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优恤与安置看其民族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清政府论文,看其论文,土尔扈特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下旬，远徙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汗的率领下，战胜了千难万险，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清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众已到达伊犁河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御前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和章京10员，兵丁10名，前往迎接。渥巴锡致书伊犁将军伊勒图：“久愿为大皇帝臣仆，而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旧游牧，臣属内附，因自彼逸出，行程万千有余里。”“乞准令人觐，以伸积诚”〔1〕。伊勒图会见渥巴锡时， 为他热爱祖国的诚意深深感动，并向乾隆皇帝做了报告。乾隆皇帝确信土尔扈特回归是前来“乞求皇恩，甘愿臣服”后，立即做出了收留安抚所有回归土尔扈特人的决定。他对接纳安置土尔扈特部是高度重视的，考虑到伊勒图难于把这件大事办妥，因此特将经理回部事务的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调往伊犁，署理伊犁将军，并任巴图济尔噶勒为参赞大臣，协助舒赫德专办安置土尔扈特事宜。
对少数民族的抚恤是清政府收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土尔扈特的抚恤则是史无前例的。乾隆皇帝一接到土尔扈特抵达伊犁的消息后，就指令：“伊等投诚，未免穷迫，应赏银两，及接济马匹牲畜，著传谕舒赫德，即酌量接济”〔2〕。 舒赫德一边接待安置先行抵达的土尔扈特人，一边采取紧急救济措施，调集粮食，运至伊犁河两岸，供土尔扈特部往指定地点迁移时食用。他还组织人力伐木，搭盖临时房屋，令商人将生活用品送到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民手中，并派遣医生给有病的土尔扈特人看病。土尔扈特在回归途中，历尽艰辛，损失惨重，原有的十六万人只剩下七万多，随同一起迁移的牲畜也所剩无几。乾隆皇帝听到奏报后指令“急须接济，不可少有迟缓”〔3〕。他一再强调， 要周到照顾，口给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乾隆皇帝指派伊犁将军舒赫德解决住地、吃饭和农作物种子问题。张家口都统常青筹备马、牛等牲畜，驱赶前往伊犁，以解决牧业生产问题。陕甘总督吴达善采买茶叶、羊和皮袄等御寒物资，西安巡抚文绶负责嘉峪关外一些具体工作的视察经理。乾隆皇帝一再要求官员们把这些事情办好，务必要亲到现场，会同派出的照料大臣等，逐一亲自加以查验，当面发给。伊勒图、安泰二位官员曾因办理土尔扈特事务不力而受到乾隆皇帝的训斥。
清政府为救济土尔扈特部众共拨库银二十万两〔4〕， 全部用于购买牲畜、粮食、衣物等。合计共采买牲畜近二十万头，其中从达哩则爱、商都达布逊（内蒙古一带）牧场调拨马牛四万头、羊六万只。这批牲畜乾隆皇帝特别强调“分赏尔等，作为永生之产业”。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哈密等地采办马牛羊近十万头〔5〕， 其中不少是当地人民自愿捐献的。据档案材料记载：伊犁厄鲁特自愿捐献马二千匹，牛千头，羊二万只；察哈尔营主动向土尔扈特捐赠孳生牛一千头、孳生羊一万只，还有皮袄二千件；哈密郡王衔贝勒伊萨克之弟额墨特捐羊三万只给土尔扈特部，文绶只收下一万只。
优恤土尔扈特部的生活物资共计“甘肃边内外暨回部诸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余袭，布六万一千余匹，棉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6〕，从官库调出的毡棉衣、布幅，还没有计算在内。 其中从肃州等地运到哈密的皮袄有一万四千件，毡衣一千六百一十件，从内地运到哈密的皮袄八千余件及毡衣等物；库车、沙雅尔地方之伯克自愿将二千匹布、二千斤棉花直运至伊犁，送给土尔扈特部；库尔勒等三城阿奇木伯克自愿备布一千二百匹，棉花一千斤，派小伯克送至伊犁；喀什噶尔地区办理并解送伊犁的物品有皮袄六千二百四十件，布衣三万一千八百件，棉花二万斤，和阗伊西罕伯克古尔班和卓等完成官办皮袄一千五百件外，又添办皮袄一千五百领。〔7〕
优恤土尔扈特部的食品，计有“拨官茶二万余封，出屯庚米四万一千余石”，而初至伊犁赈济之茶米还没有计算在内。其中边疆官民亦有支援，“阿克苏之伯克等，自备牛马运送接济土尔扈特口粮三千石至哈喇沙尔”〔8〕。办理回子事务领队大臣郡王衔伊萨克， 阿奇木伯克鄂罗木札布、伊什罕伯克阿克别克等，助济小麦一千斛，大黄米一千斛并指派鄂罗木札布之弟伊斯堪达尔，将谷物送至博罗布尔噶苏地方〔9〕。
根据舒赫德等统计，内地及边疆官民支援土尔扈特部御寒的衣服、布匹可使土尔扈特人平均每人得一匹布、一斤棉，皮袄每人近一件；牲畜及银两的分配，系按部落的大小，人口多少，分别每户“赏给孳生羊三十、二十、三、五、八只不等，赏给白银五十、三十、二十两不等”〔10〕。
清政府为赈济土尔扈特部所调拨购买的大批物资和牲畜，不仅从新疆筹办，而且从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置办运送，并得到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清政府之所以在西北边陲各少数民族中组织动员或指定摊派大量救济土尔扈特的物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增进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因此，通过这件事也可看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友好互助的优良传统，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民族大家庭。这些大量的救济物资对于饥寒交迫的土尔扈特人民真象雪中送炭，不仅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而且分配给每户的马匹、羊只为他们今后牧业生产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感受到流浪的儿女回到母亲怀抱的那种温暖。
这次对土尔扈特部的赈济，清政府不惜花费巨额资金，一次就动用库银二十万两，赈济七万多人，这在对蒙古的赈济上成为首创。乾隆帝在《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写道：“或有以为优恤太甚者，盖意出于鄙吝，未习闻国家成宪，毋惑于其见之隘也……惟朕体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惟兹土尔扈特之来，其穷厄殆无异曩时之喀尔喀，故所以为之筹画无弗详。”乾隆皇帝深知，为了建设边疆，巩固边疆，除了依靠驻守边关将士外，还要依靠强壮的忠实边民，因此，他决定全面地帮助土尔扈特部，为其生活创造条件，拨给他们孳生牲畜和良好的牧场，并教他们耕种农田，传授技术，支援籽种。除此之外，清政府当时之所以能用大量财力物力抚恤土尔扈特部，这同当时国内形势稳定和经济繁荣是分不开的。清乾隆中期，清政府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不仅完成了多民族的空前统一，经济繁荣也达鼎盛，天山南北大局稳定，各族人民积极开发西北边疆，其成就为历代所不及，清前期的强盛及新疆地区的安定景象为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乾隆皇帝为笼络土尔扈特部头目之心，使他们永久臣服，下令土尔扈特大台吉来避暑山庄朝觐。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一行十三人，应乾隆皇帝之召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入觐。乾隆皇帝分别在热河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召见了渥巴锡等人，并设宴盛情款待。乾隆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道石碑，铭刻于善陀宗庙内，以资纪念。在承德，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的首领都分别晋封爵位，以示褒奖。赐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随同来归的各部首领，亦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衔，共计受封爵者四十一人。乾隆皇帝还对土尔扈特王公大加赏赐，据满文档案记载，他一次就赏赐渥巴锡银五千两、策伯克多尔济银四千两，舍楞银三千两，几乎每宴必赏，赏赐名目繁多，而每次渥巴锡所得赏赐，与诸少数民族王公、参加筵宴的权贵大臣相比均列首位。从以上可看出，乾隆皇帝对渥巴锡一行来承德是多么重视。清政府的封爵、重赏、厚待的安抚政策，不仅对回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是一种安慰，对其它少数民族首领也是一种安慰，它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清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对土尔扈特王公实施承德入觐、厚赏是清政府对蒙古王公进行的一项传统政策，目的就是要他们忠于“天皇帝，为巩固、保卫大清王朝而奔走效力”。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回归是充满了欢欣之情，他曾写诗抒怀道：“土尔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来渥巴锡，明背俄罗斯，向化非招致，颁恩应博施，舍楞逃复返，彼示合无辞，卫拉特相忌，携孥往海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弗受将为盗，俾安皆我民，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11〕。这首诗表现出他志得意满的心情，也表现出清政府在民族、疆域问题上“勇于进取”的方针，“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不断加强对边疆民族的有效管辖。
如何妥善安置土尔扈特部众，这是直接关系到数万人的安全越冬和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的大事，清政府对此是很关注的。渥巴锡汗迫切希望“早指良牧而居，则我之属下可获蒙受恩泽，得以生活”。乾隆皇帝也指令“于安置尔等之时，命指其良好牧地居之”〔12〕。
土尔扈特到达之后，清政府暂将他们安置在斋尔等地过冬，随同来的和硕特人安置在济尔噶朗地区。因病不能行走的约有一万五千人，留在伊犁河岸。而且还考虑到无依无靠的儿童不会做饭、照料自己，因此令各营兵丁愿意领去抚养的领去抚养。乾隆三十七年春及三十八年夏，舒赫德奉乾隆皇帝之命，对土尔扈特部的牧地做了具体的安置。汗王渥巴锡所属原来被安置在斋尔游牧，由于渥巴锡多次要求移地放牧，他选择了气候适宜，水草丰美的珠勒都斯草原（又名巴音布鲁克草原，位于和静县西北天山腹地，总面积23835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20519.9平方公里，仅次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为中国第二大草原。）作为新的游牧地，乾隆皇帝慷慨允准。此外，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划牧于和布克赛尔大草原，郡王巴木巴尔所部被安置在济尔噶朗（今乌苏县）河流域。贝勒默们图划牧于精河，郡王舍楞被安置在阿尔泰乌拉台布尔干河、察干河诸流域。众多的土尔扈特牧民在边陲繁衍生息，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巩固和建设大有裨益。
以上土尔扈特所获之游牧地，都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因此无论是土尔扈特首领或人民都非常满意和感激，据达色奏称：“汗渥巴锡等，前至哈喇沙尔，为土尔扈特人众，即得安生，踊跃率众谢恩”〔13〕。从亲王策伯克多尔济对舒赫德将军说的一席话也可看出：“自我土尔扈特率族归服之后，圣主施恩，月月发给口粮，赏赐孳生牲畜，又陆续赏给皮袄、服装、棉布、茶叶，连针线之类亦赏赐无遗，且又指定水草丰美之牧地，拨给农具籽种，鼓励种田，使游牧比往日大有景气，竟不见困穷之人，悉安居乐业，实为大皇帝至仁之恩所致，我等不得报答万一”〔14〕。土尔扈特部首领们从此满怀信心地带领广大部众在新的牧地上重建家园。
为了使土尔扈特部早日恢复生机，清政府决定帮助和督促一部分土尔扈特人从事农耕，发展生产，命令官员们拨给他们农具和种子，而且给予最优惠的待遇，“自教种以来，俱系自耕自种，并无出纳赋税，亦无别项差使”〔15〕。此外，还给每个种田人在原有的每月十斤口粮下，增加五斤口粮。开始，由于他们不会种田，因此所种农作物均无收获。为此，乾隆皇帝除了下令继续赈济这些贫困的土尔扈特人外，还派满汉官兵教他们耕种，如渥巴锡属众“教习伊等种地之三百官兵，以其今年之欠收，若依原议，来年抽换一半，就伊等焉能种好地亩，将此也依伊勒图新奏之例，来年抽换之一百五十名官兵不必抽回，来年用心教习土尔扈特人种地”〔16〕。由于清政府的督促和帮助，不会种田的土尔扈特人学会了种田，所种农作物均获丰收，从而解决了牲畜少或没有牲畜的土尔扈特人的生计问题。
由于清政府的优恤，拨给牲畜，指定良好的牧场，再加上土尔扈特王公们的积极努力，土尔扈特牧民的勤奋劳动，土尔扈特的畜牧业经济逐渐开始恢复并得到发展，如游牧于大小珠勒都斯草原的一万二千余户土尔扈特牧民在乾隆三十八年有驼二千余只，马牛各一千匹，羊四万零三十九只。后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马匹牲畜滋繁，且能贸易者颇多”〔17〕的局面。游牧于天山山脉北端的东路土尔扈特也出现了牛羊成群的景象。他们赶着大批羊、牛马到伊犁、塔城出售，然后换回粮食、日用品。
土尔扈特人民不仅在建设边疆的事业中做出了贡献，而且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边疆的和平与安定贡献力量，多次以精悍的骑兵配合清军消灭或驱逐外来侵略者。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后，大小和卓后裔张格尔四次窜入新疆，烧杀抢掠，土尔扈特、和硕特牧民接到奔赴前线抗敌的命令后，虽已进山放牧，仍立即从山区牧场撤回，自备战马武器，组成千人队伍奔赴阿克苏前线。这支骠悍的蒙古骑兵，在浑巴什河战役中打得十分英勇，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同治十一年（1872）5月， 沙俄侵略军由果子沟出发，沿途占领了大河沿子、精河等地的一些据点。他们侵入土尔扈特牧地，将牲畜、财产抢掠一空，打死打伤牧民六人。蒙古族牧民自愿供应驼马，支援清政府驱逐侵略军“并有晶河（精河）土尔扈特贝勒之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等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创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
实践证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实施优恤和安置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不仅使土尔扈特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从而也达到了土尔扈特人民效忠中央王朝的目的，实现了乾隆皇帝在最初作出抚恤土尔扈特部众时所希望的“冀兹土尔扈特之众，亦能如喀尔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务生殖”的愿望，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巩固和安定，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乾隆皇帝这一历史功绩是应当给予肯定和称赞的。清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实施的收抚政策，是清政府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清王朝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总的来说，其统治阶级实施的虽然是民族压迫政策，但他们为了维护统治权，有时也制定一些符合当时历史条件和民族情况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符合当时的民族关系的，它们对社会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注释：
〔1〕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
〔2〕《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
〔3〕同上书，卷889，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丁巳；卷892，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庚申。
〔4〕《清高宗实录》卷887，《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载《蒙古游牧记》卷十四。
〔5〕〔6〕《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
〔7〕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九月十七日——十月十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8〕〔9〕〔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七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11〕《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12〕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十四《厄鲁特要略》。
〔13〕《清高宗实录》卷944，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已亥。
〔14〕《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15〕《喀喇沙尔事宜》。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17〕《清高宗实录》卷1274，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癸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