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要素投入增加效应。管仲最早提出劳动是财富（经济）增长的源泉；古典经济学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Petty,1622)；财富增长要靠劳动的数量，增加用以雇佣工人的资本积累(Smith,1776)；萨伊把资本积累看作是财富增长的基本源泉；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决定生产力发展；西斯蒙弟和马尔萨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积累才会促进经济增长；菲尔德曼(1928)认为资本是限制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凯恩斯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Hzrrod-Domar模型将凯恩斯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动态化，在没考虑技术进步假设下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Solow-Swan增长模型又将资本系数可变化，并借助外生的劳动增长说明长期经济增长机制，新增长理论也用劳动增长和持续的资本积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等等。这些增长理论都印证了要素投入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如以1952-2001年为样本区间，采用GDP、就业人员L、资本存量K分别作为产出、劳动、资本投入指标，对中国要素投入和产出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拟合并检验，结果理想：LnGDP=-9.16+0.4681LnK+1.261LnL，令α'=0.4681,β'=1.261，在规模收益不变情况下，将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正则化，则α-0.27，β==0.73。由此可计算不同阶段中国要素投入增长率、综合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1952-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67%中要素投入增加贡献了57.6%，拉动经济增长4.42个百分点，其中资本投入增长贡献32.9%，拉动经济增长2.52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增长贡献24.7%，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因此要素投入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要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效应。马克思提出内涵扩大再生产主要靠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来实现。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或创新是内生变量，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要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Hicks型中性技术进步生产函数（注：叶飞文：《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90页。）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率是由要素投入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加上由综合生产率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更进一步，综合生产率除规模经济效果外，还有资源配置、知识增加、资本效率、劳动效率等因素。Jorgenson(1995)认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表现为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以及增加值、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重新分配（注：Jorgenson：《生产率：战后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中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劳动者因受教育提高了劳动技能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动，提高于综合生产率。知识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可使单位要素投入的效率提高，达到以同量的要素投入产生比过去更多的产出。因此要素效率提高与综合生产率是分不开的。通过模型计算，1979-2001年的要素投入效率、资源配置、知识进步及综合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比1952-1978年和1952-2001年相应的数值高出许多。1979-2001年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比改革开放前高3.19和4.25个百分点，资源开始注重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优化配置效率持续提高；恢复高考后高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持续上升，知识进步年均增长率比改革开放前高2.2个百分点；劳动效率、资源配置、知识进步、综合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比1979年前高8.72个、8.48个、4.71个和21.9个百分点，这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增长事实相吻合。中国经济从粗放型高投入、高增长逐渐向集约型增长方向转变，其中发生最大变化的是要素效率的提高，而中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变动又带来资源配置效率、要素流动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结构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和信息化，城市化又带动了工业化和信息化，信息化推动了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进而又促进了要素效率的提高，综合生产率提高又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管理才能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增多，劳动者素质提高带来要素效率的提高和综合生产率的进步，直接推动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的激励和开放的溢出效应，技术研发的动力增大，技术知识迅速增长，新知识不断积累，知识积累的结果推动了技术进步。科学带来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函数本身的变动(Walras)，出现新的生产函数，技术进步成为要素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因此，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
3.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自由环境(Lowis,1955)，一种能够提供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经济活力的源泉(North,1991)。因此制度安排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创新活动，设法阻止“搭便车”和偷懒行为，最终引致经济增长。
通过模型计算（注：叶飞文：《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10页至412页。），中国改革开放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21.4%，平均每年带动经济增长2.03个百分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发生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渐进的制度创新不断发挥积极效应，市场配置作用增大；所有制多元化改革使非国有成份扩大，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迅速，多元化产权制度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增长活力的源泉；利益分配机制改革解决了经济动力问题，生产要素和技术发明创造凭借其所有权参与分配，利益分配逐渐向企业和个人本位倾斜，使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为产权制度提供了保障，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劳动效率和创新活动。开放使中国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技术、制度、知识和资源，使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边干边学”和“溢出效应”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导致综合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成为可能；开放还带来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思维的更新，对中国经济制度的长期变化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多知识的获得和新技术的产生保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因此，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选择
1.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效率。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积累具有总量优势，比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高储蓄率带来的高积累、高投资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种粗放型的要素高投入带来的高增长，在中国漫长的有较强投资需求的初步工业化过程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显现，发展的背景不同从前，资源的约束、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适者生存的淘汰机制使从前高投入、粗放型高增长的模式失去市场存在的土壤，使粗放型增长空间受到挤压。在此压力下，只有要素效率化，有效生产才能进行，投入产出的循环才得以完成。因此，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效率显然要比要素投入的数量重要。
从已探明的资源储量看，中国虽有一定要素资源总量上的优势，但人均资源相对匮乏，还处于劣势，而且资源总是有限的，对于长期增长的中国来说，资源要素的约束会逐渐加大，而且劳动力资源总体素质仍不高，适合粗放型生产的劳动力未必能适合集约型生产，而“有能力的人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Schultz,1968)，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十分重要，是增长方式转变和有限要素资源效率化的关键。可见，资源约束加上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效率比投入数量重要；而且要素投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需要使有限要素资源效率化。中国经济倘若继续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则经济增长就不能持续。今后必须重要素质量、轻要素数量，重投入要素效率、轻投入要素规模，讲求科学的发展观，才能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2.综合生产率的提高。
(1)结构进化与结构效率。结构进化的实质是综合生产率提高。由于部门间边际生产率差异等因素，结构变动可引发资源再配置效应，生产要素资源由效率低的部门，自由流向效率高的部门，并随结构进化，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推动综合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率高的部门增长迅速，产业就不断优化升级，结构的不断演进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中国经济已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又使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复杂，市场范围扩大，产业部门增多，交易规模扩大，专业化和一体化倾向明显，此时由部门间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引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综合生产率提高，结构变动效应通过结构聚合作用带动经济增长。历史上配弟最早注意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克拉克运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两者关系，库兹涅茨进一步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处理，认为总产出高速增长导致产业结构高变换；钱纳里又提出标准产业结构模型，罗斯托等人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结构变动的过程。我认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对综合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上，如需求结构变动引发资源要素再配置效应将引致综合生产率变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在生产中，大量的劳动、资本投入需要较合理的结构来布局，任何结构扭曲和结构刚性都将使要素投入得不到合理配置，要素低效率使产出就不可能快增长；而且技术进步和创新作用日益增大，对分布非均衡、产出非连续的技术创新在特定部门发生后需要通过部门之间的结构关联效应才能得以扩展。因结构变动效应引发的资源要素再配置比增量要素投入更能推动经济增长，即综合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比要素投入贡献大。
一般来说，结构变动引发新的结构关联效应，产生新的产出成本和收益比，影响供给结构。新的供给结构又创造新的需求结构，最终引发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导致综合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从而使人均GDP上升，产生财富效应。收入的增多使消费者调整消费支出，改变需求结构，个人需求结构影响社会需求结构进而必然诱导供给结构变化，传导到厂商和生产者，又引发新的结构变动，这样周而复始，循环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结构进化的空间很大，追求结构效率的潜力巨大。在中国产业结构进化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经济增长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基础教育都要投资，必然要靠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历史阶段在中国走了较长的路程。美国也经历子产业革命阶段，1855-1890年美国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36%(Abramovitz,1962)， 与中国1952-2001年综合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接近，说明尽管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有了较高增长的总要素生产率，但当初产业革命时期也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有过靠高投入来实现高增长的时候。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国内需求结构由温饱型开始向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级化转换，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再生产劳动力的费用增多，劳动力成本也开始上升，此时就产生利用资本和技术来代替劳动、发展资本与技术集约型产业的驱动力。为适应此趋势，劳动者更注意人力资本投资，重视教育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以适应技术密集型劳动，这样又产生再生产劳动力费用增多、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劳动力成本加倍跃升产生了更大的推动力，推动利用技术密集型来代替劳动，这样反复运动将加速催生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发展，综合生产率将迅速提高。这些资本、技术集约型产业的产品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很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也少，但单位产品的增加值产出却很大，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见，当处于劳动力相对价格比资本的相对价格低的阶段，其比较优势就在于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劳动者收入提高，再生产劳动力费用增多，劳动力价格也迅速上升，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并逐渐被依靠技术、资本投入等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集约型产业所取代。现阶段中国产业选择的实质是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选择生产模式，决定了中国结构进化只能是渐进的，产业选择从加工组装生产到引进生产线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再逐步转到注重技术研发和技术竞争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就是从数量上扩张转向走质量扩张的路子，推动综合生产率不断提高。这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型产业的渐进进化和中国丰富的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是综合生产率得以持续提升的奥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今后随着结构不断进化，综合生产率也不断提高，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2)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关键在于教育的投入。教育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教育，一方面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另一方面教育水平决定从业人员基本素质，没有受过应有教育的人就无法适应产业进步后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跟上甚至超过产业进化的速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教育有很大发展，但对庞大的人口仍显不足，大学入学率与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有差距。因此，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空间还很大，“后发优势”使中国可以学习先进知识，培养有现代知识的劳动力，降低发明知识成本，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将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动力。
(3)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对增长的影响只发生在经济向稳态转换时期，经济长期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美国在制度达到均衡阶段，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得到的启示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就是技术进步的过程，而技术进步源自知识积累，研发产生的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产生新的知识，形成新的积累推动技术进步进入良性循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效地推进研发和技术创新，而开放“溢出效应”又推进知识积累，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又与技术进步形成互动关系，最终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已显现出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在今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越来越迫切需要在现有成熟技术基础上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于继续积累资本、加大研发投入的阶段，较难取得重大自主研发技术进步，处于模仿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技术或加以消化吸收后进行有限的技术创新阶段。日本成功之处也就在于模仿美国等国成熟技术取得经济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经济总量大、成熟技术模仿能力强、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和投资价值大等独特优势，具有吸引发达国家更多地把成熟技术转移到中国实现双赢的条件，而且模仿美国等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道路已被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速度都很快得到证明，技术进步也同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在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增多、教育和科研水平提高、制度成熟后，根据美国经验，也将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创新的技术进步。一是知识积累和扩散。新知识不断涌现，现代教育和先进科技信息在信息时代加快了知识扩散速度和积累步伐，知识进步到一定程度就催生技术发明。二是技术发明增多。中国授权专利1999-2003年增长82.2%，呈高速增长之势。技术发明会给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进步的动力，但大多数技术发明必须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装备和实验条件，这就需要中国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装备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时候才充分具备。而且技术发明要转化成商业价值，需要企业支持和参与，中国企业要具备较强技术需求能力和创新冲动时才会催生技术发明。而且中国要更多地从生产领域企业提出技术需求中进行技术发明创造，有针对地研发，才能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三是技术创新增多。技术进步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发明应用，当新的知识和技术被企业家用到生产中，生产出新的产品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技术创新就实现了商业价值。1997-2001年中国授权实用新型技术年均增长18.7%，2003年又比2002年增长19.9%，呈快速增长之势。技术创新具有收益高、见效快和风险大的特点，中小企业将更多地依靠一些中小型技术创新实现快速增长。四是边干边学。在生产中摸索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开发新产品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改革，用基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技能进行边生产边小型改革技术，当一种新产品或新工序被采纳之后，这些二连串小改革累积起来，比偶尔一次大变革更为重要，生产率可以不断地提高。五是新技术的推广和扩散。由于某企业一项趋于成熟的技术创新会提高该企业的边际生产率，给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和超额利润，就会逐渐扩散推广，逐渐缩小先进与落后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在社会获取平均利润的同时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之上，最终作用结果是提高要素效率及全社会综合生产率。可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是由中国所具备的各种发展条件决定的，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发展壮大，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提高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初始条件就共同决定了中国长期增长的最优路径；当初始条件具备了上述技术进步的火候和状态时，就会酝酿并催生技术进步，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新的生产函数，而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质量和综合生产率都大大提高了。因此，当中国初始条件具备时，技术进步就是提高要素质量和综合生产率的关键，就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
从斯密分工与经济增长的思想，到阿罗的新增长模型，视分工和技术进步是同一的。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了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纳入生产函数，不仅自身形成而且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形成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Romer,1986)。卢卡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认为各国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导致了在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扩大开放可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实现经济更快发展(Lucas,1998)。从斯密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到阿罗、卢卡斯、罗默等人的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长期增长理论，中国得到的启示是，随着分工和市场拓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专业化分工体系扩展而深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业在同一分工水平复制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综合生产率，促使迂回生产链延长，创造新的需求，分享外部性，技术进步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催生并推进产业进化和规模收益递增，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在一定初始条件下，需要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提高要素质量与综合生产率，促进规模收益递增，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4)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安排已被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印证是有效率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潜能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改革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和非国有化进程是要素效率提高的过程，空间还较大。改革就是要形成一种能使要素有效配置、经济有效运行的市场机制，“寻找那些能把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诱发和动员起来的压力和诱导机制”(Hirschman,1991)。开放意味着按国际惯例办事，国际惯例是标准的市场化和法律化，将强力推动中国改革。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还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制度变革尚未完成，因此制度创新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综合生产率提高和要素投入增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不断进化，实质是综合生产率的提高。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将使要素的组合方式和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使全社会综合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看，增长方式已出现渐进式转变，粗放型增长已不能持续，集约型增长特征渐渐显现。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6.15%，综合生产率增长贡献29.9%，要素投入贡献70.1%，是典型的高投入粗放型增长占主导的经济；1979-1990年综合生产率增长贡献41.3%，内涵式增长的成份开始积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全球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中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由于消费结构提升和档次不断提高，以低质量为基础所生产的传统产品的国内外市场相对容量在不断缩小，世界上却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供给过程，造成中国产品与其他产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间的比价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迫使中国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更新与产品更新，以资本和技术代替简单的劳动力，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换。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且正向集约式增长进化，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提高。
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进化看，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条件，按照刘易斯模式，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终止之前，这个增长过程是不会终结的。目前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并未消失，中国非熟练工人每小时工资70美分，与马来西亚的2.5美元、新加坡的5美元、日本的25美元相比，中国的吸引力更大。现实的劳动力比价优势，丰富的劳动力有效供给，还有许多中等教育以上背景的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成熟技术模仿能力，低成本人力资本优势加上经济总量大、有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大等比较优势，使中国能够更多地吸引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投资。不仅是低技术产业，而且高技术产业也正在从其他国家转移到中国，国际资本投资正脱离最初的依赖于低成本劳动力的制造业，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基地并带来大量新技术。据统计，1997年仅有13%的外资企业将其最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2001年已有42%的外资企业、2002年跨国公司有4/5以上的新投资项目采用了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满足了国际资本的逐利性，如2002年摩托罗拉267亿美元的利润中有57亿美元来自中国市场。伴随国际资本的“羊群效应”，纷至沓来的产业资本带来的都是全球最新技术。中国产业进化也就在国际资本进入和世界产业转移过程中“边干边学”完成的。因此中国产业选择的实质是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选择生产模式，是渐进的进化模式从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向引进技术、模仿成熟技术、消化吸收创新技术的资金、技术型生产模式的渐进进化。这种渐进进化的生产模式和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秘密。
从综合生产率看，中国1952-2001年综合生产率贡献42.4%，1957-1966、1966-1978、1979-1990、1990-2001年综合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期提高。从中美比较看，中国在1952-2001年综合生产率比美国1947-1985年仍落后近10个百分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差距根源在于综合生产率贡献上，其中的空间说明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在于综合生产率的提高。从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综合生产率的比较中发现，各国经济增长的竞赛实质是综合生产率的竞赛，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因中综合生产率比要素投入数量重要许多，历史上中国的要素投入增长并不比某些国家低，但增长速度的落后实质是中国在生产率竞赛中落后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实质是生产率的竞赛，这个结论也可从1850-1990年大西洋两岸美英两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竞赛(Broadberry,1997)得到佐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动因中最重要的是综合生产率的提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综合生产率的提高。
三、结论
1.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要靠要素质量和综合生产率的提高，要素质量提高最关键的是劳动力素质，要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教育水平提高；知识积累、技术进步、要素优化配置、改革开放等制度创新共同推动了综合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今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主要不是来自劳动和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是来自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即更多是靠知识积累、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劳动力、技术创新及有效率的制度，靠知识、技术、制度、要素效率等内在因素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2.据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分析，必须从提高教育水平、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加科研投入、推进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率的制度等方面入手加强政策导向，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生产率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投入资本论文; 劳动生产率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人力资本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