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视角论文,居民消费论文,财政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10)05-0001-06
一、引言
为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我国于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它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5％稳步攀升到1996年的近73％，财政制度安排上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分权化趋势。[1]而分权式的财政体制也确实提高了省级人均GDP增长率，带动了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发展。[2]与此同时，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宏观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总需求长期表现不足，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递减。在这种形势下，政府运用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虽然使社会投资需求得到一定的增长，但社会消费需求依旧低迷不振。[3]由此可见我国的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不足之间具有很强的时间上的先后性和相关性。那么，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持续低迷，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对财政分权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和经验上的分析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基于一系列较为严格的假定，财政分权在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公共品需求方面要优于集权。[4]在实证研究方面，Brueckner(1982)证实，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辖区居民的财产价值，则在财政联邦体制下，州一级(美国Massachusetts州)不存在系统的公共支出过度或不足的倾向。[5]Faguet运用玻利维亚分权前后的数据，证实了财政分权有利于政府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公共人力资本和社会服务的需求。[6]
从以上国外分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很好地推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而我国的财政分权由于本身制度的缺陷，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财政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很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的局面，从而导致财政分权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给宏观经济带来了很多不稳定性。[7]郭旭新也认为，由于信息不透明以及缺乏有力的预算约束，经济转型过程中财政分权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8]虽然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上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财政分权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稳定地方预期方面还是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分权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9]笔者认为具有我国特色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下的财政分权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也存在着一定影响。
二、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中除一年期存款利率数据出自历年《中国统计月报》外，其它经济指标均出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1998年经国家批准，重庆市脱离四川省成为直辖市，因此，重庆和四川两地1998年前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最后整理的数据为29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的样本期之所以选择1995年后，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1)我国财政分权的正式形成是从1994年推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①；(2)在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居民消费水平才开始持续下降。
(一)实证模型及指标说明
笔者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凯恩斯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如下面板分析模型：
表示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FD)的解释变量。对财政分权指标的建立主要有两种：一种指标是Zhang和Zou[10]等人所采用的以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份额反映财政分权程度；而另一种是Lin和liu[11]等人所采用的自有收入的边际或平均增量指标。本文沿用Zhang和Zou所采用的财政分权指标，即FD=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
表示其它控制变量。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为了控制其它影响因素，确保财政分权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其它的控制变量②。
1.农村人均居民纯收入(Income，Inc)。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因此，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当收入增加时居民消费水平将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是其消费水平仍处于上升趋势。数据经过平减并取自然对数处理。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正。
2.通货膨胀(Inflation，Inf)。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以1998年为基期进行处理后并取自然对数。从理论上讲，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使名义利率升高，进而使居民的储蓄倾向升高，消费倾向下降。因此，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3.居民收入差距(Income Gap，IG)。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降低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居民的消费。世界银行[12]和林毅夫等[13]均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能解释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大半部分。因此，本文使用城乡收入差距度量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即IG=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乡村居民人均收入，预计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为负。
4.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Y)。根据生命周期假说，高的经济增长率由于可以提高居民的总收入水平，因此将提高我国居民的储蓄率，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预期此项系数将为负。
5.人口结构(Demographic，Dem)。它表示我国各年龄段人口所占的份额。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口抚养比来表征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14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14～65岁人口数。儿童和老年人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其占劳动人数的比例越大，家庭承受的负担越大，整体消费水平将越低；相反越高。因此，预计此项的系数为负。
6.利息率(Interest Rate，IR)。利率对居民消费具有两方面作用，即正的收入效应和负的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居民消费将下降；相反，居民消费将上升。本文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作为指标。由于利率对消费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因此，此项在模型中的系数很难确定。
7.财政支出结构(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FES)。政府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的基本建设支出上，财政分权也正是通过基本建设支出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因此，在本文中，FES=基本建设支出/地方政府总支出，其主要捕捉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间接作用。
为了刻画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扭曲财政支出结构而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我们引入了财政分权和这三个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用来捕捉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影响。
(二)模型处理结果及分析
为了对前面的模型进行面板模型估计，本文采用GMM估计。相比于传统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稳健估计量，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它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14]我们从财政分权对居民收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全面分析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表2给出了所有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给出了没有加入交互项的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2、3、4分别给出了加入不同交互项的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模型5给出了同时加入三个交互项情况下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表2所有回归均为two-waySYS-GMM两步估计结果，Z估计值则根据有限样本标准差进行了调整，因而是稳健的(Windemijer，2000)。且从各方程的
上看，模型解释消费变异程度较大，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1显示：在没有加入交互项的情况下，财政分权与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影响程度上看，财政分权每增加1％，将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0.0101个百分点，说明目前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有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财政分权过度的结论不正确。[15]从模型2、3、4的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出：在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机制下，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地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通过提高物价水平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虽然通过提高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促进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但从统计量上看并不显著。
模型5显示：在加入所有交互项的情况下，与前4个模型相比，模型5更好地解释了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从直接影响来看，财政分权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0302个百分点，这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间接影响看，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居民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每增加1％，将使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下降0.0256个百分点，其影响方向与预期相同。随着我国财政分权程度的不断提高，财政分权将通过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降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在政府竞争机制下，财政分权通过提高我国通货膨胀指数，间接地缩小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从数值上看，通货膨胀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降低0.5153个百分点，其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从中可以看出，财政分权的提高使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较大。财政分权通过提高政府的基本建设支出，挤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即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降低0.0188个百分点，且影响方向与模型4不同，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虽然也为负，但影响不大。
从其它控制变量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系数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我国居民收入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消费提高1.0754个百分点，即我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0754。而通货膨胀、GDP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和一年期存款利率都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但是GDP的显著提高不但没有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反而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经济的增长拉大了收入差距和通货膨胀水平，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卫生价格偏高，这些都使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下降。而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系数为正，与理论上有一定差异，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从人口结构来看，其系数的提高将显著地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其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其一，我国的人口结构不合理，儿童和老年人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二，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限，且抚养儿童和照顾老人的费用较大，这进一步表明了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够完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对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直接影响方面，财政分权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分权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间接影响来看，在政府间相互竞争机制作用下，财政分权通过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提高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扭曲基本建设支出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整体而言，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财政分权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为正。
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提高都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而目前利率水平的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针对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如下结论：
1.继续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实行分级财政体制，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实行分级财政体制的目的就是在规范化的条件下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激励；此外，地方的公共产品也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比较了解当地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在调节上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给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较多的税权，既可以按照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发挥地方税的灵活性，更好地提供产品，又可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收入。
2.规范政府财政支出制度，建立合理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制度，提高财政竞争决策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以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官员考核的绩效指标。合理的经济指标不应该只考虑经济增长速度，而应更多地关注经济的质量和人民的满意程度等，如绿色GDP、居民满意度等。另外我国的财政监督体制尚不健全，财政监督需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尽量减少暗箱操作、内部操纵等带来的重大损失；同时，推行公共部门的健全化改革，对政府收支部门进行统筹管理。
3.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建立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的财政分担机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所承担的责任，进而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力度。根据消费平等主义的观点，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因此，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国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救助型社会保障体制，然后再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标准。而从根本上说，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才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
②由于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较多，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选择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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