.学术阵地比较稳定、研究者队伍逐渐扩大

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推广研究以早先的藏族语言文字工作者为主要阵地发展到藏族研究者、汉族研究人员和普通话水平测试人员为主干的研究队伍。

3.研究成果分布不均衡

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推广与教学研究成果也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教学模式、教学策略的成果较多,教材建设、教师素质、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较少,语言政策与法规的研究十分有限,少数民族的普通话使用调查研究几乎没有。

三 、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成果分析

(一)青海普通话教学研究

在诸多成果中,普通话教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有些研究成果以青海各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词汇的比较为研究对象,探讨青海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不同,指出青海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以及克服这些难点的方法。如罗太星、刘延竹的《从青海方言谈谈学习普通话》,[5]罗太星的《青海人学习普通话的一些办法》[6]和《青海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及其克服的方法——教学普通话体会》,[7]马梦玲等人的文章《基于方言调查的青海大学生普通话教学策略研究——以大通县桥头镇话为例》等。[8]

也有研究侧重对青海汉语方言和普通话语法的比较,探究青海汉语方言的特殊词汇和特殊句法结构,分析青海汉语方言特殊句式——“宾动式”句法结构对学习普通话的影响,指出学习普通话要有意识地改变方言特殊句法形式。 如张成材的《青海人怎样学习普通话》,[9]贺虎的《普通话学习中西宁方言问题的解决》等。[10]

青海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教育投入、师资数量和质量、办学模式、教育结构等方面。尕桑吉认为,安多藏区学习普通话的瓶颈除了语言态度、语言负迁移、环境和个人因素外,教学方面存在没有建立汉语普通话教学模式以及双语教学师资短缺、教学方法不当、教材使用不当等问题,[23]刘艳的硕士论文《青海藏汉双语教育实践研究》展现了60年间青海双语教育在双语教学规模、双语教材建设、双语教学模式、双语教育成果、双语教育师资力量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了藏汉双语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思想认识、双语教材、双语师资、教育结构、学前教育等方面,并提出应该从国家政策、语言环境、经济环境、地理环境、文化心理、资源等几个方面改善目前的双语教育状况。[24]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完玛冷智和索南嘉的《青海汉藏双语教学调研报告》等。[25]以马依沙为首组成的“青海省藏汉双语教学改革实验领导小组”,对青海同仁地区加毛藏族小学、江什加、合日加三所藏族小学进行了为期6年的双语教学定点实验研究。实验前,三所学校藏族儿童的语言能力表现出藏语口语水平较高、汉语口语水平较低和汉语书面语言尚属空白的特点。课题组采取编写和使用《汉语会话教材》,配备双语兼通的教师,汉藏双语教学齐头并进的改革措施,通过6年的实验教学,提高了藏族儿童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表达能力。课题组在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早期教育特别是学前双语教育,加强双语师资质量建设,创造双语学习环境,重视儿童学习语言规律的研究。[26]

关注普通话教学法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惠玲的《青海民族地区普通话教学改革之探讨》,文章从教学层面和学习层面分析了普通话教学高耗低效的原因。作者认为,青海普通话教学层面的问题是缺乏主动体验式学习,教学中批评多,表扬少,缺乏现代化教学手段,朗读和表达训练不够,缺乏针对性教学等。而学生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学习环境和心理鼓励等。作者提出要重视整体语感的培养,重视青海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比较,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学生心理疏导,优化语言环境等提高教学效率的策略。[11]

此外,还有研究者的兴趣是普通话测试及相关研究。如贺虎的《关于对我省民族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几点思考》[12]和《普通话测试中“字话”现象调查分析》等文章。[13]

关注青海农村地区普通话使用情况的研究成果只有1篇,是赵小刚的《青海省农村普通话应用状况调查和分析》。作者调查了青海22个县66个村4 290人的普通话应用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就身份而言,普通话听说流畅的人数比例,最高的是教师和学生,最低的是农民和牧民,且大多是文盲或者年龄在60岁左右。就年龄来讲,15岁以下儿童能听但口音重的人数比例最高,31~45岁人员,听说流畅的人数比例最高,61岁以上的人员,听说流畅的人数比例最低。赵小刚认为,在青海农村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推广力度不够,推广普通话的手段不够丰富,普通话教学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加大以上力度,改善农村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不够的现状。[14]

(二)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推广研究

少数民族的普通话教学与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密不可分。1980年教育部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汉文。”[15]为响应国家政策,1985年青海教育厅出台的《青海省“七五”推广普通话工作规划(草稿)》中提出:“少数民族学校必须贯彻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进行教学的原则,学生要首先学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此基础上学好汉文,到中学毕业时达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兼通。”[16]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步采用以民族语授课为主,加授汉语的教学模式。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转发《五省自治区藏族教育研讨会纪要》首次使用双语教学这个术语。199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发布文件,正式阐述了我国双语教育政策,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在学校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17]双语教学政策的颁布和实施,推动了青海少数民族从民族语言教学逐渐过渡到双语教学模式的发展进程。围绕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2010年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教学,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印发《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中,要求“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和少数民族学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18]这一强制性的政策实施,对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和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US-FANC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患者是选取、标本取材、结果的判定等环节,涉及甲状腺外科、超声、病理等科室,每个环节的欠缺都影响到US-FANC诊断的准确率及临床应用价值。

在国家和青海省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之下,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和普通话推广研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局面,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很广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调查和研究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实施、双语教育的模式是省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研究结果表明,青海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学校稳步增加,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数量稳步增长。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形成了适应当地发展的教学模式。如才果的《对青海汉藏双语教学的回顾和与思考》,统计了1989年-1999年青海省民族学校汉藏双语教学的所占的比率。结果显示,10年间双语教学的学校数量稳步增长,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数量也逐年增加。并形成了4种双语教学模式。作者认为,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相比,差距仍然很大。[19]完玛冷智的《青海牧区双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报告》全面梳理了建国后青海藏区双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90年代后,青海藏区基本建立了具有汉藏双语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民族文字教材体系和从小学、中学到高校的双语教育体系,在农牧区形成了以藏语为教学语言,单设汉语课程的“一模式”和在东部杂居地区学校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单设藏语课程的“二模式”的双语教学模式。[20]尕桑吉的硕士论文《安多藏区藏族学生汉语普通话的学习现状研究》,以海南民族中学为调查点,调查了安多藏语区双语教学模式,指出当前安多藏语区双语教学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除汉语文和英语以外,其他课程均用藏语授课的模式,一种是部分课程用汉语普通话授课,部分课程用藏语授课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是主要模式。第三种是除藏语课程外,其他课程都用普通话授课的模式。作者指出了制约安多藏区普通话推广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普通话教学的模式。[21]但是文章缺乏对安多藏语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数据和分析,结论也有待进一步论证。刘子平、张茜的《青海牧区藏汉双语教学研究》调查了果洛州玛沁县的双语教学现状,调查结果和结论和海南民中基本一致。[22]

廖:我是从1997年任所长助理开始参与行政管理工作的.2000年开始任副所长,2005~2009年任所长.长达12年的行政管理工作,对我的性格有所改造:从一丝不苟、循规蹈矩办事开始,在逐渐“领悟”到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所遵循的乃是两套不同的“游戏规则”后,便将影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皇上所言“不聋不瞎,不能当家”铭之座右——抓大放小,不求水之“至清”.因而虽然每日繁杂的事务性工作缠身,但也是另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与体验.

3)课堂观察:课堂观察的实施者,既可以研究者也可以是本人。课堂观察是可以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促进新教师发展的主要方式。针对别人对自己的课堂观察、自己的课堂录音或录像,再分析观摩,进行在此反思,以提高教学效果和自身专业发展有积极意义。

2.双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2.语料库能够提供与敦煌文献纯文本语料相对应的全文影像,便于研究者实时对照开展研究。通过使用扫描仪将入库文献扫描成图像,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快速定位到文献的原版图像,实现文本与图像合二为一。

这种“以写促读”策略中的“写作”,是为了帮助学生有效提取、梳理、概括文本信息,厘清文章脉络,并掌握相应的阅读策略。阅读和写作的结合点在于对文本信息的归类整理和思路脉络的梳理。在教学中,可以采用画结构图、画线索图、列提纲、做表格等形式。

3.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教学研究

(3)连拱段中隔墙整体向左偏移,并表现出偏压和墙底受拉的力学特点,建议中墙基底采用地基锚杆锚固,清底回填与二衬等强度混凝土,以减小墙底拉应力,并有必要在后行左洞未开挖围岩与中墙之间施作钢支撑工程,以平衡先行右洞开挖后初支拱圈的推力,防止中隔墙向左偏移,减小中隔墙偏压程度。

以藏族学生普通话学习中产生的偏误为切入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学习原则和教学策略是普通话教学研究的重点。例如,吴用的《构建藏区少数民族师范生的汉语普通话教学的新模式——针对藏族师范生的汉语普通话教学探讨》,从青海藏族师范生普通话教学的现状出发,结合藏族学生的实际,提出了科学性、实践性、直观性、对比性、民族性和互助性等学习普通话的原则和方法,[27]为构建藏区少数民族师范生普通话教学的新模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秦岭的《藏族学生普通话语音学习现状及教育策略研究——以玉树地区藏语为例》中,对玉树藏语和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和儿化、轻声、变调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学生习得普通话的偏误,提出了增强实践教学环节、做好心理疏导、以普通话测试为契机,巩固普通话标准语音等辅助策略。[28]仁措吉的《藏族学生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研究》,以藏族学生普通话测试为依据,指出了藏族学生普通话学习中存在的语音语调的问题、识字量、词汇量不足的问题以及汉语思维能力较低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规范语音教学、强化汉语基础、营造语言环境、训练汉语思维等解决措施。[29]龙生祥的《民族院校汉语分课型教学模式研究——以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大学汉语教学改革为例》,探讨了青海民族院校大学汉语教学现状,指出当前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主要以“现代汉语”或者“大学语文”为汉语教材,采用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学生提高汉语能力的需求,提出了汉语口语课型、汉字课型、阅读课型、语法课型、写作课型等5种分课型教学模式,并通过教学实践证明分课型教学模式的科学性和有效性。[30]刘启珍的《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培训与测试研究》[31]和《青海少数民族普通话的特殊言语现象研究》[32]针对少数民族语言偏误现象,提出建立培训体系,培养语感能力,突出声调教学等教学策略。

我反思,这些评语统计整理工作虽然繁杂琐碎,但信息量巨大。从中我了解了更真实全面立体的学生性格形象,知道了他们的朋友圈,方便以后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可以调动集体的力量来做教育,也让学生的心贴得更近,同学情更浓,集体归宿感更强。而我依此来写评语,当然就素材多多,而且保证真实个性化,不重复。

4.汉语水平考试研究

以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不多,早期的研究主要强调汉语水平考试对提高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的意义,提出应加强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水平考试。近期的研究成果侧重分析青海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的结果,提出普通话教学的策略方面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好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使每个师生党员都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学生公寓是高校育人的重要阵地,要积极推进党组织进公寓,以党员工作站为抓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积极实施“党建进学生公寓工程”将党建工作延伸进学生公寓,打通整个党组织“神经末梢”,充分发挥了党员在生活中的各种模范带头作用。

四 、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展望

1949年以来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其他地区普通话推广研究相比较,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可以继续拓展的领域。

(一)加强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

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对普通话推广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国外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相关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语言政策的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积极开展起来的,在30年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青海省政府恢复了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明确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职责,在积极推行国家语言政策和法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较重要的语言政策和法规有:2014年发布的《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对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的人员普通话水平提出了相应的等级要求。《青海省实施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方案》提出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普通话在城市和县镇地区全面普及,乡镇基本普及。2016年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实施意见》,明确了“到2020年普通话在城市和县镇地区普及率达到85%”的发展目标。2013年发布的《青海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规定195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和申请教师资格的人员、播音员主持人、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等要参加并达到相应的普通话等级标准。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省内学者鲜有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成果,严重滞后于国内本领域的研究。研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可以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有利于提升语言人才质量。因此,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亟待加强。

(二)加强普通话教材建设研究

国内普通话教材研究普遍注重教材编写的原则、教材编写的理念和教材语言规范。学界普遍认同编写教材要坚持“交际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发展性的原则”。[33]以目前青海各高校通用的教材来看,普遍存在教材数量不多、教材内容的针对性不够、实用性不高的问题,相关研究更少。教材质量评估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青海汉语方言区教材编写应注重青海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在语言结构和言语技巧方面的差异,注重青海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对比。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材使用更为混乱,有些地区不分年龄和层次既使用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应试教材——人教版《语文》,又使用少数民族汉语课程研究开发中心的《汉语》教材。大学则使用通用教材《现代汉语》。内容安排也是重知识的讲授,轻技能的训练,练习内容缺乏实用性。因此,在充分了解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普通话普及情况的基础上,编写出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教材,提高普通话学习效率,加强少数民族汉语和普通话教材研究十分重要。

(三)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

1994年国家语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规定》,制定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2004年开始使用普通话水平测试国家题库系统,2007年9月,《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系统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动运行。2009年,国家语委制定了《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试行办法》。1994年,结合省情,青海语委发布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办法(试行)》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2013年又发布了《青海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2016年,青海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在青海师范大学挂牌成立。普通话水平测试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仅2017年,青海参加普通话测试的人数达到21026人,其中,公务员1188人,教师321人,学生16118人,媒体人员17人,社会人员3382人。[34]但与普通话水平测试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尤其缺乏测试对象、测试内容、测试等级、测试纲要、试题样本、试题取材、成绩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因此为推动和促进普通话培训和教学,应加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相关研究。

(四)加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普通话培训和教师素质研究

教师素质的研究对提升教师素质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理想的教师队伍是教师质量的保证,加强培养推广普通话的教师一直是我国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措施。近年来,青海语委联合青海各高校主办了多期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资格培训,为各城市、县、乡培养了一批汉语教师,对青海普通话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青海推广普通话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据《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青海农村教师和少数民族教师的普通话培训人数是零。[35]同时学者很少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教师的素质、资格衡量标准及培训手段等问题。尤其缺乏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知识结构、教学能力等方面的研究。青海少数民族一直存在双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双语能力差、教师培训严重滞后、教学水平低、合格的汉语教师严重缺乏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汉语教师素质研究的水平和层次,因此加强农村教师素质和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素质的研究,有利于提升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素质,提高普通话推广和教学质量。

(五)加强普通话课程设置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普通话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一定的关系。以青海师范大学为例,2008年起在师范班中开设普通话课程,后作为全校公共选修课程,一学期只有18个课时,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普通话训练十分有难度。教学时数少,无法保证学生的训练时间,教学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目标。普通话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运用普通话自然流畅地表达和交流。因此,修订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加大课时数,保证学生训练的时间十分必要。课程设置不合理,缺乏对课程设置的研究,不利于普通话教学和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因此,加强普通话课程设置的研究十分必要。

(六)加强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和使用的调查和分析

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了解普通话普及率的有效方法之一,加强青海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掌握各地区普通话使用和普通话普及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可以为青海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在2020年达到80%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为语言文字政策制定部门和语言文字研究部门提供客观依据和参考。

纵观1949年以来青海汉语方言区和青海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和教学研究成果,整体而言,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成果数量逐年增加,研究内容也在逐步深入和细化,研究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普通话教学研究和语言本体研究成果较多,普通话水平测试、普通话教材、普通话课程设置、教师素质、普通话使用调查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语言政策、语言评估、语言推广手段等研究尚需拓展。青海普通话推广和教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推进青海普通话推广研究的深入发展。

3.持续完善税收政策,更好发挥税收调控职能。税收政策是税务机关服务大局、提升站位的重要抓手。税务机关要围绕宏观调控大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时调整完善财产行为税政策,切实发挥好财产行为税职能作用,更好地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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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and thoughts on mandarin promotion research in Qinghai

YANG J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in Qinghai,analyses the fields,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in Qinghai,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utonghua popularization research in Qinghai includes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textbook construction research,Putonghua proficiency test research,teacher training and teacher quality research,curriculum design research,language use survey research,etc.

Key words :Qinghai; Putonghua promotion;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18-11-26

作者简介 :杨 静(1971-),女,汉族,宁夏青铜峡人,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2019)01-0128-07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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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普通话推广研究现状及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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