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语言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与启示——以主要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国家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7)03-0001-06；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岁末，英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即将进入尾声。此前一段时间，欧盟各成员为2007至2013年度预算方案可谓争执不休，法国主张英国放弃退回款(rebate)，英国则坚持预算部分退还的立场。行将执行21年的预算政策在欧盟成员中遇到了很大阻力，其背后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大国在欧盟经济甚至世界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出现了新变化。
2006年初，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学术单位纷纷对世界经济进行不同的分析与预测。常见的分析范式为描述世界经济概况，分述三大经济体的经济态势以及国际金融、贸易、投资等特点。虽然见仁见智，但有似曾相识之嫌。本文遵循世界经济研究中“抓大放小”思路，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鉴于英语作为国际学术语言已被广泛接受和认可，本文倾向于以一国母语是否为英语作为参照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新经济”时代为考察断面，把主要发达经济体分门别类，以“经济集团”式以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世界经济现象，并试图探悉经济增长缘由。
本文拟以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国别研究样本。主要理由是：
其一，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母语为英语，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美国和英国地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紧密，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依然在英联邦体系内，可纳入英语国家经济集团(本文为研究方便而姑且归类)；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母语各不相同，在一战和二战中，各国扮演的角色众人已知，暂且可归入非英语国家经济集团。
其二，这8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均为典型的发达国家。除澳大利亚外，其他7国都是西方七国集团(G7)成员。
其三，这8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实力排名中位居前列，2003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67.5％(见表1)，其中，4个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40.8％，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26.7％。
其四，这8个国家都是号称“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2003年经济总量占OECD的81％，其中，4个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48％，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33％。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基本判断，4个英语国家和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是如何足以引导世界经济发展走向的。
二、比较分析
随着全球通讯成本的不断降低和国际长途电话通话时间直线上升，技术变迁加速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显现。学术界一般认为，以1991年3月美国经济从谷底持续攀升并创下历史最长繁荣时期纪录为标志，世界经济进入“新经济”时代。在新经济大潮中，英语国家经济和非英语国家经济应对新技术和信息经济的政策表现迥异，其经济增长效果也就各有特点。
(一)经济增长比较
西方经济黄金增长期(1950年至1973年)过后，4个非英语国家的经济错过了几个经济增长周期，如两次石油危机之间(1973年至1981年)，二十世纪80年代的扩张期(1981年至1991年)，最近一轮的经济增长期(1991年至2004年)。
在非英语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英语国家经济出现了加速趋势。但是，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也没有出现过象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英语国家那样的高速增长水平。除了二十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和英国经济增长差强人意外，英语国家经济也没有出现象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二十世纪90年代早期那样的连续缓慢增长。
1991年至2004年间，总体上判断，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经济。如表2所示，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年份分别为1994年和2004年。1994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5％、4.3％、3.9％和5.5％，而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0.6％、2.7％、2.8％和2.2％，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近两倍。十年过去后的2004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2％、3.2％、2.9％和3.2％，而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2.7％、1.6％、2.0％和1.2％，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依然快于非英语国家。
(二)人均GDP增长比较
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英语国家人均GDP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见表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Wolf)指出，1991年至2004年间，英国人均GDP增长32％，美国增长30％，加拿大增长29％；而非英语国家中的法国仅增长19％，意大利增长17％，德国增长15％，日本增长14％。
进一步说，如果把爱尔兰和新西兰加入英语国家经济体中，就可以更加印证英语国家经济增长优先于非英语国家经济。1991年至2004年，新西兰人均GDP增长了30％，与美国同速增长；爱尔兰则增长了131％。
英语国家经济的相对收入变化也快于非英语国家经济。1991年，即使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均GDP也高于英国3个百分点。但到了2004年，德国人均GDP约低于英国11个百分点。意大利人均GDP由1991年超过英国2个百分点降至2004年的低于英国9个百分点。
1950年，4个非英语国家的加权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35％，1991年增至79％。而到了2004年，这一比率又降至70％，大概为1973年的水平。这些非英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相似，都经历了经济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如日本人均GDP从1950年占美国人均GDP的20％攀升至1991年的85％，而到2004年仅占74％。但英语国家经济中的英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则与4个非英语国家不同，二战以来，这3个英语国家的人均GDP与美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三)失业率比较
英语国家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也好于非英语国家。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失业率远高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现在则低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见表4)。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而是源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失业率上升。2004年法国失业率平均接近10％，德国高于9％，意大利高于8％，而二十世纪60年代这些非英语国家基本无失业现象。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水平一直维持在40年前的水平，即为6％左右；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分别由1991年的8％、10.4％和9.6％降至2004年的4.8％、7.2％和5.5％。
(四)劳动生产率比较
劳动生产率的表现一般与一国人均GDP的增长相匹配。二十世纪70年代，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英语国家经济，但后来出现了快速下降或剧烈波动，特别是日本和意大利的劳动生产率下降速度更快，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见表5)。英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有较大改善。1991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2.1％、2.9％和0.6％，到2004年这一指标已分别增至5.2％、5.8％和3.1％。
三、原因探析
二战期间，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在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受马歇尔计划和冷战影响，这些非英语国家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会，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为什么非英语国家经济在长期增长后却出现了迟缓现象而英语国家经济在徘徊之后出现了增长势头？
(一)非英语国家经济放缓原因分析
第一，经济成功的同时孕育了“利益集团”。根据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竞争的市场交易费用最低，而制度和法律是保护充分竞争的外在工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国家需要以制度监督者的角色出现。奥尔森(Olson)指出，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关心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借助各种制度以求保障一己私利。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利益集团交织，国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中立者。利益集团私利的最大化无疑会降低社会产出，市场的充分作用使得社会产出最大化，但最终会妨碍利益集团看得见的利益。国家有时不得不采取不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策而保护既得利益集团。[1]
借助上述经济理论分析，我们可以认为，非英语国家经济成功的同时孕育了失败的种子。非英语国家如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为二战战败国，法国则遭受了二战的严重摧残。二战后，这些非英语国家的利益集团已经被破坏殆尽，这样他们能进入经济赶超的阶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非英语国家经济起飞后，各国的利益集团浮出了水面，非英语国家经济显露出自满趋势，相关利益集团以更强的态势重新出现。这些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狭隘私利，迫使非英语国家宏观经济渐趋僵化。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这些非英语国家实行交易成本较高的重税赋和强化监管政策；公共支出、社会福利和政府管制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趋势。长期以往，这些国家经济丧失了弹性，缺乏创新动力，降低了外部适应性，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失业增加。
第二，错失新经济的发展机遇。4个非英语国家经济原为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居民收入增加，这些非英语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数量停止增长。事实上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劳动力大军还有萎缩趋势。因此私人储蓄过度增长，社会总需求不足，投资的机会减少。进入新经济时代后，发达国家的最大机会是大力提升信息技术，并使之产业化，但这需要更大的政策空间和弹性。然而，解雇工人、关闭工厂的巨额成本使得非英语国家对此裹足不前，错失了新经济发展的良机。
第三，服务业转型受牵制。4个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为后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特点是制造业强大，服务业相对份量不足。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产业海外转移拥有当地低成本和高需求的优势，因此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化趋势被产业海外转移取代。在国内产业外迁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带来新收入和就业岗位的服务业发展因政府监管过度而受阻。其结果是制造产业空洞化，服务业的替代效应没有发挥出来，就业机会减少与消费需求形成了恶性循环。
第四，宏观政策出现失误。主要表现在：非英语国家无视产业国际转移的事实，实行无效率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其政策后果是国内需求不足，反过来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日本通过整肃金融系统来僵硬地应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德国没有积极考虑两德统一后的政策走向和东德经济转型的困难程度，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调控目标强化了武断的货币政策等。[2]
(二)英语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第一，积极推进经济改革。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英语国家经济相对或绝对增长缓慢，出现了滞胀现象。这促使4个英语国家进行实质性地改革，通过大破大立，放松经济管制，改进财政和货币规则，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灵活性和竞争力的新体制。[3] 如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即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旨在增加经济灵活性和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大规模私有化，不惜用高压手段对付工会，顶住工人大罢工，彻底打破了工会对劳动力价格和供应的垄断，大大改善了企业用工制度环境。布莱尔首相继承了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政策，还进一步提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平衡的协调发展道路，为英国经济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英语国家经济普遍放弃已丧失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大刀阔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放松对物价、个人收入、投资和外汇等方面的管制，使宏观经济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经济灵活性和企业竞争力大为提高。
第二，服务经济为主导。随着传统产业结构退化和转移，4个英语国家及时向服务业进行产业升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造业的颓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服务业的支撑。英语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家庭储蓄社会转移方面扮演了中间人角色，即把通常老年人家庭的储蓄顺差额，转移并填补给通常年轻人家庭的储蓄逆差额，从而家庭储蓄保持低水平，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与此同时，在储蓄过度的时期，多数国家缺乏信用良好的借贷者，而英语国家填补了这个空缺。[4]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英语语言优势交织。在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总体稳定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化建设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网络经济对于英语国家经济的企业而言是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英语作为网络经济的交流工具，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国际互联网信息85％是用英语传播，在国际场合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国际经贸活动几乎百分之百使用英语，全球四分之三的信件、百分之八十的电子邮件用英文写成。英语因为英语国家的经济、科技等绝对强大优势，在世界各国十多亿人学习和使用，甚至在世界范围被当作国际语在使用。由于英语语言的全球化，英语国家与外部联系加深，极大地促进了英语国家经济发展。
第四，注重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新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国在技术上不断领先，并且不断地取代竞争对手的模仿，就可以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进而将技术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英语国家注重加强对研发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技术，以先进的技术和持续的创新为基础，迅速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并形成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主张个性产品的规模生产，这是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英语国家注重知识的创新、传播和使用，善于抓住知识密集型的发展机会。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除英国外，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了加速趋势，这也成为英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几点结论
世界经济是国别经济的总和。本文通过分析英语国家经济与非英语国家经济的增长差别，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判断非英语国家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容忍国家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从而重新超越英语国家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全球化更加凸现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全球通讯成本降低，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国际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人员的跨国界流动既增进了沟通交流，也扩大了英语的全球化。英语语言广泛使用于信息技术和产业，对英语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三是把握好产业转移节奏。产业转移的规律一再表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总是先从制造业起步，而后步入服务业。非英语国家制造业优势一度很明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不能局限于一国。当产业链条向国外延伸时，本国产业必须适时向服务业转移。
四是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经济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英语国家经济受英国经济史影响比较倾向于盎格鲁模式，即崇尚市场作用，关注企业效率。非英语国家经济更多地推行了日耳曼模式，即兼顾社会公平，增进民众福利。但从经济增长预期和持续性看，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产出可能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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