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对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峡谷论文,思想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晚年，尤其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为了配合革命重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把敏锐的目光投向新的研究领域，探索了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作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言。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将这一预言变为了现实，并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新鲜经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从而用坚实的实践脚步与深邃的理论思考，开拓出一条东方农民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
从自己创立的新世界观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历史更替的规律和发展途径，一直是马克思理论活动的思考重心和主题之一。
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以所有制关系为尺度，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个阶段，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揭示了每种所有制的基本特征，以及为更高一级的所有制代替的规律性。1859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用经典的语言表述了他的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在这里， 马克思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表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并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同上），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此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次序具有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将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是从对英、法、德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社会肌体的解剖中得到的结论。尽管50年代以后马克思通过阅读大量有关东方历史和游记等方面的著作，已经认定在古代亚细亚原始公社末期，东西方就已踏上不同的道路：在西方，公社解体，相继进入了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形态；而东方各国却以不同形式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保存下来。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他仍认为，东方社会只能沿着“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以及革命风暴在东方特别是俄国开始酝酿的形势，促使马克思转而关注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当他思考和研究唯物史观如何具体运用于俄国这个保存着浓厚古代社会痕迹的东方国家这一新问题时，当时有些理论家不顾东西方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差异。夸大关于西欧历史进程发现的普遍意义的倾向，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页）， 坚决反对把它作为唯一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和规范东方社会。他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同上书，第130页）
通过对落后的、半文明的、“半亚细亚社会”的俄国具体国情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作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从晚年马克思的大量有关人类学、古代社会史的笔记以及一系列通信来看，这一设想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从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结构及所处时代条件入手，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上书，第444页）。 也就是说，在俄国，古老的土地公有制形式虽已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开始瓦解，但基本框架依旧存在，并与落后的生产力形成奇妙的结合：一方面土地是公有的，另一方面农民又小块耕种且产品私有。这种内在矛盾使得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具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同上书，第435页）
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马克思以开阔的视野，突破了生产力水平的民族界限，看到尽管公社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它已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同上书，第444页）， 而“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同上书，第431页）， “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444页），因此， 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同上书，第451页）。
第二，从避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磨难这一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
马克思是伟大的人类学家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想，以消灭剥削和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手段，从而完成了人道主义历史形态的根本变革与提升。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更加关注人的价值和命运。他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与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437页）。“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同上书，第437页）从这点来看， 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32页）。因此，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而要跳过它，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同上书，第129页）， “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同上书，第431页）， 是时代提供给俄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有可能利用农村公社的特殊结构，作出主动的历史抉择，先于西欧社会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但这需要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条件。其内部条件是通过人民革命，使农村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保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外部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和世界市场的存在，能够为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提供现成的物质条件。有了这两个条件，并且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31页）
（二）
列宁生前没有看到马克思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笔记以及有关通信，并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但是，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使他对俄国乃至东方国家的革命前途得出了与马克思晚期思想相一致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四个不同的时期，被列宁从多个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深刻地加以阐述，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
第一个时期是在1905—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期间。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和俄国孟什维克散布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有一个长久的革命停顿或间断时期，只有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大多数时，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革命”论，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辩证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接起来，从而使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有可能进而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过渡的思想。列宁说：“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列宁选集》第1卷第578页）在这里，列宁已有了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并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争取在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统治阶段的思想萌芽。
第二个时期是从二月革命后到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批判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借口俄国生产力水平低而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错误观点，在《四月提纲》、《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一系列战斗檄文中，从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国内形势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际环境出发，揭示了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规律。当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们喧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俄国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时，列宁斩钉截铁地回答：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就这一点来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列宁选集》第3卷第36 页）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把社会主义想象成远不可及的模糊的将来”（同上书，第164页），以俄国经济落后为理由， 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时，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163页）这一时期， 列宁已经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可以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无产阶级占居民少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理论。
第三个时期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列宁因病退居二线之前（1917年11月—1922年11月）。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悠久的西方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首先爆发的事实，引起了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世界战略问题的深刻反思。1918年初，他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落后国家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列宁选集》第3卷第434页）1919年，列宁写了《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不仅详细分析了俄国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的原因，而且肯定了“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同上书，第810页），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1920年， 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在起草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提出了正在争取解放的落后民族是否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列宁从在十月革命的推动影响下，东方各国革命运动普遍高涨的新形势出发，于修改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列宁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当年对俄国前途的设想一脉相承。
第四个时期是列宁政治活动和理论思考的最后阶段（1922年12月—1924年1月）。关于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 特殊性和民族特色的思想，是这一阶段列宁的思想主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充分显示出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列宁在口授论文《论我国革命》中，以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这一历史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上书，第690页）苏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之流，之所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从认识论根源来讲，就在于不懂得这种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从而钝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锋芒。为了进一步打破把唯物史观归结为五种生产方式机械演进的单线图示的简单化倾向，破除社会主义只有西欧一种模式的僵化理解。列宁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以战斗的精神向考茨基之流提出质问：“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俄国革命以其特殊性有别于西欧各国革命，而“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上书，第690页）， 列宁最后为人类提供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远景。
上述四个时期的丰富内容构成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通过革命从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直接承接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发展到新的高度。列宁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其一，列宁的政治跨越论使马克思晚年的粗略设想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马克思曾设想俄国应在保存和完善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社会复兴。这一设想虽然是天才的，但毕竟只是初具轮廓，尚不具体，尤其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列宁的政治跨越论建立在十月革命深厚的实践基础上，因而是具体的和可操作的。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关于党在民主革命中制定正确对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理论，关于党要在革命局势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掌握好武装起义的艺术的理论，以及关于“苏维埃取得政权是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54—355页）的理论等等， 不仅是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路线和方针，而且是广大东方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南。
第二，列宁的政治跨越论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民族特色，提供了关于唯物史观思想实质的崭新理解。
马克思晚年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道路在各个国家的特点，但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理论与哲学概括。列宁通过总结俄国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发展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作了明确概括：“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3页）列宁大致把各民族的国家划分为三类：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文明国家；东方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以及俄国这样的介于二者之间比较落后的半文明国家。他认为由于具体国情不同，各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然是多样的。由此列宁预见到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出现更多的特殊性。他说：“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列宁的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的历史演进理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马克思把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看作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他指出：和村社公社“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也就是说， 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是指跨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科学设想与企图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纯粹空想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但是，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回答夺取政权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怎样利用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正是列宁在科学回答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将马克思关于吸收与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具体表现在：
第一，列宁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把资本主义作为“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补助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的思想。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优势的国家。从全国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充分。在它的边疆地区，甚至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阶段。在这种小农经济、小生产占优势的条件下，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这一点已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受挫中得到证明。列宁认真吸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之后，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活跃起来，利用资本主义积极的东西来为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服务。针对当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抽象对立起来的流行观点，列宁指出：“‘我们’只到现在还常常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成分来看。”“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从科学分析资本主义文明的这种两重性出发，列宁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和方式。”（同上）这里的“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知识、艺术、专家和知识分子，某些组织和机关，也包括利用被传统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固有物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市场、利润等经济方法和手段。列宁这一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利用多种资本主义因素来提高生产力，改变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结构，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第二，列宁在“一国突破”，苏俄处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包围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卓有远见地提出了“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的思想。
列宁从“世界国民经济的观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第40卷第73页）出发，考察了俄国利用资本主义西方的现实可能性。他认为在大工业时代，经济的世界性是毋庸置疑的，并由此决定了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经济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俄国的原料，而俄国则需要他们的资金和技术。他说：“为什么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有无限制的生意往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能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机车和农业机器，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利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麦、亚麻和白金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65页）列宁认为这种相互需要、相互依赖，为利用资本主义西方来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上的基础和可能性。
列宁还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全方位地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高度，分析论证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西方的重要意义。首先，它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79页）落后的俄国要建立这样的基础，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资本主义西方。所以列宁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同上书，第170—171页）从这个意义上，列宁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同上书，第520页）其次， 它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列宁在《论合作制》中，将“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作为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加强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建设，列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作法，其中一项就是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他甚至建议“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第43卷第384页），以作为苏俄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的借鉴。再次， 它有利于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并没有偏离人类的文明大道，它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当然继承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第39卷第299页）尽管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文化， 但这并不排斥它要批判地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切积极成果。“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同上书，第334页）
第三，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具体途径与手段。
马克思把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落后的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吸取西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前提。在他看来，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手段是：俄国革命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西方无产阶级在国际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主动帮助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则根据俄国社会主义一国独存和不得不依靠国内力量进行“自救”的新情况，提出了必须通过艰难的斗争、重大的妥协从西方资产阶级手中取得这一切的新结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在坚持强调对外贸易的同时，又提出把租让制、租借制、合作经营、代购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为吸取西方资本，加快利用资本主义西方的主要途径。这些形式意味着对外国资本家做出重大让步和妥协。列宁曾把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看成是“第二个布列斯特和约”、“向资本主义缴纳贡税”，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破费。“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41卷第60—61页）“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1 页）列宁正确地提出了如何从西方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从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的途径、方法和策略。
综上所述，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吸收和利用国内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创造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吸收、利用积极成果的具本手段和途径，回答了怎样吸收和利用的问题。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大胆吸收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先河。它为广大东方落后国家，解决如何既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又吸取资本主义积极成果，努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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