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经典文献——读列宁《怎么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阶级论文,列宁论文,政党论文,文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著《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2月，1902年3月出版。为什么我们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要重读这本书？因为这部被称为奠定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的著作，不仅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而且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揭露批判了俄国党内“经济派”的错误，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提出了关于党的性质、目的、作用、活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这部著作既是列宁为了解决当时俄国革命运动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写，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不仅有资本的压迫和殖民地压迫，还有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各种矛盾的存在和日益激化，正在兴起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表明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正如高尔基在著名诗篇《海燕》中所说：暴风雨就要来临了！革命时机逼近的情势，迫切要求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运动的战斗司令部——统一集中的工人政党。
我们知道，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一个支点，我们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列宁在强调建立新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时，曾深刻地指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可以把一句名言改动一下，即“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P406)列宁指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不仅能够领导并且一定要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他们会成为巨大的鼓风机，“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他们能“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1](P369、380、447、445)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除组织而外，再没有别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悟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毛泽东多次强调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党的领导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2](P1852～1853)毛泽东还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党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首先和主要的是政治领导。[2](P1868～1870)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列宁主义的阐释和发展，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必须要牢记在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党的领导权。
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1898年3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告了党的成立，但实际上党并没有建立成功。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在组织上把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起来，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各地方组织的工作还没有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不久被政府破获，再也没有恢复。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处在思想上分离、政治上动摇、组织上涣散的时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的领导，远远落后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党内存在一大群人，他们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极力鼓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在“批评自由”的口号下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伙被称为“经济派”的人，是俄国建立统一工人政党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列宁指出：“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1](P309)为此，列宁写了包括《怎么办？》在内的一系列著作，目的就是为了把俄国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消除“经济派”错误思潮的影响，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划清界限。在《怎么办？》一书的扉页上，列宁摘引了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的一段话：“……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1](P290)这段话可以说是本书写作意图的点睛之笔。
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现代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前者主张社会革命，后者主张社会改良。现代国际机会主义派别具有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又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经济派，都是互相吹捧、彼此学习的一家兄弟，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理论上的共同特点是：否认根据唯物史观科学论证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等等。列宁说得好：“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与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这种思潮的危害在于：腐蚀社会主义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斗争，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在实践上把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1](P294～295、304～305)
列宁在《怎么办？》中深刻揭露了“经济派”的思想实质，指明它是国际机会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是一种改良主义、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俄国版的伯恩施坦主义。由于《怎么办？》一书的广泛传播，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经济派”的思想立场留下的只是一种不堪回首的印象，而“经济派”这一称号在俄国党内已成为一种侮辱人的名字了。但是，在一百多年过后的今天，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政治分野，可以看到类似“经济派”的思想立场或其变种，因而列宁关于“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的论述，依然显示出理论威力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执掌政权将近六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原理，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发人深思的名言，经久不衰地在当代共产党人中广泛传诵，显示出强大的理论活力。
最为重要的是，列宁在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贬低理论的作用时，深刻阐明了革命理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党的全部活动的巨大意义。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P311～312)这段至理名言，经过了一百多年仍然是掷地有声的，它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启示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革命理论通过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给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使工人阶级能够明确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在风云变幻的形势中能够正确判明方向，洞察事变发展的进程，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前途，确定应对的方针措施，制订战略与策略，坚定必胜信心，朝着既定目标去推动社会进步。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凡是在人类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民族，都曾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向导。一百多年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一再地表明，在革命队伍和共产党内，工作的成败与效率，总是同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研究理论，重视理论，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理论看作正确行动的“支点”和“根据”，他们在同轻视理论的作用的德国工人领袖魏特林论争时发问：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行动？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P9)恩格斯说：“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4](P28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些精辟的论述，透彻地指明了革命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意义。
我们党非常重视理论建设，把它看作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根本，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和干部。毛泽东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5](P533)要领导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学习。党中央曾多次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规定必读书目，推动理论研究，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实践表明，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武装，就很难凝聚党心民心，保持行动步调一致，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和腾飞。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清醒和坚定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前提。不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势必是非不辨，方向不明，精神贫乏，思想空虚。因此，一定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处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经济派”的错误时，阐明了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理，提出并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意识的创造、从外面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学说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它的产生和创造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工人运动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产生的基础。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并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因为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只能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他们的精力和时间都必须用于从事体力劳动，以换取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一小块面包，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机会学习掌握科学。列宁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P317～318)
当然，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倾向于社会主义意识，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与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现代大工业生产要求的严密的组织性、整体性、程序性、进取性，决定了它最有纪律、最有创业精神、奉献精神与协作精神。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雇佣劳动者，而“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1](P328)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还能参加创立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工作，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例如蒲鲁东和魏特林、狄慈根和倍倍尔就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1](P326)
既然自发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就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引用了卡·考茨基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其中明确地说：“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列宁还深刻地论述了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第一，社会主义理论确实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并指明了出路，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要把自发的工人运动提高到自觉的水平，使工人阶级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通过坚持斗争胜利完成其历史任务。第二，虽然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花样翻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无孔不入地自发而又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为什么工人们会自发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与支配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P328)
列宁精辟地指出：“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P326～327)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使工人运动脱离投靠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趋势，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这边来。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原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它教导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实践表明，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始终存在着由谁来占领阵地的问题，不存在“真空”地带，也不可能有什么“中立”现象。一定要明确划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一刻也不能忘记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坚定清醒地树立“阵地意识”，决不给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留下可乘之隙。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三种基本形式缺一不可
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的一段话，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只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有三种形式，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1](P312～315)这三种基本形式相互联系，紧密配合，缺一不可。
政治斗争，就是工人阶级为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用强力推翻现存制度，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着眼于追求局部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从根本上达到解放工人阶级的目的。经济斗争，就是通过经济罢工等手段，为求得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对厂主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能够在改善和提高工人生活、促进工人觉醒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在现存制度范围内求得的某些改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理论斗争，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其基本任务是：对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揭露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实质和危害，使革命群众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三种形式中，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的成败决定着阶级的命运，其他两种斗争形式都必须适应和服从于政治斗争的要求。
20世纪初期俄国的“经济派”同列宁“火星派”分歧的焦点之一，就是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的关系问题，即何者占优先地位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政治观同工联主义政治观的原则分歧，也是革命派同机会主义派的原则分歧。“经济派”并不绝对否认政治，而是主张工联主义政治，他们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轻视政治斗争的意义。“经济派”的一个代表性口号“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性质”，其内容只不过是在不触动现存制度范围内的改良，并不要求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列宁“火星派”主张的社会主义政治，并不反对经济斗争，也不反对改良，问题在于正确处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必须坚持政治斗争优先，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日常利益服从于根本利益；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只能从属于革命而不能取代革命。列宁精辟地指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共产党人的理想“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1](P333、364、342)
列宁关于正确处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关系、对“经济派”主张的工联主义政治的批判的论述，对于启发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坚定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抵制和克服自发的“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党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问题，在事关方向和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立场。要纠正陷于日常事务，不关心政治，不注意社会思想政治动态的现象，警惕和防止堕入自发的单纯经济主义的片面性。邓小平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6](P166)这个思想十分重要。
特别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的，还有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俄国“经济派”贬低理论的意义的谬论和强调坚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第三种斗争形式即理论斗争的阐述。
首先，列宁揭露了当时俄国的“经济派”在“批评自由”的口号下，拼命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的荒谬本质，指出“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他们“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其次，列宁揭露了当时俄国“经济派”“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的本来面目。“经济派”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并以此贬低理论的意义。列宁指出，“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是多么不合时宜”。他说：“把‘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一论点应用到我国运动现在的这种混乱状态中来，其实，这只是把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翻译成俄文罢了。”[1](P310～311、347)这里，列宁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榜样，对于我们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当今有些人根本不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门心思地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为圭臬，还一个劲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他们反对的“教条主义”，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的“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比当年俄国“经济派”更胜一筹！
列宁在强调理论的意义时，精辟地指出了在20世纪初的俄国“显得更为重要”的三种情况：第一，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那些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派别还远没有分清界限。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如果没有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明辨是非真伪。第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需要借鉴运用别国的经验，但又不能简单地抄袭。独立检验和批判吸取别国经验的能力和水平，是需要有雄厚的理论力量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第三，俄国党担负的历史任务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不曾有过的，它要摧毁的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党，是不可能完成这个艰巨伟大的使命的。[1](P311～312)列宁的这些分析，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因为从我们党承担的历史使命、科学地借鉴别国经验、同各种错误思潮流派划清是非界限等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放弃理论斗争。我们理应努力加强理论建设工作，使中华民族提升为世界上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
列宁《怎么办？》一书思想理论内涵非常丰富。一百多年过去了，俄国的“经济派”早已成为历史尘封的垃圾，但列宁阐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建设的理论原理却言犹在耳；那些包含深邃真理的名言警句，一直给读者极大的思想启迪和心灵震撼。这篇文章有意地大量引用了列宁著作的原文，意在引导人们原原本本、完整准确地取得“真经”。列宁教导我们，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坚决明确地同机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要重视科学理论的武装，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重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等。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大不相同，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目标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但是列宁所阐明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原理，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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