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_城市经济论文

世界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_城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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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7)08-0053-05

在一国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关注的重点迥异。世界各国经验显示,当一国经济处于低收入发展中阶段,一、二产业的关系相对重要;而当一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的发达阶段,由于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二、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依次增大,二、三产业关系则上升为重要的产业关系。我国虽然仍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但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研究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中二、三产业关系的演变过程、特点及成因,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关系演变的主要特征

自英国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到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从70年代人均GDP突破 5000美元后,发达国家三次产业结构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二、三次产业内部。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二、三产业关系也出现一些新变化。总体看,呈现如下特征:

(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型经济。战后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约占2%左右,2001年仅占1.8%;第二产业的比重在50至60年代有所扩大,到70年代中期后趋于平稳或下降,从1980年至90年代末其比重由33%-43%下降到26%-28%左右,2001年为26,9%;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1980年至1998年,其比重约上升4到10个百分点, 2001年所占比重达71.3%。其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分别为75.3%、72.4%、 72.8%、69.4%、69.5%和68.3%。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三次产业中也最大(日本例外)。据2000年统计,一、二、三产业对GDP拉动率,美国分别为0.12%、0.74%、3.70%;英国分别为-0.01%、-0.45%、2.94%;法国分别为-0.06%、1.07%、2.52%;德国分别为-0.01%、0.74%、2.20%;意大利分别为-0.08%、0.65%、2.15%;日本分别为0.02%、 1.42%、1.38%。第三产业也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发达国家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大体相似,第一产业就业约占整个就业的1%-5%,第二产业就业约占20%-30%,而第三产业就业约占60%-75%。2001年,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美国为2.4%、22.4%、75.2%;英国为1.4%、24.9%、73.4%;法国为1.6%、24.4%、74.1%;德国为2.6%、32.5%、64.7%;意大利为5.3%、32.1%、62.5%;日本为4.9%、30.5%、63.9%。因此,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已普遍被称为是服务主导型经济或“服务经济”。

(二)第二产业比重趋于稳定,但内部结构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在战后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近20至30年来一直稳定在25%左右。但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却不断优化和升级。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淘汰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德国从60-70年代就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迫于石油危机的压力,主要发达国家都加快了以汽车、宇航、微电子、半导体、机电产品等为代表的低能耗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逐步取代了传统工业。由于大力开发和采用新技术,制造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自198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4%。90年代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进一步加快,1996年至1999年超过4.7%。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带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因此,尽管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在 2001年比1980年下降约9个百分点,但仍然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达76%。其中,欧盟、北美和日本分别占28.5%、26.3%和14.6%,仍居世界制造业主导地位。

(三)制造业出现“服务化”或“第三产业化”趋向。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知识价值的开发,近20年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呈现“服务化”趋向,制造业的附加值和销售利润中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来源于服务,而不是加工制造。由于制造业从总体上说利润呈递减趋势,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呈利润递增趋势,制造业企业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纷纷调整其战略,将竞争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制造业的获利能力。这样,便大大增加了对服务性中间投入的使用,产生了制造业对服务的大量需求。如,日本在1970年至198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年均增长率为13.4%。有数据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中的投入结构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即服务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投入增长速度。据估计,在美国,服务活动的投入成本在现代制造企业中约占60%-75%。另据美国1997年对一些美国公司的调查,销售额在8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中,其服务开支增加了26%。在公司的总支出费用中,信息技术服务占全部费用的30%,人力资源服务占16%,市场和销售服务占14%,金融服务占11%,仅仅这几项服务支出已占总支出的71%。

根据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在用户的需求进入“多样化”阶段后,制造业就要从“硬件 (生产)”为中心向以“软件(服务)”为中心、具有综合工程能力(产品+服务)的产业转变。日本大力倡导和培植制造业的工程服务能力,在20世纪 80年代中期,日本的机械工业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转变,工程服务产业创造的产值已相当于机械工业总产值的80%。专业或兼业的工程企业几乎涉及制造业的各行业,形成了工业中的服务产业群;工程服务加强了制造业企业与用户的结合,延伸了服务的内涵。

(四)大都市区或世界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更高,高端服务业密集,体现了一国现代化水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主要集中在该国的大都市区或世界城市(world city)。以美国为例,美国东北沿岸的城市密集区,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长600英里,人口3000多万。在20世纪20-50年代,这一大都市带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三次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产值占95%左右,非农劳动力占87%左右,中心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单个城市的向心集聚达到顶点。由于汽车和石油业的大发展,使城市之间的职能联系更为密切,第三产业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区域城市体系的枢纽作用得到充分体现。1950年以后,该大都市带由于科技迅猛发展带来交通通讯的革命和劳动力结构的“白领革命”,使城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现代服务业高度密集;城市郊区化的出现导致都市区的空间范围扩大,并沿着发展轴紧密相连,大都市带自身的形态演化和枢纽功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成为美国社会高度发达的集中体现。

世界性城市是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产物,汇集了全球经济的指挥和控制功能,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及服务部门发挥影响,在资本高度流动的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资本配置中心的作用。由于世界城市制造业中心地位的下降,使体现世界城市经济影响力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因而,衡量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就是金融、保险、财务、法律、咨询、国际贸易、海陆空运输、教育、文化及创意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目前,世界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纽约、伦敦和东京服务业发展的重心逐步向生产者服务和商业服务领域转移,以网络作为快速传递媒介的金融、咨询、贸易、信息等知识服务业成为核心产业,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这些城市作为金融中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我国香港现在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89%,其服务业优势主要体现在金融、贸易、房地产、物流以及其它专业的服务上,如会计、法律、市场推广等。英国的曼彻斯特曾是当年著名的制造业中心,如今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已超过70%。纽约、东京在经历了艰难的产业结构转型后,最终都从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转换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最近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全球先进服务业(会计师行业、广告、银行和法律服务)领先的城市进行评定,共划分三组城市,最好的为“首要服务业世界城市”,排名依次为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米兰、新加坡。

二、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关系演变的重要成因

世界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形成第三产业主导型的经济形态,其重要原因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制造业的高度发展与国民收入水平提高为服务业提供了强劲的需求。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曾经历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正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和高国民收入这“双高”产生了对服务业的强劲需求,拉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而,现代服务业是在制造业高度发展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蓬勃兴起的。那么,这种“双高”表现在一国发展进程中的什么经济水平上?或者说,制造业进入下降的拐点出现在什么时期?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北美和西欧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30%左右降到90年代中期的20%以下。这一阶段的拐点大致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8000美元(1997年价格)的时期。近年来,由于制造业进入门槛的降低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地位下降的拐点出现在人均GNP为 5000至6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人均经济水平达到5000至8000美元这一门槛,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由二产主导型向三产主导型演变的重要背景。

(二)面向全球市场是第三产业能主导经济的关键。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无论是自身市场容量大的大国,还是自身市场容量小的小国和地区,为什么其经济体都能依靠服务业而获得可持续的支撑和增长?关键原因之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服务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只是国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服务范围都是跨国界的,其金融、保险、零售、运输、医疗、教育、体育、科研、影视、音乐制作等部门,不断在全球市场拓展,并形成难以撼动的强势地位。换言之,是本土和海外两个市场共同滋养了当今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

(三)要素成本和环境约束推动一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不断将本土的制造业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服务业比重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战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经历了数次大规模调整,每次调整都伴随着产业的海外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原西德等国转移;70年代末以后日本又陆续将钢铁、水泥、汽车、家电等部分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和我国。目前日本在华企业约2100家,其中3/4为制造业;而我国香港则将80%-90%的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及附加值较低的工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

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企业不断向其他国家转移,从战略上看有争夺未来全球经济主导权的考虑,但基本的驱动力来自国内劳动成本升高、资源能源紧缺以及环境保护的压力。另外,早期也有规避贸易壁垒的策略。如,日、德等国将一部分能耗高、污染大的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本土则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产业,以减缓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节省劳工成本,提高竞争力。当然,客观上这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产部门发展。

(四)信息技术和高素质人口为二、三产业关系演变提供了支撑条件。从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看,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和IT服务产业既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条件,又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由IT服务产业所具有知识和资本含量高、产业附加值高的特征决定的,也是由信息技术和IT服务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服务的固有属性,如面对面服务、个性化服务、即时性服务等,使数字化的服务产品也可存储、可远距离传送,从而具有可交易性。所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及网络化,使现代服务业也具有“制造化”的新趋向,即像制造业那样的规模经济和定制生产。正是在这种范围扩展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代服务业已成为由一种不同经济活动组成的多样化群组,并越来越呈现出“非中介服务”、“虚拟化服务”的新特点。目前,在第三产业内部,无论是以金融、市场中介服务、房地产等为支柱的服务业,还是以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等为内核的文化创意产业,其快速发展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运用。据统计,全球信息技术的生产90%以上集中在经合组织国家。

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20世纪中叶开始,智力型的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迅速提高,逐步成为社会劳动中的主力。 90年代后,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智力化趋势更为明显,脑力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已占绝大多数。据OECD统计,20世纪 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10年里,在其成员国的制造业领域,技术工人就业人数增加10%,而熟练工的就业人数减少70%;掌握一定高技术技能的高工资就业人数增加20%。可见,发达国家二、三产业关系演变和调整,都需要有大量从事研究开发和掌握运用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否则,产业结构升级难以成功,通过信息技术和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新经济”富国,也只能是天方夜谭。

(五)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府管制政策调整有密切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社会化活动必须以交换的方式(有偿委托的方式)通过服务业的部门和机构来完成,从而促进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对现代服务业的许多需求,其本身就是由市场经济的环境所引发的。如保险业、理财业、律师业和咨询业等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世界上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津巴布韦、赞比亚等)服务业比重也都已达50%左右。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服务业扩张中,政府管制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作用,直接决定了市场进入的机会,并决定市场结构及竞争程度。以往服务部门在准入、经营、定价等方面受到较多管制,而传统的分头管制、多重管制以及过度管制的政策框架,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有较大抑制作用。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转向放松管制及其政策框架调整,包括允许混业经营、业务交叉等,予以现代服务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从而导致更多的企业进入,带动了相关的投资以及竞争活力,大大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如,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由于改革电信法规,使电信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0%,产业集聚的特点也很明显。

三、几点启示和想法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确立“优二增三”的长期战略。近年来,我国投资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推进较快,在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吸纳就业能力降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关系的不协调,二产居高、三产明显滞后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9.5%,与发达国家相差约30个百分点,这既是结构差异,也是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差异。

目前,我国对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已基本形成共识(但鼓励政策还很不到位),而对第二产业的比重是否过高(2006年为 48.7%),要不要有所抑制,制造业是否应进入下降“拐点”?在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是否要退出一般制造业?二、三产业关系调整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要不要由“二三一”的结构次序,逐步向“三二一”的结构次序转变)?如何既能追赶发达国家,不致错失良机,又能符合本土实际,避免造成产业衔接断裂、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这些问题都还亟待研究。

我认为,第二产业比重不能越高越好,要有所抑制,并伴随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而逐步有所下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确立“优二增三”的长期战略:着力优化制造业结构,一般低附加值制造业不再无限制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若每年增加 1-1.5个百分点,到2020年三产比重达55%- 60%,则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而国际性城市应更高些,如北京和上海应接近70% (目前京沪两市的人均GDP都早已超过5000美元)。

(二)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国民所得,为服务业大发展创造本土需求。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远不是强国。所以,制造业发展的着力点应是优化升级,而不是强调数量和增长速度。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还有较长路要走,其中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增强国际竞争力。制造业还有很大的乘数效应,即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带来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活动,明显大于其它部门。据测算,美国制造业每1美元的最终销售额可带来1.19美元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服务部门只能带来0.77美元。制造业的发展也为服务业提供需求,尤其带动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同时,必须重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要把人均GDP水平转化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这是二、三产业关系演进的重要条件。近年来,财政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幅。所以,要加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

(三)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不仅重视承接制造业转移,也要开始重视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不只是制造业,而且服务业向国外转移的趋势渐趋明显。服务业国际转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项目外包,即企业把非核心辅助型业务委托给国外其他公司。二是跨国公司业务离岸化,即将一部分服务业务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三是一些与跨国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的服务企业,为给跨国公司在国外开展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而将服务业进行国际转移。跨国公司把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乃至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分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去完成,不仅减少了固定投入成本,而且达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我国要注意抓住这种国际服务业调整的机遇,主动承接服务业的转移,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更有条件率先承接这种转移。

(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才培养,为二、三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智力支撑。发展先进制造业,开发核心技术,关键在于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制造业人才队伍。现代服务业也多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大都集中在知识密集行业。毫无疑问,无论制造业的优化,还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决定于拥有人才的多寡和人口的整体素质。因此,我国二、三产业关系调整必须把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置于重要位置。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复合型、国际型的服务业人才。同时,还要通过优惠政策增加国内服务业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要鼓励高等学校与国外高水平的大学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办学,迅速培养能适应国际竞争的管理、金融、法律、高新技术等方面的紧缺人才。

收稿日期:200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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