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不是革命的哲学——评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哲学性质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哲学论文,马尔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一书中深入探讨了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关系。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性质，马尔库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哲学。为什么说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哲学呢？马尔库塞认为这是由黑格尔哲学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由于《理性与革命》一书是马尔库塞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最富影响的著作之一，因而认真探析该书的思想对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剖析马尔库塞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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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说它“第一次完全抛弃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在这次大革命中，法国的资产阶级在试图用和平方式取得权力的途径被彻底地堵塞后转而与人民群众一起同封建统治进行了殊死斗争，并且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斗争的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以所继承和发展了的英国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笛卡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猛烈地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思想战线的斗争。1789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既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又是启蒙思想家“理性”的集中体现，它比较好地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主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性”，在雅各宾专政时代，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总之，法国大革命是在“理性”的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反对封建暴政的比较彻底的革命，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的革命的战斗的精神将永放光芒。
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深刻地影响了黑格尔，黑格尔称这次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及所欲实现的“理性王国”是法国大革命“理性”的深层反映。但黑格尔所处的时代、代表的阶级并不能简单地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资产阶级划等号，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哲学家。正是基于此，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表现出其所独有的复杂特色。而马尔库塞却说：“德国唯心主义曾经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他们的哲学著作“大体上是对在理性基础上建立国家和社会，以便使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够符合个人的自由和利益的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挑战的一种反应”，“他们都把自己的哲学基本原则和法国大革命所鼓吹的理想联系在一起”。“法国革命的理想反映在唯心主义体系的真正精髓之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唯心主义体系的概念的结构”（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又说：“黑格尔本人论述了他的理性概念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关系。法国大革命已宣布：‘现存的制度除非必须根据理性的权力组织起来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含义：……‘这是壮丽的精神上的开端，一切思维的存在物都沉浸在这新纪元的欣喜之中。’”（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在马尔库塞看来， 法国大革命所取得的建立理性社会的成果，都反映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宣布实现了自由时，黑格尔把为建立理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努力，转移进了自己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是为实现理性社会形态的具体的历史的法国大革命过程的哲学反映。由于法国大革命是划时代的转折性事件，因而黑格尔的哲学也是伟大转折的哲学，即革命的哲学。
通过考察黑格尔哲学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哲学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黑格尔的体系是唯心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企图把理性和自由作为最大的和最后的思想的避难所。最初的批判主义推动了黑格尔的思想，然而也足以导致了他抛弃传统唯心主义对历史的脱离。他因而创立了其哲学之具体的历史的因素，并且将历史引入哲学中。”（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以上所述就是马尔库塞关于黑格尔哲学性质的基本观点。为了准确把握黑格尔哲学的性质，必须对马尔库塞关于黑格尔哲学性质的观点给以准确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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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仅震撼了欧洲，也震撼了世界。从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的时代。1806年拿破仑指挥的军队，迫使德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导致部分地区的封建制度被废除，促使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现代工业的大多数部门已相继建成。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终于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它提出要用君主立宪来代替封建专制。但它出世太晚了，这时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德国的无产阶级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日益强大。这使得德国资产阶级既想发展自己，又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表现出的强大力量，更使德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他们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想利用封建君主的力量对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甚至拜倒在封建君主的脚下，成为封建君主的拥戴者。黑格尔如同整个德国资产阶级一样，他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极为仇恨、蔑视。他曾说过：人民“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注：转引自朱德生、李真主编《简明欧洲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在哲学上的表现。
黑格尔既想实现资产阶级的理想，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愿望表现在他的辩证法的否定性方面，又想利用封建君主，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所代表的是“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而资产阶级只是议会中的第三等级，它的权力应受到限制；至于人民，则是统治和管理的对象、理性规范的对象，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根本就不应享受权力。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推崇为“地上的神物”，历史发展的顶峰即绝对理念的化身。这些都反映出黑格尔保守、妥协的一面。黑格尔革命的、进取的一面不仅在辩证法中得到了表现，而且在对待君主方面也有某种表现。如，他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想要建立的君主专制，就不表示完全赞同。他赞颂18世纪中叶在位的腓特烈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君主意志与理性的结合，考虑到了“公理”、“正义”和“国家的福利”。这无异是在否定君主专制。
总之，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既是代表“新纪元”的革命学说，又是代表资产阶级、君主利益的保守者，并且保守性、妥协性占了主导地位，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恩格斯曾经指出：“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
黑格尔之所以是唯心主义者，就在于他使自己的哲学形式满足其政治需要，当然这里面也不乏黑格尔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理性反思和合理继承。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黑格尔作为官方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黑格尔为什么要取“绝对观念”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起点和终点呢？这是因为“绝对观念”既是法国大革命理性的化身，又能与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宗教神学）相濡以沫。实质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既是理性，又是上帝，而且上帝的成分占了主导的方面。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官方的哲学，正是由于他的哲学体系的这种二重性所决定的。它既不影响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又代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它的哲学体系被奉为官方的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黑格尔的辩证法充满着革命精神、进取精神，它不满足于现实，要理性地改造现实。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并非是实存的，只有理性实现了的现实才是实存的。理性通过辩证发展，最终要实现自身，亦即理性必然使世界革命化，必然实现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充满着革命的、战斗的精神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理想、目标的体现。黑格尔唯心体系和辩证法受制于保守的、妥协的唯心体系，因而不可能是彻底革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经历了自我的辩证历程后又回到黑格尔本人那里去了吗？辩证的历程到了黑格尔那里，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它必须接受他的规范，这样辩证法就被解构了。黑格尔本人甚至认为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这也就是说，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展到普鲁士国家阶段，就再也不能发展了，这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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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古代，哲学家们对辩证思维已有所猜测。亚里斯多德对辩证思维甚至已有所论述，但又认为在同一物中不可能有相反的规定存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康德虽然认识到思维中必然会出现矛盾，但又认为矛盾即是错误。黑格尔既继承了前人辩证思维的认识成果，又超越了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法学说。他在矛盾的普遍性面前正确地指出：“理性矛盾的真实积极意义乃在于认识凡一切真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成分于其中。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也就是察觉到此对象为相反的成分之具体的统一”，又说：“某物之所以有生命，只是因为它本身包含矛盾，因为它正是那种能够把矛盾包括于自身并把它们保存下来的力量。如果现存的某物不能在自己肯定的规定中，同时转化为自己否定的规定，并且使某一方面保持在另一方面中，如果它不能在自身中包含矛盾，那末这个某物便不是活生生的统一体，就不是根据，它会通过矛盾而消失。”（注：转引自朱德生、李真主编《简明欧洲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黑格尔不仅承认矛盾的普遍性， 而且极其卓越地提出了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源泉。他说：“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有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注：转引自朱德生、李真主编《简明欧洲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5页。）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些伟大成就，是其理论探索的结晶。它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而且也是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并且除了唯心、抽象思辨的方面外，它也是符合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正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理想、目标在哲学上的表现，也是法国大革命“理性”精神的充分体现。因此，黑格尔哲学的这部分内容是革命的。但这并不能代表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学说，这仅仅是他的学说中的精华部分罢了。
“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唯心主义体系规范下的辩证法，因而它是在满足体系需要的范围内阐发的。黑格尔把理念当做主体，他的辩证法是唯心辩证法，是“绝对观念”的辩证历程。黑格尔为了体系的需要，在经历了辩证法的旅程后，却把普鲁士王国视为是“绝对观念”的化身，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是“绝对观念”的本身。这样，社会历史、哲学思维就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这种政治立场和思维倾向性，又怎么能够允许辩证法贯彻到底而使德国资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因素呢？这样的哲学难道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哲学吗？黑格尔的哲学是圆圈哲学，为了迎合体系的需要，他把圆圈规定为封闭的圆圈，在经历了“绝对观念”的辩证历程后，辩证法又回到了圆圈的起点，这时矛盾消解了，斗争调和了，辩证法变成了形而上学。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正是他的这一思想的体现，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普鲁士王国是合理的现实存在。虽然黑格尔曾说过，现实在其必然性的形式中才是现存的，但他不可能由此得出彻底辩证法的结论，而是以之为普鲁士王国的现实服务。
由于黑格尔“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即他具有保守的、妥协的政治立场，因而他必然用体系来牺牲方法。从认识论上讲，黑格尔如同旧哲学家一样，希冀建立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认为除了个人和历史的条件外，还由于黑格尔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恩格斯说：“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1页。）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黑格尔哲学并非纯粹是法国大革命的反映，而是特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因而它并非是纯粹革命的哲学，而是复杂的、多色调的统一体，并且保守、妥协居于这一体系的主导地位。因而马尔库塞将黑格尔哲学视为是法国大革命“理性”在德国的反映，并把它定性于革命的哲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由此而决定的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维度的联系的论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本文于1999年1月18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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