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经济学是一门对不同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兴经济学分支学科。是随着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一、社会主义先驱为比较经济学奠立思想基础
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弊端已经暴露并给社会带来严重损害时，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站出来谴责它，并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方案与之相对照，力图引起广大群众对新社会的向往，推动并实现对旧社会的改造。因此，将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比较，最早可以上朔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16世纪的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7世纪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8世纪法国摩莱利和马布里的《自然法典》，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最后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虽然都属于乌托邦主义，但思想却更加深刻和系统，并开始付诸实践。他们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永恒的社会，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而且已经成为“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他们的主张中，不彻底性与现实性同时并存。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注意到吸收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一些成果，没有忽视商品货币关系在新社会的作用，甚至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给资本要素以一定的位置。这些都说明他们比早期的乌托邦主义者更加深刻。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科学比较。他们首先明确了评定经济制度的基本标准是生产力。这就是说，一个社会形态或经济制度是优是劣，不是以这个社会的法律或意识形态为根据，而是应当以这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为标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未来新社会的天才猜测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分析并不意味着比较经济学的产生。但是，它们对于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思想上的联系和深刻的影响。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是为比较经济学提供了一些素材，马克思、恩格斯则为比较经济学科学发展奠定了指导原则，而且，他们的一些理论分析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二、比较经济学的产生
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形成也有个过程。最早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进行现代分析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他的学生巴罗内。帕累托在其1902～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体系》（Systems Socialistes）一书，以及1906 年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political Economy）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对比。他认为，资本主义实行的那种市场经济标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保留下来，虽然价格、利息等范畴的真正的实质意义将会消失，但为了使生产最大化，又不得不借助于这些范畴来核算价值；社会主义的“计划”不仅不排除市场，而且可以同理想的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最优效果。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形式是两种社会制度下共有的经济机制。帕累托对此并未详细展开。第一个从理论上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是1908年巴罗内发表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一文。该文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配置作了对比，批判了所谓以计划代替自由竞争就会使财富减少或消灭的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福利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需要寻求最低生产费用并建立费用和价格间的均等关系，社会主义的均衡关系可以用“试错法”（Tuy and Error）解决。 他对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并未明确回答，只是运用资产阶级理论，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预见，从运行机制方面对这个社会加以描述。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不再是一种设想。世界上开始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就使经济制度的现实比较研究成为可能。随着20～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势的恶化，特别是1929～1933年席卷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恐慌的爆发，更加引起西方经济学家对两种制度比较研究的关注。因为，一方面，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使之不致于在危机中灭亡，需要攻击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资本主义自身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也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有无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能力。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就发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一文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市场从而没有经济计算的标准。这个观点3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为代表结成反社会主义的一方。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而，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以兰格、勒纳为另一方，以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论”为武器，坚决为社会主义辩解。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第一次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1936～1937年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根据辩论的需要，在帕累托、巴罗内、泰勒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此外，在辩论中还有第三种立场的，即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不可调和性，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
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推动了比较经济学的产生。有意识地以论战为背景参加这门学科创立的是一批西方制度学派和福利学派的经济学家。193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发表了《制度经济学》一书，其最后一章为“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从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三个角度对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经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经济，以及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1937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福利学派的创始者庇古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的专著。他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两个经济制度的生产目的、资源配置等进行了考察对比。虽然其立场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也有不少谬误，但其采用的比较分析方法和所考察的内容，对比较经济学的创立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W.劳克斯和J.胡特正式以《比较经济制度》为书名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经济学教科书。迄今为止，比较经济学家所撰写的教科书大多采用“比较经济制度”的书名。该书将世界经济制度分为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四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和过去这类著作相比，该书在所比较的内容上更加完整，在体系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它的出版标志着比较经济学的初步形成。1942年，二次大战期间，著名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在比较经济学的领域内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比较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战后，西方各国的大学中普遍开设主要以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为内容的“比较经济学”课程。这反映了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的历史形势。尤其是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使三个世界鼎立的新格局和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尖锐化。这类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比较经济学服从了国际垄断资本冷战的需要，目的是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的思想。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当时的比较经济学不过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鼓吹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冷战的工具，没有科学价值。加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少数落后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中建立，而马克思主义对如何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建立会会主义经济制度又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未充分显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尚不具备开展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条件，在高等院校中也不开设这门学科。这个阶段中，比较经济学有如下的特点：
1.采用“主义”（意识形态）分类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所要研究的对象一律加上“主义”的标签，重在研究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下的运行机制，忽视了同一经济制度下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对比分析，即使注意到资源配置体制的多种形式，也往往将体制和制度当做同一层次的范畴平列或混淆。
2.比较的重点是不同经济类型的差异和对立，很少涉及它们之间的共性和统一性。研究者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互相吸收和借鉴。
3.内容中描述多于理论，显然，这时的比较经济学处于早期，还不成熟。
三、比较经济学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没有在概念和范畴上区别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已在实际内容上将经济制度及其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他曾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恩全集》25，89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的范围，在一系列亚洲和欧洲国家取得了胜利，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突破单一的苏联模式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以50年代南斯拉夫实行自治制度为开端的经济改革，到了60年代已经相当普遍，同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经济体制。加上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急于寻求发展经济的捷径，也促进了比较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凯恩斯经济学革命”，日益脱离古典资本主义类型，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变种。此外，东西方“趋同假说”的提出也都推动了比较经济学将论证的主题由经济制度改为经济体制。
1967～1968年，西方经济学界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许多学者呼吁打破“主义”划分法的传统，得到普遍响应，使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将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并使之成为比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由于体制与根本制度的区分，人们对不同体制间相互吸收和借鉴的研究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在这个阶段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也纷纷进入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比较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世界性学科。
由于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大变化，比较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进展明显，最早从理论上系统论证用“现代”比较方法的是1971年发表的J.库普曼和J.蒙台斯的著名论文《论经济体制的描述与比较理论和方法和研究》。该文提出以对“具有特殊的经济功能的组织安排的比较”来代替“主义”比较法，并以函数式的形式表示对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比较经济学也吸收运用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现代方法。许多学者强调经济体制组织、 结构和职能等方面的比较。 具有代表性的是1976年纽伯格和达菲的“DIM”法，即决策（Decision-making）、信息（Information）、和动力（Motivation）。 这一方法着重从经济体制的结构上论证资源配置。1980年，P.格雷戈里和R.斯图亚特编写出一本《比较经济体制学》教科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20年比较经济学领域新的科研成果。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197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一书首次明确区分了制度、模式、体制这三个概念，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分为集权、分权和市场社会主义三种模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采用均衡方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的运行及其后果进行了系统描述和深刻剖析，并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直接行政、间接行政、无控制市场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四种模式。当然，还有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所进行的研究，也都推进了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比较经济学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目前，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向具体、专一和便于操作的方向发展。
四、我国比较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一样，认为：为冷战服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美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西方比较经济学没有科学价值不予重视；再加上普遍不承认一种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开展对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也没有开设比较经济学的课程，因此在80年代以前是空白。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比较经济学开始传入我国。学者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比较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经济学界还组织专门的讲座。此后，不少人开始从事比较研究，在一些大学中开设比较经济学课程，在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各具特色的教材。目前，在我国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已形成一支专门从事比较经济研究的学术队伍。80年代中期，还成立了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办起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近年来，在我国体制改革逐步深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
国家教委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第二个（文科）大学发展项目贷款，于1987年8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财经专业核心课程国际研讨会”。与会的20多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从保证人才培养基本规格的需要出发，经过论证建议选定的财经类专业共同必修的核心课程中的两门重要的新兴学科为发展经济学与比较经济学。由于当时确定的核心课程不能超过10门，经过协商将上述两门课合并称“比较经济发展”。教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分别起草该课的教学大纲草案。同年12月送到50座高等院校征求意见。1989年4 月教委高等教育司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核心课程大纲编写研讨会”。会上，决定将“比较经济发展”分列为两门课程：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鉴于比较经济学学科尚不成熟，加之缺乏师资，决定暂不列入核心课程。但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与其他课程同步进行，指定南开大学的张仁德教授为主编，经审定后颁发施行。1993年，比较经济学已被国家技术监督局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一起列为“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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