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要求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都是很不熟悉的，他没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认为国务院尤其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 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前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 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正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马钢宪法》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毕竟是苏联组织工业生产几十年摸索出来曾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它在合理地组织生产方面，是经过多年实践的，现代大工业本身，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对各个工艺流程和生产部门进行监控，以实行优化生产，得到高质量的产品。这已经是不容怀疑的经验和定论，否认“马钢宪法”，认为它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浪费了几十亿元钱，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离群众需要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哄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要求的，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取其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违反客观规律，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 少走一些弯路。 1957年以后，“反右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走向缓和。苏联方面也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 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久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又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三十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重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五十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后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还是源自于毛，是他当时清醒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热衷于搞群众运动，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更加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是造成“大跃进”局面的兴奋剂。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需要特别小心谨慎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把批判“反冒进”同反右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这是毛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仍不愿降低钢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太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 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疴难起了。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 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 亿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年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退”。
毛泽东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
“大跃进”年代还出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交心真话。
我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说过：“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问题上，毛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在追求‘大同’方面，连康有为的一些认识也未达到，他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长期历史性是相当轻视的，总希望找到尽早过渡之‘捷径’。历史已经说明，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度中，凭主观想象、任意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根本变动，还名之以‘超越’前人，其后果是何等的灾难性。”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 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这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 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文学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的这些想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政合一）和“公”（提高所有制范围，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之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度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度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而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的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 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国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最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观念。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的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地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能使人的精神境界纯洁而高昂，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泽东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是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忧，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极分化。1953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于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和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由于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对，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践，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了失败。
1958年11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中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的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展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兴趣。1958年12 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传统中国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化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富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仍执着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可见他所受到的理论和历史的局限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但问题是，毛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的这种空想，即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奥援，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着对以往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 小时的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要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非使社会有所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扰，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我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很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受到的理论，历史的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由历史证明是办了蠢事。如不加以彻底清算，悲剧难免重演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事容易做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历史决议》的判断是正确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清算，经过这样的清算之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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