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工主体问题的两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点论文,政工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党务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是复杂而深刻的，然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研究远远没有跟上。我想，大胆吸收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以新的视角探究政工问题，给实践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借鉴与参考。下面，笔者从文化学角度就有关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简称“政工主体”）的两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一、关于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碍问题
所谓政工主体文化背景是指政工主体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所面临的涵盖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文化氛围，旨趣与时尚。这种背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在探讨政工主体问题时不容韬晦、避而不涉的一个问题。研究表明，近代以后，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昭彰显明的偏颇性倾斜：文化衍变中的工具化和实用化（或反人文精神化）。此种态势于今表现尤烈，大家感受颇深。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评判：从世界范围看，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化断裂、变迁与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关于本质、整体、历史、现实……种种以语言构造的神话或大叙述（“大说”）的解体，语言杂多、众声喧哗、多极多元、小叙述（“小说”）的鼎盛。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西方／非西方、文化／商品的二元对立日益模糊含混，在对立、碰撞、冲突间又互相渗透、交流与对话。[1]本来，作为价值规范和行为规范的狭义文化系统，其本质是在实有的实物、心态和行为中区分出善恶、是非、美丑来，以便使人有所遵循、“自由”适度。但我国方方面面的文化生力军所吹奏的主旋律不够强劲、鲜明，时或跑调蛊惑，整个文化有鄙俗化之嫌。就我国市场经济而论，还很不规则，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需求在社会庞大的需求体系中起着基础性支配作用。毫无疑问，文化选择上的工具化与实用化日显，必将使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醉心于官能刺激与骄奢淫逸的鄙俗文化现象甚为猖獗。再就是社会转型期间的分配不公现象、权力腐化现象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忧，令社会整合困难，其文化负效应不可估量，已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最难预测的未知数。倘若从政工主体文化背景这一角度看，无疑是一种阻障，一种挑战。
众所周知，自近代启蒙以来就存在两种启蒙精神。一种是以人类精神价值的创造和确立为旨归，力图改变人类的“非自由”状态而向理想之境迈进的“人文理性”（请注意，我说的始终是“人文理性”，而不是“文人理性”）；一种是使人陷入计算、规范、以度量厘定世界并驯服自然的“工具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表现为对自由、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然秩序的追求）为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所扭裂损毁，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具理性”正恣肆跋扈，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为唯一标准对“人文理性”大加挞伐，摈弃或割裂那不易尺度化的“人文理性”，垄断着人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并造成技术统治的非人化倾向，从而使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与萎缩去换取外在物质财富的丰富。这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已很明显，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也已露端倪。我们看到，科技理性的一味膨胀与文化工业的商品化逻辑，分别从两方面浸渍着人文理性的地盘，造成现代人有丰富“知识”，却缺乏领悟人生意义的“智慧”和应付现代复杂情况所需的整体性思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同：中国进入本世纪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工具理性”日显，与“人文理性”分裂，并进而压灭“人文理性”，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及其实践品性虽也有生成的一面，但总体处在被遮蔽乃至失落的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在波谲云诡的经济大潮的热烈喧腾中，文化领域的这一偏斜趋势尚未得到有力之扼制，使得包括政工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精神传播者感到自己在讲授人的尊严、精神价值、文化的神圣性的时候，一丝或大或小的精神的窘迫与尴尬乃至虚脱感不禁袭上心头，似乎自己已站在了“社会的边缘”，难以有效地干预社会，力主乾坤。有些“识时务者”纷纷改弦易辙，放弃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职责，甚至号召大家去“躲避崇高”，并对人文精神价值进行玩世不恭的调侃、亵渎与诋毁，与庸俗的文化市场相和相媚，认为社会目前物化得还不够，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得如此。因而，承负着“灵魂工程师”职责的政工主体势必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氛围、旨趣、时尚。这无疑是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障问题。
运笔至此，大概就有一个问题要被追问：“人文理性”是否必然与“工具理性”处于紧张、悖谬的关系状态？我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或者说应当避免的。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个对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关系是持唯物辩证发展观还是形而上学发展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恪守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因而，这个问题具有意识形态性。很显然，我们共产党人搞革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事生产与经营，探索社会发展之路，其目的就是谋人民之幸福，通过“无产阶级解放”来实现“人类的解放”。毫无疑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由我们的无产阶级党性决定的，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因此，作为政工者，对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领域出现的“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紧张、悖谬的非常状态，应用犀利的眼光去剖析，积极地与我们的党和人民一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遏制与纠正此种态势的蔓延，而不是消沉糊涂、随波逐流。这不是对历史进程的粗暴干预，这恰恰是社会进步自身的内在要求。《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实质上，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其追求的最高人文境界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决不是“物役人”或“人役人”。我认为，作为政工主体自身，面对文化背景阻障问题，首先必须具备三种素质：一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炽烈的热情；二是对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神圣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三是冷静理智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要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对现代性保持足够的反省能力。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不容易做到也得竭力做到，因为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没有丝毫商讨的余地的。
另外，还应该指出，我们在看到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碍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密切关注，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拓性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梯次推进，在“经济关系”层面上可能或正在引发的思想政治工作阻障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对此有所涉猎。这里笔者参阅了一些论者的研究成果，站在现代企业角度试作简要阐释，以此作为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障问题的一个补充。
问题之一是，政工主体面对多元的产权关系，利益格局定位呈现多角色，与传统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单一利益格局大不一样。“通用性”少了，具体的是非标准不一，甚至截然相反（如关于人才流动问题的尖锐争执）。
问题之二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目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且无主管上级部门。强烈的效益目标有可能致人利欲熏心，恬不知耻地“攀比邪恶”且不择手段。这在法制不健全时表现尤甚。政工主体面对企业内此等“软”“硬”悖谬的有意之为可能乏力，甚至遭到企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误解甚至抵制。政工主体在此类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同流合污的怪形象于今并不鲜见，必须引起足够警惕。
问题之三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法人财产权后，企业领导层有了比以往更大的权限，尤其在公有制为主的企业中，可能有那么一些领导不问姓“社”姓“资”，将新型产权关系错读为劳动雇佣关系而气指颐使，损害职工的民主权益。一些职工在新型的经济关系中眩感不适，引发甚至激化干群矛盾。这就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课题。当然，从根本上疗治此类“权力病”还得有赖于民主的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健全及其有效运作。
问题之四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日益市场化、契约化，用工制度多样化，职工的思想心态、价值取向及具体追求目标纷繁不一、多元并立。政工主体要解这“多元方程”无论是政工主体自身素质还是“解方程”手段都显得相形见绌。
问题之五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机构十分规范化，对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都十分精干高效。同时，原有的组织机构（如老三会）继续存在，而两者的权责关系尚不十分明确。因此，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和人员编制，难以把握自己的“适度界定”等等。
这些从“经济关系”层面上正在或将要引发的“阻障”与文化背景层面上的“阻障”交互渗透、作用，必然大大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不可不慎加思忖，积极决策，有效排解，全面整治。
二、关于政工主体自身素质问题
我想，在探讨了政工主体文化背景阻碍问题之后，不能不论及到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俗话道：“打铁还得自身硬”。思想政治工作搞得好与不好与政工主体自身素质（思想文化素质与心理素质）息息相关。这一点不应置疑。
首先应该指出，就思想政治工作的运作方式而论，在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年代尤需要振聋发聩、立竿见影的宣传鼓动，注意自己社会角色的扮演，注重文化的政治效应，而在学理探究与政工主体文化涵养塑造之深度上显现不足，这实为时势相逼、时潮激荡所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尤其是文革期间却仍然沿袭旧法，少有创新与突破，甚至走火入魔，误入阶级斗争片面论的“极左”政治漩涡而纵横捭阖，且文化虚无主义亦甚嚣尘上，致使政工的声誉受到损毁，这是令人深思的。这一偏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得到纠正。可以说，我们党做了大量的清除“左”倾错误的工作，已经把社会生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政工主体的素质较前也有了质的飞跃。令人不安的是，当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承担着无产阶级文化使命的政工者自身素质堪忧，他们在各种杂陈的思想观念中各据一隅，对变动中的时代特征缺乏清醒而敏感的把握，对政工的本质内涵与功能、意义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虔敬的全身心认同，有的甚至把从事政工仅视为个人谋生之方式，并将政工片面化、庸俗化，忙乎于形式主义的繁琐而喧嚣的显性操作，追求其“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忽视其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染之“慢功”。有的说：在企业搞政工就是吹吹喇叭，为行政、生产帮腔鼓劲而已。可以说，他们没有把神圣的政工看作是一项长期的、细密的、艰巨的、深刻的以塑造“四有”新人为根本旨归的社会文化工程，把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工作给理解偏了。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趋就之间，真正留存的不是可资发扬的思想文化资源，而是突现出来的一种基于意气的姿态，其内涵却被掏空了。这是应予特别关注的。我们认为，政工最忌急“功”近“利”的浮躁式“务实”，最忌向庸俗的经济主义、实用哲学靠拢，因为我们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传统的政工运作方式，并未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观念，并不是弱化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搞什么“非意识形态化”，而是从更深、更强、更科学的意义上重新凸现它。
因此，政工主体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政工运作方式及其绩效，关乎国家之性质，意义重大，忽视不得。政工者只有立足时代，励精图治，苦练内功，发挥自己特有的政治优势，承负起自己应该承负的职责，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政工主体的文化“底气”问题。常言道，以史为鉴，可甄别错谬，弯路少走。毋庸讳言，曾几何时，十年文革波谲云诡使文化横遭毁劫。在某种程度讲，那时，文化不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手段，成为一连串苍白的政治口号。其原本博大厚实、生动鲜活的人文色彩被磨损侵蚀。其最明显的“历史后遗症”是不少走过来的政工者感到自己在写作或说话上碰到的根本性的困难。这可称之为文化失语症。从根本上说，他们缺乏的不是那种流行时兴的程式化的语言，而是语言背后运用语言的能力，是能够自由驱策话语的某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可统统称之为文化“底气”（或“元气”）。这种元气、底气，不单单是个体生命驱壳中激荡的某种力量，而是指一种弥漫性的人文气息，这是需要以科学而丰厚的理论功底与文化功底作为支撑与铺垫的，也是需要以自身的廉洁勤政、堂堂正正之人格为撑持的。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底气或元气，就很难根治在说与写上的失语症。毋庸置疑，这种历史后遗症在某些政工者身上的体现是很发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