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6：中国共产党未能成功转换角色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探析论文,角色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052(2003)06-0016-05
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角色。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以革命党的面目在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尊艰苦奋战。由于需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和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1949-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只能说是拥有了执政地位的革命党，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过渡阶段。自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以后，党则正式以执政党的角色为中华民族的自强复兴而不懈求索。这意味着，1956年以后，党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的历史性转变，以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发展，应对新时代的变化挑战。
一、执政党角色有别于革命党
无论是作为革命党，还是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目标都不会变，也不能变。但是，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变化，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当着我们党从革命党已经彻底地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党在许多方面就势必要发生若干重大变化。
1.党的地位的变化：从被反动势力残酷摧残、统治压迫的党转变成为执掌国家管理权力的、统治的、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权力意味着责任。从此，党必须肩负起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2.党的中心任务和党完成中心任务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从着力追求根本推翻旧有统治的上层建筑并进而变革其生产关系，即砸烂一个旧世界、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党，转变为真正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即建设一个新社会、利用政权和平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党；从主要依靠人民军队和群众运动来完成中心任务转向主要依靠全体社会成员依法平稳有序地来进行。革命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能否砸烂这个旧世界，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来进行，只要有利于人民战争的胜利，一切方式、手段包括合法与非法的、有序与无序的、规范与非规范的都可以使用；执政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要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相联系，要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要与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相联系。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任何方式手段只要它无助于实现社会稳定、违背了国家民主法制、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必须加以禁止。
3.党的领导方式的变化：从高度集权、党政合一、实行人治的党转变为党政分开、实行法治的党。为夺取政权而不得不借助于频繁而惨烈的战争的革命党，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必须是高度集权的命令式领导，否则就难于取得兵贵神速的战争的胜利。转变为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执政党以后，党和人民的意志就有条件也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党就能够从而也必须转变为主要依靠民主和法制来治国理政。革命党为了夺取并进而执掌国家政权，不但不能遵守统治阶级的现存法制而恰恰是要对其加以破坏和废除；执政党则需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政局，需要用稳定性较强的民主和法制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革命党眼中，“亲不亲，阶级分”，只要是阶级敌人就要使用各种手段将其打倒、消灭；在执政党那里，理应只看社会成员是否是违法犯罪分子，理应只用法律尺度去衡量罪与非罪，只要不是犯罪分子，就应当一视同仁，而不能按照什么阶级标准再去把他们区分为三六九等加以区别对待。
4.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广泛性和党的功能不同：从主要代表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下中层阶层利益并率领他们反对现存统治秩序，即统领劳苦民众揭竿而起并为他们谋取利益的党，转变为支持和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广泛代表社会各个群体根本利益的、尽量维护和巩固现有统治秩序的党。不代表劳苦民众的利益去革地主老财、资本家以及大富翁的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民众就不会跟革命党去造反，武装夺取政权就是一句空话。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执政兴国，不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执政党就有因不能造福民众而丧失人心，进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现实危险。
5.党的建设的内涵的变化：从党的建设必须与武装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转向党的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紧密相连。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党旨在动员各种政治力量与敌对阶级进行对抗，旨在利用各种社会矛盾造成不利于统治阶级的局面，进行阶级斗争，以图取而代之。而执政党则与公共权力密切相连。执政党掌握的权力属于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所共有，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以及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要达此目的，作为表面超脱于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群体利益之上的执政党，必须想方设法去整合它们因利益不同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及矛盾，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以，执政党理应建设成全社会领导核心和具有利益协调功能的“整合导向型政党”。这就要求在党的建设方面必须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转换为国家建设理念，必须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哲学观转换为注重矛盾的统一性的政治哲学观。
6.党群关系不同：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长时期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势都是敌强我弱，革命党如果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则势必自我毁灭，所以党群之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革命党人不但抨击敌对阶级贪污腐化，而且本身大都能做到廉洁为民。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群关系自然转变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执政党人大都手握重权。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在反腐惩腐问题上，也应当实现由革命时期广泛采用的非规范性的群众运动方式向依靠改革、依靠制度建设、依靠民主法制的轨道转变，而且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带有浓厚革命党色彩的执政党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地位和中心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从革命党角色转换为执政党角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从以上的标准来考量，毛泽东时代党并未能够成功地实现这种转换，而是长期以革命党的角色行使着执政党的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不恰当地认为大部分政权并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进而号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宣扬“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泽东明确地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2](487)终于掀起了从中央各机关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引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得不依靠武装力量的“三支、两军”来稳定和支撑政权。
2.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不恰当地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继续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长时期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置于次要地位，而突出地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无论是“抓革命”，抑或是“促生产”，始终借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3]，“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4]。于是，从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反右倾、“四清”，再到“文革”期间的“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可谓此伏彼起，接连不断。而且，1957年后进行群众运动时总是广泛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甚至还有大批判，以为这就是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在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毛泽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5]
3.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高度集权，缺乏民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轻视法制，主张和实施人治，党的政策、命令、权力的威势远远大于国家法律；继续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继续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7年9月，中央在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今后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文教政法部门受命于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子。凡是党委规定审批范围的案件和与兄弟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应当在审理后和宣判前，报请党委审批。任何借口审判“独立”，抗拒党委对具体案件审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给予纠正。”[6]这个指示，正式提出要以党代法、实行党委审批案件制度。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最终要由他挂帅。
4.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继续把社会成员明确区分为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工农兵阵营，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与“叛徒、内奸、走资派”以及知识分子阵营，并且千方百计地深挖所谓“潜藏”的阶级敌人，混淆敌我，甚至认我为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比如，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到九大召开前夕已经有52.7%的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反党分子”或“里通外国分子”的帽子。针对两大阵营分别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公民出身不好（“唯成份论”），就会失去升学、提干、入伍的机会，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就会失去起码的言论与行动自由，成为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
5.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情况下，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不恰当地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规定为建党的惟一宗旨，片面强调党的斗争性，而忽略或冲击了党肩负的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重大任务。这集中反映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所做的被称之为“五十字建党纲领”的批示中。这个批示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2](511)，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个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吐故纳新”。按照这样的纲领建设起来的执政党，怎么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的作用呢？
三、未能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角色转换的原因思考
1.尖锐对峙的“冷战”国际大环境
综观世界历史不难发现，执政党所处的国际环境，对执政党的执政取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国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政党的行为方式和对内政策的选择。如果一个欠发达国家长期处在与周边国家或者是世界主要大国充满恶意的敌对环境之中，甚至是战事不断，那么，这个被封闭起来的国家的执政党要始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坚持实施严格的依法治国是很难做到的。从新中国成立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始终处在尖锐对峙的“冷战”国际环境之中，被卷入与周边几个国家的军事冲突不说，还长时期甚至是同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横眉冷对。再加上波匈事变，严峻的形势，恶劣的环境，很容易使高度警觉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绷起“战争与革命”的神经，以致于在国内搞起“反修、防修”，以防“国变修，党变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势必影响到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
当然，如果执政党政策选择对头，也可能会使紧张的国际局势得以缓和，从而创造出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和平环境。比如，1978年以来，善于从教训中总结出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外交方针始终以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搞对抗，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坚持以邻为伴，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
2.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探索的偏差与失误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要消除商品生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7]。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缺陷，才能消灭剥削，才能“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7](1293)。这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根本理论依据。
从毛泽东的执政实践来看，他对上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地信奉并付诸实践。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极端重要的前提条件。但他同时认为，穷则思变，穷则要干要革命，中国人口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只要焕发和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冲天激情，“一穷二白”更能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他看来，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不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反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大优势。由此，在1958年提出了以高速度为核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了保持高涨的群众热情，于是极力追求生产关系方面的“一大二公三纯”，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突出政治思想挂帅，在大跃进中像指挥战役一样大搞群众运动。当着这样的建设模式在实践中遭遇失败而在党内受到质疑和批评时，在中央一线领导的主持下，不得不采取一些先前不被赞同的措施，进行了为期5年的经济恢复与调整。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中央一线领导所采用的“三自一包”等措施，实质上是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了资本主义，开了历史倒车，断定党内已经出现了许多“走资派”。由此，他在党的八大后不久，就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并在这种错误判断基础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可见，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存在偏差，总体上还没能完全搞清楚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科学判定中国社会现阶段历史方位的基础上逐渐搞清楚了这些重大问题，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3.党的建设模式的不当定位
在取得政权后，对如何适应由一个领导革命暴动的党成为执政党的变化来探索党建的新思路，列宁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他曾多次指出，全党都应当学习如何管理俄国，每个党员都应当努力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他强调，“和平时期应当放弃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8]，在成为执政党以后还这样做就不行了。但列宁没来得及作出系统的解答就过早病逝了。斯大林继位后，不但没对已有的党建理论与现实不适应的情况给以足够重视，反而把战争年代形成的模式进一步绝对化，照搬照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结果党的领导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造成了后来苏联解体的一大隐患。
在革命党建设问题上曾对列宁的建党学说作了进一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在主观上是有摆脱苏联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党建道路的强烈愿望的。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论十大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等，所阐述的许多正确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但是，这些正确的思想包括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还走向了反面。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由于紧张对峙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由于对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再加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出现了相当的偏差，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是保留了革命党的许多突出特点。这典型地表现在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近13年来的实践，我们逐步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根本转变。
4.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验的巨大惯性迁移的作用
众所周知，我们党在长时期的革命年代，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内容，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就使得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时，由于以往这些经验的屡试不爽以及人人共有的思维定势作用，很容易习惯地加以运用或搬用。这主要表现为：仍然搬用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方式去处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被严重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问题，甚至于用它去搞经济建设；仍然把过去革命队伍里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经验，搬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当国内外局势稍有风吹草动时，就以为又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认为“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等等。实际上，党当时也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把革命时期的那套体制、理念、工作方式和思维方法搬用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这表明，在新的变化了的实践条件下，党必须坚持和发扬历史上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最终顺利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成功转变。
收稿日期：200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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