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地方政府竞争与内生性区域差异化——中国经济转型区域路径分岔的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分岔论文,生性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与基本判断
中国的转型作为一项重大的人类实践给国内外理论界提出了无穷的命题。然而大多数早期的理论研究，也许惊讶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其理论的焦点一般都集中于解释“中国的奇迹”以及这种奇迹背后对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超越（注：如Joshua.Cooper Ramoe提出了“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超越，参见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http://fpc.org.uk/fsblob/244.pdf。）；而且这些理论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将中国的大国经济作为一个高度同质的整体。近年来，随着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区域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于是这种区域差异性与大国经济的非同质性也就成为了理论研究的新焦点。
转型过程中的区域差距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受重视，除了终极的道德、哲学与人文关怀外，本身也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不断拉大的区域差距势必影响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因此，积极探索造成区域差距的原因及其找寻缩小区域差距的对策就成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使命。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中国区域差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献繁杂（注：张吉鹏、吴桂英做过一个很好的有关地区差距研究综述，参见《中国地区差距：度量与成因》，载《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4期，60～81页；《中国地区差距研究：一个评述》，第四届中国经济年会入选论文。）。根据研究内容与使用方法的差异，分类概括起来，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注：这里只是简单的分类与描述。根据文献的可获得性，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单独做成详细的文献综述。）：
一是新古典的技术线路。从文献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最为普遍。根据研究中具体所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一般又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具体技术处理是运用泰尔(Theil)指数、变异系数或基尼(Gini)系数来对区域差距进行度量与分解，从而实证区域差距、探寻区域差距成因及其形成机制与评价（Shorrocks,1980;Kanbur and Zhang,2003;Démurger,2001,2002;Jian,Sachs& Warner,1996；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林毅夫、刘培林，2003；范剑勇，2002,2003；魏后凯，1997；赵人伟等，1993,1999；李实，2003；王小鲁、樊刚，2004）。或者，将区域差距问题转化为一个新古典的经济增长问题来研究，即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经济增长的收敛与发散问题，有的并进一步探寻绝对收敛、条件收敛与“俱乐部收敛”的成立条件及趋势(Jian,Sacks,and Warner,1996;Chen and Feng,2000;Dayal-Gulati and Husain,2000;Démurger,Sachs,Woo,ete,2002；王绍光、胡鞍钢，1999；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刘强，2001；沈坤荣、马俊，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
二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针对区域差距问题，人们通常从生产要素（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来解释，然而制度的视角也一直没有放弃（林毅夫，1992,1994；樊刚，1993），特别是最新的理论进展倾向于把外生性制度内生化（Hall and Jones,1999;Engerman,Sokoloff,2001,2003；徐现祥、李郁，2004），从而探过中国转型中制度、政策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如何造成了区域的差异化。
三是经济地理与新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由于不满于新古典与制度方面对地区差距的解释，该路研究者致力于探讨自然地理条件对于区域差距的影响及区域经济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经济地理突出区位优势，而新经济地理的逻辑则强调自然、历史等偶然因素在规模报酬递增与正反馈效应下，来解释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Krugman,1991；范剑勇，2003,2004；范剑勇、朱国林，2002；李国平、范红忠，2003；陆铭、陈钊，2004a,2004b；文玖，2004）。
总之，以上每一方面，都似乎找到了解释中国区域差异化的一个理论视角，但是都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而且，本身这些分析视角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一）新古典的收敛理论与逻辑是否适合转型中的中国
综观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的收敛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些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的绝对收敛理论、条件收敛理论与“俱乐部收敛”理论等。这种理论上的借用与发挥正如前面综述所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我们对经济转型中区域差异化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但是“拿来主义”的手法必然也会带来另一个容易被人所忽视的问题，即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收敛假说是否适合中国？转型期的中国是否具有收敛理论所研究的基础？而这些到目前为止还是鲜为人讨论的（注：理论界可能刘强比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例、资本增长率等变动规律正好与新古典的预期方向相反，参阅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70～77页。）。我们知道，新古典的收敛理论，其研究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这样的经济系统内，资本、劳动等各种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还不具备或至少还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而且，顺着新古典的因素分解逻辑去探寻造成区域差异化的因素，这样一种思维也容易陷入一种“分解陷阱”，忽略因素之间的互补性。
（二）是转型差异化的“原因”还是其“结果”，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从文献综述来看，现有的研究在分析区域差异化形成原因的时候，往往把地区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地区间工业化水平及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注：王小鲁 樊刚：《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33～44页。）等当作了造成经济转型区域差异化的直接原因。其实这种逻辑是不完全正确的，其探究的深度是很肤浅的。我们知道，诸如地区间资本回报率的高低、劳动力的区间流动、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水平方面，它们既可以看作是转型区域差异化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造成区域差异化的原因。所以这样一种分类标准是很粗糙的，用转型本身的区域差异化结果来解释区域差异化的原因，误把结果当原因，或者原因与结果混用，在逻辑上既容易陷入“套套逻辑”的循环论证，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深化。其实，在目前大量的实证计量检验中，很难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很多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因素本身可能是区域差异化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造成区域差异化的原因。
另外，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发展战略学说”（林毅夫，2002a,2002b；林毅夫、刘培林，2003a,2003b）从“要素资源禀赋、自生能力到发展战略”在一个逻辑相对一致的框架内对中国的区域差距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对缩小地区差距提出了政策建议。但是，其理论本身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遭到了很多商榷（注：从2000年左右开始，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和林毅夫就“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使人们对转型期技术与制度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洞察。见《天则双周181讲》，2000年12月1日(http://www.unirule.org.cn/symposium/c181.htm)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C2002010,2002年7月18日。）。
其实，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的转型中的区域差异化作为一种经济事实，本身是一种累积作用的结果。累积作用也可以看作经济学术语上常用的连续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连续过程中，累积必然存在这么一个逻辑：初始的“因”在时间轴的方向上必然带来一个“果”；这种“果”又必然在下一个时段上成为下下一个时段的“因”……如此循环，必然是一种因果循环论证。惟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历史的初始点，去寻找造成这种差异化的分岔点。只有由这种分岔点演绎出来的一种逻辑解说才是区域差异化的最本质、最科学同时也是最深刻的解说。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总体上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即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进行经济的非国有化以及实行财政改革（包括政府从经济活动中的退出以及财政分权）（注：严冀陆铭陈钊：《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28,2004年5月28日。），这些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势必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如何对改革等不同政策的区域增长效果进行一致的理论解说，的确需要更一般的视角。
为此，本文提出了从“国家战略”与“地方政府竞争”来分析中国内生性的区域差异化，从而为理解中国转型过程中不同区域路径分岔提供一个更高的分析框架。
二、相关文献评述
近年来，基于政府竞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文献越来越多。政府竞争理论首先源于Albert.Breton的“竞争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概念（注：Albert.Breton,Competitive government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 Fin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即在联邦制国家中政府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是竞争性的，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内部之间的竞争。何梦笔(Herrmann.Pillath)则结合俄罗斯与中国作为转型中大国经济的特点，引入了空间因素，把政府竞争的概念与思想进一步细化，从而提出了基于政府竞争的大国体制转型的理论分析范式（注：何梦笔：《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天则内部文稿系列》2001年第1期。）。Weingast and Qian把中国改革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称为“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认为分权提高了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推进了中国的改革（注：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olicy Reform,1996.）。钱颖一、马斯金和许成钢认为中国1979年之前建立的M型政治体制结构，可以使中央政府有效的控制竞争指标从而对地方政府产生激励作用，进而地方政府推进了中国的改革（注：Maskin,E.,Qian,Y.and Xu,C.,"Incentives,Information,and Organizational Form",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0.）。张维迎和粟树和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竞争引发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注：张维迎 粟树和：《地区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杨瑞龙认为地方政府在转型期间扮演了制度变迁中“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进而针对中国改革实践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洪银兴和曹勇则认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衔接不完全计划与不完全市场的作用，因而地方政府在创建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核心作用（注：洪银兴 曹勇：《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功能》，《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周业安和赵晓男具体根据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式，并且把中国的地方政府大致分为进取型地方政府、保护型地方政府和掠夺型地方政府（注：周业安 赵晓男：《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构建地方政府间良性竞争秩序的理论和政策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12期，52～61页。）。这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因为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都可能被选择（注：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也有对地方政府竞争持否定态度的研究。Wong(1992)认为地方政府竞争造成地方保护主义，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注：Wong,Christine,1992:"A Fiscal Reform and Local Industrialization:The problematic Sequencing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Modern China,April,18(2),pp197-227.）。Young(2000)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将中央集权的经济转化为多个地方政府统治的经济，地方政府会对本地区产业实行保护，导致产业趋同，从而产生微观扭曲（注：Young,Alwyn,2000,"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CXV,pp.1091-1135.）。Poncet(2001)也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并不成功，中国国内市场有走向“非一体化”的危险（注：Poncet,Sandra：《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1期。）。
综观以上文献，可以说研究者都有很好的“问题意识”，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事实，对地方政府的研究都做了很好的理论推进。但是我们认为总体上还是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之处：(1)“联邦制”作为西方成熟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如果不深入研究转型期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中国地方政府的属性、政策及其变化机理，这种引用与借鉴就可能过于草率，甚至本身就有错误。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毕竟不同于西方国家。(2)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除了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以外（如周业安等人的研究），其它大多数研究都有一个前提性假设，即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看成是同质型的地方政府。更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高鹤：《基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型分析框架》，《改革》2004年第4期，39～44页。）。何梦笔(2001)就研究指出，在大国内部存在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时，全国统一的政策将引发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政治反应（注：何梦笔：《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天则内部文稿系列》2001年第1期。）。
基于以上的研究，在用来分析中国转型经济区域差异化时，就很难对其进行理论解释，更不用说找出区域路径分岔的真正原因。因此研究的现实需要理论推进与新的逻辑分析框架。
三、区域路径分岔的一个分析框架
面对如此纷繁的理论表述，我们到底如何看待区域差距呢？如何看待区域差距，也同时意味着如何看待改革的历史及改革的未来。这里我们主张回归以人为主的选择行为——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事实，既承认改革的历史逻辑条件，更突出改革中人的选择行为，在改革与转型的进程中来理解中国出现的区域差异化。因为改革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充满着建构理性，更是一个以国家、政党、组织、团体等为表征、以人为实质的选择过程。况且，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这似乎已成为默认知识。）进一步说来，当我们把区域差异化的“事实”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事实”相对接的时候，把对中国区域差异化原因的探究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型的背景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化分析就被赋予了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因为“改革”与“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理论的兴奋点和理论的无底洞。
图一给出了我们分析转型经济中区域差异化和区域路径分岔的一个解释框架。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内生出了区域差异化。国家战略的推行并通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扩充了国家战略（注：因此国家战略又可以具体区分为中央政府战略和地方政府的战略，而且这两种战略不一定完全重合。）。计划经济年代就已经存在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在转型过程中不同地区面对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所形成的不同激励与约束，各地地方政府实质上就是一个异质型地方政府。异质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推动着各地方工业化的进程，内生了经济自主过程，也内生出了各地区域差异化的事实。所以，国家战略是这种内生性的“核”，异质型地方政府是区域差异化的实现条件，而伴随的财政税收体制则是内生性区域差异化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另外，图一中黑箭头所指示的路径可以基本概括为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所研究的理论线路：在历史逻辑起点上，计划经济年代形成违背资源禀赋、缺乏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为主的超赶战略；改革开放后应该扭转这个战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全面发展经济。虚箭头方向则表示了以周业安为代表的学者所研究的线路，即根植于改革过程中不配套的分权改革，形成了地方政府不同的竞争行为模式，从而带来不同的地方经济效果。整个图一就代表了在一个更大的视阈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见图一，下页）
四、对分析框架的进一步解析
为了进一步厘清以上给出的分析框架，我们有必要再做几点说明：
（一）从举方面以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到全面发展经济的赶超
中国五千年的优势文明传承到近代，由于内部制度结构与外部环境压力的变化，整体上中国开始落后了。面对被替代的西方强势文明，中国人身上，特别是那些时代精英开始背负了复兴的历史责任。这种精英的责任与使命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建章下，通过政策的选择与推行得到体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复兴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传承。而且，迫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压力，急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工业化道路几乎被等同于重工业化道路，这就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所分析的“不顾资源约束、违背资源禀赋，缺乏自生能力”的以重工业为主的赶超战略。这种赶超战略，我们认为，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乃至今天，并没有彻底扭转，赶超的形式变化了，但是赶超的实质并没有变化：在维护稳定的环境下全面发展经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本身既是发展战略，更是一种落后情况下的广义赶超。回想一下1994年的经济过热，刚刚过去的2004年新一轮以钢材、电解铝等为代表的局部经济过热，以及地方以GDP考核政绩、大力招商引资等，这本身就是一个赶超的佐证。总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像一个被压缩了的人类时空，要在短短的几十年实现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赶超的痕迹在某种程度上很难避免。
图一 转型经济中区域路径分岔的一个分析框架
（二）异质型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差异化的主导力量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温铁军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地方工业化过程。中国的区域差异化，在某种程度上就转换为各区域之间工业化程度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是政治集权，经济分权。计划经济年代，政府集中配置资源是其重要职能，这一职能在进人转型期以来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并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权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形成了一个地方基层支持改革的机制，也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有一定的经济约束，从而使改革政策不至于逆转。分权改革更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其创造财富的能力直接相关联。更实质的是，财政分权历史研究表明，中央政府针对不同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激励约束机制，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周业安根据这些不同行为区分了“发展型地方政府”、“保护型地方政府”和“掠夺型地方政府”。最后，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差异化。
（三）中国区域战略的四次大调整预示区域差异化的趋势
区域差距问题实质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战略经历了四次大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区域政策造就了珠江三角洲的优势；90年代初第二次区域战略是浦东开发与长三角的腾飞；第三次就是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第四次则是21世纪初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次盘活与提升大珠三角的活力。分析这些区域战略推行的目的与客观效果来看，前两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差距，后两次的战略背景就有明显缩小区域差距的战略意图。我们再把历史的视阈拉长点来看，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就采取过战略措施来缩小区域差距，如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三线建设”，不过那时候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军事与安全考虑。
总之，区域之间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史背景是不可以选择的变量，其改观的基本要素也在于人的选择与政策选择。如果放任区域之间让它进行“新古典过程”，必然还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差距。政府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具有很大的政策选择空间，这些政策包括财政、金融与宏观调控，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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