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三大差别”分析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透视论文,差别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的巨大活力，带来了划时代的社会变化，新旧体制带来的利益冲撞和力量重组，使中国社会加速向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结构方向迈进，同时，在改革开放前业已出现的各种矛盾结合体制更替中产生的新矛盾重合交叠，带来了当今中国社会诸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原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渐演变组合交织成新的“农商差别、脑体差别、官民差别”，旧差别以新形式表现出来，新差别对旧差别推波助澜，新旧差别俱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以新的时代特点发挥影响，成为当今变革社会特征的原因和结果。
社会新的“三大差别”不容忽视
建国初期，曾经计划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超英赶美”，缩小并最终消灭“三大差别”。但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并未真正得到缩小，社会仍然在维持这些差别的基础上运转。特别是前二者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当时到过京津沪等大城市的人们，对其差别就有深刻体会。从工、商、行政事业谋取工资的城市居民的稳定收入，使脸朝黄土背朝天吃红苕玉米等粗粮甚至返销粮、救济粮的农民羡慕不已，而在城乡之间划地为牢的户口政策，又使农民的羡慕真正变成隔岸观火，可望而不可及。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邓小平以其求实的态度和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战略，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短短几年将社会生产力推上了一个新水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在改革深入到攻坚阶段后，社会转制进入关键时期，原来并未解决的“三大差别”在此情况下再次突出出来，一度缓解的农村贫困化再度出现，农业问题日益严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由于商品化社会的形成而合并为“农商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也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以脑体倒挂的形式成为新的“脑体差别”，而“官民差别”——这一商品经济作用于某些权力系统产生的新矛盾，也迅速成为当前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社会主要矛盾，排入第三大差别。
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一共同原因而突出。一方面，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迅速商业化，加工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个体、私营、集体及国有企业带来了机遇，第三产业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业以高出农副产品原值数倍的价格充斥市场，返销农村，商业社会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农民从前几年承包中所得利益逐渐被剪刀差、高成本以及名目繁多的负担吞噬，农业生产成为不划算的产业，农民人均收入远远低于非农业人口，在个别山区，农民处于仅能糊口的地步，农业产业与其它产业相比，再一次陷入强烈的反差之中，严重滞后。一部分农民只能到劳动条件极差的乡镇企业从事更艰苦的劳动；一些农民成为沿海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当打工仔、打工妹；一些农民挤进城市，开店设铺或者当游商参与商品经济，力图在城市经济中分一杯羹。而农村中的一些土地却荒芜了起来，社会利益倾斜于城市，城乡差别已不仅体现于“电灯电话”的层次，在某些落后的山区，甚至出现了经济鸿沟的隔膜，俨然形成了两大经济区域。而原来的“工农差别”而今已演化到“农商差别”上来，纯农民与商品经济的非农业人口，在个别落后地方成为两个不同经济层次的不同群体。
“脑体差别”的原意，仅是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同体力消耗量的差别，但在现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大环境，“脑体差别”的概念已被翻新，社会赋予它的新含义是脑体倒挂。脑，代表科技工作者层次的复杂劳动；体，代表简单劳动；差别，指的是经济利益。由于整个社会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全社会的目光都投向了那些挣大钱的行业和捞大钱的门路，所有能挣钱的人都格外引人注目，人人相传，有口皆碑，有意无意之中，为投资少、见效快的简单劳动作广告，增加了这些简单劳动者的无形资产价值。（如研究核技术是较研究服饰更为复杂的劳动，但核工程师与时装设计者之间的收入却迥然不同，原因即在于后者以时装文化的形式商业化程度高，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核技术则商业价值低而掉价，甚至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假若核技术能以实用价值深入人心，走进人们视野，那么核工程师的收入定然不菲）。而靠国家财力支撑的复杂劳动部门，财力有限，复杂劳动成果的商品化又较为困难，在商业选择面前黯然失色，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脑体倒挂”。书商无论如何也没写书者费神，练习歌唱技巧无论如何也没编电脑程序困难，但书商、歌星就是比核弹设计者、作家、程序员的收入高，高出数十倍、数百倍。教师上一天课还不如算命先生瞎吹一小时所得。
“官民差别”的真正形成是在商品经济开始以后。在此之前，长官虽享有部分生活特权，但在工作上仅作为国家计划机器的一个部件按部就班，并未对社会生活有较大影响。随着企业权力松绑，一些企业运行机制开始推行，党政官员观念更新、积极进取是主流，但也有一些官员、经理、厂长、总裁、董事长到港澳、国外企业考察“取经”，他们竞相公款买车，公款修房，公款消费，公款旅游，挪用公款投资私产，运用权力谋求私利，权力得到了极度的商业开发，由此而产生了个别权贵。在这些权贵之间，官官相连，还有一些权贵与暴发户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利益相连的“官”系网络。权贵官员的产生，不仅使一般百姓敬而远之，拉开距离，而且导致了党政机关内部的分化，权贵官员与一般干部之间，利益不一致，经济状况各异，思维角度不同，分化在悄悄地进行，不知不觉，官民之间已有了非常明显的差异。
在新“三大差别”的产生、转化中，商品经济贯穿其中，它直接带来了权力商品化，导致“官民差别”，又发挥商业价值效应，倒挂出“脑体差别”、“农商差别”。新“三大差别”深刻地展现出商品经济的烙印，是商品经济利益选择的产物。
新“三大差别”衍生的社会问题
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由新“三大差别”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目前已累积到一定程度，成为当代难以忽视的社会问题。
在“农商差别”方面，农村近年来刑事案件增加，赌博、卖淫、贩毒、拐卖妇女儿童、车匪路霸的出现，个别地方围闹政府机关等等事件，几乎都是农村人口所为。原因虽有种种，但“农商差别”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脑体差别”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泛起，社会上知识贬值，认为有钱就能买到文凭、职称、荣耀，在个别地方教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宁愿做文盲，甚至连在校的大学生也弃学下海，捉摸倒卖几手，玩“上家”和“下家”，寻找投机门路。试想如果这种精神状态得以蔓延下去，能否建成现代意义上的以高素质为依托的市场经济？
在“官民差别”方面，个别权贵们恣意妄为不仅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侵蚀了国家的肌体。
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新“三大差别”的办法
消灭“官民差别”在当前是一个紧迫而急迫的任务，但解决这一任务并非那么容易。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无需讳言。问题在于谁来当“资本家”，是投机暴发的大款，还是勤劳致富的守法劳动者，抑或违背党的宗旨腐化变质的现代权贵？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谁都想身体力行当个老板，而个别权贵们则以权力当作原始资本，抓住转制时期法制、体制的不健全，将权力资本兑换为货币资本。应当看到，腐败官员往往上下勾结、牵连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遇反映便互相遮掩、互相包庇，打击、报复、压制举报者，其腐败关系盘根错节，内部讧斗也投鼠忌器，使“反腐败”行动打折扣。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绝不能松劲，坚持下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农商差别”作为一个产业性质带来的问题，暂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如果农业生产不能实现工业化革命，如果农业生产未能彻底纳入商品经济市场，如果没有摆脱将农民拴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那么，“农商差别”就不可能根除。事实上，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解决这一差别，美、法等国至今仍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来保证农业的稳定，法国甚至为了本国农民利益，而不惜在乌拉圭回合中红脸。因而，处于市场经济初期的中国，“农商差别”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不得不看到，当前的“农商差别”已很突出，似乎是绷紧的一根弦，非缓解不可。由于农村普法教育的开展，由于回乡知青，特别是打工妹（仔）带来的开放的城市意识，由于信息媒体开阔的视野，农民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思想，他们很明白自己的经济地位，清楚农业生产意味着什么，没有代价地使用剪刀差，以农业补贴工业、重工业的措施已不可能。政府应当通过农业倾斜政策缩小“农商差别”，保障农民基本利益，以使农民积极性不致过份受到挫伤，能够在土地上耕耘，而不致引发社会问题。“农商差别”难以消除但能缓解。
相形之下，“脑体差别”的消除则要容易得多。“脑体差别”是一个阶段性矛盾，它是在转制时期不规范的社会环境、不正确的畸形发展心理和导向下出现的产物。在有些人看来，现在找钱的确不难，偷逃漏税可以找钱，行政权力可以找钱，投机捣腾可以找钱，假冒伪劣可以找钱，公款私挪可以找钱，还有骗钱、抢钱等等，凭借简单劳动，甚至不需要劳动即能致富，人们没有靠知识找钱的必要，以知识找钱被认为是最蹩脚、最下等的手段。这些人可以说是鼠目寸光，期之以不久的将来，市场经济体制成熟，法制健全，社会漏洞堵塞，找钱就不容易了。那时，不劳而获自然不可能，简单劳动的收入辛苦而稀薄，社会真正发现了知识的价值，舆论转向对知识的崇拜，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富，知识自然而然地成为高收入的资本，能直接间接带来经济实利的科学家、发明创造者和学者、管理者必将成为高收入群，越来越多的人们会走学习知识，以知识致富的捷径，社会注意力也会转到智能化知识型的白领阶层，如同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脑体倒挂”逐渐扭转，“脑体差别”逐渐拉平，社会形成以复杂劳动作为重心的正常分配。然而，要想尽快地走到这一步，必须从现在开始创造条件，首先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造成尊重知识、崇尚知识的社会大气候，其次要大抓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