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再平衡——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全球经济论文,新格局论文,危机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各国金融救助的基本思路
金融危机有近因也有远由，从理解各国政府救市的本质出发，我们集中分析其直接原因，这可以用三个基本要点来总结概括：
1.美元泛滥下的金融扩张。在前苏联和东欧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这一迅速上升的国际地位导致了全球对美元需求的上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的信用泛滥。而信用的泛滥带来的资产价格的迅速地上升，远远脱离了其基本面。
2.监管捕捉下的金融创新。监管捕捉指的是监管者为被监管者所掌控。在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下，金融监管者的待遇远不如被监管者，如投资银行。这种情况下，长此以往，使得金融监管者的能力和素质远远低于被监管者，被监管者可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和玩弄监管者。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十年以来，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不断游说下，美国证监会放松了投资银行界借款的杠杆率的限制，以及对衍生产品的控制，这就使金融创新远远脱开了基本的监管。
3.资产泡沫破裂后的恐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会计体系里，企业的资产价格原则上讲必须进行以市场价格为基准的估值。这种跟着市场价格走的会计准则下，金融资产价格下降迅速地产生连锁反应，在金融体系内蔓延，这就导致了在短期内金融体系的破裂。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
基于以上的分析，这场金融危机的本质该怎么总结呢？我们也可以用三个要点来概括。
第一，这是一场发源于发达国家的危机。它并不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起源于泰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国。这次金融危机是发源于世界上最发达的所谓核心国家的危机。
第二，这场危机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的危机。发达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出现国家信用的危机，他们的国际收支仍然十分稳健，他们的外汇市场和国债都没有崩溃。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国家信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金融危机中蒸蒸日上。
第三，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根据以上的分析，资产价格在资产泡沫破裂之后，通过跟着市场走的、以市场价格定价的会计准则的影响，迅速地下降。因此导致了一场资产负债表的危机，那就是家庭的资产迅速下降，低于负债水平；金融机构的负债迅速上升，高于资产价值；企业的资产缩水，远远低于负债，导致了家庭不敢消费，企业不敢投资，金融机构不愿借贷的崩溃局面。
理清了金融危机的起源和本质之后，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理解各国政府金融救助的基本思路。各国政府金融危机救助的思路就是通过以国家信用为担保，扩大国家的负债，通过国家的负债方式来获得资金，以此来弥补资金，直接注资于私人金融机构或是购买私人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来修补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这种方式来迅速解救处于金融危机中的私人机构，包括家庭、企业和私人金融机构。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看到各个发达国家都发行了相当数量的国债券，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都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加印钞票。以美国为例，八千亿美元的财政资金通过发债的形式获得，一万五千亿美元以上的中央银行的货币几乎是一夜间创造了出来。通过这种方式，资产价格迅速地恢复，而资产价格的恢复带来了信心的恢复，带来资产负债表的迅速修补，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信心的恢复又使得发达国家先后脱离衰退。这就是这场金融危机迄今为止的演变的基本逻辑。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新格局
在分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起源、本质和金融救助的基本思路以后，我们提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会出现的六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重要。
1.全球性流动过剩将持续相当时间。全球性流动过剩就是各个中央银行总体上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带来货币存量的高速增长。为什么说会带来全球性流动资金过剩呢？其答案存在于金融救助的基本原理之中。对于像美国、英国这些核心国家而言，他们救助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加印钞票的方式来帮助市场的资产价格迅速地恢复。因为这场危机的本质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所以资产价格的上升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问题。所以对这些国家，他们的救助思路可以用“一些烦恼，一涨了之”来理解。
对于美国和英国而言，其财政状况非常艰难，这些国家政府手中几乎没有可以变现的资产。对于他们而言，财政赤字已经居高不下，国债的比例在金融危机中，由于金融救助的原因，结果迅速上升。对于他们而言，当前的金融危机后的首要任务是整顿国家财政，减少开支，想方设法扩大财政收入，以此来保证其国家信用的评级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基本原因下，他们的财政刺激方案将会比较快的收回。但是金融政策方面，由于他们是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短期内，他们并不存在着危机，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保证他们充足的流动性，来保证资产价格的持续回升。所以从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出发，他们不会很快收回他们的流动性，他们不会很快回到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道路上来（如表1和图1所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地宣称，中央银行是独立的，是反通货膨胀的，但是从根本上讲，中央银行还是政府的一部分，中央银行必须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而从国家的利益考虑，资产价格的上升所带来的好处远远高于宽松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上升。
此外，由于像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全球生产能力的扩张，以及生产能力的过剩，通货膨胀在这些国家短期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令人担心的因素。以钢铁为例，截至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达到6.6亿吨，粗钢产量达到5亿吨，国内消费量为4.53亿吨，直接出口折合粗钢6000万吨，生产能力超过生产量1.6亿吨，超过国内消费量2亿吨；按照欧美国家将产能利用率明显低于79%～83%作为产能过剩的标准，中国钢铁行业在2008年就已经出现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最有意思的是，当英美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其他的国家，如欧洲，也必须跟着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如果他们的货币政策比美国来得更紧，收缩的更早，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将会相对于美元及英镑升值，而升值的后果就使得本国的实体经济难以得到进一步的较快的发展。这就是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所内含的必然的逻辑，即核心国家扩大货币发行的时候，其他国家必须跟随扩大货币发行。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流动性过剩将会持续相当时间。对于这一点，中国需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2.美元汇率及其国际地位将会长期波段性地下降。美元作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几年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也正是其重要的国际地位导致了美元的信用泛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出于金融救市的需要，迅速扩大了美元的发行。而且根据以上的分析，美国政府出于其短期利益的考虑，不会在短期内收缩他的刺激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另外，美国的财政情况及整个经济的对外负债情况不容乐观，这一系列因素都会导致美元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不断下降。正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美国白宫及财政部才反复强调“强势美元”是他们的长期政策。在这种反复强调证明的背后，恰恰是美元国际地位不稳、下降的基本格局正在形成。对于美国的长期利益而言，从美国的利益角度出发，他们会在帮助美国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和维系美元的长期地位之间做出一个权衡。他们看到，如果没有一个美元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将很可能面临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恢复调整过程，而美国实体经济长时间的调整又会降低他的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而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最终并不会导致美元丧失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性。根据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李稻葵和尹兴中(2010)的研究，未来20年内美元仍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支柱，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将享有其国际货币的收益。所以，这两个因素相权衡，其最优的政策战略性的选择应该是在保持美元国际货币的前提下，容忍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以此来缩短美国实体经济调整的周期。此外，这也产生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需求的上升，使得投资者，包括各国的中央银行以及国际贸易的交易者都会通过很多方式来增持人民币。如Mandeng(2009)所提，最近国际上活跃的一些投资银行已经进行了相应的策略调整。
3.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一部分主流的学者和政界领导开始反思全球化，以及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以美国总统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为例，他曾反复强调，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当初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多好处。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8月份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和接受采访时，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对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规模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符；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在世界经济当中，美国不会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因为美国打算表现得更像中国。全球经济不允许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来实行中国式的增长战略。”
固然美国经济中有不少的企业和群体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如微软、英特尔公司及职员和投资者，但是有大量的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工人，失去了市场和工作。问题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能力从前者手中收取各种各样的税收用于补贴后者。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带来了对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冲击。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9年1月份达沃斯论坛上明确指出全球化的步伐已经远远超越了全球公共治理能力的上升。因此，我们必须放缓全球化的步伐，反过来建立支撑全球化进程的基础性的公共治理制度。这些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以及学术界的反思，直接反映在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之后，已经上升为全球政策界最重要的话题。对于什么是“全球经济不平衡”，什么是“再平衡”，采取什么措施再平衡应该说还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完全共识。但是，对于主流的政治和经济界人士而言，全球经济不平衡就是贸易的不平衡，而贸易的不平衡就是世界上若干个国家有大量的贸易顺差，聚集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尽管这些国家可以在金融危机中安然无恙，有惊无险，但是他们却造成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劳工工作的丧失，经济结构的冲击。根据他们的分析，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有三个：中国、日本和德国。而日本政府和政策界很容易开脱出来，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听从华盛顿的指示，进行了政策调整。他们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财政刺激，使得他们的国债在GDP的比重翻了一番，所以日本感到委屈，同时也觉得自己不需要进一步调整了，已经做到极致。因为他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很低的，必须依赖于外需。而德国更加容易开脱，因为他们是欧元区的一部分，而欧元区是贸易平衡的，而欧元的货币政策并不掌握在德国政府手中，是整个欧元区商量决定的。因此德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是一个区域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在这种讨论的语境下，中国成为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反思全球化的思潮下，我们看到新一轮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不断汹涌而起。如美国轮胎特保案、美国油井壁管双反调查和因此而产生的制裁措施，阿根廷的对自行车轮胎的制裁措施，乌克兰对一次性注射针筒的反倾销措施等等。这一轮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虽然在总量上按比例算是比较少的，但是必须看到这种趋势性的发展，很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的贸易战，遏制全球贸易的继续上升。这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就是它名义上似乎是符合WTO的准则，处于类似于足球比赛中的战术犯规，各国想通过这种贸易保护的方式拖延时间，来争取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毫无疑问，这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直接的挑战。
4.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为例，其GDP③占全球比重由2005年的19.5%上升为2008年的22.3%。而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增长速度应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因此他们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什么说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呢？我们应该看到，自从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智利等，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进行了刮骨疗伤似的、深刻的改革，市场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根深蒂固，这些国家的民众已经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尝到了甜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格局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大前提下，仍然还是比较稳固的。如印度的国大党在金融危机中连任，巴西的卢拉的民众的支持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些国家经过了深入的改革，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远远好于十年前的情况，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城市化、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于全球自然资源的需求自然具有直接的含义。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金已经大量涌入这些国家，直接推动了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的上升，应该看到这种资产价格的上升不完全是由全球流动性带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基本面的改善。因此，我们中国经济必须看到这一新格局的变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是这些国家在国际领域的发言权也在不断上升。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七国或者八国集团的重要性让位于20国集团，而20国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至少一部分明星式的、走在前列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引领全球发展的新潮流。
5.绿色环保主义盛行及绿色产业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多年以来一直在强调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但必须注意到，过去五年以来，尤其是2006年以来，西方国家的这种环保运动已经上升为与意识形态和宗教相提并论的环保主义，以北欧和英国的政治家和精英为领导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从根本上认同了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带来的这一结论。
首先在这个领域造成较大影响的是Stern(2006)关于气候变暖的报告。2006年发布的这个报告对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以及为了防止气候变化进行努力的成本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带来的益处将远远超过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在正确的政策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Stern在2008年把这一成本修正为2%)，而不采取行动的话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失去全球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估计损失将上升到全球GDP的20%甚至更多。
注意到这一结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百分之一百确凿的科学证据，即便有百分之一百确凿的科学证据，我们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出发，也不能马上得出全球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减少CO[,2]排放的结论。因为应对全球变暖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区域性的措施、兴修水利、加固海堤、移民等方式，这些方式的成本很可能远远低于不管条件的不问成本的CO[,2]减排的运动，但是这一切已经不容讨论，世界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固执地认为CO[,2]减排是全球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任务。在这种排山倒海式的全球经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绿色环保主义不断盛行，矛头直接指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从西方人角度来看，他们承认在历史上他们排放的CO[,2]，不管人均还是总量都超过了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也承认他们犯了错误，因为他们当时没有这个知识，没有相应的技术。今天他们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了解了CO[,2]排放的严重后果之后必须减排。他们也承认中国应该承担有区别的责任，但是他们会说，中国这样的国家一年新增的CO[,2]排放量远远超过很多国家CO[,2]一年排放量的总和；因此，要减少CO[,2]，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成为关键之关键。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语境下，中国又一次暴露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见图2）。如樊纲等(2009)及樊纲、魏强和刘鹏(2009)，陈元(2009)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能够占领低碳经济的话语权、制高点是值得中国高度关注的，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碳贸易保护主义”和“碳贸易歧视主义”也正在发展，美国“碳税”或将成为打击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一项工具。如何减排，以什么方式减排，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解释沟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迫切的任务。
图2 中国人均CO[,2]排放量变化情况（单位：公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绿色主义盛行极可能催生出一个绿色产业革命。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其最大的跨国企业寄希望于推出一个绿色产业革命，以此振兴他们的经济。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地赶超。发达国家的优势是利用他们的科技研发、技术标准、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优势，借低碳环保的概念，实现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智能电网、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为什么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高级顾问在与中国学者私下交流中透露，中美之间的传统议题与电动汽车和新能源相比都是区区小事，美国的真正兴趣在后者。欧洲也完全如此，其经济战略的重点是绿色新产业。
6.掌控自然资源成为制高点。根据以上分析，由于世界经济下一轮增长的火车头将是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而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绕不开城市化、工业化。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是自然资源。同时由于流动性过剩，这就使得全球资源的短缺和资源的价格日益凸显出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资源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所关注和争夺的焦点。各国的军事、外交、经济、商业活动的一个焦点就是控制资源，而资源的获得不仅依赖资金，还需要资金和经济之外一些政治的外交的因素。我们认为资源的价格在一年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恢复，将会进一步高升。资源的重要性在未来一年半之后将会不断上升。因此从总体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出发，必须全面谋划中国增长资源基础。
三、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和复杂，中国经济必须迎难而上，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具体说来，在三个方面中国经济必须做出迅速的调整。
1.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下，在全球绿色环保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需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能依赖于中国之外的市场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的规模不断上升，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经济拉动内需为主要目标的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这种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我们减少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提高内需。提高内需的基本要点就是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提高有效投资的比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决定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已经落在了中国的肩上，中国已经不可能从绿色环保和再平衡的讨论中解脱出来。提高内需，调整结构这一关，中国必须要过，而且必须要马上着手。
2.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根据以上的分析，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必须看到这一发展格局应该对于中国的发展是机遇。中国经济的结构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不完全重叠，应该有巨大的经济贸易投资的合作空间。因此，中国对外开发的基本中心需要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不断上升的对外的投资权益（目前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体现的），需要寻找更为有利的投资取向。新兴市场国家自然地成为这一新的投资方向。而这一批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不同，国民储蓄率远不如中国高，所以，中国在资金方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成为一个潜在的重要的合作方式，投资方面的合作自然而然也会带来贸易方面的加强。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我们的国家对外经济的重点，以及企业界投资的重点和学术界研究的方向都应该转向一批新兴市场国家。
3.研究推动中国的国际领导力。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实际影响力在不断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领导人以及经济界人士，在许多国际场合被推向了前台。中国经济在全球增长的作用也在不断上升，这些都是事实，可以说在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形势下，简单地采取“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行了。因为国际范围内，无论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体量和中国的影响力。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中国应不应该出头，而是应该如何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如何在国际领域里扮演好新的角色。从心态上讲，当然我们还是以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看待自己，不追求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同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应该避免与这些国家相抗衡。从新角色上讲，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相对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高于西方国家及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冲击，不管发展中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有自然而然地从全球化进程中退缩的，或者试图放缓全球化进程的倾向。而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的。类似的，在绿色环保问题上，中国体制上的执行力远远高于印度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在绿色环保问题与自由贸易问题上，中国应该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连接新兴市场国家及发达国家。维系甚至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新角色，“新”是代表新兴市场国家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四、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严峻和复杂，因此，中国政策界和企业界以及学术界必须做好准备，加强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在提升内需、结构调整、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联系以及寻求国际事务的新角色等三个方面不断努力，认真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把握好机遇，为中国经济实现大国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预算数。
②横轴为“危机造成的一次性潜在产出损失（占GDP百分比）”，竖轴为“2020年债务占GDP比重(debt to GDP ratio)”。
③GDP,PPP(constant 2005 intern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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