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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1-0033-05
子弟书是清代中期兴起，20世纪30年代消亡的说唱文学。由于其作者、表演者和听众都是八旗子弟，因此得名子弟书。子弟书以七字句为主，上下对句，韵脚压十三辙，只唱不说。其内容80%是改编演唱明清传奇小说的故事，20%左右反映旗人的生活百态。子弟书的传播范围只限于八旗子弟之间，流行城市只限于北京、沈阳、天津三地，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其文体独特，语言优美，堪与戏曲、弹词一竞风骚。目前子弟书的研究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子弟书的出现和兴盛、衰亡的时间也曾有人讨论，只可惜这个问题总是语焉不详，而且材料零散，不成体系。笔者不揣浅陋，聊将子弟书从兴到衰的时间考证成文，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便利。
一、子弟书的诞生期
子弟书起源于乾隆初年，甚至雍正时期。因为目前子弟书版本中，最早的是罗松窗的《庄氏降香》，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1](P114)。考证一下《庄氏降香》的语言体裁，已经与成熟的子弟书作品无异。子弟书的体例同鼓词略为相似，但只有演唱部分，没有说词。而且篇幅普遍较短。一回书大约在八十句到一百句左右，有千余字，子弟书从一回到三十回不等，以三四回为主。语言以七言为主，上下对句，但可以自由夹杂衬字，最多时一句可达十几字，句式自由，表情达意相当方便。子弟书在用韵上用清代以来北方曲艺文体习用的十三道大辙，下句用韵，上句结字为仄声，下句结字为平声。大多数子弟书开头有诗篇，七言八句，文辞雅致但不遵守律诗声律。书后有诗篇形式的结语，少则两句，多则八句。这一切《庄氏降香》都具备了。
而且《庄氏降香》的文笔之优美，书写人物心情之细腻，完全称得上是子弟书中的上品。比如写她思念丈夫：
妾方知夫妻恩爱头条儿重，怪不得才子佳人果是真。儿夫固可当才子，幸亏了奴家还不是佳人。也就会见一回明月怕一回明月，熬一个黄昏又一个黄昏。听一遭莺语嫌一遭莺语，立一次花阴恼一次花阴。才打过一春三季魔头阵，从此奴家可放了心。向残冬正好垂帘深闭户，谁承望一个老树丫杈子也闹人。它比那嫩蕊柔条还袅娜，它比那红桃绿柳更清新。只近纱窗三四尺，漏泄春光到绣门。
清新流利的语言，生动传神的描写，绝不是一种艺术门类在草创时期就能达到的水准。就算是从其他艺术门类中改编，也要注意同自身的音乐和文体格式相吻合。而看《庄氏降香》的行文断句，绝无言辞龃龉，生搬硬套之弊。《庄氏降香》本是传奇《淤泥河》的故事，看看原文，虽然内容上说的是一回事，庄氏的丈夫在战场杀敌，庄氏思念丈夫，就向天焚香祈求保佑。但语言上子弟书已经非常独立，写庄氏的思念和忧虑的笔墨比起原文的唱词来大大扩充，绝非原文简单的几支曲词可比。不可想象，一门刚刚诞生的艺术就能达到这样的文学高度。只有一部成熟的作品才能具备的《庄氏降香》的艺术水平。乾隆二十一年距乾隆初只有21年，距雍正初只有34年。对一门艺术来说，从产生到成熟，21至34年就已经是非常惊人的速度了。说子弟书于雍乾间诞生，还算是保守估计而已。
而且，雍乾时期也具备了产生子弟书的土壤。清代一朝，八旗子弟生活待遇都非常优厚，平时悠闲无事。很多人将精力投入到斗鸡走马，玩票唱戏之中。创作表演子弟书，就是他们娱乐项目的一种。清代前期，八旗子弟中尚且还有很多人能够刻苦习文练武，建功立业，而到了康熙后期，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北京八旗子弟耽于享乐已经成风，引起了统治者的不安。雍正帝即位的第二年(1724)，就曾经斥责八旗官兵：
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愒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惟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清世宗实录》卷十六“二年二月丙午”条）
雍正的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八旗子弟“多慕为文职”，不再想从军队中求前程，而把精力都用来博取文官的功名。就算八旗子弟不够用功，但是想求文职必须要读书作文，这是不可避免的。八旗子弟的文学素养，为写作子弟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二，八旗子弟“玩日愒时”，“甚且沉湎梨园”。就是说他们爱玩，而且沉迷戏曲。子弟书目前所存四百多种，至少有一半是从戏曲改编而来的。这同八旗子弟热爱戏曲有密切的关系。
还有，早在康熙末年，北京的满人就已经采用了汉语作为自己的日常语言。“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清世宗实录》卷十六），“是时（康熙末年），士大夫家多看汉文小说。”[2](P63)子弟书虽然是八旗子弟所创，但目前四百余种子弟书中，夹杂满语的作品只有两种，其他都是纯熟流利的汉语。创作子弟书的语言环境，在康熙末年就成熟了。子弟书作品中，改编自《三国演义》，《金瓶梅》等明清小说的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同当时“士大夫家多看汉文小说”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因此，雍乾时期，无论是从语言角度，还是旗人社会对小说戏曲的好尚，八旗子弟耽于享乐的风气上看，诞生子弟书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再加上乾隆二十一年已经出现了成熟作品，说子弟书诞生于雍乾时期，有理有据。海外如台湾学者陈锦钊、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沢田瑞穗、太田辰夫等人也持这种观点。①
目前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子弟书出现于乾隆中期。任光伟说：
云南《续禄劝县志》载有‘大理俗好唱打草竿，一名打草杆，昔辽士戍滇，牧场打草有思归之心，因为此歌，其音凄怨’。乾隆庆祝其‘十全武功’胜利凯旋，曾命令其八旗军士载歌载舞进北京，据传说，阿桂将军部战士即用这种边关小调，配以八角鼓演唱了一些歌唱生平，炫耀武功之说唱，帝都为之轰动，把它称之为八旗子弟乐。不久北京的一些八旗子弟参照弹词开篇，用民间十三道大辙，创作出以七言为体的书段，佐以三弦再和之以八旗子弟乐之曲调，即成为最早之子弟书。[3]
考之《清史稿》，可以得知这次凯旋指的是清政府攻打缅甸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旷日持久，从乾隆二十九年一直打到乾隆四十一年，其中多次更换主帅，最后在定西将军阿桂的率领下取得胜利。“四十一年……金川平，安置降番，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诏封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月，班师。上幸良乡城南行郊劳礼，赐御用鞍马。还京献俘，御紫光阁，行饮至礼，赐紫缰、四开禊袍。”攻打缅甸十二年，清军在云南长期驻防，思念家乡合情合理。凯旋归来时皇帝亲迎，场面宏大，载歌载舞也完全可能。
然而这一切发生在乾隆四十一年，此时《庄氏降香》的刻本已经出现二十年了，因此任氏的说法不攻自破。任氏所说的歌舞曲调，指的是八旗子弟创造的另外两种曲艺形式：八角鼓和岔曲。八角鼓和岔曲的音乐和文本同子弟书的差别极大，很少有相似之处。但它们都出自八旗子弟之手，流传于八旗子弟之间。八旗子弟闲来无事的时候，常常将这几种曲艺放在一起表演。外人不查，以为都是一样只唱不说的消遣玩意儿，就混为一谈了。
二、子弟书的兴盛与衰亡
子弟书产生以后，在乾嘉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北京的八旗子弟都热衷于子弟书的表演。嘉庆二年顾琳创作的《书词绪论·辨古》一章云：“书之派起自国朝，创始之人不可考。后自罗松窗出而谱之，书遂大盛。……近十余年来，无论缙绅先生，乐此不疲，即庸夫俗子，亦喜撮口而效。”[4](P821)从顾氏的描述看来，罗松窗（《庄氏降香》的作者）之前就出现了子弟书，只是从乾隆二十一年（甚至更早）左右开始广泛流行，一直到嘉庆二年前后，八旗子弟上上下下，从官宦到平民都喜欢演唱子弟书。嘉庆廿二年(1817)刊刻的《草珠一串》是得舆所作竹枝词集，其中有一首：
儿童门外喊冰核，莲子桃仁酒正沽。西韵《悲秋》书可听，浮瓜沉李且欢娱。
其中，“西韵”句下有作者自注：“子弟书有东西二韵，西韵若昆曲。《悲秋》即《红楼梦》中黛玉故事。”
《草珠一串》又名《京都竹枝词》，写的就是北京民间的生活百态。这首诗至少可以证明，在嘉庆廿二年左右，《黛玉悲秋》子弟书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就能听到，其流行程度大概可以同现在街头播放的流行歌曲相比。
道光年间出现了一位演唱子弟书的名艺人石玉昆，刚出道的时候以演唱西韵子弟书闻名。《北京艺人小志》云：“（石玉昆）博学善辩，西派之超绝者，自着《三侠五义》等书，谈唱皆雅。”石玉昆在西韵子弟书的基础上，自行创作了《三侠五义》并说唱之，轰动京城。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五年(1845)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石玉昆》一目，描述其当时红遍京城的盛况。虽然石玉昆成名是靠演唱《三侠五义》，但至少也可以证明在道光时期子弟书还是很有市场的。否则石玉昆就不会选择子弟书作为自己刚出道时的技艺。
道光至光绪年间，是一大批子弟书作者创作的繁荣时期。比如子弟书重要作家鹤侣氏，是庄亲王长子爱新觉罗·奕赓，约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卒于同治元年(1862)左右。四十多岁（1836年，道光十六年）从三等侍卫的岗位上退休，开始了子弟书的创作生涯。[5](P458-478)《少侍卫叹》、《老侍卫叹》等作品，可谓是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反思。《借靴》，《赶靴》则改编了当时流行的地方小戏，讽刺当时的社会风气。他的作品大部分在道光、咸丰年间出现，在北京很有市场。
嘉庆十七年，嘉庆帝曾经因为北京人口过多，移驻了大批闲散宗室到盛京居住。这批人把子弟书传到了沈阳。到了道光年间，东北子弟书作家们开始成长起来，东北的子弟书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子弟书最著名的作家，汉军旗人韩小窗，道光中叶在沈阳姑母家长大，早年曾到北京求官，住在好友喜晓峰家里，但都没有考中。②在这段时间他创作了不少子弟书作品，在北京得名。光绪三年(1877)，经韩小窗，喜晓峰，缪东麟倡议，在沈阳鼓楼会文山房成立“荟兰诗社”，诗社的才子们每逢聚会就将自己新创作的子弟书等作品向社会公开。[6]韩小窗的名作有《白帝城》，《草诏敲牙》，《得钞傲妻》，《露泪缘》等，喜晓峰据说是子弟书名作《忆真妃》的作者。另一个子弟书作家文西园（本名王志翰）有《金印记》，《先生叹》，《长随叹》等作品，春澍斋的代表作是《蝴蝶梦》。这些作品一开始在沈阳流传，后来又传回了北京，深受欢迎。可以说，此时东北子弟书作家们进入了创作成熟期。“传说韩小窗除写过影卷等其他体裁的作品而外，子弟书作品有四五百件，存有稿本的不及什一。”[7]也就是说，道光到同治年间优秀的子弟书作品大量涌现，一直到光绪中期，子弟书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的。
光绪后期，子弟书传到了天津，变成了瞽目艺人赖以谋生的技艺。原因是“子弟书多为子弟吟唱之作，而流至天津后则缺乏自娱环境，把旗子弟多集中于京、沈，而天津则无子弟们的活动之场。另外，由于天津其他曲艺的繁荣，瞽人演唱亦不少”；“瞽者学习主要为挣钱糊口，因而天津的版本尤其刻本是由一些团体慈善机构来付梓，刊行于世”；“在有的版本中甚至告诉盲生如何发音，如《徐母训子》第一句‘老精神无半点尘埃轻裘短杖鬓萧萧，越显得气宇端严貌似苍松骨似鹤’之后，在‘鹤’字下面加注一行小字：‘读作毫，叶遥迢辄。’”[8](P141)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子弟书还在瞽目艺人之间传唱。
天津的知识分子对子弟书的搜集和创作很有热情。民国时期的子弟书爱好者萧文澄曾著《子弟书编选日记》，以日记形式评选子弟书128种。以“社会教育”，为目的作出评判，并将文意清高语言雅致的篇目在天津的《社会教育星期报》上刊载。该报于中华民国四年(1915)八月一日发行，在它第八号的“报告”一栏中，刊登过这样一条消息：
社会教育办事处以现时通行之时调小曲多不正当，最易惑人听闻，贻误社会匪浅，特创设盲生词曲传习所，授以京子弟卫子弟西城板等调，以期逐渐剔除旧弊，改良社会。
虽然他们对子弟书抱了很大希望，想利用它来改良社会风气，给瞽目艺人提供生活来源，但此时的子弟书已经逐渐被冷落了。民国九年(1920)的《北平指南》里说：“弦子书者，依旧说之，辅以三弦，或一人说书，一人弹弦，或一人且说且弹。所说之书，亦为古今轶事。除大街两旁外，城外之关厢，时或有之，城内则多不见。”启功先生曾说：“我在十岁以前，所见‘杂耍’场面上已经没有子弟书的位置了，只有家里常来的两位老盲艺人能唱。……每当他们拿起乐器来唱，我听到如果是唱子弟书，立即跑开玩去，可见这种唱法的沉闷程度。在我幼年时，北京能唱子弟书的老艺人，只剩了两位。”[9]启功先生1912年生于北京，十岁时就是1922年。可见此时至少在北京，子弟书已经快要失传了。刘吉典先生记录下了最后的子弟书曲谱。“这批资料，是1942年我从天津的一位子弟书名家，硕果仅存的杨芝华老先生（清末津门子弟书权威华学源先生的亲传弟子）那里获得的。”“这批资料基本上已把清末以来‘已成绝响’的流传在天津的子弟书西韵声腔大体上记录下来。”[10]也就是说，此时的曲谱已经是仅有的了，那么大体可以推知，子弟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大约在20世纪三十年代左右。
子弟书发展的大致轮廓就是这样。子弟书诞生于雍乾时期，乾隆二十一年(1756)左右发展成熟，在北京八旗子弟之间广泛流行。嘉庆道光两朝正是子弟书最繁荣的时期，此时优秀的子弟书作品大量出现，石玉昆红遍京城，鹤侣氏开始入创作队伍，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热衷于子弟书的创作和演唱。嘉庆十七年，清政府将一批宗室子弟移驻盛京，子弟书也随之传至沈阳。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东北子弟书名家韩小窗及其文友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子弟书在八旗子弟之间依然方兴未艾。光绪后期至宣统年间，子弟书传入天津，因为缺乏自娱环境，从八旗子弟的消遣之作一变而为瞽目艺人衣食之源。此时北京、沈阳的子弟书也逐渐走向衰落，一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子弟书湮灭不闻，成为绝响。
收稿日期：2009-08-07
注释：
①参见：陈锦钊《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77）、波多野太郎《景印子弟書
漢兼[ホゥ]蟹段児——坿解题識语校釈（子弟書研究）》（横浜市立大学紀要，1967年通号38期）、沢田瑞穗《子弟書一夕話》（《天理大学学報》，1960第33期）、太田辰夫《清代文學に見ぇる满洲語》（《中国語文论集·下卷文學篇》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版第602-629页）。
②陈加根据现存子弟书版本判断，韩小窗是乾嘉时人，详见陈加《关于子弟书作家韩小窗：兼与张政烺先生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另据胡光平考证，韩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详见胡光平《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文学遗产》1963年增刊12）。两派说法都言之凿凿，难以断定。笔者揣测，莫非有两个韩小窗？由于韩小窗是最著名的子弟书作家，有后人冒其名字伪托其作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