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构建和谐社会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5)06-0008-04
和谐社会的思想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大同世界”，“乌托邦”，“共产 主义”都体现了人们对美好和谐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但他们的思想体系中都有我们今 天所称作的“和谐社会”的内容，他们都对“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做过论述。毛泽东 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主要生长在建国后至文革前这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考察的重点 也就是他在这期间的一系列光辉论断。
1.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早在1950年4月16日给陈毅的 电报中毛泽东就提出这样一个策略思想。他说：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 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 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比较多，党和人 民所面临的形势还比较严峻。国际上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地从外部破坏我们，从国内来看 还有许多国土没有解放，国民党残余、特务和土匪处心积虑地搞破坏。由于战争的原因 许多人对我们不满，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以及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 都对我们有意见。针对这种情况，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 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决定把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作为中心任 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主题报告和题 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 、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 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 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针对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 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 终日：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和打击投机资本的辉煌胜利，又使党内有的同志误以为今天 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 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情的错误思想。他说：民族资产阶级 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 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 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这样毛泽东同志就科学地提出和论证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 略思想。这一思想实际上不是从感性和意气用事出发，而是从理性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 题，抓住了我们当时的主要矛盾和党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 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的 主要敌人。在当时我们立足未稳，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要四面出击”的科 学策略确实起到了稳定时局、稳定人心、维护团结、发挥积极性和活力的重大作用。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2.协调好“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1956年初，由于对经 济建设的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对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要求 过大过高，我们在发展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党中央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着手加以 纠正。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 个经济部门的汇报，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56 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报告论述的“十大关系”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并且 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十大关系”的核心是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 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条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 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国民经 济中基本的比例关系。能否正确处理这方面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且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全国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毛泽东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 产；我国必须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用多发展一些 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 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后来还在总结我国 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 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第四 、五两条讲的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 了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思想；提出了应当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 方权力，给地方更大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思想；提出了在保持统一领导的 条件下给工厂一点权力、利益和机动余地，使各生产单位都有一个相对独立性的思想， 等等。“十大关系”后五条，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 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 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要处理好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团结；党与 非党的关系是要求正确处理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的关系，实现长期共存、肝胆相照； 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该团结谁，反对谁； 是非问题是要分清对错问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要努力处理好对 外关系，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总而言之，论十大关系所涉及到的各个关系都是 当时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命脉问题，这十大关系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协 调和解决都将关系到我国政局的稳定，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 和活力的释放，一句话，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3.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956年底在国内的敌我矛盾基本解决的 情况下，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的影响，国 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变化的深刻以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都使得使经济和 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 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农村出现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这些 新情况、新问题不是以敌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大量的却是以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出 来的，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成了我们的紧要问题。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进行处理 ，是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还是采取别的方法去处 理，成了毛泽东同志苦苦思索的问题。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的 效果如何，事关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一个大量充斥人民内部矛盾、动荡不安的社 会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在思考和探索的基础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也逐渐成熟。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 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他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 ，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1](P2 04)为了正确划分这两类社会矛盾，应该首先弄清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毛泽东指 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 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 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P205)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 民内部的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 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我国现阶段的社会 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式去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要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这是因为，有时候 有些矛盾的性质处于边缘状态，由于解决的方式不同可能会影响其性质的变化。本来尚 未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如果用对抗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也可能迅速转化为对抗。反之也 是一样，有些可能发展为对抗的矛盾，如果用和缓的方式去解决，也可能就不发展为对 抗的矛盾。因此毛泽东强调：敌我矛盾是分清敌友问题，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 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决不 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我国主要 的大量的社会矛盾，毛泽东着重论述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问题，提出了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毛泽东把这一系列的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 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 达到新的团结的公式。这样毛泽东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而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 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把它当作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毛泽东还把当 时的整风运动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联系起来思考，指出我们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的矛盾，最终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P819)可见由以上分析可 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 矛盾，达到人民内部的团结，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实现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4.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以避免 大的社会震荡。消灭资本主义是采用流血的斗争形式，还是和平的形式，需要从实际出 发来考虑。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能用和平的、赎买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那就是再好不 过的事情了。建国后，我们积极探索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消灭和改造资本主义的问题。19 53年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 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我们同资产阶 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3](P266)党中央根据这个 调查报告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之后随着过 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毛泽东总结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经验， 明确作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他指出：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 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4](P98)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进 一步创造了加工定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多种形式。中国所以能够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毛泽东讲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他们既 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而且，在政治上， “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5](P1366)在经济上，国家 已经有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强大的国营经济。毛泽东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重视对资产阶级 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问题。毛泽东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的大局出发，多次强调 对民族资本家我们一定要利用好他们的知识、技术和经验；政治上保护好他们的民主权 利；经济上保护好他们的合法利益；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要做出妥善安排。历史证明毛 泽东在没有发生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在中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平地赎买 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5.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在外部关系上就表现为要从和平的基点和愿望出发，发展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的友好的交往。可以说和谐社会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应当包括对世界和平的向 往和追求。毛泽东以不卑不亢的伟人姿态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 界和平，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1954年周恩来根 据毛泽东的多次谈话精神，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倡导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 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完整表述了这一思想。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成了我们对外 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为我国发展创造和谐外部环境的基本准则。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印 度尼西亚客人时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认为世界各个国家只要本着“和平 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就能找到解决争端的办法，如果诉诸武力 ，则两败俱伤。1957年初毛泽东分析指出，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以 外，还存在三种力量，即：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对苏联和 社会主义各国，毛泽东主张继续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和合作。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 争得独立的民族国家，毛泽东主张积极支援它们并且大力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关系。需要 指出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极度膨胀，毛泽东主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要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自主，反对大 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和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精神顶住这方 面的巨大压力，表现了中国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性，使中国 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此而自豪，也赢得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的尊敬。1964年7月 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指出亚非拉国家为第一中间地带，美国以外的资 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中间地带，我们也要争取同第二中间地带的合作。对美国，毛泽东认 为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它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威胁，一方面仍然要争取同它和平共处，通 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 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6](P60)毛泽东因 此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五年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 世界”理论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三个世界”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 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世界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 ，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7](P160)
6.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使社会充满活力。毛泽东建国后的统一 战线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四点：(1)党派和睦——“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建国后特别重视同各个民主党派的团结与合作问题。 在《论十大关系》中讨论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就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 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 ](P34)在后来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他又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要让民 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需要听不同的声音。有了民 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1](P235)“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表明毛 泽东和我们党追求党派和睦的期望，它表明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明确宣布不搞苏联 那样的一党制，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2 )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否有效处理 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能否科学处理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自古以来都事 关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建国前夕，在 起草《共同纲领》时毛泽东就提出到底在中国搞西方的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制，民族 区域自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逐步成熟，在他的提议下，1949年的具 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一律平等。 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 ，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区域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 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8](P12)1954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我们重 要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法宝被写入第一部宪法，使其有了法律的保障。事实证明：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实现了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共同 繁荣，充分调动了各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积极性，使他们共同投入到国家发展、社 会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去，使各个民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做到了和谐相处。(3)国家统 一——“一纲四目”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解放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暂时难以解决，这就为我们实现祖国的完全统 一设置了障碍。而对于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来说，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就为社会的和谐 稳定埋下了隐患。但要强行收复香港、澳门和台湾又容易使我们陷入西方列强的干涉之 中，而我们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根本耗不起。对此，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解决香港、 澳门和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国内稳定和我国国际交往的解决办法。为了打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的国际通道，毛泽东提出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一方面我 们要立场坚定地宣布主权，另一方面要采取暂时不动、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政策，以待条件成熟时再对它们恢复行使主权。对于台湾问题1955年起毛泽东就开始 从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考虑和平解决的问题。1956年6月毛泽东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 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倡议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第三次携手合作。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 同胞书》明确表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1](P420-421)。此后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这些主张被周恩来概括为：“一 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了外交 权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建设经费不足之处由中央 政府承担，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破坏对方的团结。可见毛泽 东为国家统一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意在维护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实现 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大局出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力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中华民族的和 睦相处。(4)文化繁荣——“双百”方针。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是在 社会文化领域充分保持活力，让一切创造性的思想和艺术源泉充分涌流，让人的精神得 以解放和自由，并以此来构建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科学、民主、充满强烈的“人本” 色彩的伟大策略方针。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艺术问题 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P54)针对党 内有些人的不理解，毛泽东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方针。艺术上的不 同风格都可以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都可以自由争论，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 制性地进行干预。否则不利于人民思想的解放和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不利于社会活力 的充分释放。1957年3月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并且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 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 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让各种意见之间 相互争论、相互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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