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构想——--一种崭新的政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根据大陆和港澳台的实际，想出了一个历史上从无先例的大胆构想即“一国两制”，并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这种制度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论述过， 就是在历史上亦无记载。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港、澳、台问题的处理，这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2 〕“一国两制”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是没有先例的伟大构想，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哲学。
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时，港、澳及国际舆论界就曾经敏感地指出，“一国两制”并非权宜之计，而将逐渐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理论，一种崭新的政治哲学。那么，“一国两制”构想中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政治哲学呢？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国两制”讲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因此，追溯邓小平在阐释“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理解这一政治哲学。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虽然斯大林在1952年曾提出过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但它并没有能够禁锢人们的头脑，尽管它的影响非常之大。1954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作了发展。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当时的“和平共处”始终只具有外交上的一种策略方针的意义，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基本的国际战略原则来考虑。而在世界战略问题上，我国却恪守和发展了斯大林的理论。其基本点有二：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二是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是，从二战结束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情况。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被打破了，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只剩下北约了，一时还难以形成打大战的军事集团与之对抗。美国虽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实力地位也大大下降，它自己也没有能力打一场世界大战，在目前多极化的世界上，美国想为所欲为已力不从心了。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情况是，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可战后却是和平的。随着德国的统一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很快。更重要的是，二战结束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争取和平的潮流。人民中间的各种和平组织、和平运动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人民的和平要求有力地影响着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竞选格局和执政者的方针、政策。因此，当第40届联合国大会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时，在全世界引起了普遍重视和广泛响应。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两大主流，其势不可阻挡。
此外，伴随着全球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与国之间在贸易、投资、信贷等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又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繁荣和衰落休戚相关。
根据以上情况，邓小平在倡导和阐释“一国两制”构想的过程中，对当今世界是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在1977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只要工作得当，就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爆发的观点，虽然他此时对“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的观点仍持肯定态度，但是关于“战争可以延缓”的观点，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人们观察世界政局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和党中央开始摆脱以往“左”倾思想束缚，形成了“以和为主”争取和平环境的世界战略思想。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外交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和平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出发点之一。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朋友时谈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同年10月，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见解。1985年3月， 他又在全面分析战后新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构想中所蕴含的新的政治哲学具有以下内容。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就历史实际而言，以往也可以说已有过“一国两制”的实例。例如，美国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前，南方各州保持奴隶制生活和生产方式，北方各州则取缔了奴隶制度，客观上是“一国两制”。又如在中国近代，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学说，也似乎包含有“一国两制”的思想因素。因为在这里“资本”指的是一种制度，而“节制”又近乎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是，上述情况只是人类社会处于无意识的不自觉状态中的一种思想因素或实践状态，明确而自觉地提出“一国两制”并形成一整套理论、方针、政策的，却只有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同志。
再就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单一而又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开始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并提出了刚刚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得不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特征的观点。但是，列宁主张保留、利用资本主义只局限在如下方面：允许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以“残余”状态存在，并发挥其历史作用；同时，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并没有讲在一个地区保留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在列宁逝世以后，“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不论是在中国、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都只是一种策略原则，并没有上升到战略原则的地位。而且，敌对的意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占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国家期望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或战争烽火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国家除使用颠覆、破坏手段外，也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设法诱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一句话，两种制度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认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长期共存，都要从现在起着手争夺只存在某一种制度的未来世界。然而“一国两制”构想却在三个方面突破了上述状况：第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一国范围内的共存；第二，共存局面的长期不变，任其自然竞争发展。第三，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类型的划分，因为在实行“一国两制”后，中国既是单一制国家，又具有复合制的特点。这样就从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了对立统一的哲学规律和国家学说。
第二，具体地解决新的情况，探讨新的方法。邓小平在倡导和阐释“一国两制”构想的过程中，一直很注重它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他强调新问题要用新方法解决；另一方面，他又以争取和平为出发点。他通过对各种国际关系模式进行比较以后指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法、“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只有和平共处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把“和平共处”原则运用到国内问题上，才找到“一国两制”这条和平统一的新道路。这就给人们以极大的哲学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寻找新办法的方法，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它往往能使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出路，为人类智慧的神奇魅力而鼓舞，从而振奋起寻找新办法的精神、胆略和勇气。
第三，超意识形态的人类利益原则。
过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处理问题时，一直奉行着一种片面的“阶级”原则，意识形态的观念特别强，并且总是用意识形态的框框去取舍一切新的情况。实际上这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把“阶级”原则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全人类利益原则被抹煞了。即使在“全人类利益原则”偶而出现的场合，也将它视为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卖。在“一国两制”构想中，人类利益原则恢复了其本来的应有之义，人们不再龟缩在意识形态的局限内。一方面，就国内而言，“一国两制”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祖国统一为最高目标，通常的意识形态的考虑则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不再是不可逾越一步的雷池。在祖国统一、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考虑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而且也考虑港澳台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不仅代表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的要求，而且尽量照顾一般爱国者的意愿，从而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另一方面，就国际而言，“一国两制”既以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主权为最高宗旨，也充分考虑到资本主义各国在港澳台的经济关系和投资利益，认真对待港澳台的繁荣与稳定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注重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对稳定国际局势的意义。这一构想，在充分体现全人类利益的同时，也最大地实现了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之，“一国两制”是天才的创造，是科学的构想。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的稳定与繁荣，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构想符合中国实际，也证明了这种政治哲学的科学性。在这一构想的指引下，祖国统一大业必定能够实现。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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