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同盟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者论文,同盟论文,原则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长达15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党际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际关系状况一度决定了国际共运的格局和走向。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在新的格局下重新思考党际关系问题。本文追本索源，从国际共运史的源头上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时期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以期为我们当前正确处理党际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同盟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19世纪30～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了。以西欧的三大工人运动为标志，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繁荣。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为了扩大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纷纷在工人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或政党。同盟就是在此时诞生的、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第一个国际共产党。同盟的活动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紧密联系。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同盟领导并参加的唯一一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同盟便解散，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考察同盟所面临的党际关系问题，必须与1848年欧洲革命的背景联系起来。
1848年的欧洲革命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完成反对封建君主制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任务，然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再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将民主革命推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达到消灭有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欧洲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参与欧洲革命的不仅仅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这决定了同盟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两类不同性质政党的关系问题。一是怎样处理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问题，二是怎样处理与其他阶级政党或民主派的关系问题。在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同盟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说：“共产党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P307）这段话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共产党不能孤军作战，必须与其他政党紧密团结，相互支持，相互协调。无论是什么阶级的政党或组织，只要能和共产党一道去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共产党便要与之合作；第二，共产党与其他党合作时，不能泯没了自己与其他党的原则差异，必须始终坚持将“所有制问题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将革命不断推向前进，达到消灭私有制和有产阶级、实现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简言之，共产党要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对能和共产党一起去实现最近目的的各类政党必须采取“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的基本原则。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在这条原则指导下，同盟对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原则。
二、同盟与工人阶级政党合作的策略原则和实践
关于同盟如何处理与其他工人政党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P285）也就是说，同盟与其他工人政党并不是相对立的，它和其他的工人政党具有相同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利益，在反对资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统治这一问题上，同盟与其他工人政党具有相同的目标，这是同盟和其他工人政党合作的基础，也是同盟与其他工人政党合作的必要性之所在。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P285）这就是说，同盟在与其他工人党合作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断影响其他党，力求将它们提高到共产党的原则高度，不能一味为了合作而泯没原则、降低要求。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在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的前提下，将工人运动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坚持自己的革命性和坚定性，成为推动整个运动前进的最革命的部分。在这个策略原则的指导下，同盟在欧洲革命时期，比较好地处理了与其他工人政党（或组织）的关系。与同盟同时期的、另一个最有影响的国际工人政党是民主派兄弟协会。同盟与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关系可以说是当时共产党和其他国际性工人政党关系的典型代表。
民主派兄弟协会源于1838年宪章派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建立的“民主协会”。这个“协会”是英国宪章派的一个政治组织，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并无多大联系。在当时的英国，存在着欧洲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流亡组织，这些组织分散存在于英国的移民区，与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宪章派也很少交往和联系，流亡在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对“民主协会”和宪章运动的了解也很少。这种状况对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极为不利。恩格斯曾经这样描述这两个工人组织的关系：“每当遇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总有点奇怪，他们大部分人对大陆各国展开的社会运动竟了解得这样少”。[2]为了加强各工人组织的国际团结，扩大工人运动的力量，为建立工人政党作好组织准备，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了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同“民主协会”领袖和正义者同盟的领袖广泛接触，并于1845年8月，将“民主协会”领袖哈尼介绍给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使“民主协会”和正义者同盟这两个工人组织开始互相了解并建立了直接联系。为了进一步推动欧洲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发展，“民主协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协会，“目的就在于通过定期召开的联系会议交流各国争取共同事业的运动的情况。”[3]（P468）1845年9月“民主协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成为工人运动早期的工人政党。正义者同盟为“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协会成立后，继续保持了与正义者同盟的良好协作关系。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与正义者同盟共同努力下，1845年以前工人阶级组织相互隔绝的情况改变了，各国的工人阶级流亡者加强了联络，促进了各国革命派的联合，使各国工人阶级朝着国际团结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做好了组织准备。这是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工人组织之间团结协作的最早成果。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共产党。同盟成立后，继续保持了与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宝贵的团结合作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同盟在与民主派兄弟协会团结合作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去影响民主派兄弟协会，提高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理论水平和斗争水平。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参加会议和担任该协会的领导人的方式，去帮助协会的领导骨干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水平。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不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民主派兄弟协会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主席。其间，马克思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骨干成员在日常工作中广泛接触，不断向他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使他们逐渐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者。1847年11月，马克思来到伦敦出席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出席同盟“二大”期间，马克思也出席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庆祝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向到会的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骨干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号召协会与全世界工人政党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便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其次，为了影响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广大会员和它所联系的广大工人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在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哈尼等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也经常邀请马克思恩格斯撰稿。《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均在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报刊上刊登过。通过这些工作，使同盟的纲领和理论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深。从民主派兄弟协会的纲领可以看出，同盟通过与该协会的团结合作，逐步使该协会摆脱了原先宪章主义的局限性，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如在作为纲领的《民主派兄弟协会宣言》中规定：“我们否认、拒绝并谴责一切传统的政治不平等和阶级差别……土地及其天然产物都是一切人的公有财产，……目前的社会情况是根本不公正的，因为这个社会允许懒汉和阴谋家独占土地的查物和工业的产品，并强迫工人阶级劳动而给以过少的报酬，甚至迫使工人限于社会奴役、贫困和堕落的境地。”[4]，可见，民主派兄弟协会已经具备了阶级斗争观念、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观念，向科学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民主派兄弟协会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工人政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共同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领导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有力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
同盟本着“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的基本原则，通过团结和合作影响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其他工人政党，促进了其他工人政党从理论和实践上逐步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步成为主导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早期，虽然当时的工人政党都是国际性的工人政党，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但是同盟处理与其他工人政党关系的原则和经验，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与其他阶级政党或民主派的合作原则和实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欧洲革命必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肃清欧洲封建势力——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通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1]（P390—392）由于革命时期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不同，封建残余势力存在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所以欧洲各国革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这就决定了欧洲各国的革命任务各不相同。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根据不同的国家和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不同阶级的政党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1]（P246）接着，恩格斯分别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在封建残余势力强大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采取的不同策略。他说：“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1]（P246）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成熟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是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个前提下，无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有着共同的利益，必须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措施与同盟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虽然接近但有原则区别，必须坚持将实现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对小私有制的维护。
对于德国这样的封建残余势力严重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同盟与资产阶级有着推翻封建制度的共同目标，必须支持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在革命中，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革命联盟。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之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1]（P246）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过程中，同盟必须保持自身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原则，时刻提醒自己是在与自己对立的阶级合作，不要受资产阶级政党“花言巧语”的蒙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同盟必须与他们解除合作，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实现共产主义目标。那时同盟在德国所采取的党际关系策略便和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的国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同盟的两个党纲《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同盟必须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P306）“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1]（P246）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制定的处理与其他阶级政党合作的策略原则时，也是遵循了“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的基本原则要求的。
在实践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重点放在了德国，他们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回到了德国。当时在德国大约只有30个同盟的支部或小组以及二三百名盟员，组织很薄弱，一时难以通过组织系统发挥强大作用。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壮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决定让各地盟员分别参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政党或团体，成为团体中的左翼，尽量通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组织争取工人群众，推进民主革命，以便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在德国科伦，有科伦民主协会、科伦工人联合会和科伦工人业主联合会。同盟盟员加入这些组织，团结其中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加强同盟与全国各民主派团体或政党之间的联系，多次到柏林、维也纳等地活动，通过发表演说、召开民主联合会和群众大会，宣传同盟的革命民主要求，号召建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在德国革命中，同盟盟员在全国很多地方的民主派团体或政党、农民团体中起骨干、先锋作用。同盟通过艰苦的工作，逐渐将各种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1850年6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叔尔茨说：“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5]（P206）可见，同盟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策略原则，在革命早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1850年，同盟的一些盟员在参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组织后，逐渐受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的影响，以致于渐渐终止自己同中央委员会和同盟的关系，这使得同盟在革命前期建立起来的坚固的组织体系面临涣散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和6月发表了两份《告同盟书》，论述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同盟应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经过两年的革命斗争，德国的资产阶级会已经掌握了政权，并已经开始利用手中的政权来压迫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的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1]（P367）马克思特别强调，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作是两个党派的利益暂时趋于一致时所形成的“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1]（P369）工人政党在这种合作中，必须坚持自己的组织独立和思想独立，认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最高目标上的不同，不要沦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此时的力量大于无产阶级，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斗争胜利后，小资产阶级会夺取政权，组成政府，并利用政府来达到目的。此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与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1]（P371）作斗争，反对本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不断革命的阻挠，反对他们对小私有制的维护。针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对同盟盟员的侵蚀，致使一些盟员淡化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同盟也出现组织涣散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不忘的主要问题。”[1]（P371）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要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1]（P375）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50年的欧洲革命形势进行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提等问题存在不切实际的看法，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革命中所规定的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革命在不同时期的任务，对不同阶级的政党采取不同的态度的策略原则却值得我们借鉴。
四、同盟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在与其他政党合作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同盟成立早期，主要是与魏特林的宗派主义观点作斗争。魏特林主义在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中具有深刻的影响。魏特林鼓吹无产阶级不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同盟盟员与其他政党和组织合作，更反对同盟盟员加入其他组织。1847年6月同盟一大通过的章程草案中，不可避免的带有正义者同盟遗留下来的密谋主义和宗派主义痕迹。如，草案规定同盟的成员不许参加任何其他的政治或民族团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刚刚成立，群众基础薄弱，必须通过与其他工人团体共同开展活动才能扩大影响，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为此，同盟的盟员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加入其他的工人组织或政党，在这些组织或政党中宣传同盟的理论原则，使更多的人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解脱出来，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
1847年11月，马克思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在会上特别指出，一大的章程草案中规定的盟员不许参加其他政治团体的条文，不利于团结其他的工人政党或组织，必须修改。在马克思的提议下，二大将一大章程草案中要求入盟者“不属于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的条文，改为“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2]（P29）这样就创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对其他工人政党施加影响的条件和可能性。在德国革命中，哥特沙克忽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推行宗派主义策略，反对同盟盟员加入其他民主政党和组织，反对支持民主派政党，抵制国民议会的议员选举，在选举中反对支持民主派政党的候选人，主张立即和资产阶级决裂，建立禁止不劳而食的“工人共和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和科伦的民主派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的教育和批评工作，向盟员反复阐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该采取的策略原则，1848年6月，同盟肃清了哥特沙克宗派主义影响，使盟员的思想逐渐转变并统一起来，积极投身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中与各种反对封建制度的非无产阶级组织联合合作，推进了德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五、同盟时期党际关系原则的现实意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它的诞生，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共产党便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共产党始终面临着处理与本阶级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对于其他工人政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150年来，我们有许多教训值得反思。在苏东剧变的大背景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党际关系上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加强彼此的联系和合作对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重大。在联系与合作的过程中，怎样处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共运早期处理与信奉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工人政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和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与社民党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如前所述，同盟没有摆出一副“领导党”的姿态凌驾于其他党之上，既没有将是否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裁决是否与之合作的标准，也没有在合作中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强加给其他工人党，而是本着相互尊重和完全平等的原则，在合作中教育和影响其他的工人党，使他们在思想逐渐转变，自觉地接近科学社会主义。这对我们现在与社民党的交往中奉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具有共同性。我们研究同盟处理与工人政党关系的原则和实践，就是为了抹去历史的尘埃，剥离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原则，作为我们当今处理与工人政党的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当今世界，随着生产力和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趋势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凭借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还具有很强的自我协调能力，“一球两制”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而资本主义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优势地位。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自信，在许多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和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与资本主义国家或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以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纵观国际共运史，共产党并不总是具有绝对的组织优势和力量优势，因此，共产党要达到革命或建设的目的，必须与其他阶级的政党合作，哪怕这种合作是暂时的、极不巩固的，只要目标有微小的共同之处，就必须与其他阶级政党合作。同盟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很好地实践了它的这些原则。同盟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欧洲的封建制度残余，并时刻注意保持自身在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的独立性，使各种革命的力量逐渐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实现同盟的最近目标共同努力。而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均占有优势，我们要利用他们的这一优势为我们服务，就必须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党际合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合作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将原则做交易，就能将各种与我有利的因素团结在自身周围，为我所用。同盟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不同，确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不同策略，对于当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根据本国建设需要，加强对外的党际交流与合作，推进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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