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
所谓外贸依存度，其数值是指一国（或某一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该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其基本含义是用来反映一国（或某一地区）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及该国加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从横向比，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越高，则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大，与外部的经济联系越多，经济开放度越高；从纵向比，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外贸依存度越高，则表明其外贸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大，经济开放度提高[1]。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现有的针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都是从国家这个宏观的角度来讲的，本文定义为国家外贸依存度，即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或者说衡量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只是借鉴外贸依存度的基本理论，但不是从国家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从国家内部某一个地区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定义为地区外贸依存度，即一个国家国内某个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与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来衡量某一地区的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高低，或者说衡量对外贸易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我国地区外贸依存度的特点
正如前文我们的定义一样，所谓地区外贸依存度，就是本地区总的外贸额与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这里我们主要采取按不同统计口径统计出来的2000年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统计口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的口径统计出来的我国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二是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划分的口径统计出来的我国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通过具体的计算，我们得出了具体的数据（见表1）。通过对表1数据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
表1 2000—2001年我国各地区按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地区外贸依存度（单位：％）
按境内目的按经营单位
地区 地、货源地划分 所在地划分
2000年
2001年2000年2001年
北京80.97 80.39 165.72149.92
天津86.64 82.18 86.62 81.74
河北 8.93 8.63 8.52
8.51
山西14.06 15.21 8.89
9.03
内蒙古14.10 11.70 15.49 10.89
辽宁35.58 34.60 33.74 32.57
吉林13.57 14.26 11.68 13.06
黑龙江10.16 9.54
7.60 7.87
上海99.50101.49 99.51101.80
江苏47.45 47.41 44.02 44.68
浙江43.23 45.28 38.17 40.23
安徽10.05 9.17
9.12 9.11
福建48.48 47.45 44.81 44.03
江西 8.48 6.86
6.71 5.82
山东27.38 28.35 24.22 25.39
河南 5.03 5.02
3.68 4.08
湖北 7.54 7.39
6.24 6.35
湖南 6.71 6.07
5.63 5.73
广东
150.35 139.93 145.74
137.20
广西 9.23 7.72
8.21 6.67
海南17.47 24.73
20.56
26.49
重庆 9.64 10.11
9.30 8.68
四川 5.73 6.29
5.25 5.80
贵州 7.14 6.61
5.50 4.93
云南 7.98 8.58
7.68 7.93
西藏10.50 6.32
9.18 5.54
陕西11.90 11.88 10.67 9.25
甘肃 5.82 7.06
4.79 6.01
青海 7.11 6.99
5.02 5.64
宁夏16.59 17.60 13.8114.78
新疆15.69 13.21 13.74 9.87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整理。
结论1：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有紧密的关系。
从表1中的数据来看，按照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的大小，我国地区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
（1）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在80以上。这样的地区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其数值都在130以上。
（2）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在30—50之间或左右。这样的地区主要有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海南。
（3）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一般在10左右。除上述地区外，我国其他的地区都在这一范围。
根据我国各个地区的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上述分类表明：一般来说，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外贸依存度的大小是紧密相关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区外贸依存度就越大。
结论2：我国各个地区按照不同口径计算的地区外贸依存度具有不同的特点。
从表1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同一地区的地区外贸依存度，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数值不完全相同，部分地区甚至相差很大。按两种统计口径得出的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的特点主要有：
（1）按两种统计口径得出的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相差很大。
在所有地区中，北京地区最具有代表性，外贸依存度数值相差很大。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一般为150左右，而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一般为80左右，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2）按两种统计口径得出的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都很大且相差很小。
在所有地区中，广东最具有代表性，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与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一般都在140左右。
（3）按两种统计口径得出的地区外贸依存度数值都比较大且相差很小。
这样的地区主要有天津、江苏、浙江、上海、辽宁、福建。在所有地区中，上海最具有代表性，按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与按境内目的地、货源地统计口径计算的外贸依存度一般都在100左右。
由于结论1的观点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一致的，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分析。问题的关键和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结论2：为什么我国各个地区按照不同口径计算的地区外贸依存度具有不同的特点？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我国主要有三大经济区域：以广东为首的珠三角、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唐地区。因此，本文就把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定义为：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很巧合的是三大经济区域的中心地区与本文结论2的代表性地区完全吻合。我们认为结论2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导致的。
三、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比较分析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三种类型
1.北京模式——“中心—外围”开放型模式 北京地区的发展模式是：北京作为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利用现有的优势，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大规模地吸引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世界500强）等公司的投资中心、管理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销售中心、结算中心、物流中心等形式的中国总部、亚太总部、全球总部，而生产加工基地则安排在营运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根据北京市商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截至2004年8月底，在北京成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已达25家，具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部分职能的投资性公司在北京的总量为135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160多家在北京投资落户，185家设立了研发中心。
可见，这种发展模式，在优化北京产业结构及提高北京国内、国际经济地位的同时，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正是由于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具有联动性和开放性（注：我国学者侯景新认为：从所有制结构进行分析，京津唐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占的比重较大，其他所有制企业活力不够，这就影响了区域经济活力的发挥（景体华、侯景新：《发育中的京津冀经济带》，新华文摘，2005年第1期，22—24页）。 而我们却认为：正是由于京津唐地区国有大中型企业占的比重较大，导致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虽然经济总量不高和经济活力不够，但是，却导致了在中央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实际的区域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现实中，政界和学术界都认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只不过是太注重区域经济总量这个因素，认为经济总量高，一体化程度就高。其实，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高，是由于其区域内的单个城市的经济总量高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北京地区的发展模式称为“中心—外围”开放型模式。
2.上海模式——“自我循环”封闭型模式 上海地区的发展模式是：长三角地区是由江浙沪三省市的1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同打造的（现在为15＋1市）。但是，与北京地区不同的是，在发展模式上江浙沪三省市各具特色。浙江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要特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是以引进外资为主要特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苏州模式”、“昆山模式”；上海是以吸引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总部为主要特征的。最新数据表明[3]：2004年，上海新批了3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使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86家；新批了15 家投资性公司和34家研发中心，在上海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总数分别达105家和140家。其中，阿尔卡特（中国）投资公司、联合利华（中国）公司和通用汽车（中国）投资公司3家已经获得国家级地区总部认定。但是，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这种地区之间经济关联较少，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因此，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自我循环”封闭型模式。
3.广东模式——“加工贸易”对外型模式 广东地区的发展模式是：广东地区通过利用外资、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经济。虽然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大出（产品大部分销售到国外），进而导致了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脱离，即所谓的“飞地效应”，但是通过吸引外资不仅弥补了我国资金的缺乏，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带动了广东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培育和发展起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目前，广东省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有7万家，其中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进料加工企业约4万家，来料加工企业约3万家。2001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1269.5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1.9％，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52.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为765.1亿美元，占全省总出口的80.2％，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1.9％[4]。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在不断扩大，而且经历了从传统支柱产业向新兴支柱产业及潜力产业转变的过程。民营企业已经从生产低质量、低档次产品发展到生产优质产品、名牌产品。在广东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中，拥有名牌产品最多的是民营企业，共有“中国名牌产品”生产企业46家。
但是，从广东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具有明显的“飞地效应”，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加工贸易”对外型模式。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分析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在这三种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只有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只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与分析。
上海与北京的地区外贸依存度的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而且二者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即都是吸引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总部。但是，为什么北京地区按不同统计口径计算的地区外贸依存度的数值差异很大，而上海却几乎没有差异？
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由“总部经济现象”引起的。也就是说，很多公司的总部设在北京，而其生产基地或销售基地不在北京，所以，按照不同的统计口径，其数值就会差异很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数据对北京来说很多是“虚假经济”，或者可以说，北京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国内其他地区的依赖性很大。而同样具有“总部经济现象”的上海，反而没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很多公司不仅总部设在上海，其生产基地或销售基地也在上海，相比较而言，上海地区的“经济链”更完整，对其他地区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途比较光明。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厂商选择在市场大的区域进行生产，同时，由于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供需连接，在厂商多的区域市场更大。高度集中的生产导致生产中心区域对工人需求上升，在劳动力限制流动的情况下，该区域的人口和工资、租金、利息等都上升，进而生产成本也会上升。当生产成本的上升超过跨地区的交易费用时，由于地区政府的政策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当区域内地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时，一部分生产厂商就开始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迁移，当区域内地区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时，虽然生产成本上升，但是，由于市场分割比较严重，跨地区的交易费用相比较而言更高，再加上中心城市政府为了继续吸引外资或者限制已有企业的转移，就会实施相应的对策或者更优惠的政策，以弥补本地区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最终导致生产厂商即使生产成本上升也不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迁移。
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我国的现实，针对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来看，就很容易知道：北京由于开放性比较大、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性比较强，当北京的生产成本上升时，生产厂商就从北京向其周边地区迁移，从而导致了企业的总部在北京，而生产基地在北京周边的其他城市，因此，得出了前面的统计现象；上海由于地方保护性太强，城市之间的合作性太差，导致市场分割严重，跨地区的交易费用很高，即使上海本地的生产成本上升，生产厂商也不会从上海向其周边城市迁移。可见，对于成功的经济转型来说，分权必须适度，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高度的分权，就为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创造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区域内的分工效率[5]。
其实，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具有“独立倾向”，也就是说是否具有“自我循环”倾向。如果有“自我循环”倾向的话，必然会导致区域市场的分割和地方保护。中国的分权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控制下的“零碎分割的区域市场”[6]。在1987—1997年之间，我国国内的省际边界效应上升，我国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已经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7]，从而导致在我国省内技术效率不断提高的同时，产业结构的配置效率和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却不断恶化[8]。
上海模式就具有显著的“自我循环”倾向。这样不仅不利于上海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独立倾向”导致市场分割，市场相互分割导致长三角地区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进而导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1.地区之间竞争激烈 这里仅以上海和苏州之间的竞争关系为例。有关数据表明：苏州引进外资居全国第一；苏州GDP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总量跃居全国第四，其中工业跃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基地。所以，在吸引外资时，这两个地区不约而同地把引资目标锁定海外大公司，争相开出更优惠的条件，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致使我国整体利益受损。
另外，2003年5—6月，为了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以避免“产业空心化”，上海增加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上海在嘉定、青浦、松江三区突破性改进用地制度，实行批次供给，增加年度建设用地指标；试行比城市社会保险低得多的小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大大降低企业用工成本[9]。这意味着上海将投资新兴产业的外资与投资传统产业的外资都锁定为引进的对象。为了应对上海的这一措施，苏州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着力打造临沪经济带，将昆山、太仓、吴江三市建成与上海试点园区直接对抗的新园区，力求在外商投资成本上与上海不构成落差。
2.产业结构雷同 产业结构雷同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并且近来年还有不断加剧的迹象。在江浙沪三省市36种工业行业中的前九位主要工业行业中，1997年江浙沪三省市之间有5个行业相同（电子、电气、化工、普通机械、纺织）；江浙之间有7个行业相同（加上食品、非金属）；江沪和浙沪之间有6个行业相同（分别加上交通和服装）；2002年末，江浙沪三省市之间已有7个行业完全相同（加上交通、非金属）；江浙、江沪之间各有8个行业完全相同（分别加上服装和黑色金属）；另外，在长三角15城市的“十五”计划中，有12个城市把电子通信业列为支柱产业，有11个城市选择了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个城市选择了石化工业[10]。
四、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构想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上海、北京、广东三个经济地区的发展模式虽然都紧紧依靠对外贸易，但又各具特点：既可以说北京对其周边地区的依赖性比较强，独立性比较弱，从另外一个角度又可以说，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其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带动性、辐射性比较强；上海地区有自己完整的“经济链”，独立性较强，与其周边地区的关联性较少，对其周边地区的辐射性比较弱；广东地区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最大，发展模式很像香港和新加坡，与内地的联系比较弱。
但是，不同的发展模式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其作用是不一样的。从地区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针对北京模式而言，由于北京对其周边地区的依赖性很大，缺乏独立性，所以，地区政府发展经济更偏向采取上海模式。而由于北京对其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带动力最强，所以，地方政府在进行合作时采取北京模式是最佳的选择。从国家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处于经济转轨末期的情况下，我国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还要更加注意经济安全。因此，我国如果要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这三大经济圈必须各自实施不同的发展模式来承担不同的任务。
（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总战略
在目前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通过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但是，继续利用外资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弥补资金的缺乏，而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国家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根据世界经济、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制定我国利用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和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我国经济发展形态的选择必须有新的构思，并从战略的高度实施突破。新的战略构想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从以前的单个城市独立发展经济的“点状拉动”模式向某个区域的城市之间互相联合共同发展经济的“面状拉动”模式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该进行适度和必要的干预（注：区域经济发展，从宏观领域来看，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并保持经济发展的连续性，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区域经济规划是政府组织和安排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具体的行动。区域经济规划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干预理论。（有关政府干预区域经济规划的详细分析请参见：孙久文：《区域经济规划》，商务印书馆，2004年，48—55页。）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职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球的进程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要取得平衡，既要体现差异性又要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详细分析请参见：郁建兴、徐越倩：《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92—102页。））。“面状拉动”模式就是要根据区域内所具备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沿革特征，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规模效应和集聚作用，以大、中、小城市的等级有序、产业分工和合理互补为核心，以快速流畅的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轴线，根据城市布局现状以及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趋势，重点完善区域内部功能和实施全新的产业链设计，进一步强化区域内的空间等级化、发展一体化，以达到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区域效益最大化的发展目标。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根据不同的发展目标，在不同的区域还应该实施不同的“面状拉动”模式（注：有关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质上从来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模式，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模式几乎是同时存在的（课题组：《开放中的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4—15页）。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区域经济时，也不应该实施统一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国不仅应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还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目标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
（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战略
目前，我国主要有三大区域经济圈：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地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我国与世界强国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不同收入者之间、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业形势面临长期困难；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不仅针对中国出口的各种新型贸易壁垒越来越多，而且，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成为我国对外、对内经济发展的致命“瓶颈”；地区分割严重，三大区域经济圈之间以及每一区域经济圈内部的各城市之间都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发展，不仅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恶性竞争，而且在主导产业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重合现象。因此，结合以上的分析，我国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建议采用以下发展模式：
1.京津唐地区 继续按照现有的北京模式加快发展经济的步伐。从而可以带动北京周边地区的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由于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在进行区域经济建设时，应该充分发挥北京的优势特别是政治优势（注：京津唐地区的最大优势在于北京的首都区位。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带，在国际上具有国内其他城市难以代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速协调北京与周边其它城市的关系，加快区域内的生产分工与资源整合，形成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定位”，实现优势互补及区域内所有城市的共同快速发展。
2.珠江三角洲 继续按照现有的广东模式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重点发展加工贸易。但是加工贸易要与时俱进，升级转型：由初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几乎全部靠进口向逐步采用国产原材料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为带动我国就业、应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注：有关数据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共有547个有效期内的“中国名牌产品”。其中，广东省共有工业类“中国名牌产品”108个，占全国总数的19.74％，位居内地首位。这些名牌产品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等9大支柱产业。广东省在这9大支柱产业中，共有“中国名牌产品”95个，占广东省“中国名牌产品”总数的87.96％。（数据来源：《广东拥有“中国名牌产品”108个排名内地第一》，中国台湾网，2005年01月07日。）因此，珠三角有实力成为我国突破其他国家知识产权壁垒的主力军，构筑和实施我国自主的知识产权战略。）、解决我国的国际经济摩擦做出贡献（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经济摩擦高发期。由于珠三角是“加工贸易”对外型的发展模式，近年来珠三角地区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日趋严重。我国的应对策略应该是：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构建有效的企业应对体系、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等。这就需要珠三角地区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同时，我国处于转轨末期的关键时期，也处于对外开放的探索阶段，珠三角地区应该赋予“经济特区”的地位，并不断深化改革，在体制创新中更好地发挥“试验田”作用；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改革的重点、难点上率先突破，为全国的改革探索路子，积累经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注：目前，在讨论有关改革“试验田”问题的时候，学术界和政界总是以深圳为讨论的对象，本文认为：由于国内国际经济情况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深圳发展的现状，在新的形式下，深圳已经不能承担起改革“试验田”的重任了，而是应该把此重任赋予整个珠三角地区。），为我国转轨成功、安全稳定地融入全球经济中做出新的贡献。
3.长江三角洲 改变现有的上海发展模式，逐步向北京模式迈进。这不仅是区域内部各城市要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经济要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受外部影响很大，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 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有可能中断，而京津唐地区的经济总量在三个区域中又是最弱的，所以，只有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因此，长三角地区要首先解决阻碍其发展的市场分割问题。市场分割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方政府实施不同的政策，这就需要中央政府统一各个地方的政策，统一各个地区干预市场的政策，共同建设以上海为主导的区域共同市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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