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依存——对中国外贸加工业依存度过高的一种新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依存度论文,加工业论文,过高论文,中国论文,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2-0058-05
中国外贸依存度(FTD)是否过高，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经历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外贸加工业(以下简称加工业)的波动越发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反向依存范畴，换一个思路探讨这个问题。反向依存有别于目前学术界通行的贸易依存范畴，是通过比较跨国资本对各国加工业的依存以及依存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判断各国加工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与价值。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突破传统贸易理论的单向性思维，树立中国加工业与世界产业链是相互依存关系的正确观点，证明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有益于世界经济发展。
一、在世界产业链中中国加工业的不可替代性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加工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一环，是因为跨国公司更看好中国的投资环境。集中体现在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要素、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的节约上。未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空间布局除了上述因素，更看重的是加工业的发育程度。
(一)劳动力资源仍将维持一定的竞争力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特别受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影响，中国劳动力价格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提高。全球商业咨询公司AlixPartners“2009年制造/外包成本指数”的数字表明，中国人的平均工资每年上升7％—8％，而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在折算成美元后却大幅下降。比较产品抵岸总成本价格，2005年时中国比墨西哥便宜5％，2009年中国却比墨西哥贵了20％。
其他同类型国家，印度、越南在劳动力方面的竞争优势也逐渐显现。越南劳动力的价格低于中国，工人的工资几年才略有上调，而印度工人的语言优势便于他们与外商的沟通。
按照“洼地”原理，伴随着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渐削弱，中国加工业中心地位可能会被其他同类型国家所代替。但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同类型国家，中国劳动力资源仍将维持相当强的竞争力。
首先，中国未来的就业压力仍将很大，会阻止工资及其他福利水平的上升[1]。2009年8月，作为外贸加工业基地的广东省，发布了当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规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增长上线为12％，这两项指标的涨幅都明显低于2008年，而下线为零或负增长更是近些年来首次出现的字眼。尽管这只是广东省应对金融危机的权宜之计，但表明中国在未来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仍有很大的空间。
其次，规模庞大且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中国劳动力的高性价比。在金融危机蔓延的时候，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许多企业由于定单减少，不得不限产裁员，许多农民工被迫返回家乡。而一旦经济企稳，企业用工数量开始增加时，返乡的农民工又迅速地聚拢在生产线上。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不仅维持了世界加工贸易品价格平稳，也令其他同类型国家自叹不如。越南的人口为8400万，产业工人为2400万，而中国单纺织行业就有1400万人的规模。狭小的人口规模，使得其他同类型国家无法满足发包外商的定单要求，难怪有些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从中国转移出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将业务重新迁回中国。
再次，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了。根据都阳、曲玥的研究成果，发现2000-2007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且后者提升的幅度要远远高于前者的上升的幅度。通过比较劳动力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发现二者的比值(劳动报酬/边际劳动生产率)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由于人民币汇率上升造成的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势头。
至于语言劣势，由于中国接受台、港、澳投资接近外商投资总额中一半的比重，因此，汉语作为交际语言近期对弱化投资环境的影响有限。与其他同类型的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很高，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保持在65％的平均水平。越来越多的大中专毕业生加入了熟练工的行列，熟练工队伍的结构优化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工人没有劳动禁忌、罢工也鲜见发生，这些都多少弥补了语言上的劣势。
(二)资源价格的低廉为跨国公司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在资本输出国，土地、水资源使用成本以及环境治理费用等对企业是一大笔必不可少的开支，而在中国，跨国公司上述方面的支出却可以得到大大的压缩[3]。
为了吸引外资，中国近些年出现了数百上千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进入各类园区的加工贸易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各种税收上的优惠、通关上的便利，而且还赚尽了厂房、仓库租金等方面的便宜。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出口加工区耗用水、电、气准予退税的通知》，规定进入加工区的企业水、电、气的退税率均为13％。在世界范围内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刚性上涨的条件下，资源价格的低廉成为世界加工业向中国转移的另一大诱因。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当年中国因为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3.1％，而治理环境污染至少需要2874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8％，治理环境的公共支出间接地增加了企业的效益。2004-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发现有130多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这些公司分布的行业非常广泛，其中，有不少涉及加工业务。
(三)世界产业链对中国加工环节的依存惯性
产业链转移方与承接方之间的利益关系，除了相互之间的讨价还价，还体现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跨国公司一方面是看中了加工贸易国现有的资源优势，竭力赚取廉价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以及法规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利润；另一方面，又担忧一味地依赖传统优势，会造成这些国家加工工艺长时期的低水平徘徊，最终危及到自身产品的质量与声誉[4]。因此，跨国公司也在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投资策略，涵养加工贸易国的承接能力。其中，稳定、完备的商业环境显得特别重要，而产业的规模水平、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亚于廉价劳动力等传统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的重要性[5]。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6年海外直接投报告》，对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越南投资所遇到的问题进行逐项分析，发现越南“基础设施不完备”、“法制不健全”、“当地零配件产业未成熟”，还有“投资对象国信息不充分”的程度比中国高。另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UI：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07年10月21日公布的《2008年至2012年全球商业环境调查报告》，中国的商业环境指数为6.5，在已调查的100个国家中排名55，高于印度两个位次(见图1)。
图1 全球商业环境指数及排名
本图根据《2008年至2012年全球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绘制
以静态方法比较中国与其他同类型国家吸引外包业务条件，的确前者的一些传统优势是在削弱。但通过近些年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国加工业又生成了一些新的竞争优势。诸如劳动力市场日臻成熟、银行信用体系不断完善和物流配送系统逐步升级，而这些变化恰好迎合了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
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加工业中心，中国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在完成产业链的升级换代，拥有了自己的研发机构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与转移方的合作已经从初期的贴牌制造(OEM)向委托设计制造(ODM)，以及设计、制造、服务(DMS)，直至全面承担工程、制造、服务(EMS)转变。这种转变符合转移承接规律，表明中国加工业已经或正在蓄积摆脱传统链条的力量，世界产业链对中国加工业的依存关系正在新的层面展开。
退一步讲，如果跨国公司真的放弃中国而选择其他同类型国家，不仅会终止业已形成的转移承接关系，而且会增加搜寻或试错成本，这对深谙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而言，本身就是一场赌博。
二、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一国加工贸易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际上反衬出国际市场对该国出口产品的依赖。如果国际市场对一国产品的依赖度低，表明该国加工业的对外依存度高：反之亦然。
有迹象表明，中国在欧美国家传统加工贸易品的市场份额正受到来自其他同类型国家的挤占。美国商务部纺织品服装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4个月中国纺织品在美市场占有率为40.53％，服装在美市场占有率为34.24％，仍居第一位。数据还显示同年一季度，美进口中国纺织品、服装数量同比减少1.68％、7.74％，而印度对美出口纺织品和服装数量同比却增长了8.26％。当然，这种迹象并不妨碍中国加工贸易品对国际市场重要性的判断。
(一)中国加工贸易品已具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外包商对供货商的选择历来是“势利”的。加工环节是放在中国或是印度、越南，最终要看哪个国家能按时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规模庞大的中国加工业，已经成为世界主要产品的来源地，巨大的产能甚至左右了许多产品世界市场价格。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院2007年8月发布了《2005年世界出口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品种及变化因素调查》报告，该报告公布了2005年各国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出口商品品种的数量，其中中国高达958种，是世界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商品种类最多的国家，在世界占有率排第一的商品品种总和在整个出口市场中所占比例为16.7％。
(二)中国加工贸易品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附加值较高的机械类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步提高，表明中国企业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三来一补，开始将经营活动的触角伸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外包商认可中国加工环节的创新进步，纷纷将研发环节和服务环节植入中国。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已经由过去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转变成有相当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的产品。韩国《2005年世界出口占有率位居第一的品种及变化因素调查》报告显示，从产品分类看，中低技术密集的通信设备零部件、电子机械零部件、集成电路、汽车零部件和热处理及冷却设备，日本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正逐步被中国和韩国取代。高档和中低档市场界限明确的音像产品和显示装置，日本和中国几乎“平分天下”，而韩国的市场占有率正不断下降。生产成本竞争激烈的人造织物和发电机设备，日本和韩国正在逐步把市场份额“让给”中国；只有造船，中日韩三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呈现出增长趋势。
再看同类型国家印度，一般类产品在出口总额仍占绝对比重，表明它的加工业水平比中国整整晚了10年，中、印两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6]。
(三)出口定单V型走势证明了中国加工业对国际市场的重要性
2008年6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加工业的出口定单量出现了锐减。然而，经历了不到一年时间，出口定单却出现了“井喷”式的恢复性增长。广东省外经贸厅2010年1月的出口订单问卷调查显示，有48.7％的企业反映目前在手的订单较2009年同期有所增长。出口定单在短时间内陡降陡升，是因为在中国输往欧美市场的加工贸易品中，日用生活必需品占了相当大比重，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弱。因此在欧美市场总体萎缩的情况下，对服装、鞋帽等产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大幅度减少。
金融危机初期进口商担心市场低迷，减少了正常年份一部分定单；而一旦经济企稳，库存消耗殆尽，进口商又不得不扎堆似的补充货源。当然，欧美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许多加工贸易商，由于接不到定单或资金链断裂纷纷倒地，而中国的加工企业凭借自身的功力顽强生存下来，竞争对手的减少客观上造成国际市场定单一窝风似地涌向中国。
(四)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
与其他同类型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即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如果说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加工基地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还不如说加工业只是跨国公司最终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个跳板[7][8]。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如果每年保持增长2％(即达到8％)，就可部分抵消人民币实际汇率每7％的升值，而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一是重工业的起飞，再就是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
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涵养巨大的产能，降低加工业对外过高的依存度。与先进工业国发展的路径不同，中国许多加工行业走过的是一条先国外、后国内的市场占领道路。许多在国际市场已经相对成熟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因此，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跨国公司撤出在中国的投资，就意味着中断了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就意味着丧失了这个巨大的市场。
三、世界能源、资源市场对中国的依赖
进料加工作为加工贸易的一种方式，将中国与世界能源、资源市场紧密地维系起来。仅从流程上看，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升，势必挤压中国加工业的利润空间。中国如果缺乏石油、铁矿石等基础性货物的定价权，无奈地顺从供应国的叫价，同样意味着加工贸易之路越走越窄。
同样，石油、铁矿石价格的涨落以定价权的变化，也反映出世界能源、资源供应商对中国的依赖。进入200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2003年以来，国际铁矿石协议价格几乎连续上涨，中国6年来为此多付出了398亿美元的代价。因此，打破铁矿石供应长期形成的垄断格局，争取价格谈判的话语权，成为中国钢铁企业的利益诉求。中国从2002年就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但到了2008年都没有获得符合中国利益的首发权。
而能代表中国利益的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终于在2009年8月初见成效。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公司承诺销售给中钢企的铁矿石实行一个价格，即粉矿干基离岸价每吨度94美分，降幅为35.02％；块矿干基离岸价每吨度100美分，降幅为50.42％。中国价格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铁矿石市场长期垄断格局开始松动，而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非常简单，任何一家供应商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个巨大的市场。
四、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就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它恰好迎合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得以凸现，中国加工业因此成为世界产业链上重要一环。
(一)加工业在中国的“收缩”与“扩展”，符合世界产业转移承接机制
中国加工业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后，必然面临全面“升级”。升级意味着世界产业链对中国加工业环节发生了适应性调整，当部分企业的业务开始向上游或下游扩展的时候，原有的部分业务会被更合适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所承继。
(二)无论转移承接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依存关系总是存在
对于世界产业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利润分成的多少并不是判断哪个环节重要与否的唯一标准，转移方的需求条件与承接方的供给条件相匹配，才是产业全球布局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也想抢占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在节约大量资源的条件下生产和生活，但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低端市场也有利润可赚，关键是将眼下能做的活儿做好，不要在低端市场尚未做好的情况下，就奢望做高端市场，到头来高端市场没有做上去，低端市场又丢掉了。即使未来中国产业进步到世界领先水平，生产环节之间的依存关系会依然存在，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承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际金融危机是一次重新洗牌，对于外国发包商与中国承接商，双方面临着重新选择与被选择的机会
在中国与其他同类型国家的竞争优势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究竟在产业转移空间做哪些调整，取决于跨国公司对各个承接国投资环境、市场容量比较后的选择。中国加工业应该正视并利用这次机会，适时地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与姿态。比如，当跨国公司面临资金短缺压力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适时接手上、下游的部分业务；当欧美传统市场复苏有待时日时，竞争对手无暇顾及新市场的开拓业务时，中国企业应当迅速填补新兴国家或地区市场真空。当然，中国加工业也可以趁此机会休养生息，加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使加工成本继续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准备迎接世界市场的全面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