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机制、秩序与空间模型_产业转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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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占国土面积9.5%的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38.0%的人口和53.1%的GDP；中国也是一个区域差距很大的国家，人均GDP最高的省市(上海市)是最低省市(贵州省)的5.6倍。为了调整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经济收敛，中国政府秉承“移业就民”的发展理念，自1999年以来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陆续批复了六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辅以各种优惠政策，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此同时，自2004年前后东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电荒、水荒，企业成本节节攀高，市场机制也在推动产业向外转移。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的产业是否已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呢？如果发生了转移，产业转移的次序是怎样的，又呈现什么样的空间模式？区域经济学者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理论与经验回答。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从理论上阐述了产业转移的条件、次序以及对区域发展的福利效应(Baldwin et al.，2003)，为中国政府分析产业转移条件、设置产业转移目录、优化产业转移次序、调整产业转移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不过，新经济地理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它的空间引入主流经济学模型是以交易成本的形式实现的，对更为广泛的空间含义缺少诠释。因此，对产业区位选择的空间模式研究较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新经济地理模型是建立在均质空间的假设之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需要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Fujita and Thisse，2009)。

      从经验研究看，关于中国产业转移次序与空间模式的研究较少。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产业是否已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上，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已经向中西部转移(陈建军，2002；魏后凯和白玫，2009；王非暗等，2010)①；另一种观点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没有向中西部转移(Wen，2004；冯根福等，2010；刘红光等，2011)②。这种争论一方面与研究时段有关，2003/2004年是中国空间格局的转折时期，2003/2004年之前与之后中国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流量有较大差异(胡安俊和刘元春，2013)③，从而影响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与研究者所选产业为两位数制造业、所选区域为省域有关，较宽的产业与空间尺度容易低估产业转移的规模。上述论争严重影响中国产业转移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采用更为细分的数据(比如三位数城市数据)对产业是否已经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作出判断。

      本文首先综合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中心地理论，阐述了产业转移的机制，提出了“核心区产业能否转移”“按什么次序转移”“以什么空间模式转移”三个假说。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年和2009年中国335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169个三位数制造业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得到了以下结论：2003-2009年中国制造业已出现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大规模转移；在转移次序上依照产业替代弹性的逆序展开，高替代弹性产业先转移，低替代弹性产业后转移；在空间模式上低替代弹性产业的转移规模较小，呈现等级扩散的模式；而高替代弹性产业的转移规模较大，呈现扩展扩散的模式。上述结论验证了新经济地理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同时，较为全面地回答了中国制造业的转移状况，缓解了东部产业是否向中西部转移的争论，为国家调整产业转移次序、优化空间布局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文章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从理论上阐述了产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第四部分简述了数据、模型与方法；第五部分对理论进行检验；最后是文章的结论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转移机制、次序和空间模式的相关研究具有丰富的成果，可以归纳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两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

      产业能够从核心区向外转移，是产业转移研究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却存在较大的争议：(1)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各个区域专业化于生产要素丰裕的产业，区域间不会发生产业转移(Forslid et al.，2002)。CP、FE、CC、GL、LS、TP等新经济地理模型也认为当产业聚集到核心区后不会向边缘区转移(Baldwin et al.，2003；Berliant and Fujita，2007；Fujita，2007；安虎森，2009)。④(2)点轴开发、空间一体化、生命周期理论和雁阵模式、垂直联系模型认为产业会经历一个“聚集—分散”的过程(Friedmann，1966；Vernon，1966；Krugman and Venables，1995；Venables，1996；Puga，1999；Kojima，2000；Duranton and Puga，2001；陆大道，2002⑤；Ozawa，2003)。

      基于核心区产业可以向外转移的内在假定，Hayter从新古典学派、行为学派和制度学派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产业转移的机制，认为新古典因素、企业自身因素、文化和制度因素是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Hayter，1997；Dijk and Pellenbarg，2000；胡安俊等，2014⑥)。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对各个影响因素的响应不同，因此会呈现不同的转移次序。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转移，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后转移；产业关联度小的产业先转移，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后转移；小企业先转移，大企业后转移(Krugman and Venables，1995；Puga and Venables，1996；Puga，1999)。

      产业转移过程中，不同产业会呈现不同的空间转移模式。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沿着经济梯度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从宏观上勾勒了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Vernon，1966；Kojima，2000；Ozawa，2003)；经济地理理论则将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归纳为扩展扩散与等级扩散两种方式；而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定义为交易成本的方式，对空间内涵缺少全面诠释，从而限制了对产业转移空间模式的研究。

      (二)经验研究

      美国、欧盟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产业转移的过程，既有研究试图验证产业从聚集到扩散的“倒U”假说(Williamson，1965；Brulhart and Torstensson，1998；Fujita etal.，2004；Kim and Margo，2004)。基于产业转移的“倒U”事实，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认为新古典因素、企业自身因素(Dijk and Pellenbarg，2000；Brouweret al.，2004)、制度文化因素(Pellenbarg et al.，2002；Arauzo et al.，2010)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

      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研究重点的差异。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向东部地区聚集(孙久文和胡安俊，2011)⑦，近年来关于中国产业转移的研究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产业是否已经向中西部转移上。一种观点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已经向中西部转移。陈建军、魏后凯通过对浙江企业的调查，认为中国出现了产业转移(陈建军，2002；魏后凯和白玫，2009)。⑧王非暗等根据聚集指数与产业份额的变化，认为2004年后中国制造业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王非暗等，2010)。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部地区的产业没有向中西部转移。Wen、冯根福等、刘红光等通过分析区位基尼系数、产业份额与投入产出数据，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没有向中西部转移，相反继续向东部地区集聚(Wen，2004；冯根福等，2010；刘红光等，2011)。⑩

      尽管产业转移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但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系统分析核心区产业能否转移、转移次序与空间模式的经验研究很少。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都采用省域两位数制造业进行分析，较宽的产业和空间尺度容易低估产业转移的规模，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这些不足是本文试图完善的地方。

      三、理论模型

      目前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围绕经济关联研究产业转移的机制与次序(Baldwin et al.，2003)，对空间模式研究较少。为了全面阐释产业转移的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文章借鉴既有研究分析产业转移的机制与次序(Puga and Venables，1996)；然后，综合中心地理论、价格指数效应(产业配套效应)与拥挤效应，解释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

      (一)产业转移的机制与次序

      1.基本假设

      假设存在两个同质区域，每个区域具有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农业部门生产同质产品，满足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工业部门由S种不同产业组成，每种产业有

种产品(s=1，2，…S)，产品生产满足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不变替代弹性(CES)的性质，并且同一区域同一产业生产的不同产品具有相同的价格

。农产品在区域间和区域内都可以无成本地交易，而工业品在区域内可以无成本交易，在区域间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1)。

      

      

      2.核心—外围结构的形成

      由于对工业产品的支出由消费支出和中间投入品支出两部分组成，所以，对工业品总的消费为：

      

      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与预算约束的条件，可以得出区域i对区域j第s种产业的需求为：

      

      显然，区域i的市场规模

越大，对第s种产业的消费

就越多，这就是本地市场效应。它是促进产业集聚的第二种力量。

      市场出清条件下每个产业的供给等于各个区域对其产品的需求之和，即

。

      假定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假定区域1受到一个正向的外生冲击(比如市场规模增大)，在本地市场效应作用下，区域1会产生新的企业。新企业的产生对中间产品需求增多，引致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新企业的产生导致区域1的产品种类增多、价格指数下降。而价格指数的下降，又会促使企业的产生。于是，本地市场效应(前向关联)与价格指数效应(后向关联)形成循环累积机制。区域1的生产成本不断下降((2)式)、消费者的效用不断上升((4)式)，最终形成以区域1为核心、区域2为外围的核心外围结构。

      3.产业转移机制

      产业转移的条件是企业迁移到区域2之后(在区域2产生)，能够实现与在区域1时相同的销售额。为表述方便，只分析第1种产业的情况，并假定两区域的土地面积都为1。假定位于区域1的某个企业的销售额为

=1，假若该企业迁移到区域2(在区域2产生)，则销售额

为：

      

      

=

=1的条件，就是产业转移的转折点。假定区域2市场规模Y扩大(由人口数量增长和素质提高引致)，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产业转移的机制。对于既定的工业品消费份额μ和区域间交易成本τ，随着区域2市场规模的增大会出现产业的扩散；同样的，对于既定的工业品消费份额μ和区域2市场规模Y，随着区域间交易成本τ的降低会出现“集聚—扩散”过程(图1)。

      假说Ⅰ (核心区产业能否转移)：随着边缘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区域间交易成本的下降，产业会出现从核心区向外围区的转移。

      

      图1 产业转移的基本机制

      注：图1中的μ表示产业关联，曲线上面表示产业扩散。

      4.产业转移次序

      产业的要素密集度、产业间关联程度、产业替代弹性等都是影响产业转移次序的重要因素(Puga and Venables，1996)。由于要素密集度往往难以定量表达，产业关联分析则需要详细的投入产出数据，为了与接下来的计量分析相对应，本节阐述产业替代弹性与产业转移次序的关系。对(7)式两边取对数，然后对σ求导，得到：

      

      当τ较小时，

，即σ越大，

越大。所以替代弹性较大(

)的产业(图2虚线)要比替代弹性较小(

)的产业(图2实线)先转移。一般而言，低技术产业替代弹性较大，高技术产业替代弹性较小；先转移的产业转移的规模较大；后转移的产业转移规模较小。所以，替代弹性较大(

)的低技术产业转移规模较大，替代弹性较小(

)的高技术产业转移规模较小。

      假说Ⅱ (按什么次序转移)：产业按照产业替代弹性的逆序转移。高替代弹性产业(低技术产业)先转移，转移规模较大；低替代弹性产业(高技术产业)后转移，转移规模较小。

      

      图2 产业替代弹性与产业转移次序

      (二)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

      综合中心地理论、价格指数效应(产业配套效应)和拥挤效应，构建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模型。

      1.基本假设

      中心地理论认为区域等级是由区域提供的产品技术等级决定的，提供高技术等级产品的区域是高等级区域。同时，高等级区域提供低等级区域的所有产品(克里斯塔勒，1998)。(12)假定存在三个区域A、B、C，区域A提供t种产品

，区域B提供s种产品

，区域C提供r种产品

。方便起见，假定t=s+1=r+2。集合中的产品按照技术等级升序排序，所以在区域等级上A＞B＞C。区域A提供区域B和区域C的所有产品，而区域B提供区域C的所有产品。

      中心地理论还认为高等级区域处于六边形的中心，次高等级区域处于六边形的顶点或边上，而低等级区域处于六边形内部。由于在区域等级上A＞B＞C，所以我们假定区域A与区域C相邻，区域A与区域B不相邻。

      产业技术等级是由其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技术等级决定的。假定存在三种产业：产业Ⅰ、产业Ⅱ和产业Ⅲ，其生产分别需要前t种产品、前s种产品和前r种产品，并且各种产品之间满足不变替代弹性关系。所以，三个产业的技术等级关系是Ⅰ＞Ⅱ＞Ⅲ。由于产业技术等级越高，产业替代弹性越小。所以，三个产业的产业替代弹性关系是Ⅰ＜Ⅱ＜Ⅲ。

      2.空间模式

      产业转移受到聚集力与分散力两个方面的作用。假定聚集力是价格指数效应，分散力是拥挤效应。根据价格指数效应，本地产品的种类越多，配套产品越全，对产业的吸引力就越强。因此，从产业生产的角度考虑，价格指数效应可以理解为产品的配套效应。为了实现聚集力最大化，每个产业都倾向于在产品配套最全的区域布局。由于某产品带来的价格指数效应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该产品必须被使用，如果聚集在高等级区域的一些高替代弹性产业(低技术产业)不使用某些高等级产品，那么就无法享受这些高等级产品带来的价格指数效应。但是，这些高替代弹性产业却要与使用高等级产品的低替代弹性产业(高技术产业)竞争水、土地等各种资源，产生拥挤效应。对于低替代弹性产业(高技术产业)，由于其他区域无法提供它需要的所有产品，所以不具有向外迁移的动力；而对于较高替代弹性的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找到不降低价格指数效应，却能消除这种拥挤效应的区域，从而具有外迁的动力。所以，为了实现价格指数效应最大化、拥挤效应最小化，产业布局在能提供自身需要的所有产品、并且又不提供自身不需要产品的区域。

      在核心边缘结构下，假定三种产业都聚集在区域A。由于区域A提供前t种产品，所以三个产业都实现了聚集力最大化。由于产业Ⅱ和产业Ⅲ不使用产品t和产品s，这些产品就不会给它们带来价格指数效应。但是，产业Ⅱ和产业Ⅲ却与使用这些产品的产业Ⅰ竞争各种资源，产生拥挤效应。由于区域B和区域C分别提供前s种和前r产品，因此，产业Ⅱ会向区域B转移，产业Ⅲ向区域C转移。由于区域A与B在空间上非邻接，并且在等级上区域A高于区域B，所以，产业Ⅱ表现为等级扩散模式。而区域A和C在空间上相邻，产业Ⅲ表现为扩展扩散的模式(图3)。

      假说Ⅲ (以什么空间模式转移)：低替代弹性产业表现为等级扩散模式，高替代弹性产业表现为扩展扩散模式。

      四、数据、模型与方法

      (一)数据结构

      产业转移具有产业、空间和时间三个尺度(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Beaudry and Schiffauerova，2009)。考虑到中国的地域面积很大、不同产业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选择较小的空间尺度和产业尺度能够更好地分析产业转移，为此文章选择中国335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169个三位数制造业进行分析。时间尺度上，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2003年和2009年两个年份。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和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3年和2009年、各省统计年鉴2003年和2009年。

      (二)产业转移的识别

      国内外对于产业转移的识别具有较大差异。由于具有完善的企业区位变迁数据，欧美发达国家将产业转移定义为企业的区位变迁(relocation)，研究的是绝对产业转移(Dijk and Pellenbarg，2000；Brouwer et al.，2004；Arauzo et al.，2010)。中国由于缺乏完善的企业区位变动信息，将产业转移定义为产业增加值或从业人员份额、产业集中度(范剑勇，2004；孙久文和彭薇，2012)或者区际贸易量的变化(刘红光等，2011)，研究的是相对产业转移。(13)文章选择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员测度相对产业转移。首先通过比较2003年与2009年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份额的变化，测度产业转移。即

      

      图3 产业转移的空间模式

      

      投资是经济周期中变动最大的变量，而就业的变动则相对较小(Barro，2008)。考虑到金融危机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冲击比中西部地区要大，可能会出现因地区间产业份额缩小幅度不同而测度出的产业转移。为了验证产业转移的稳健性，文章还选择从业人员测度产业转移。

      

      

      (三)产业转移机制模型

      产业发展取决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金煜等，2006)。(14)因此，制造业的增长可以表达为：

      

      其中，Y表示制造业产值(份额)，

表示地理因素向量，

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向量，

表示经济政策因素向量。其他希腊字母表示常数项、变量系数和误差项。

      假定地理要素是区位条件以及其他短期内不变的要素，对两个时期的制造业份额进行差分，可以消除这些不可测度的地理因素，并得到制造业转移的计量模型。

      

      其中，ΔY表示制造业转移变量，Δ

表示新经济地理因素变化向量，Δ

表示经济政策因素变化向量。(15)

      基于理论假说，文章重点考察三个新经济地理变量：(1)市场规模(gdp)。市场规模影响产业利润，进而影响产业区位(Head and Mayer，2004)。我们借鉴金煜等(2006)的方法，选择区域GDP与全国之比度量市场规模。(2)交易成本。产业区位选择的过程就是不断节约运输货物、人和知识等成本的过程(Glaeser，2010)。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借鉴金煜等人的做法，选择区域邮电业务量占GDP比重反映信息化条件(com)；选择客运量占全国比重与货运量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度量交通条件(transp)。(3)产业替代弹性(rnpv)。尽管产业替代弹性是本文的重要参数，但是选择什么变量表达产业替代弹性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目前经验研究主要基于国际贸易数据、重力模型、边界效应等，运用回归方法对产品替代弹性进行估计(Head and Ries，2001；Baier and Bergstrand，2001)。产业替代弹性与产业创新密切相关，而新产品是反映创新最为直接的指标(陈佳贵等，2009)。(16)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文章选择各个产业的新产品产值率(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简写为rnpv)表达产业替代弹性。新产品产值率越高，产业替代弹性越小。

      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控制变量：(1)生产成本(wage)。生命周期理论与雁阵模式认为生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诱因(Vernon，1966；Kojima，2000；Ozawa，2003)。金煜等(2006)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验证了劳动力成本在产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我们选择区域工人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之比度量生产成本。(2)人力资本(hum)。近年来东部产业出现高技术化和重型化趋势，企业对承接地人力资本要求提高，人力资本丰富的区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产业转移(王思文和祁继鹏，2012)。(17)本文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区域每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与全国均值之比。(3)外部性(firm)。分享、匹配与学习是外部性发挥作用的三大渠道，Duranton and Puga(2004)和Henderson(2003)认为这些渠道是通过增加企业数量实现的。为此，我们选择区域企业数量占该产业全国总数的比重度量产业的外部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经济政策是影响产业转移不可忽视的因素。为此，我们还引入两个经济政策变量：(4)对外开放度(foreign)。对外开放是我国产业向东部聚集的主要原因(Jian et al.，1996)。在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较小且存在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对外开放使得东部地区的优势不断强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借鉴金煜等(2006)的做法，选择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度量对外开放度。(5)地方政府参与度(gov)。在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极力招商引资，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化手段，实现对区域经济的统御(2009年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80%，占GDP的17.9%)(周业安和宋紫峰，2009；李猛和沈坤荣，2010)。(18)基于这个事实，我们选择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度量地方政府参与度，反映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见表1。

      在使用固定效应控制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之后，反向因果成为文章计量模型最为棘手的内生性问题。既有研究通常采用自变量的滞后项或者地理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控制因果关系的方向(Combes et al.，2010)。为此，文章中ΔX2和ΔX3采用滞后一期值(2002-2008年的变化值)。同时，由于本文因变量是针对每个产业而言的，而自变量中除了产业替代弹性(rnpv)都是针对每个区域(城市)而言的，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馈作用有限(这与Glaeser等(2001)处理就业岗位与人口数量的反向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方法有类似之处)。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处理，反向因果在模型(12)中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

      

      (四)空间模式分析

      基于产业转移的结果，借助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产业转移分为产业转出最高区、产业转出次高区、产业转入最高区、产业转入次高区四大类型，分析制造业转移的空间格局。方便起见，文章选择2003年和2009年新产品产值率均值最高的10个产业和最低的10个产业作为低替代弹性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替代弹性产业(低技术产业)的代表，对它们的空间转移特征进行考察。(19)

      五、测度结果

      (一)中国制造业转移的总体状况

      从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看，用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员反映的制造业整体转移情况有一定差异。工业总产值指标显示2003-2009年东部地区制造业份额下降了8%，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上升4.1%、2.8%和1.1%；而从业人员指标表明东部地区上升了5.1%，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下降了3.7%、0.1%和1.3%。见表2。

      为了判别制造业是否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我们考察了细分产业的情况。从细分产业看，两个指标都表明中国制造业出现了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种大规模制造业转移突出表现为“三多”：第一，转移产业数量多。用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员反映的转移产业个数分别为142个和83个，分别占到产业总数的84%和49%。第二，产业转移规模大。上述两个指标反映的产业转移份额超过该产业全国规模10%的产业分别达到65个和8个，超过5%的分别达到113个和32个。第三，转移产业类型多。转移产业中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面料鞋、软饮料、家具制造，也有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通信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二)制造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与次序

      文章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产业转入的影响因素、转移次序和空间模式，为调整空间结构和缩小区域差距提供依据，所以选择产业转入作为研究对象(使用Δv＞0和Δw＞0的样本)，并依次采用混合回归(OLS)、固定效应(FE)与随机效应(RE)对模型进行估计。如表3所示。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是最优的估计方法。从产业转移的机制看，当依次引入各个控制变量之后，市场规模(gdp)、通信条件(com)、交通设施(transp)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是稳健的。市场规模(gdp)的增加、通信条件(com)的改善促进了产业的转入，该结论验证了理论假说Ⅰ。从产业转移的次序看，当依次引入各个控制变量之后，新产品产值率(rnpv)的系数与显著性也是稳健的。新产品产值率与产业转入规模呈负向关系：新产品产值率较低的产业，产业转入较多；而新产品产值率较高的产业，产业转入较少。即高替代弹性产业的转移规模较大，低替代弹性产业的转移规模较小，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Ⅱ。该结论可以为国家优化产业转移次序提供参考。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雁阵模式认为区域梯度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而人均GDP恰是反映区域梯度最直接的指标(Kojima，2000；Ozawa，2003)。为此，我们删除了人均GDP最高和最低的10个城市的样本，然后进行估计，发现结果是稳健的。2004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在逆转(蔡昉，2007)(20)，劳动力资源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我们删除了人口最多和最少的10个城市的样本，估计结果是稳健的。(21)省会城市具有较大的行政资源优势，可能对产业转移产生较大的干预。为此，我们去除省会城市样本，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四大板块和删除了新产品产值率为0的样本，发现估计结果都是稳健的。

      对于控制变量，产业外部性(firm)和工资(wage)分别是促进和抑制产业迁入的因素。对外开放度(foreign)的提升，进一步凸显了沿海区位的重要性，从而不利于产业向边缘区转移。政府参与度(gov)的提升，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公共品的供给扭曲(周业安和宋紫峰，2009)(22)，无法给企业带来好的预期，从而不利于产业转移。采用两种指标，人力资本(hum)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同。采用工业总产值测度产业转移时，人力资本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转移产业本身的技术密集度较低有关；采用从业人员测度产业转移时，人力资本系数为负，表明工人转入人力资本较低的区域，这与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事实一致。

      

      

      

      (三)制造业转移的空间模式

      1.制造业转移的分行业空间模式

      由于三位数制造业多达169个，为了反映不同类型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空间模式差异，文章选择2003和2009年新产品产值率均值最高的10个产业和最低的10个产业分别作为低替代弹性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替代弹性产业(低技术产业)的代表。由于低替代弹性和高替代弹性产业各自的空间布局特征相似，文章仅仅报告低替代弹性产业中的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和通信设备制造，高替代弹性产业中的纺织服装制造和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的空间模式。

      对于低替代弹性产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和通信设备制造，空间扩散幅度较小，主要表现为向成渝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中西部相对发达的区域“等级扩散”；而对于高替代弹性产业——纺织服装制造和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转移幅度较大，呈现由东部沿海核心区域向东部省域欠发达区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展扩散”的模式(其中，山东西部、江苏北部、广东北部、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广西、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接受产业转移的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扩展扩散模式”尤其显著)。不同替代弹性产业的空间模式印证了理论假说Ⅲ。

      2.制造业转移的总体空间模式

      从整体看，中国制造业呈“点上集中、面上扩散”的空间布局特征。即产业向少数几个增长极显著集中的同时，向中西部地区大幅扩散。对于产业转入最高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发达城市群产业转入区(包括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城市群)。从工业总产值份额的变化看，产业转移的突出特征是向发达城市群(都市圈)的边缘区扩散。京津冀都市圈的唐山、廊坊、石家庄、保定等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北部的苏州、常州、南通、泰州和镇江等城市，制造业份额都有较大增长。从业人员份额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城市群的苏州、扬州、南通、宁波、台州、嘉兴等城市的增长。

      (2)发育城市群产业转入区。从工业总产值份额的变化看，主要表现为向辽中南城市群、冀南-中原经济区、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闽三角城市群六个区域集聚；从从业人员的变化特征看，主要向辽中南城市群和闽三角城市群集聚。这些区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本地市场效应较大、价格指数效应明显，是产业转入的理想区位。

      (3)省内欠发达区域产业转入区。随着东部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强，拥挤效应显现，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具有很强的转出动力。但是为了缩小省域内部差距、保证省域GDP快速增长，山东、江苏和广东等省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产业在省内转移。在此作用下，鲁中西、苏北、粤北的制造业份额大幅度增加。

      六、结论与不足

      为了调整空间结构、缩小区域差距，中国政府极力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由于产业转移机制、次序与空间模式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严重制约了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与此同时，从经验上检验新经济地理模型仍然是其发展的核心任务(Fujita and Thisse，2009)。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文章依据新经济地理模型，提出了“核心区产业能否转移”“按什么次序转移”“以什么空间模式转移”三个假说，运用中国2003年和2009年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的三位数制造业数据，对上述假说进行了检验，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制造业已经出现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学术界关于制造业是否已经向中西部转移的争论。从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看，产业转入区GDP的增加和通信条件的改善促进了产业转移，而交通设施的改善却使得产业向外扩散。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中西部区域繁荣，不能简单地通过改善中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而实现，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中西部的产业发展。

      第二，中国制造业依据产业替代弹性的逆序进行转移，高替代弹性产业(新产品产值率较低的产业)先转移，低替代弹性产业(新产品产值率较高的产业)后转移，印证了新经济地理的结论。文章根据新产品产值率定义了各个产业的替代弹性，可以为国家优化产业转移次序提供依据。

      第三，不同替代弹性产业的空间布局模式各异：(1)低替代产业扩散规模较小，主要表现为向成渝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区域“等级扩散”的模式；而高替代弹性产业转移幅度较大，呈现向东部省域欠发达区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扩展扩散”的模式；(2)从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呈现“点上集中、面上扩散”的空间态势。

      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企业区位变迁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文章使用产业份额测度产业转移可能会放大产业转移的规模。随着中国企业区位数据的完善，中国产业转移将得到更为准确的测度。第二，文章从产业转入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而产业转移在产业转入区与转出区是否具有差异还没有探讨。第三，东部地区产业转出之后，产业结构是否升级、服务业份额是否增长也有待验证。这些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

      特别感谢刘元春、安虎森、沈山三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感谢吴利学、叶振宇、叶素云、李培、邓慧慧等的建议，感谢在第二届亚洲区域科学年会上Dao-zhi Zeng、Xiaoping Zheng等的有益评论，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Jean-Claude Thill团队的讨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陈建军，“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第64—74页。魏后凯、白玫，“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第9—18页。王非暗、王珏、唐韵、范剑勇，“制造业扩散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2—10页。

      ②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0页。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第79—88页。

      ③胡安俊、刘元春.“中国区域经济重心漂移与均衡化走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12期，第101—109页。

      ④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⑤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地理科学》，2002年第1期，第2—6页。

      ⑥胡安俊、孙久文，胡浩，“产业转移：理论流派与研究方法”，《产业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第1—10页。

      ⑦孙久文、胡安俊，“雁阵模式与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演变”，《开发研究》，2011年第6期，第1—4页。

      ⑧陈建军，“中国现阶段产业区域转移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第64—74页。魏后凯、白玫，“中国企业迁移的特征、决定因素及发展趋势”，《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第9—18页。

      ⑨王非暗、王珏、唐韵、范剑勇，“制造业扩散的时刻是否已经到来”，《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2—10页。

      ⑩冯根福、刘志勇、蒋文定，“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0页。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第79-88页。

      (11)本模型对劳动力的假设较为严格，作者采用该模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本文研究的是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2003-2009年中国东部迁入人口占东部地区总人口份额较少(5.36%)；第二，迁移到东部地区的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弱，多数人口一年或几年回家一次；第三，该模型对产业转移的解释是基于产业份额的变化，与文章后面的经验研究相一致。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议。

      (12)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3)范剑勇，“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管理世界》，2004年第11期，第77—84页；孙久文、彭薇，“劳动报酬上涨背景下的地区间产业转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63—71页；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第79—88页。

      (14)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第79—88页。

      (15)Hayter(1997)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归纳为新古典因素、企业自身因素与制度文化因素。由于文章使用的是产业数据，因此无法分析企业自身因素。当控制了地理因素之后，文章将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归结为新经济地理因素与政策因素，这与Hayter的观点是一致的。

      (16)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和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本文所使用的新产品属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范畴。陈佳贵、黄群慧，“我国实现工业现代化了吗——对15个重点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的分析与评价”，《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4期，第5—16页。

      (17)王思文、祁继鹏，“要素流动性差异与地区间产业转移粘性”，《兰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05—110页。

      (18)周业安、宋紫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30年”，《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28—36页。李猛、沈坤荣，“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35—46页。

      (19)低替代弹性产业对应的产业代码是402、407、376、401、411、405、271、272、403、368；高替代弹性产业对应的产业代码是194、223、136、142、347、137、303、181、201、134。另外，基于一些原因，我们并没有将空间模式的地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0)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14页。

      (21)作者还依次分析了去除人均GDP最高和最低，人口最多的20个城市的样本和人口最少的30个城市的样本，估计系数和显著性都与去除10个城市的结果类似。

      (22)周业安、宋紫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30年”，《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28-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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