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预防性防务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预防性论文,防务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预防性防务是冷战后美国学术界为使美国适应新的国际安全环境而提出的一种战略指导思想，它把预防作为军事战略的组成要素，并先于威慑和实战列为军事战略的首务，从而使军事力量的运用从危机与战时扩展到和平时期。
一
预防性防务思想源于本世纪以来美国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教训和经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实战方式解决与德国日本之间已经白热化的矛盾，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冷战期间，以威慑为重点的军事战略也消耗了美国巨额的资金与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鉴于上述经验，美国于冷战后开始在实战与威慑之外另辟蹊径。早在80年代，美国陆军中将、原陆军军事学院院长小德威特·史密斯就指出：“今天，以绝对战争或总体战为基础的战略不是‘现代’战略。现代战略是涉及在和平与战争条件下以及两者之间一切含糊不清条件下的军队的使用。它涉及使用军队防止冲突；不能防止时就使用军队控制冲突；不能控制时就使用军队消除战争。”[1](P181)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理论家认识到，“威慑和作战能力在冷战后的美国安全战略中仍应占据中心位置，但它们不应成为美国对付其安全所面临威胁的惟一思路”。克林顿政府认为，美国对所面临的许多“威胁”，除了预防外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因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多样和不明确，潜在的威胁较冷战时期增多了。因宗教民族等问题造成的冲突爆发频仍，其性质以内战居多，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冲突的地区多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危机大多不适宜以威慑或实战的方式予以解决。其次，敌对的地区大国在美国利益攸关地区发起的攻击只有很短的预警时间，甚至没有预警时间。[2](P14)冷战后美国《国防报告》中多次列为首要威胁的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也难以用威慑或实战方式对付。美国政府在其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上转而重视防患于未然，拟在整个欧洲和亚太地区运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欧洲施行的马歇尔计划那样的预防性措施，力图以非暴力手段，用小的代价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1992年布什政府“地区防务战略”(the Strategy of Regional Defense)和克林顿政府1995年“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the Strategy of Flexible and Selective Engagement)中已含有明显的预防性思想，克林顿政府首届国防部长佩里于1996年初在国防报告中正式和系统地提出了预防性防务政策(Preventive Defense)，1997年克林顿政府“营造、反应和准备战备”(the Strategy of Shape-Respond-Prepare)的提出，表明预防性防务已在美国军事战略中居于主导地位。预防性防务的确立，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基本完成了从冷战时期向冷战后时期的转轨，并将对21世纪的美国军事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二
为贯彻预防性防务思想，美国政府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开展合作，以减少前苏联遗留的核武器，并提高剩余核武器的安全性；确立限制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的国际机制；鼓励新独立的国家改组其防务机构，加强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增进其防务计划的透明度，促其与邻国建立信任；与非敌非友但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建立合作性防务关系，以便施加影响。前两项是减少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数量和扩散，着眼于减少会对美国造成不利的破坏性后果的军备。后两项是防范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及美国与潜在敌对大国间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着眼于缓和对美国不利的紧张局势。从具体措施看，预防性防务的内容可概括为控制国际军备的措施、控制地区局势的措施和战争预警三个方面。
1.控制国际军备水平，减少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
美国政府认为，军备控制政策是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营造安全环境的手段，它可增进军事力量规模和结构的透明度，从而促进国家间的信任，减少诱发攻击的刺激，并可使各国致力于建设一种更稳定的关系，从而使美国不必兴师动众地对危机作出反应。在军备控制方面，主要措施有裁军与军控、防扩散与反扩散，其对象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大规模毁伤武器及其投射系统为主。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先后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最低限度核威慑”理论。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费维森、理查德·乌尔曼和法兰克·冯·希波尔联合发表倡议，主张美苏各自把核武库减至当时水平的十分之一，全部销毁战术核武器，销毁大部分中程核导弹，减少80%的战略核武器，各自保留约2000枚战略导弹核弹头，每个弹头的当量限为10万吨。乔治·凯南也曾于80年代初建议美苏各裁减50%核武器，1986年里根及国务卿舒尔茨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愿考虑这一建议。[3](PP54-60)冷战后期，美苏裁军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9年艰苦谈判，于1991年7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把美苏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减至各8000枚，这是美苏签署的第一个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1993年初，美俄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俄核武器数量将分别减至60年代和70年代水平（战略核弹头数量：美3500枚；俄3000枚），该条约于1996年获美参议院批准，尚待俄罗斯杜马批准。美俄还于1997年3月就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指导原则达成了一致，即该条约一旦在2007年获得批准，双方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将不超过2000至2500枚，比冷战高峰期减少约80%，该条约如果签署，还将带动《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与执行。至1997年4月，俄罗斯拆卸了近一半核弹头，美国收购了从核弹头中清理出的约400吨高浓缩铀的一部分。近年来，美俄间连续缔结了《欧洲常规武器力量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关于削减大部分战术核武器的协议。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苏）俄间的裁军与军控已实现了两个过渡，即从限制某类武器的最高限额过渡到削减某类武器的已有数量，以及从限制某类武器的数量过渡到全部消除某类武器。美国军控政策的侧重点，由冷战时期向上平衡寻求战略稳定，转为冷战后在向下平衡的同时取得相对的战略优势；由寻求军控协议转变为确保军控实施。在继续促使原苏联地区各国裁减和销毁核武器的同时，将重点从裁军转向军控，力争防止核生化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扩散。从防止武器扩散发展为防止武器技术、资源和人员的扩散；从防扩散发展到反扩散，对发展大规模毁伤武器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经济制裁，甚至进行军事打击。
冷战后，美国成为裁军和军控领域的主导者。俄罗斯对美国提出的各种裁军和军控建议基本上持赞同或默许态度，西方国家基本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重视推动联合国通过有关决议，以增强军控措施的权威性并使尽可能多的国家被吸收到军控进程中。美裁军和军控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对国际裁军和军控形势产生着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国裁军与军控的重点开始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
美国政府把军控作为夺取和保持有利战略态势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持军事技术优势，在受控制的武器类型上，一般不禁止或限制自己领先的武器，而禁止或限制对自己有威胁的武器。在控制的时机上，往往在自己完成某一阶段的研制工作后，便对别国加以限制。
在防扩散与反扩散方面，美国政府所予以的重视和所采取措施的力度，于冷战后都有急剧增长。国际原子能机构近年认定的有核能力的国家已达68个，兼有研制核生化武器及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也达数十个。美国政府认为，核武器扩散对其国家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有：一些目前尚不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有可能把美国本土作为其战略核力量的打击目标；可能为恐怖主义分子所利用；掌握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因缺少高级指挥控制系统和惧怕其核武器受到打击，而贸然使用核武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于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损失”有不同理解，从而会削弱美国核威慑的有效性；地区核战争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美国盟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会成为核打击目标，有可能把美国拖入战争；抵消了美国的常规优势；严重干扰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决心，并限制了其规模和方式；迫使美国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战区和战略防御体系。国防部长阿斯平1994年称：“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伤武器连同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也许是美国、美国驻在各战区的部队及其盟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反扩散防务计划，该计划改变了国防部对待核扩散问题的看法，把它当作真正的、现实的军事威胁。”[2]（前言）美军参联会出版的刊物明确指出，大规模毁伤武器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其纯杀伤力，而是所造成的战略上、作战行动上、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冲击力，从而能够影响美国的战略和作战决心”。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必将极大地削弱美国的威慑能力和动用武力的决心。海湾战争中，遭受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攻击的威胁迫使多国部队经常在防护态势下进行训练和作战，而且多国部队在战争初期没有装备任何监测隐蔽的生化攻击的设备，只有到出现中毒症状后才有可能发出警报。[4](P78)“潜在的侵略者如果拥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伤武器，不仅将增加未来冲突的潜在杀伤力，而且它们拥有这类武器本身就将增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换言之，一个得到核武器的伊拉克或北朝鲜不仅将成为战争中更致命的敌手，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们拥有核武器，势必将更难加以威慑，它们也更可能胁迫邻国或挑起战火。”美国1995年《国防报告》把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列为苏联解体后美国安全环境所面临的四大威胁之首。美国所防范的不仅是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还包括一切可削弱其军事优势的高技术武器甚至防御性武器的扩散。例如，捷克研制的高级被动式“塔马拉”雷达系统，本身不发射电波即能远距离直接接收侦察目标所发出的某种电波信号，从而发现目标和测定其位置。这种雷达系统可以在500公里的范围内同时监视71个目标，且可移动，不易被对方发现和摧毁，为世界独家产品。美国在考虑吸收捷克加入北约时，要求捷克不得扩散这种装备。
美国政府的防扩散措施包括加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等基础性国际防扩散条约；强化“核供应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等国际出口控制机制；防止前苏联地区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的措施以及对伊拉克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核查。以对伊核查为例，联合国伊拉克大规模毁伤武器核查委员会在1991年5月至1998年12月埃克乌斯任委员会主席的7年半时间里，共派出由3517人组成的260个核查小组对伊全境进行了2500次核查，共查获浓缩铀50公斤、化学弹头和化学炸弹14万枚、化学战剂590吨、制造化学战剂的原料3500吨、150公里以上射程的弹道导弹113枚，发射架和发射台50个，几乎全部剥夺了伊拉克的大规模毁伤武器，粉碎了伊拉克的核计划，使其飞毛腿导弹所余无几、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大为削弱，这种预防性强制核查措施的效果，要比海湾战争近40天空袭使用8万吨炸弹的效果大得多。美国政府认为，若不保持对伊拉克的武器禁运、制裁与核查，美国就可能转胜为败。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还不足以随之建立稳定的地区力量平衡，建立这一平衡必须削弱伊军事力量，而达到这一目标，除战争外，只能通过持续和严格的武器和技术禁运与核查。[5](P36)
反扩散是防扩散失败后的解决办法，以军事手段为主。美国防部于1993年12月提出了“反扩散倡议”，并日益将之作为美军战略的重点。美军据此制定了反扩散联合条令、联合计划以及联合训练和联合演习方针，提高反扩散情报能力，为决策者及部队指挥官提供充分和适用的信息，中央情报局的不扩散中心(NPC)除了履行外交上的防扩散传统使命外，也承担了军事上的反扩散任务。国防部直属的国防情报局把反扩散列为自己的重点任务。
美国在朝鲜核危机中的作法，体现了其防扩散措施的一些特点：以情报为前导，促动国际组织出面干预；制造声势，使有关的危机凸现于国际社会关注之下；以军事威胁造成紧张局势，使对手处于全面不利处境；以外交斡旋保持对事态的控制，紧而不裂，软硬兼施；促动有关盟国共同介入，提供技术和经济补偿；采取综合性对策，防扩与安全、经济、外交挂钩，在次要方面做出让步，达成一揽子方案，使对手在得到多种次要利益的同时放弃主要意图。
如果说朝鲜核危机的解决体现了美国可在防扩问题上为达到其最终目的而于次要问题上作出一定妥协，那么1997-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则集中体现出美国在反扩问题上的大棒政策，与对朝采取的较温和的态度相比，突出了强硬的一手，制订规则、解释规则、强制实施规则的作法有进一步发展，所造的国际声势更大，使用武力的决心更坚定，迫使对手接受的条件更苛刻。冷战后，美国政府在防扩与反扩方面已对朝鲜、伊朗、伊拉克、南非、阿根廷、巴西的核计划采取了强力干预措施。
2.控制地区局势，防止危机的出现和升级
美国政府为稳定地区局势，防止发生危机，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宣传推广美式的国防体制，鼓励新独立和新近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改革防务，加强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提高防务的透明度并与邻国建立信任。美国防部与国务院共同推行“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计划”，对数十万外国军官进行了有关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的教育，以维系各盟国的政治稳定。
其次是通过前沿驻扎或部署部队、防务合作和安全援助以及与盟友的共同训练和演习，以显示军事力量来控制地区局势，在发生冲突时进行干预，使其在短时间内中止并转入谈判。[6](P21)
第三种措施是与非敌非友的重要地区大国建立军队间的联系，发展合作关系，以防其变为敌国。冷战后美国在海外实施的这类军事行动还有：维和、救灾、撤运和营救美国及盟国侨民、强制实施制裁、实行贸易禁运和建立禁飞区。由于制裁手段比外交手段更能削弱敌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同时避免直接使用武力的风险，已被美国政府多次采用。[7](P7)冷战后许多国家采取了防止冲突升级和增加军备透明度的措施，使长期来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就是矛盾激化，也是力求寻找战争之外的解决办法，预防性防务从其表现形式看，顺应了这种国际大趋势。情报手段的进步也为进行预防性防务提供了现实可能，美国政府认为，“美国监视系统的优势在防止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许同军队本身的作用一般大。许多危机之所以未发展成敌对行动，正是因为对手最后发现，美国对其准备和调动的情况了若指掌”。
3.提高战争预警能力，对战争的可能性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战争预警是美国防范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和敌国对美国本土袭击的一种主要手段。预警时间是指发现敌方进攻征兆并因之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防范措施的整个时间过程，以首次交火或解除战备为终结。敌对双方往往在战争开始前就在这一领域展开争夺，进攻一方要尽力剥夺对方的预警时间，而防御一方要尽可能地争取更长的预警时间以慑止战争或作好战争准备。[8](P21)有效的战争预警，需要作出准确的判断并发出有针对性的威慑信号。例如，美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未能进行准确及时的战争预警，首要原因是长期以来错估了伊拉克的意图，美国在整个80年代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有关伊朗军事动态的情报、每年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10亿美元贷款，以及一些高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还从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删去了伊拉克，恢复了美伊外交关系，并且认为美伊在两伊战争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和伊对阿拉伯邻国的温和态度会长期继续。[5](P17)另外，在战争迫在眉睫时发出具有足够威慑力的信号会遇到许多障碍，如国内政治因素、缺少具有针对性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国家掣肘。即便发出信号，也难保对方深信不疑，因为对方对所涉及的利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或存在文化差异，信号太弱不起作用，过强又会使对方不得不坚持对抗。[9](P153)海湾战争后，美国为预防和慑止突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加强了战争预警工作。
美国政府提高战争预警能力主要体现在理论、组织和手段三个方面。在理论上，通过对预警失误的原因进行探讨，汲取经验，研究规律，提出对策。在组织上，改革和完善战略情报体制和战争预警机制，从情报管理入手提高战争预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在手段方面，投入巨资，将最新的技术装备用于监测战争征兆和传递情报信息，提高预警的自动化程度，乃至建立国家战略C4I系统。
美国的战争预警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中央情报局主持，由资深专家领导的一个班子，就战争的可能性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权威的结论性的报告。[10](P356)其他主要参与者是隶属国防部的国防情报局。分析人员以敌国发动攻击前的征兆及其变化为分析判断的依据，据其威胁程度在不同的“门槛”上发出警报，这项工作称征兆和预警(I&W)。对于逐渐升级的危机，以“总统每日要闻”和“国家情报每日要闻”的形式上报，如果事态严重，战争即将爆发，中央情报局即以“警报备忘录”的形式上报决策者。国防部下属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主要负责防范对美国本土的战略袭击，提供早期预警的侦察监测系统主要包括地面雷达、预警卫星和预警飞机。[11]这一系统自80年代末以来，结合“战略防御计划”及其后续计划得到了全面加强。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战争预警的重点转向对付地区战争和防范敌国使用大规模毁伤武器对美国本土及美国海外军事力量进行有限打击，对战争的可能性及其发生的地点、时间、规模、样式进行先期预测，作为确定作战思想和建设军事力量的依据。自90年代初，美国对其情报机构进行了广泛改组，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互派常驻官员，加强政治、军事情报的交流，国防情报局负责预警的军官出席国家安全会议，以便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作出判断。在美国情报界和政府中已形成一个跨机构的“预警群体”[12]，它不提供一般现实动态情报，而是专注于预测潜在的和大多数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危机。
三
冷战后美国预防性防务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许多不同以往军事战略的特点。首先，强调对事态发展全过程的控制，对国际事务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和动态的干预，争取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或把危机控制在低水平。联合国于1948至1992年期间用于世界维和方面的费用仅83亿美元，而“沙漠风暴”战役两天的费用就相当于联合国在全世界各地维和部队一年的经费。所以美国政府认为，“一盎司的预防，要比一吨的事后干预强得多。”[13](P2)
其次，二战以前，美国的军事战略侧重在战争爆发后发挥作用，军事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两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隙，冷战期间两者也有脱节现象。预防性防务使得美国军事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更好地衔接起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于80年代批准的军事战略的定义是：“军事战略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1](P34)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战略学派很多，但主要分为威慑战略与实战战略两大流派。预防性防务突破了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传统军事战略的内涵，使军事力量的非战争运用在军事斗争中所占地位上升，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干涉手段。预防性防务思想似含有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兵法的某些成分，其主旨与《孙子兵法》中所提倡的“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是完全一致的。[14](P14)“预防性防务”的确立，使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兼顾平时、危机与战时，强调政治、外交、经济、心理、军事和政府、国会、民间力量的综合运用，使各条战线各种力量在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计划下协调一致。
第三，预防性防务是以防为进，具有更强的进攻性，美国学术界的一种理论认为，当他国严重的国内危机促使当权者产生了冒险动机时，来自外部的军事威慑难以将其制止，所以必须对他国内部事务进行主动干预，才能够消除危机的根源，所以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预防性防务也是为了更好地动用武力和干预他国内部事务预作准备。[15](P179)由于预防性防务的以上特点，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在其表现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一种使用军事力量在内的整体力量，对事态进行多维（以军事和非军事的综合力量、以灵活的方式）、全程（平时—危机—战时—战后）动态控制的战略，其目标不仅是战胜对手，而且主要是左右和控制国际安全形势（小至地区危机，大至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使之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预防性防务思想的倡导者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和哈佛大学教授卡特在其合著的《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一书中指出，“预防性防务战略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指导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6]（前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以西发生的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变化，但是美中关系极其脆弱和捉摸不定，预防性防务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目标是争取中国在21世纪成为美国的安全伙伴，而不是敌手。还指出“预防性防务政策显然不同于遏制政策，预防性防务政策鼓励中国的参与，而遏制政策却寻求限制中国。还指出美国的政策应力促中国参加构成全球秩序的各个组织和机构，并敦促中国在建立和加强这些组织机构中发挥作用。该书强调，“今天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从而与其他太平洋大国，尤其是与美国和日本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利害冲突。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构成特别的威胁，但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美国要从预防性防务的角度处理美中关系，促其为加强亚太地区的稳定发挥作用，而不是演变为军事冲突”。[16](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