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笑笑生对人欲的二重心态及其因果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果论文,人欲论文,心态论文,笑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金瓶梅》是一部集中描写市民“人情人欲”的长篇小说。而兰陵笑笑生对人欲的审视具有二重心态。他既能站在时代进步的行列宏扬人欲而又视人欲为犯罪之源；既能从时代发展的视角赞许了商人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而又从理性的视角表示忏悔。事实表明，以荀子“性恶论”为核心的“佛教因果观”是困扰制约作家创作的根本。因而导致作者混淆颠倒了变革时期旧矛盾的性质及其因果关系，掩盖了末世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及其创新意义。
【关键词】《金瓶梅》 笑笑生 二重心态 佛教因果观
《金瓶梅》是一部侧重描写市民“人情人欲”的长篇小说，内容丰富驳杂，充满矛盾。因此，几百年来，人们围绕“财色之欲”这一根本问题对其思想倾向、艺术结构、人物形象、创作旨意等各个方面作了广泛深入的论争和探讨。但就论争的结局来看，观点往往彼此截然对立，呈现二律背反之势。这种现象虽由多种因素构成，但其中主要原因，当与作者对人欲的二重心态及其神学因果观密切相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生活真实与传统观念之间往往矛盾对立，形成极为混乱的局面，这正是长期困惑人们的症结所在。
一
张竹坡论《金瓶梅》的创作旨意时说：“此书独罪财色也。”（《竹坡闲话》）他认为“财色”是诱惑着世俗男女走向罪恶道路的根源。他又从家国同构的伦理观念出发，着眼于西门庆一人之罪行，认为西门庆是一位“危害天下国家”的“混帐恶人”，“元恶大憞”〔1〕并以西门庆之家为“典型环境”，表明西门庆及其罪恶的家属是人伦秩序的破坏者，并从中透视了整个上层社会纲纪废弛、道德沦丧的普遍现状。总之，他以财色之恶为中心，主要依据作品中的传统观念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揭示了笑笑生的创作旨意，显然抹煞了作品的创新意义及其思想价值，未免失之偏颇，就作品的客观实际而论，作者对人欲的审视明显存在着二重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人性方面：认为情欲是人的自然本性。作者围绕情欲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借助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无可掩饰的激情，淋漓尽致地摹写、张扬了人生之欲。作者笔下的市井妇女大多是情欲的化身，理的反抗者。他们率性而为，不顾节操，不屈服命运，不受伦理规范制约、恣情放纵、偷期密约的行为，充分展示了晚明转折时代市井妇女背叛传统，追求人性人欲的精神风貌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多却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57回）指出夫妇之道，“在乎夫唱妇随，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如果男子背叛女性，而女性背夫那是自然之势。（14回）并进一步认为财色之欲，神仙不免，而况常人。（85回）表明情欲是生命的动力，而且具有不可抑制的力量。追求人性人欲是人们自然合理的行为。与晚明进步思想家的“情欲论”对照，一脉相承。从而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情欲的充分肯定，对封建理学的批判。然而作者又同末世的封建文人一样，抱着纵情享乐、游戏人生的态度，既视妇女为性角色，以庸俗的情调肆意摹写两性之间的淫乱关系，又以“女人祸水论”的陈腐说教规范人物行动，惩戒人生。认为财色为万恶之源，市井女流多为“花面金刚、玉体魔王”，对她们的人欲之求视作魔鬼的诱饵。对其叛逆精神看作“蛇蝎心肠”并指斥她们是“亡身丧命，破国倾家”的祸水，破坏人伦秩序的恶星。（79回）更进一步告诫人们，“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因之，作品中的主体人物，被指为贪、嗔、痴三毒具全之人。按照佛教善恶轮回之理，瓶、梅放荡淫佚，因之夭亡，潘氏纵欲肆恶，终于尸横刀下，命染黄泉，以明天道循环，果报不爽。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回归。
二、在功利方面：作者以财色货利为轴心，通过主体人物西门庆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揭示了晚明这一特定时期商业资本发展的历程及其社会的深刻变动。西门庆作为转折时代的“新兴商人”，作品突出地赞许了他的经营能力和顽强奋斗精神。他由“一介乡民”投机冒险，发迹变泰，充当国家柱石的历史集中展示了财色货利之欲乃是市民阶级普遍的心态。在金钱关系的作用之下，安定封建统治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维护封建秩序的等级规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出现了全面的崩溃，而万能的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衡量人的价值砝码，预示着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资本的发展“从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正是晚明时期社会深刻变动的巨大概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对传统观念的巨大突破。另一方面，他又从封建伦理的视角指斥时事，评价人物，认为财色的诱惑是人们犯罪之渊，而商人西门庆更是一位贪财好色的市井恶魔，是一位杀夫夺妻，破坏伦理秩序的盗跖。并认为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市井男女多是恶欲的化身，是导致世风日下，社会腐朽的根源，甚至是一伙“索家乱国”的罪人。（70回）正因为西门庆不守礼法，“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兼之，“主妇治家不察”，“不修纲常”，结果正当财势兴旺之际，纵欲暴亡。从此，“马死奴逃”，“台倾楼倒”，家势一败涂地。证明“天道恶盈”，“鬼神相随”，终于得到恶报。上述消极思想充分体现了传统观念对作家的制约。
三、在历史观方面：他以财色之欲为杠杆，以变革时期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消长为依据，从西门庆这一典型人物的合理选择及其发迹变泰历史的真实描写，证明作家已朦胧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引起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市井财色之欲是“人情之所欲趋”，而且隐约地看出封建贵族的衰落，商业资本的崛起已成时代发展之势。按作者的话来说，即“范单家贫陶朱富，看来总是只因时”，“打墙的板儿翻上下，扫米却做管仓人”，“事在其间，道在人为”。作者认为“天无常道”，时代在发展，贵贱无常势，尊卑无定位。适时任势者谓之有道；逆时背势者谓之无道。人的命运，关键在于人的努力，不在乎“天道”的主宰。这一切都表明作者非凡的胆识及其进步的历史观。但作者又对时代的巨大变革深感困惑，甚至惊疑不定。因之，又从人性恶的视角看待一切，理解人生。在等级崩溃，理学陈腐的景况下，往往借助佛家世俗宗教的天理循环论安排作品框架，归结人物命运，诠释时代变化的因果，反复宣扬“人生虽末有前知，祸福因由更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87回）并以人生财色之欲为网结，以因果报应为经纬，编织着一张张人生命运之网，企图借助恶的展示，达到劝戒的目的。
总之，作者在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下，能站在时代的先进行列，以敢于突破传统的胆识，观察现实，指导创作，从而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时代本质，体现了时代精神，呼唤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另一方面他又惊疑世道人心之变，往往背离现实生活，以连篇累牍的宗教因果说教规范人生，解释历史，将一场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导入唯心主义泥潭。甚至连作者自己也陷入自我失迷，进退两难为地步。
二
马克思认为，依赖感是宗教存在的心理根源，“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这是马克思对宗教存在的心理根源最精碎的揭示。而晚期时代也象中世纪欧洲那样，在宗教神学垄断了一切文化与科学的条件下，科学及其它文化也只能是神学的奴仆。所以笑笑生由一个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作家而又回归宗教神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丧失”这正是作者对人生之欲二重观念的心理根源。
就笑笑生佛教因果观的内核而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基本一致。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篇》）又说：“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篇》）“伪”就是人工作为，特指“礼义”而言。“礼义”指儒家的道德规范。说明“礼义”是“悖于情性”的负载之物，并非人的天生自然本性。荀子将“性”与“伪”（礼义）看作善恶对立的两个方面。认为恶是人的本质，善是人为的结果。荀子“性恶论”的实质是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根据，也是后世封建专制主义者的理论依据。《金瓶梅》一书，虽对晚明封建王朝腐朽黑暗的现实给予深刻地揭露批判，但作者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社会风俗方面。他以市井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为中心，以财色货利为主轴，构成典型环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市井小人对财色的狂热追求及其毁灭的原因。旨在表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欲横流而带来的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以至酿成社会混乱及其毁灭的必然之势，这就是作者佛教因果观的基本内含。在作者看来，“富贵皆因奸巧生，功名全仗邓通得”，在市井财色之欲的导致下，社会等级秩序，理性原则全成悖乱反常的状态。金钱关系不仅能够卖通官府、改变法律性质，而且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使忠直者横遭劫难，而强盗无赖却能转祸为福，升官发财。金钱的魔力能使世袭贵族的“节义堂”翻作淫乐世界，能使朝廷命官象娼妓一样匍伏在商人脚下，逢迎献媚。在财色的销蚀之下，一切视为神圣的社会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交易。上述灾难概由“恶妇破家，小人乱国”所铸。因之，他与荀子一样，视人性为罪恶的激素，财色为罪恶之源，理学的说教殆成虚假的货色。所以，在作者的笔下，特别是那些市井小人，几乎都是行为卑鄙、贪财好色、道德败坏的恶人。而市井财色之欲的潮水已汇成纵情享乐、尔虞我诈的孽海，在那鬼蜮世界，人情裂变，尊卑失序，家反宅乱，封建理学之善已成饰奸的浩然巾，整个封建大厦在人欲的横流中趋于崩溃。而时代的忧患使作者深感愤激，并处处点化读者：“世间只有人心歹，百事还教天养人”（19回）“堪叹人生毒似蛇，谁知天眼转如票”（18回）“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47回）“前程黑暗路途险，十二时中自着研”（75回）。人性本恶，世风败坏，“名利场中，酒色局内，触处生危”（张竹坡《金瓶梅》88回回评）他借助佛教因果形式幻想通过一种威力无穷的权力意志，连同罪恶的社会给于毁灭性的惩处。其理论核心显然与荀子的“性恶论”一脉相承。
笑笑生与荀子思想发生共鸣的原因，不单是地缘关系并与历史背景有关，作者与荀子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虽然变革的性质不同，但社会状况确有共同之处。荀子处在我国奴隶制完全解体时代，当时的阶级矛盾异常激烈，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已被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取代。而“性善论”的说教已无法掩盖现实的矛盾，旧有的伦理道德，宗法等级秩序日趋崩溃，社会处于极为混乱黑暗状态，这正是荀子“性恶论”的历史背景。而笑笑生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及其转折时期。其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旧有的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出现了全面崩溃，而理学已成为人们为非作歹的面纱，整个社会处于人欲横流极为黑暗的时期。所以作者以兰陵笑笑生自许的原因，表明两人同生乱世，同样目睹了世俗小人“以乱倡乱，以俗败俗”的世风，大有古今同慨之感。因之，他与荀子一样“傀然独立于天地之间”，透过理学的帏幕，针对炎凉丑恶的世情，以冷峻辛辣的笔触，予以无情的嘲笑与鞭笞。不过，就其本质而言，一个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提供理论根据，一个是为行将衰亡的封建地主阶级奉唱挽歌而已。
三
恩格斯说：“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3〕恩格斯的论述是对资本主义初期社会变革本质特点的高度概括。晚明时期，中国历史正处于转折阶段，由于商业资本的流通发展，社会财富的流向变化，货币的肆虐，进步思潮的引发，加速了世袭贵族的衰落及其传统价值观的解体，促发了市民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封建势力总是衰而不亡，它仍以传统的精力制约着整个社会。所以，在金钱关系与等级关系矛盾渗透的形势下，整个社会的确处于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尔虞我诈，极为动荡黑暗时期，但问题的根本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酿成世风败坏，社会腐朽的恶果呢？而兰陵笑笑生却将此主要根源归罪于西门庆及其家属等市井小人，我以为他的宗教论证不仅混淆了问题的本质，而且正好颠倒了特定时期新旧矛盾的因果关系。恰恰相反，导致晚明世风败坏，社会腐朽的主要根源不是商人西门庆等，而是处于末世的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的循环率。
列宁说：“官僚机构是一种封建体制中的‘寄生阶级’，是封建社会因腐败而产生的一种‘寄生阶级’”。列宁明确指出，封建集权主义是导致腐败的根源。作者把晚明与北宋末年巧妙地重合在一起，事实本身就已鲜明地昭示了封建主义腐朽的循环率。自明中叶以来，皇帝个个昏庸腐败，权奸专政乱国的史实与北宋末年如出一辙，这是皇权腐朽的总格局。论者认为《金瓶梅》中描写的以蔡京为首的官僚集团实为明朝嘉靖年间严嵩集团腐朽本质的写照，确有道理，正是这伙封建腐朽势力，在末世皇权的阴庇之下，借助等级的外壳，利用门生故吏，干儿义子关系“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结成了封建主义“团体行会”“国家中的国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他们的权力控制之下，封建等级关系，法律效应已完全失去制约能力，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朋比为奸，层层贪污，层层贿赂，相率成风的腐朽现实已成末世王朝的心腹之疾，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带来文化生活上的没落、糜烂。嘉靖皇帝信用方术，专事修炼，“土木祷祀，月无虚日”。〔5〕因之， 朝野上下竟相谈论“房中术”，群小托名方技希宠，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辈因献房中术而一旦飞黄腾达，为世人所艳称。〔6〕许多文人士大夫，行为放荡，耽于酒色，然时人多不为怪，甚至称为“风流”佳话。其流风所及，举国上下，官庶男女，纵情享乐，相率成风。而《金瓶梅》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就是这种风流的影响。正如杨继盛“劾嵩草疏”中说：“自嵩用事，风俗大变，贿赂者荐及盗跖，疏拙者跖黜逮夷齐，守法度者为迂滞，巧弥逢者为才能……自古风俗之坏未有甚于今日者……源之弗洁，流何以澄”〔7〕。就在这种腐朽势力的导致之下， 政治陷于瘫痪，经济枯竭，伦常丧乱，世风败坏，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腐烂如溃瓜。《金瓶梅》中许多封建世袭贵族之家腐朽衰落的描写即是典型。而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为其腐败提供了历史舞台，加速了它的腐烂过程。相反，即使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的北宋末年，封建主义照样腐朽，怎么能将问题的主要根源归罪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井男女的人欲之求呢？
另外，就时代变革的本质特征而论，市井男女放荡淫靡，道德沦丧，人性惰落的因素主要来自末世封建主义颓风的影响。此说并非否认商品经济的负面效应。比如金钱万能的暴富思想，挺而走险的极端个人主义，由叛逆精神而走向泛道德或非道德主义等，这一切同样是导致世风败坏的原因。但从晚明时代社会变革的现实而论，资本主义因素尚处于萌芽时期，只能作为封建经济的附庸，市民阶级虽有发展壮大之势，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封建主义虽呈腐朽没落之势，但它仍制约着整个社会。《金瓶梅》中关于商人依附权贵，而权贵以官爵拉拢商人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日新旧因素的矛盾渗透关系。当商品经济被纳入畸型发展的渠道之后，而人的情欲之求也就异化为纵情享乐，邪恶放荡。所以，西门庆一方面破除封建传统，冒险发财，一方面又蹈袭末世之风，按照封建模式，组织家庭，纵情享乐。市井妇女敢于背叛传统，追求个性解放，而又沿着封建末世的轨道寻求解脱，由纵欲走向邪恶，终于迷失自我，酿成人生悲剧。事实证明，封建主义的衰落，商品经济的发展，促发了世俗男女人性的复苏，为市井商人的暴发致富提供了契机。而封建主义传统的制约，人性中固有的封建主义恶习，资本主义因素的夭折则是导致世俗男女自我失迷，走向生命毁灭的根本。这正是晚明时代社会新旧因素矛盾的因果关系。
此外，就作者宗教因果观的结构来看，实际上是以世俗佛教因果循环论为外壳，以荀子“性恶论”为其思想核心的一种混合体。总体而论，他以封建伦理准则作为价值标准，以人性本恶的观点审视人生，而把世俗男女都看作贪财好色，财坏人伦的坏蛋，其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陈腐荒诞之论。因为中国的礼教向来是封建统治者权力意志的体系，所谓佛的报应实乃礼教权力意志的象征。而封建性的伦理准则向来是按封建等级制定的，是为维护等级秩序而用的。作者以此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解释生活，评价人物，往往陷入谬误。所以在作者的笔下，这种因果观体现在朝廷关系方面，则成权贵犯罪，小人顶缸的格局。例如《金瓶梅》（18回）蔡京、王黼、杨戬三人朋比为奸，失误军机，纵虏深入，失陷内地，律应当斩。但因圣上宽恩，三人都得解脱，却把罪责全部推在小人身上，认为是“门下亲族用事人”等“揆置本官，倚势害人”的结果，勅令置之典刑，以正国法。在作者看来，世俗小人比权奸更恶，也表明作者“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等级观念。这种因果观体现在家庭关系方面则成家主犯罪，妾妇顶缸的格局。西门庆贪赃枉法，违天害理，纵欲暴亡，分明是由邪恶走向自戳，不仅没有报应，而且托生东京富户沈通为次子，反将受害的妾妇作为替罪羊，置之死地，听受命运的宰割，以示对西门庆罪恶的报应。这种荒唐的逻辑，连作者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么能去劝诫别人呢？同样，这种思想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则是强者犯罪，弱者顶缸。所以张大户借助等级之势，将潘金莲收用之后，主母反说是奴才诱惑的结果，张大户纵欲而亡，主母并无忏悔，反将全部罪责推在奴才身上，并用节义之名予以惩处。作者并无过多的指责，而且视作风流韵事。（一回）总之，在以伦理等级为是非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君子犯罪，小人顶缸的等级压迫，向来被统治者看作人生的公理，甚至化为人的集体无意识。作者的神学因果观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集中体现。至于财色之求本来是人的自然欲望，当市民一旦觉醒之后，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而是要求富贵利达，这些并非奢望。况且财色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如果将财色看作有罪之物，岂非与上述邪恶者指斥受害者一样无理吗？反之，处在那样一个充满等级压迫的时代，无财无势，怎样善也无用，有财有势，恶人一往亨通，所以作者以等级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作为评价善恶的标准，实在是颠倒了是非，掩盖了末世封建主义的腐朽本质，客观上起了维护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的作用。
综上所述，笑笑生由张扬人欲到思想回归的事实表明传统的幽灵则是困扰制约作家的根本。从其心路历程来看，作者能够把握时代精神激情洋溢地宣扬了人欲而又视作犯罪心理；既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情不自禁地赞许了商人的崛起及其历史意义，而又从理性的视角表示忏悔。他既敢于破除理学传统，但并不否定儒家伦理，敢于揭露社会的腐败，但并不否定皇权制度。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动，人性的复苏，给作者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时代的变革必竟还处于“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的时代气温使他惊疑不定，浊乱奔突的变革景象使他茫然失迷，处在人生变革的十字路口，作家深感进退失据，茫无所归，只能从传统中寻求答案。因之，他对人欲的二重心态及其传统观念既是时代巨变的真实写照，又是作家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
注释：
〔1〕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3〕《反杜林论》第44页。
〔4〕《列宁全集》五卷第18页。
〔5〕《明史·食货志二》。
〔6〕《万历野获编》21卷。
〔7〕《明史》20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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