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届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史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南吉首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 代史研究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8—20日在吉首举行。会议收到 论文60多篇，有来自海内外的80多位学者与会。兹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般问题
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均甚急剧，各种思想观念纷繁复杂，流派众多，争议问题甚多。为此，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就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几个带普遍性的、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第一，关于和平改革思想。和平改革思想和暴力革命思想同样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思想主张各有其价值。比如清末的立宪派对于如何实现中国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就有比较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中国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也产生了一定的结果，其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主要不是他们的思想主张不正确，而是缺乏实践其思想主张的现实力量。第二，关于民族主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三个发展阶段。初始阶段尚未摆脱“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出排斥异族的思想倾向。以后逐渐上升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20年 代初期，发展成为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斗的民族主义。对近代中国民族主 义的评价，应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即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 族国家联系起来。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 义，应予肯定。否则就是不健全的民族主义，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要完成建立近代 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民族主义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应当确立“理性的民族 主义”的观念，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反对崇洋媚外，也反对 盲目排外。第三，关于个性主义。中国有两千余年的专制传统，个性主义一直被视为异 端加以压制。近代以来，先进思想家逐渐认识到，是否承认个性主义的价值，是中西文 化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他们为个性主义正名，指出它是健全社会必不可少的元素，是一 国国民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关键。尽管这一点在近代中国长期未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承认 ，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个性主义之终于被认同，并得到逐步发扬，乃是必然趋势 。
如何推进、深化近代思想史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与会学者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郑大华、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以下几个趋向：思想家个案研究中，原来研究不多的温和派人物、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人物、学术性人物受到关注；在思想家个案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思潮研究和思想家群体研究受到重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如何深化、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讨论。
对于如何扩展、深化近代思想史研究，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出，一是从主要研究精英思想家的思想扩展到对民间思想进行研究，探讨精英思想和民间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从单纯就思想研究思想，到结合思想的社会实践研究思想；三是从以研究政治、文化思想为主扩展到思想的各个领域，为此应打破学术分科的限制，从不同学科对思想史上的各种思想进行研究。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提出，即便是微观的领域，即便是对于已经有相当研究的思想家的研究，也有深入发展的空间，比如，学界对魏源的研究已经不少，但他的诸子学、今文经学、理学思想等都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 & M大学历史系)的论文力图以成都茶馆里的谈话为资料探究思想 史上“失语”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并提出运用文字材料研究下层观念时应尽量区别 什么是下层思想，什么是由精英记录和描述的下层思想，以尽量接近真实的下层民众的 思想观念。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则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江南民间社会因 崇祯自缢而创造的“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传说的演变历史，考察了这一传说在清代民 间社会的记忆、转化、遗忘、复活的过程。
文本阅读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对于这一问题，张玉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对于思想人物的文本，在考察其思想来源和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与之相近的思想人物的思想主张的同时，还应考察思想者本来真实的思想与思想文本之间存在的某种区别，比如他的文字表述是否真实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是否有所保留，或是故为激越，他是否受到某种津贴，这种津贴对于他的言论是否有影响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文本。斋藤泰治(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了严译《原富》的按语，提出按语中有些是严复自己思想的表述，有些是直接翻译了其他西方学者如罗哲斯的注释，或介绍别的西方学者的意见。对此应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按语都看作严复的思想主张，并以此来评述严复的思想。思想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性问题，指的是，思想史研究既是一门学问，就需要扎实严谨的研究，不能凭空说话，不能凭感想说话，同时，研究者本生活于现实中，研究视点、重心、评价标准不免受到现实关怀和现实思潮的影响，甚至于借研究表达对于现实的看法。对于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毛丹(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提出，两者应当兼顾，而以专业为基础。他认为，没有扎实的研究，没有学术性，思想史只会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走廊，一旦现实与思潮变换，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就会尽失；而没有现实关怀的思想史研究，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思想性要求又背道而驰。
二 宏观研究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任何学科都应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思想史亦然。宏观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问题。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近代的哲学的转向，认为转向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在本体论方面实现了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向，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特别关注本体的价值意义，而转向本体的存在意义；在发展观方面实现了由原来基于直观猜测的健动观到基于科学实证的进化的转向；在知行观方面实现了由伦理型到知识型的转向；在人学观方面实现了由“子民”观念到“国民”观念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学理上一面继承了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一面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哲学观念，在成因上则由于传统哲学在指导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现实，指导社会转型方面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成为近年来思想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高瑞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探讨了价值观念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革，在观念上是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等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在这些争论中，中国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与社会生活中传统的知识阶层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先后成为价值观变迁主力的是，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知识分子研究中的另一重大问题。胡伟希(清华大学哲学系)认为，乌托邦型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登上历史舞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现象。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是乌托邦观念的制造者与提供者，而后来转变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这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历史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曾是社会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维护者与阐释者。今天，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应当重建与历史的联系，在价值承担上向传统回归。叶维丽(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研究了1900—1927年间的中国留美学生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及其在种族问题上的看法，认为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美国)影响的态度与取舍。而对于种族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拒绝由白种西方人主导形成的，包含优劣、高下之分的近现代种族观念，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改善中国人在种族等级中的地位。
三 外来思想、传统思想的影响
近代中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外来知识、思想，一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对于 外来知识、思想的考察，学者的探讨分两种，一是考察某种思想的输入及影响，一是考 察思想输入过程中，思想家对其吸纳和受容。张朋园(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丰富 的材料对议会思想在晚清的输入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认为，1840—1870年间是知识性 的介绍，只是初步的了解，并无袭用的观念去概括西方的议会制度。此期的议会论并未 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871—1895年间，士人视议会有“君民一体”、“下情上达”的功 能，可以团结人心，众志成城，已含有价值判断。此期关于议会的知识渐次对知识界发 生了影响。1895—1904年间，民权说起，强调议会是人民权利表现的场所，“不出代议 士不纳租税”的观念取代“君民一体”而风行。1905年后，议会思想根植国内，人民要 求付诸实现，议会思想进入紧锣密鼓的实行时期。不过，议会思想影响的范围有限，受 影响的主要限于知识分子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
关于国人对于外来思想的吸纳与受容，学者强调必须注意思想者的主动性。潘光哲(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对西方有关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历史知识在晚清的传播过程，以及国人依据自己的思维、历史经验、现实政治需要而构建的种种关于华盛顿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认为国人对于华盛顿的形象最初是把他作为传贤不传子的“异国尧舜”，把他创建的美国式民主看作是中国三代理想的实现。后因皇权制下，美国式民主无实现的可能，国人又把华盛顿作为鼓吹议院政治的思想资源。后来，革命党起，华盛顿又成了革命党人鼓吹革命的材料。可见，作为材料、知识之运用者的思想者在思想构建中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通过评述近年来学界对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影响的研究，提出了研究思想家接纳外来思想时应注意的问题：第一，处理好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和其思想因素如中国传统思想、梁启超通过日本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的西学知识等之间的关系；第二，必须考虑现实政治环境、国际局势乃至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对于梁氏思想的影响；第三，必须看到梁启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总是结合中国现实和需要，依据自己的认识、理解和知识背景对所接触的思想资源加以取舍，甚至进行刻意的修改和创造性的阐释；第四，考察梁启超假途日本吸取西学的过程，有必要将它放在近代东亚文明转型的角度进行考察，因为他的接纳西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亚文明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回应。
传统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另一源头活水，近年来学者对于传统思想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颇为注意。嘉道间经世思潮是中国思想走向近代的起点，以往，学者从梁启超的论断，以为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其兴起的思想资源，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过研究认为，嘉道以来的经世思潮，是思想界对于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回应，其本土的思想资源是多元的而非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都为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探讨了《新青年》同仁对“新道德”的论述，认为陈独秀等人以为宪政与纲常阶级制绝对不相容，欲建立民主政治，必抛弃传统伦理，建立新道德；有新道德，则有新国民、新国家、新社会。这实际是中国传统的将政治归结为伦理的“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模式的现代翻版。《浮生六记》是一本民间文人写的关于家庭婚姻生活琐记的小书，“五四”以来，颇有文人学者对它发生兴趣。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选取俞平伯、林语堂和潘光旦三位五四新文化人对《浮生六记》的解读进行研究，认为，俞平伯个性解放—民族自强的解读，林语堂“闲适生活”的解读，潘光旦种族竞存的解读，分别代表了二三十年代新文化人中相当流行的启蒙主义、西方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三种认识理路。他们在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该书进行解读时，原书文本的本来意义发生了某种误读和扭曲，新的意义被附加上去。经过这种解读，传统已非原来的传统，但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他们三人都将《浮生六记》所代表的民间传统作为建构新观念的内在资源，从而使现代家庭观念接续上了民族传统之根。这一取向代表了“五四”后新文化人对于国学，由旧时的“注经”而走向“释俗”，试图在儒家正统之外寻求民族文化中具有现代性因素的努力。
四 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
中体西用是近代有相当影响的文化理论，谢放(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中体西用是清末一个重要文化思潮，其内涵有一个变化过程，“西用”的范围逐步扩大，而“中体”则逐步退缩，大体上，甲午前思想界主要讨论“艺”与“政”的关系，甲午后开始普遍关注“政”与“教”的关系。就其功效来说，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一方面可以采纳“西用”以卫“中体”，另一方面也可以将“中体”作为引进西学的保护伞，其结果都是西学的输入。但在政治领域，中体西用论强调三纲为核心的礼教，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理论，结果由于政治学术不分，人们在反对专制统治和传统礼教的同时，连儒家的学术传统也一起抛弃。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中心探讨了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认为他们的理论不仅在文化学理论建设上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必然的发展趋向，而且他们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两个发展周期，且将通过吸收“列国酵素”实现文化更新，从而走向文化发展的第三周期的理论，更在中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起到了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阐述了作为文化理论家的黄文山(即黄凌霜)的文化学理论，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认为黄氏的文化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固受近代西方文化学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问题，而这也使他对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要真正了解黄氏的文化观学理论，必须了解其文化学理论， 这也恰好反映了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系。
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颇为学者关注。黄克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梁启超为中心考察了晚清以来文化调适思想，认为清末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路向，中国思想界有“转化式”和“调适式”两种思路。前者认为只有抛弃旧传统、拥抱新文明，中国国家、文化才能获得新生，并认为儒教的死亡是正在进行的事实。后者相信传统未死也不会死，同时看到传统的不足，希望从传统中去芜存精，并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点，走出一条文明再造之路。文化调适的主张在清末主要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即融通中西思想资源以培养近代的“国民”；在五四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即融通中西文明，实现中国传统的更新。五四时期构成思想启蒙的既不是转化式的思路，也不是调适式的思路，而是两方面的辩论让思想界所产生的创造性的对话场域与自觉反省的精神。柴文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它有合理性：一是难以消除的“根”的意识，二是站在了文化发展连续性的基石上，三是也关注到文化的普遍性。同时，它在总体上又逃脱不了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限制，而这与文化的世界性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暨爱民(吉首大学历史系)评述了新儒家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认为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是由紧迫的民族危机激发的，由于强调民族历史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历史，故其寻求的危机解决之道就是民族文化的畅通与重建。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并非固拒外来文化，而是强调在批判继承畅通儒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文明，实现民族文化的改造和重建。新儒家虽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创见，但对于传统“敬意”有余，而自我批判精神不够。
关于近代人物的文化思想，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探讨了梁漱溟的文化复归论，认为梁氏“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断，确实有着某些“不可毁灭之点”。这从与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比照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但梁氏关于中西文化发展走向的基本论断即西方文化将要向中国文化复归却又是错误的，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主题上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相当程度的类同性，但是，在精神归趋上它们之间依然有着差别。梁之所以在中西文化观上出现偏误，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他所抱持的一元文化观。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过去不少论著过分强调了胡适文化思想中激进的一面，没有看到他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的一面。胡适一生对孔子是尊敬的，对于儒学是基本肯定的，他反孔是反对儒学定于一尊，而他对于传统的批判，一方面有现实因素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有宣传上策略的考虑。
学术思想史是近年来思想史界着力拓展的领域，其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学术转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丰富的材料探讨了西学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在晚清是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分解、整合旧学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固有的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以梁启超为中心探讨了近代新学的历史渊源、建构基础、构成要素与演进路向。他区分西学与近代新学，认为西学只是近代中国新学的构成要素之一，不是惟一要素，甚至不是核心要素。近代新学本原于传统中学的内在演进诉求，并在西学的启导、融通中开创新路，至康有为、梁启超而蔚为大观，其基本的趋势是循着“复古为解放”的路向展开的。但康、梁西学浅薄，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而无独悟别会的功夫。
五 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历来是思想史的重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如此。此次会议，这方面论文也最多。政治思想研究的论文大体分思潮、流派研究和人物研究。
以往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视野一般局限于国内，曹世铉(韩国釜京大学)充分注意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国际性，对近代韩、中、日三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东亚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点是，承袭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但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关注个人自由不同，东亚的无政府主义对社会解放更为关心。无政府主义是国际主义者，但东亚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东亚三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与三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无产阶级的实力以及国家民族所处的地位有直接关系。郭汉民(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立宪思潮进行了探讨，认为晚清十年间的诸多社会思潮中，立宪思潮是与革命思潮并列的两大主流思潮。在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制度方面，立宪思潮与革命思潮一致，但所取手段和途径有异。立宪思潮及其所引发的社会运动在清末影响极大，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介绍及对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思考方面，立宪派做了许多革命党人所忽视的思想启蒙工作。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察了民初宪法争衡，认为争衡的核心是政制的安排，也就是各派势力在体制中的位置问题，但争衡同时也表现出各派势力的一个共同点，即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和对强有力政府的追求。林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述了抗战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此期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民主宪政运动相伴而生，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为战后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同时对战争期间，自由主义关注的问题以及为适应战争而主张进行的调适进行了探讨。
在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中，不走西方之路，而探求某种适合中国的道路，是不少有识之士的追求，这其中梁漱溟的思想颇值得关注。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探讨了梁漱溟以重建乡土中国社会秩序为主要诉求的现代化构想，认为梁氏的这一构想是通过对西方近代国家现代化经典模式和苏俄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并结合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认识而提出的。梁氏的这种探索，在一定意义上说为后世中国走上“中国本位”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即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其实在农村，中国的现代化如不能在农村取得突破，就很难成功。毛丹对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进行了研究，认为康氏对于大同理想的思考确实是以确认某种普遍知识、普世规则的存在为前提的，其《实理公法全书》表述的见解就是：真理是一种实测之理，确凿如几何公理；社会制度应以科学真理为依据，而获取社会真理的方法不必异于经验、观察的自然科学。康氏将社会看作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和把握的，并以所谓普世的、客观的“真理”来构建其社会理想，而忽视了社会及其运转本身的复杂性，忽视了一定历史构成的各社会的特殊性。
对于嘉道间学风的转变，历来的说法都是龚、魏并提，而对包世臣在此次学风转变中的作用论述不充分。郑大华认为，与龚自珍比较，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是倡导社会的变革，包世臣都要早得多，虽然他对社会的批判不如龚氏尖锐和激烈，对变革之必要性的论述不如龚氏深刻，但他的具体改革主张则远在龚自珍之上。与魏源比较，就对鸦 片战争前“诸大政的贡献”而论，魏源稍逊于包世臣，但在开眼看世界和向西方学习方 面，包世臣又远逊于魏源，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贡献很难和魏源相提并论。
六 中外文化交流及其他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刺激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迅速由仇敌而成盟友，其原因颇为复杂。郑匡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认为，甲午战后，中国先进人士为救危亡走变法之路，变法的路向就是学习西方，而战胜中国的日本被中国知识界当作学习西方取得成功的榜样。而在日本方面，三国干涉还辽后，为报此仇，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中提倡“日清提携论”的人纷纷来华，与中国官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表示愿助中国变法，以图富强。这迎合了以日本为变法成功榜样的中国官绅的心理。中日官绅之间对彼此认识的变化以及交往的频繁，是中日两国迅速由仇敌 变成盟友的重要原因。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对近代以来中韩之间互相认识的历 史进行了考察，认为两国人民之间对于对方的认识，其实是在某些由自我优秀情结而产 生的某种笼统而不准确的“便利的误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21世纪东亚的和平繁荣 ，这些“便利的误解”必须打破。
坂元弘子(日本一桥大学)以梁启超为中心探讨了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的性别观念，认为他们的性别观念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性别观念服从于救亡图存的政治需要，而于女性本身关注较少。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清末中国人版权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中国近代的版权观念首先是外国在华出版机构要求中国官府保护其版权，中国的出版商亦仿而效之。但最初版权观念只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发生影响。到1902年中国与美、日版权交涉引起比较大的社会反响，民间舆论和官府都注意到了版权问题。此后伯尔尼公约被译成中文，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开始探讨版权的理论问题，一些出版机构也联合起来推动版权保护。在此形势下，清政府出台了《著作权律》，著作权得到法律的承认。周秋光、曾桂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对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进行了探索，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丰富的慈善思想。儒家的慈善思想以“仁爱”为中心展开，道教的慈善思想以“善恶报应”和“承负说”为思想源头，佛教的慈善思想以“果报论”、慈悲观和善恶功德观为核心，其他如管子、墨子、韩非子等人亦有慈善思想。此外，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探讨了冯友兰学问与气节分离的原因与实质，以为这是学术没有独立，政治权力笼罩范围广大的情势造成的，而冯氏在此形势下的不少应世言论其实颇有游戏和调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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