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设计师。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注：《毛泽东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他为此设计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图样”，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革命因而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提出了全国人民树立“共同的理想”的观点。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观点，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根据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设计，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取得了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设计的“共同理想”的科学性。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图样”的设计到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共同理想”的设计，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起两落”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说过：“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页。）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全面、深入、 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土地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王明等人照搬外国革命经验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惨痛教训。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全党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实质。1942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以延安整风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的工作开始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内更是出现了思想僵化的状况，凡事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风气盛行。70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继延安整风以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979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1953年，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多数大幅度超额完成，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是“两起两落”的“第一起”。随后的1958年到196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第一次大的失误，即“两起两落”的“第一落”。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而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各项合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久即遇到严重挫折。鉴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这一次失误的严重教训，中共中央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到1965年再一次取得巨大成就。这是“两起两落”的“第二起”。为此，周恩来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满怀信心地宣布：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由于1966年5月开始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而未能按计划实施。“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失误，且为时长达10年之久，这是“两起两落”的“第二落”。
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起两落”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在后来评价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时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革命“图样”的设计有了科学思想路线的指导。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起两落”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共同理想”的设计有了科学思想路线的指导。
二、从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正确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毛泽东认为社会性质是国情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明确提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观点。他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46页。）他还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6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 毛泽东概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以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准确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为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国情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虽然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以及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但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依据当代中国国情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出现50年代后期特别是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
1980年，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不要“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的思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关键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的重要观点。这就把当代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邓小平的以上观点，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2年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重申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6年9月， 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概念。邓小平在1987年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25页。）所谓“不够格”， 就是说我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8页。）。对此， 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有清醒的认识，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根据邓小平的以上论述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后来，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他在这里强调的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的观点，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升为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历史定位的科学理论，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成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具有同等意义的关于正确认识不同时期中国国情的科学范畴。
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定位，使中国革命“图样”的设计有了科学的国情依据。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共同理想”的设计有了科学的国情依据。
三、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到邓小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从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经过十几年的理论探索和更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在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面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分两步走，“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33—650页。）。毛泽东还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近代中国社会是少数先进的大都市、现代工业生产与大多数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农村、落后的农业生产同时并存的发展极不平衡的二元结构社会。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形式以及中国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薄弱的农村发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力量有长期坚持和逐步发展的较大的回旋余地。毛泽东在长期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历经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为中国人民开辟了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虽然早在1956年就开始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但是由于当时在客观上还不具备条件，终于没有找到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应当肯定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探索为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两起两落”以后，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背景条件。“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使人们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对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就是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找到了这一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后，邓小平在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系统理论。
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近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国情为依据，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开辟了实现中国革命“图样”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的艰辛探索，开辟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共同理想”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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