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整体主义及其对俄罗斯美学的影响_浪漫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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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4)03-0007-07

俄罗斯现代著名的浪漫主义研究专家H.A.古利亚耶夫曾说过,“浪漫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明确的世界观,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生活概念”[1]。整体主义是浪漫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原则之一。“几乎所有的浪漫作家都崇尚整体主义,面对被分割的世界和被肢解的人,他们坚持认为世界以及人是一个,或者说应该是一个整体。”[2]整体主义这一概念是德国早期浪漫派提出来的。“正是早期的德国浪漫派提出整体性的概念,并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时间和空间,力图认识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的意义。”[3]整体主义(универсаЛизм)一词来自拉丁语,其词根包罗万象。整体主义强调综合主义的世界观,艺术思维中的整体辩证法和全人类性,认为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艺术往往是民族性和全人类性的有机统一,全面的人身上集中了宇宙和上帝的力量,是世界发展的顶峰,世界存在的最高意义。

整体主义倾向的起源要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中。人类的统一本身在远古时代就被认为是整体主义发端的一种根据,人类统一具有强大的一体化潜能并在旧石器时代的各种成果中表现出来。整体主义的观点发展中最重要的转变与基督教的出现有关。早期基督教的思想有着丰富的世界主义整体主义的成分。甚至在圣经的第一部分就包含了对世界的开放性这种具有强烈的整体主义色彩的内容。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和艺术思想的发展进程直接与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危机有关。文艺复兴开启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洪流把大写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面的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道主义者热忱地相信人的生理、道德和精神的完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把“全面的”人看作世界发展的顶峰,世界存在的最高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体主义的特征表现为:1.理想的超历史主义;2.把艺术世界作为活生生的肌体进行模拟的自发的混合主义世界观;3.产生全面发展的天才英雄形象和把性格典型化的综合方法;4.与以前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创作传统,包括与民间下里巴人文化的对话关系;5.表现在诗歌语言哲学化和神话创作倾向中的艺术思想的综合主义。

随着浪漫主义在欧洲的兴起,狂飚突进,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也遍地开花,走向成熟。如果说浪漫主义的文化使命表现在与整体主义思想同时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历史主义思想发展之中,那么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则是在历史需求的多样性中,即时代的(从古代的东方和古希腊罗马到新时期)和主题的(美学思想、道德史、圣经研究、历史心理学)多样性中非常丰富地表现出来。浪漫主义思想对民族古老传统的关注辩证地包括了民族精神和全人类精神有机的结合。

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德国浪漫派的天才们。德国哲学家谢林和耶拿学派的浪漫主义者瓦肯罗德、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等人创立了整体的世界、整体的人、整体的认识、整体的美学以及整体的艺术的概念。德国耶拿学派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1.反映在整体世界这一概念之中的综合主义世界观,认为整体世界是一个拥有实体,具有灵魂性和精神性的多方面的统一体;2.在哲学和艺术思想中的普遍辩证法,它是由德国的浪漫派借助非整体现象的体系开创的,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领域产生变形;3.表现在全面的人的思想之中的理想的超时空性,认为全面的人在自己的积极表现中是真正自由的和无限多面的,在自己身上综合了宇宙和上帝的力量;4.为普通人辩护,认为普通人身上具有整个文化宇宙,在与大自然和上帝的有机统一中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存在;5.艺术思维哲学化与神话化。

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在英国和法国也得到呼应。在英国,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浪漫主义整体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在雪莱的美学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浪漫主义整体主义。在雪莱的全面的人的概念中,在他的艺术应该渗透到人的活动的所有领域,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看法中,在他的艺术绝对化以及关于创作过程和诗人的精神存在的多面性的观点中,整体主义意味都特别浓厚。

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既受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浪漫派的深刻影响,又有着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自身的渊源。俄罗斯文化在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斯拉夫多神教时期就已经有了整体主义倾向。斯拉夫多神教的“原则上的整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后来的古罗斯和拜占庭因素“令人奇怪的并存”之谜。从11世纪起在罗斯保留了罗斯民族性对全世界的开放性。俄罗斯从彼得改革以后就对德国和法国文化特别感兴趣。

19世纪初在俄国最早对欧洲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思想作出积极反应的是杰尔查文(Г.Д.Державин)。在杰尔查文的美学著作《关于抒情诗和颂歌的意见》中,就引用了德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的概念。杰尔查文在著作中所肯定的诗歌的整体性和神圣本性完全可以看作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的特殊折射。杰尔查文和德国浪漫派一样,把艺术理解为统一人类的力量,认为应该把全人类的和民族的东西加以对比。在杰尔查文的创作中,特别是在他的歌剧《井下矿工》中游荡着德国浪漫派的整体主义的幽灵。

梅尔兹利亚科夫(А.Ф.Мерэляков)在把整体主义思想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起了很明显的作用,对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梅尔兹利亚科夫的艺术思想中的整体主义成分首先表现在他的美学体系中。梅尔兹利亚科夫在美学中用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肯定每一种民族文化在它的每一个历史的变体中都有自身的价值,提出作为互相对话、互相吸引、互相排斥的空间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的概念。这说明了梅尔兹利亚科夫脱离了古典主义的传统,由启蒙运动的美学走向了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学。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浪漫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受德国耶拿浪漫派影响极深,他的创作促进了俄国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思想的形成。茹科夫斯基认为真正的美无处不在,创作才能是上帝的本性,人的灵魂沿着一步步精神阶梯通达圣灵。[4]茹科夫斯基用辩证关系阐释民族性和全人类性,这一切无不浸润着整体主义的思想成分。作为一个整体主义取向的作家,茹科夫斯基在阐释民族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时,力图跨越祖国文学和非祖国文学的鸿沟,他在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中强调:几乎一切异己的东西在我这儿都变成了我自己的东西。[5]难怪茹科夫斯基的老朋友Ал.屠格涅夫写道:“好像席勒和歌德,格雷和华兹华斯,赫尔德和维兰德都在期待着茹科夫斯基,为了在先知的和兄弟般的同情中欢呼:‘我们全体都将联合成一个心灵’——真的联合成了茹科夫斯基的心灵……”[6]茹科夫斯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整体主义,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的迷恋和富有成效的翻译活动中,而且还表现在他孜孜以求于“真理的魅力”、“共同性”、“真正的美”和创作精神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德国浪漫主义者瓦肯罗德关于“大地和时间”,“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关于统一的“美的感情”(这种美的感情在不同的地方折射出千万种不同的颜色)直接呼应。[7]

19世纪20~40年代俄国美学明显表现出整体主义方向,俄国美学家们顽强地追求将艺术理论及其一个个单独的问题与对俄国和世界的思考的总进程联系起来,力图研究在与全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直接联系中的个别民族文化的命运。

В.奥多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是俄国古典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受西欧浪漫主义者瓦肯罗德、施莱格尔兄弟、霍夫曼等人思想的深刻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奥多耶夫斯基才形成了把世界作为一个结构和历史的统一体来看待的广阔视野,这一世界统一体在不同的阶段记录下世界和人类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过程。正在发展的多方面统一的世界,不仅在历史哲学方面,而且在美学方面被奥多耶夫斯基的创作意识作为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来接受。世界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于奥多耶夫斯基来说,都是宝贵的,意义重大的。奥多耶夫斯基在人类形象的、科学的、实践活动的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去研究每一个艺术家、思想家、英雄的活动。认识世界和人的普遍综合方法导致了这位俄国的浪漫主义者去建构一个整体的宇宙。这种整体宇宙的完整性是在大自然的、社会的和超个人的因素有机的相互作用之中形成的。奥多耶夫斯基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实用伦理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个别的问题通常总是在整体的、全球性的背景中研究的。这就将个性的问题转变成了决定个人精神道路的重要问题。

在自己的文艺实践中,奥多耶夫斯基创造性地继承了早期德国浪漫派特有的在文学作品中对哲学、历史和美学的思想进行复调式的综合的原则。这个原则由于自己的内部对话机制使得奥多耶夫斯基能够在文艺作品中重新创立一个多维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充满了反映人类文化发展千百年历史的观念、思想、形象和象征。这种复调式的对话原则被奥多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俄罗斯之夜》中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在艺术上体现出来。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该原则还有机地与德国浪漫派另一个美学思想——“时间的”对话思想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奥多耶夫斯基发展并综合了瓦肯罗德、诺瓦利斯和霍夫曼的传统。

在《俄罗斯之夜》中最完整地体现出奥多耶夫斯基关于整体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奥多耶夫斯基像早期的德国浪漫派一样,将人多方面和自由的存在看作是人的普遍本质的表现。人多方面和自由的存在是以全人类的最高价值(真善美)与宇宙有机的联系为基础的。所以奥多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从早期寓言故事和中篇小说的“先知”、“英雄”和“艺术家”型演化而成的全面型的主人公。全面型主人公特有的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表现的统一之中的“生活的完整性”,奥多耶夫斯基关于整体主义的人的概念的转变的实质(这个实质在该书中被看作是对整个浪漫主义的说明),如果对比分析奥多耶夫斯基的这部长篇小说和他早期的著作就可以弄清楚。在奥多耶夫斯基的艺术美学意识中,根据对话思维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辩证法。奥多耶夫斯基的艺术思维的整体主义不仅表现在《俄罗斯之夜》这部长篇小说中,更表现在孕育了问题和反驳意见的“统觉作用的背景”之中,这种背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各种环境、各种观点、各种视野相互作用的世界。同时,小说中的复调式的形象思维场,由于引进新的(与瓦肯罗德的《关于艺术的遐想》相比较)声部——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法官们的声部而变得相当复杂了。复调式形象思维场使得奥多耶夫斯基能够将长篇小说的文艺结构变成真正自由的空间,不仅摆脱了美学和创作的所谓标准,而且还摆脱了因循守旧世界观的框框。

基列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这位斯拉夫派的创始人还在自己早期的文章和书信中就幻想精神上兄弟般的友好和进行哲学文学的“共生创作”。按照他的看法,由思想统一巩固的联盟显露了面临宿命的永恒性和不可动摇性。基列耶夫斯基根据耶拿浪漫派的思想,依据普希金积累的经验,提出了创作联盟的思想,将自己对创作联盟活动的前景和创作成果的希望与原则上的开放性联系在一起。在基列耶夫斯基理解中,成为精神现象的稳定性和永恒性的保证的是过去与现在和将来的联系,也就是历史主义。

基列耶夫斯基的哲学美学意识的历史主义来源于西欧的浪漫主义哲学。哲学家基列耶夫斯基正是将历史看作人类精神发展的首要因素。在《1829年俄罗斯文学评论》中,基列耶夫斯基表达出来的这个思想不仅仅是具有洞察力的猜测,而且是时代的旗帜,是时代的要求。在基列耶夫斯基的理解中,历史主义获得了世界和个人存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时代特有的“诗歌”与“生活”靠近的过程,被基列耶夫斯基评价为客观的符合规律的过程。按照这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的运动恢复了艺术与现实的真正平衡。

与自己的前辈相比,基列耶夫斯基在解决文化中全人类与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中,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在古典浪漫主义的第三次浪潮时候走上“启蒙”之路的基列耶夫斯基来说,全人类和民族的概念是按历史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中他不仅看到了整体的形式多样和某一类“连续性”(早期浪漫主义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还看到了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引人注目的是,基列耶夫斯基在说明文化发展的阶段时,指出的不仅仅是“开始”和“结束”(这是耶拿浪漫派所特有的),而且还区别了内部相连的统一过程的阶段,谈到了“出生”、“婴儿”、“幼年”、“成年”、“老年”等等。他对比早期民族形成的阶段时,得出它们发展不平衡的结论:一个民族的“春天”与另一个民族的“秋天”或者“冬天”是一致的。这种现象对于基列耶夫斯基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规律的,而且在全人类范围内还是必须的。所以他把欧洲比喻为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有继承和继续推动整个精神发展的“长辈”和“晚辈”,而俄国就是“晚辈”。

基列耶夫斯基在发展有机的浪漫主义思想时,指出各民族精神上的继承,将所有单个欧洲国家的个别生活统一成全欧洲的统一生活。处于欧洲启蒙运动颠峰的国家已经结束了自己内部的发展,已经“衰老了”,所以它们的特点是“成熟的片面性”。基列耶夫斯基将俄罗斯看作是欧洲的心脏,他认为俄罗斯的特别的优点不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不是智力的优势,而是青年的朝气、敏锐的文化领会力和文化的未完成性。这些长处为俄罗斯民族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于各民族和历史时期的文化对话和继承人类精神的开放能力,各民族共同存在对于基列耶夫斯基来说,就是一个开放的创作联盟。在批判西方的哲学流派(其中也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流派)时,基列耶夫斯基谴责他们的片面性。他的理想是在认识的最高形式中综合人的各方面能力,在认识的最高形式中理性的符合逻辑的东西有机地与本能的和超逻辑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波列伏伊(Н.Полевой)在文学评论方面是别林斯基的先驱。波列伏伊的浪漫主义整体主义坚信艺术的全人类意义。波列伏伊为自己能够进入欧洲的传统,被吸引进入世界文化而感到骄傲。按他的看法,人的自我意识,要贪婪地吸取所有时代所有民族丰富的精神经验才能形成。以前的伟大先哲,不管是印度人、希腊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智慧都使他们为人类谋福利和幸福。波列伏伊在1831年9月25日给别斯图热夫(А.А.Бестужев)的信中非常明确地表示“现在在俄国,我能将自己列入了解整个欧洲思想的人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念头”[8](P52)。

波列伏伊的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和美学理论都与整体主义精神丝丝相连。和谐的概念对于他来说在价值说上并不像整体性那么重要。难怪,在谈到创作精神在浪漫主义产生时代的德国的表现时,他欣喜地指出,“不能不对德国人所具有的整体性感到惊奇……当今这个时代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是整体的,囊括一切的”。囊括一切是波列伏伊衡量真正的艺术认识和创作本身的重要尺度。他多次声明,“古典主义的拥护者们理论上的不足就在于这种理论不能囊括包容这个宽广的世界”。“真正的美的理论”必须囊括全世界所有美的现象,整体性的程度、全世界性的程度决定了创造的重要性的程度。波列伏伊号召要站在没有被偏见和成见束缚的真正科学的立场上。只有包罗万象的公正的“美的世界的世界主义者”才能够向我们表明“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现象的和谐关系……”[8](P52)浪漫主义本身,按照波列伏伊的看法,就是全世界的。波列伏伊始终如一地肯定在多样性统一之中的现有的和谐。在宇宙结构本身的层次上大自然是惟一的。在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不同都汇合成一个统一体,同时这个统一体反过来又分解成千差万别的不同。人类精神及其在艺术或者科学领域中的发展都是产生它们的绝对精神的反映,由于这个原因,人的精神,作为无限辉煌优美的作品和不朽的东西的反映,最终也会无限地表现出来,而且它表现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是表现在单个人身上才是合理的。波列伏伊的美学观点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辩证关系。他把这个辩证关系有机地同真正的民族独特性的成果联系起来。民族独特性对于波列伏伊来说,不是放弃世界性的结果,而是列入世界性的结果。波列伏伊坚持普遍性对于特殊性是必需的,而独特性对于共同性也是必需的。

浪漫主义整体主义的思想在别林斯基的美学形成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位评论家在作为谢林追随者的时期,他的活动在很多方面符合浪漫主义美学的原则。与浪漫主义美学的有机联系在《文学的幻想》中随处可见。在讥笑别斯图热夫对波列伏伊的长篇小说《上帝棺材下的誓言》的评论文章时,别林斯基申明自己的哲学美学和历史文学体系同样是“宇宙的”。别林斯基文章的结构中心反映出这位评论家的自然哲学的观点,建立了作为有机的“绝对统一体”的世界的宏伟和诗情画意的图景。有机的绝对统一体充满了“统一的永恒的思想(作为起因和物质永恒的斗争和永恒的和解)的气息”。肯定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世界的完整性并不意味着抹煞每一个现象的个性:统一思想表现在“无限的形式”之中。就像浪漫主义者,尤其是早期浪漫主义者一样,别林斯基有机地将民族的因素归入世界因素之中。全世界统一性与一致和谐靠发展独特的和民族特有的东西来达到。别林斯基后来的创作继续了浪漫主义整体主义的传统,这表现在他对艺术现象的分类方法之中,表现在文艺作品是有机整体的思想之中,表现在世界文学背景中他对俄罗斯文学进行的研究之中。对浪漫主义思想的热衷常常预防了别林斯基社会立场的极端性,决定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崇高作用。

纳杰日金(Н.Надеждин)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颇为复杂。但是在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发展方面,纳杰日金的创作与波列伏伊等人的著作属于同一个行列,立场有时简直完全一样,比如说,在人及其创作精神的本性或者在关于世界和谐一致方面就是这样。美的感觉对于纳杰日金来说,就是和谐一致产生的力量作用的结果。其实和谐一致本身就是统一之中的多样性。按照纳杰日金的看法,人的天性及其存在,行动的目的和方向之所以统一和不可改变,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基础中有着某种“共同的规律,服从我们整个生活发展的共同规律”。艺术的历史就是同时代的“人类的历史”。其实,不仅仅是艺术“构成人的本性”,而且“人本身就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创造的艺术作品”[8](P54)。纳杰日金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主义。他把人类历史看作连续不断的运动,将整个世界历史划分为一个个独特的阶段,并将它同人类的精神和艺术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

认为“起始于上帝”这个思想是生活和艺术的基础,纳杰日金还区别出像“最崇高的统一”、“包括一切”和“美学的形象性”这样一些思想的性质。不难确认,崇高的统一和包括一切直接与世界的整体统一联系在一起。这种统一被纳杰日金扩展到时间和空间不同的艺术作品之中。这种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世界”,“一个辉煌的整体”。纳杰日金在统一和整体性范畴之间确定的辩证关系是很有意思的。整体性在他那儿获得了本质不同和价值上有意义的参数,这一点把他关于在现代创作活动中观察和感觉到的整体性指向的论断与原始状态中的物质和观念倾向“模糊不清的统一”相比较就一清二楚了。事实上纳杰日金在认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热衷于作个世界的建筑师”的时候,实际上是将艺术的民族确定性纳入了世界的总背景之中,作出了“决定人的天性的界限在我们面前消失了”的论断。在对各时代各民族的英雄顶礼膜拜之时,他宣称,所有这些伟大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和同胞,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同时,也在欣赏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为我们人类的存在感到骄傲”。纳杰日金关于“作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必须过着人类共同的生活,与人类并肩前进”的说法是他思想的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张扬。他提出为了整体统一,应协调理念和物质的因素,将中世纪的理想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优美仪表统一起来,将心灵与肉体、思想与形式相平衡。[8](P55)

追溯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土壤上的发展,应该特别指出普希金在这个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普希金尊重文化传统的高尚态度和对同时代艺术的真正关心是举世公认的。普希金的美学思想与对全球性的哲学、道德、宗教问题的思考有关,其最深刻的世界观意义也像他艺术创作中的美学主题一样,根源也是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普希金总结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浪漫主义的很多思想,天才地预见到了新阶段浪漫主义美学的倾向和可能的前景。在普希金与浪漫主义美学的接触中,美学思想的整体意向和浪漫主义时代特有的对话关系具有显著的地位。

普希金美学思想的整体主义表现在:把诗歌理解为范围宏大的艺术,充满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理解为宇宙统一的反映,肯定诗歌对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开放性。全人类的内容保证了艺术的永恒性。在诗歌创作中,普希金要求“宇宙般的”敏锐感觉和理解力(《先知》),把创作过程看作是不断打破“通常的”精神视野所特有的内在牢笼和局限的过程,看作是将人变成全面和具有先见之明的个人。在普希金的思想中,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拥有取之不尽的深刻思想,深不可测和超越现实。由此天才与才能之间的区别作为艺术的对称就能清楚地显现出来。艺术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艺术的界限(《莫扎特和萨利里》)。

在心理方面,天才创作的条件对于普希金来说,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活动的相同性这一起源于德国浪漫派美学的思想。按谢林的观点,这种统一是艺术罕有的天性。在普希金的作品中,莫扎特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天性。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还有“双重存在”和理想个人的多面性的浪漫主义主题。这种理想个人是地上的渺小凡人和天上的伟大天才的统一,表现在《伏尔泰》、《莫扎特和萨利里》中。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变化都得到详细的分析,时而是作为折磨人的残酷的行动,时而是作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自然过渡。普希金发现了所有状态的价值和“创作灵魂”变化的价值。普希金浪漫主义的整体主义思想发展的新层次是他将“崇高”和“低级”、“诗歌”和“简洁的散文”统一起来。在区别开经验过的现实和艺术的范围时,普希金的美学意识自由地囊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代表了有机统一和完整的世界。

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他艺术创作的有机统一是其世界观整体主义的表现。莱蒙托夫抒情诗的艺术世界,矛盾的完整性被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贯穿性主题的复杂体系连结在一起。天与地、暂时与永恒、生与死、自由与奴役、幸福与痛苦、记忆与忘却、个人的命运与使命等等主题实际上深入到了诗人的所有抒情诗之中,这些主题也明确地回响在他的戏剧和散文中,创造了莱蒙托夫艺术世界的奇观。

不断重复的整体主题综合发展,成为决定莱蒙托夫世界观的概念体系,不仅仅保证了诗人创作宇宙的真正统一,而且赋予了这种统一的创作宇宙原则上的哲学象征性质。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天地”对立的关键立场是莱蒙托夫诗歌体系中最重要的。在建构世界图景时,这种“天地”对立起着形成体系的作用。不管天地对立的两极是表现在标志着绝对整体的世界的可实现性、现实性和个人最高精神的可能性的和谐统一之中(《我独自一人走上广阔大街》、《天使》),还是在让人想起理想和现实存在水火不相容(《1831年的1月》、《夜。Ⅱ》)时分裂,它们都给出一个空间和价值的座标,用来确定抒情诗主人公在世界——包罗万象的宇宙“大厦”之中的方向(《我的大厦》)。莱蒙托夫选择了“瞬间—永恒”的对立来作为描写和评价抒情诗中主人公的存在,将自己抒情诗中的主人公置于整体世界的时间规律面前,竭力将主人公纳入到世界生活旋律的节奏中去(《天使》)。

表现莱蒙托夫特征的是对待世界的个性鲜明的态度,感觉自己是一个代表全人类的人,这些反映在他全面的(完善的)人的概念之中。莱蒙托夫所肯定的整个道德价值是以永恒的整体主义的取向——真善美为基础的(《我的大厦》)。它包括了自我认识、精神斗争的热情(《致友人》)和追求全人类的“共同的”伦理价值(《波罗金诺》、《邻居》、《女邻》、《遗言》、《祖国》)。

最能体现莱蒙托夫的整体主义的美学理想是其作品中的心理描写。莱蒙托夫的心理描写建立在“个人的与公共的”相对立之上,决定他的长诗、散文和戏剧的张力。抒情诗的自反性和多方面的忏悔性使诗人能够揭示个人内心世界的普遍性、无限性和超时间性(《忏悔》)。莱蒙托夫在戏剧中力图了解全面的“内在的人”向官能上生理上的“外在的人”——戴着面具的人、玩具、自动机转换的社会心理学的规律(《假面舞会》)。莱蒙托夫充分地揭示出人的个性矛盾统一的辩证特征,认为人的个性处于内在生活的“变化无常”和外部行为的难以置信之中(《当代英雄》等等)。莱蒙托夫的这种艺术发现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俄罗斯文学后来有意识地注重深入的心理描写和更加深入的理解个性的整体天性和本质。

莱蒙托夫的文艺思想的整体主义的宗旨不能不反映在他作品的自然体裁的特点中。诗人的早期的抒情诗创作追随18世纪诗体模式,在创作成熟期则发生了变化。在这时的创作中能看到各种体裁合成和对话的倾向,这反映出欧洲浪漫主义和俄罗斯特有的对整体的体裁的探索,反映出整个体裁体系相应的演变。莱蒙托夫的创作对欧洲和俄国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开放”,继承了他的前辈——拜伦、缪塞、普希金、别斯图热夫等人的对话性。这些也能说明他的艺术思想的整体主义。

在果戈理的政论文章和艺术创作中,也能找到浪漫主义整体主义思想的鲜明表现。19世纪30年代是果戈理的哲学美学观点最强烈的思想和创作探索时期。对这些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果戈理的世界观基础是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真实的统一体,一个宇宙,这使作家靠近了德国浪漫派。对于19世纪30年代的果戈理的浪漫主义的意识来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美学上的整体主义思想,根据这个思想,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的艺术作品。它存在的规律是与构成艺术画面的主要原则是一致的。美学的整体性在作家对世界艺术的形成阶段的思考中是明确的(《雕塑、绘画和音乐》),在他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评价中(《论中世纪》、《论当代建筑》),在他对女性的浪漫主义理解中(《妇女》),在自然哲学的手稿中也是明确的。作家的美学取向在他早期作品的修辞手法非常精致的画面中有着特殊的反映。

作为浪漫主义者,果戈理承认作为整体世界的基础的理想之美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被曲解了。美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才能得到最等同的体现。根据普遍综合的规律建立起来的艺术能够提供关于周围世界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能够理解本质问题,能够让人接近理想,促进整体的“协调”和“统一”,它是一个精神价值的万能宝库(《肖像》、《鲍里斯·戈都诺夫》)。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用神秘的力量,从时间和空间中挖掘出现实的目标,在存在的另一个层次上延续它的生命。中篇小说《肖像》的一个主人公就千方百计地要解开这种体现新形象的秘密。在30年代,浪漫主义将艺术作品看作是一个真正的有机整体的观点是果戈理所固有的。

果戈理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还思考了全面的个人。他认为没有能力接受美的全面的人是不可想像的。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倾向于非理性地解释创作能力的本性,看到了人与上帝亘古以来的直接联系,强调这种联系的互为目的性。他的注意力并没有回避人身上的创作力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一问题,重新塑造了具有包容一切的同情心的理想诗人的形象(《肖像》、《鲍里斯·戈都诺夫》、《简论普希金》)。根据果戈理的看法,至少艺术天赋(“心灵的现实力量”)是所有人都有的:这就是人的本性的全面发展的品质。所以在果戈里的作品中,浪漫主义者传统的诗人与芸芸众生的冲突减弱了几分。

坚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存在着接受美的能力使果戈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借助艺术这一万能的健康的力量,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克服普遍的低级趣味和精神贫乏。这个思想最直接地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的人文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一浪漫主义思想宣称:美学和道德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承认美的整体性导致了果戈里将宗教的主要功能移到艺术之中去的念头,导致了他去寻找一种整体的宗教,强调基督教的美学成分,从而接近于浪漫主义的艺术宗教。

收稿日期:200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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