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静农新诗六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论台静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静农(1902-1990)是未名社中以小说创作成名的作家，但是他的文学成就不限于小说，他还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从诗歌创作走上文学舞台的。1922年至1929年间，发表了6首新诗；1938年秋至1946年秋，避居江津白沙镇，创作了诗集《白沙草》，1946年到台湾后，定居台湾大学宿舍龙坡里，又创作了诗集《龙坡草》。他的白话诗《宝刀：为长冈艮一先生作》、《寄墓中的思永——死后周年的回忆》、《因为我是爱你》、《请你》、《狱中见落花》、《狱中草》，经历了一个从言志到抒情的发展过程，融汇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反映了他的思想状态和新诗的发展轨迹。 白话自由诗，便于通俗、直白地表达心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式，是对古诗的革新，代表了新的时尚潮流。台静农当时是一个热血青年，心有壮志，内有情伤；又与胡适的侄儿胡思永交好，和新诗革命的旗手有了某种联系，因而也曾一度弃旧趋新，创作新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变革由器物、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1902年出生的台静农也感应到了这“大变局”时代的革新精神。他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法政学校，有维新思想①。1910年他9岁入私塾受传统的诗书礼乐教育。1914年13岁时进入他们镇上的新式学堂明强小学学习，有了朦胧的革命之志。明强小学设在镇上的火神庙中，在此学习四年，他曾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等同学发起了幼稚的革命行动，将庙里的菩萨推倒②。1918年小学毕业，他随在湖北供职的父亲台肇基到汉口，秋天考入大华中学读中学。50多年后，他作七绝《少年行》，回忆初出家乡，乘舟辗转到汉口时的心境，前两句云“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③，仍可见他当时的豪情壮志。在大华中学期间，他立下远大志向，和同学创办《新淮潮》杂志宣传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并以联语“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与同学共勉④。1922年春汉口中学发生学潮，参与其中的台静农，中学未毕业就离校经南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⑤。在那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专号上的纲领性新诗理论《谈新诗》中，胡适认为诗的革命要从形式方面下手，“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⑥，要弃文言用白话，破格律，文体自由。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和内容密切相关，旧形式是束缚新的精神内容的枷锁镣铐。他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中曾批评“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主张“乐观主义入诗”，多作“说理之作”⑦。其《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1922年10月亚东图书馆出增订四版。它传播甚广，在其“四版自序”中，胡适宣布，“在这两年之中它销售到一万部”，“现在新诗的讨论期，渐渐的过去了”⑧。新诗已站稳脚跟，为人们所接受，从过渡期的“尝试”到了更坚实自信的建设，大家关心的已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和新诗艺术规则的探讨⑨。胡适的《尝试集》及其新诗理论，告诉时人新诗是“语言文字和文体解放”的先锋，而古诗则已堕为枷锁镣铐；新诗要说理，应有为而作，要表达新的内容和精神。据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念⑩，新诗代表着新的发展方向，诗体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革新意识和自由精神；古诗则是过时的、没落的文学，是时代变革所要清除的障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当时说理诗成风，直到1926年才渐渐衰下去。(11)新诗正好契合了变动革新时代的精神，合乎具有革新意识的人们的趣味。 胡思永生于1903年，是胡适的三哥胡振之的儿子，1919年来到北京，1920年春从南开中学退学回到胡适家中自修。1922年1月离京回安徽探母，春天游杭州、上海数月，北归再入南开中学学习，因病12月回京；延至1923年4月去世，留下一册遗诗和许多“都很用气力”写的书信。遗诗由他的朋友程仰之编辑、胡适作序，作为“明天社丛书”之一，于1924年10月以“胡思永的遗诗”为名出版。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弄文学”，“白话文学的起来解放了他的天才”(12)。他常常在诗写好后会拿给叔叔胡适看。他信奉胡适的新诗主张，认为诗人不可闭眼瞎说和乱用套语，要用实际经验做底子，要亲近自然景色并以此作为诗歌的根底，所以他的诗只要表达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意思和所见(13)。他还十分喜爱泰戈尔的诗和周作人译的日本俳句。他的诗集分“闲望”、“南归”、“沙漠中的呼喊”三组。“闲望”借周围景物表达“沸了的心”想有所作为的志愿；“南归”写恋爱的纠结；“沙漠中的呼喊”写世界的荒凉、自己的孤冷、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厌恶，表达要反抗驯服和狂放自由的愿望。胡适在此诗序中概括了胡思永的创作特征，“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14)即是说，这其实就是胡适本人的新诗理想。但是，毕竟年龄、经历不同，胡思永的诗有更多的缠绵、纠结和愁惨。 1922年6月在北京，汪静之、章衣萍、台静农、胡思永等18位青年发起成立了明天社。台静农与胡思永当是此时认识和开始交往的。胡思永在《初作诗时的自序》中说，作诗既要有兴趣也有同伴才行，这也是胡适赞成的(15)；思永应该没有少和明天社的同伴们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胡思永去世周年祭时，台静农发表了新诗《寄墓中的思永》以表悼念之情。从此诗可见二人有过友好交往。明天社是由一帮具有革新锐气的年轻人组成的“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22年6月10日，《晨报副刊》“来信”栏发表《明天社宣言》，认为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都极“幼稚，沉闷”，“希望黑幕派一类的烂污东西可以灭绝”，希望青年不要将文学当成发牢骚和“发泄色情狂名利狂的工具”，社团努力的目标是真正破除人们的“盲目性”和了解“人性之真实”，以“建立一种真挚，博大，深刻的文学”。明天社在称赞文研会、创造社是“黑幕派流行的中国中最明亮的两座灯塔”的同时，也感觉到这两大文学团体门槛太高年轻人缺少参与、发表的机会，故而成立自己的团体(16)。虽然明天社发了宣言却没有什么实绩“放了空炮”，但是可见其成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浸润下具有了革新精神和创造新文学、变革现实的志愿。 台静农在明强小学时就感染到了新思想的气息，感触到了社会变动的脉搏，来到北京，加入明天社，结交胡思永，让他离文学革命的领袖更近了一步，有机会更真切地了解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新诗理论和文坛的动向。台静农30年代中期以前，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对待中国文学，文学创作用白话，回避文言和古诗、韵文；保持激进革命的精神；新诗创作理性色彩浓厚，将其当成言志的工具，这与加入明天社、结交胡思永是不无关系的。 文学革命后，有人就注意到，作新小说和新诗的“蜂然而起”，且数量上作新诗的更多(17)。台静农和当时的新文化人一样，也用新诗来言说心志。他的新诗中弥漫着抑郁的感觉、斗争的激情和毁灭的情绪。 1922年1月23日，台静农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宝刀：为长冈艮一先生作》，也是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 罗联添先生认为“长冈殆一日本青年，事迹待考”(18)。实际上长冈艮一应为中冈坤一，又有人译为中冈艮一或中岗坤一，是日本大冢车站的一名扳道工。1921年11月4日他在东京火车站用短刀刺杀了日本首相原敬，时年19岁，即时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后经过三次大赦、减刑，于1934年出狱。当时中国众多媒体都及时报道了这起轰动世界的暗杀事件。中冈在中国被当成了反抗强权的义士；除相关新闻报道外，还在诗歌、戏剧中被歌颂(19)。20世纪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鼓吹暗杀，它浸润国人已久；在五四革命风潮中，反抗的行为容易引起长期遭受强权压迫的人们的感应。 此诗“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充满战斗激情。它共65行，400余字，分为七小节，意思分别为：热血人士与恶魔无时不战争；祖先留下的杀魔宝刀，是“我”生命的情人；恶魔多，希望有更多宝刀杀魔，以助被压的同胞反抗；热血腾沸，灵魂愤极，想赶快参加战斗解救同胞；可怜那由人类异化成的恶魔，但不能容忍其现在的污浊腐烂和对人类的摧残；呵斥恶魔去忏悔；除了一个恶魔后希望愈益奋勇，继续战斗。诗中的恶魔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代表着某种恶的因子；宝刀是抗暴除恶的武器或斗士。诗如惊鸟之唳鸣，反映了当时觉悟了的一代青年的敏感心态；诗中的激情斗志如石击水，层层激发和荡开，显示了青年人的果敢和牺牲精神。这与胡适《尝试集》中的译诗《希望》所表达的“把这糊涂世界一起都打破”然后再“把世界重新造过”的意旨极相似(20)。台静农或许是在当时的革命思潮的激励下才毅然亮出他的“宝刀”。1920年觉悟社发表的宣言可与此诗相映照且颇具代表性：“‘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他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21)从中可见五四运动的启蒙效应。压迫与侵害，有时反而使得反抗力量得以聚集，一旦一线阳光照进，燃起人们的希望，势必迎来革命的暴风雨。 台静农的《宝刀》有着乐观的革命精神，但他1924年4月1日发表在《晨报·文学旬刊》第30期第三版的第二首新诗《寄墓中的思永——死后周年的回忆》，则是凄冷、悲伤的。诗为怀念、祭祀故友，悲凄是自然的，但我们从中还可读出一些别的细微信息。一、与《宝刀》相比，它主要用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表意，这是前文提到的胡适、胡思永特别提倡的新诗作法。二、作者抓住了胡思永遗诗的颓丧、冰冷特征。此诗分三节，其中第一、二节分别以“和风再也不能扰乱你冷冰冰的心了”、“从此再也不能温暖起你冷冰冰的心了”结尾，这不仅仅是实写胡思永死去了、心冷了，更主要是写他在疾病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对世界的悲观绝望和他诗作中的凄冷之气。胡思永在自己的诗序以及胡适为之作的序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台静农和胡思永有过友好交往，清楚胡思永的遭遇，细读过他的诗作，方才抓准了胡思永的气质和诗作特征。台静农后来创作的古诗也“冷寂森寒”，或许是他心中冰冷的种子也吸收了胡思永诗歌的营养。三、此诗反映了台静农自己内心的纠结、痛苦。胡思永的英年早逝，更多的是因为他从小就患上的肺痨，但台静农此处不提，却着重强调了失恋对他的打击，这是因为此时台静农也为婚姻、爱情所困扰。在一个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时代，台静农却不能享受这时代的红利，因为他的父亲曾与好友为他指腹为婚订下了亲事。因为台静农觉得对方“没有文化，不是志同道合的知音”，不想接受，但旧习俗的制约和出于道义，却又不得不接受，所以他一直拖到1924年8月才完婚(22)。觉醒后却无路可走，台静农为此一直痛苦着。对旧的文化制度、社会礼俗有切肤之痛，因而台静农对其的恶感尤为强烈，革新之志也强毅。因而诗歌的最后一节转向写自己为“毒蛇般之缠绕”的生存困境，自己已经失去了力量，要爬过荆棘的路途，只有下辈子了。无望的反抗，显得绝望又悲壮。这酷似鲁迅铁屋子里的困境。有这样相似的精神气质，或许正是鲁迅喜欢他，他仰慕鲁迅的原因之一。 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台静农的革命思想到底从何而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父亲之命剥夺了他爱情婚姻的自由，都是重要原因。但是仅限于此，总觉得如隔靴搔痒，有些流于表面，失之于简单。 台静农的同乡好友、小学同学李霁野在《我的生活历程(一)》(23)中回忆，小时候家乡叶集常发生火灾，因为房屋多用茅草盖顶，特别是乡亲们都信迷信，怕救火会引起火神更大的愤怒，所以发生了火灾乡亲们都不敢积极救火，往往导致一烧一条街。这种迷信在年轻人身上有了大的变化。在叶集镇的明强小学上学期间(1914-1918年)，台静农曾和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张目寒等同学发动过一个“革命”行动，推倒了火神庙里的菩萨(24)。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如果没有强势的解构思想的长期消解，是难以发生改变的。僻远乡镇人们的敬神思想的改变就更费时耗力了。所以，不宜简单地认为台静农等人的这个革命行动是新文化动启蒙的结果。 清末民初，除政治领域里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外，影响中国较大的几股思潮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自由论和包括无政府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清末民初，人们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常与空想社会主义、民粹派、虚无党等思想混杂在一起，但是它确实是当时影响最为巨大的思潮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想追求全人类的大同、幸福，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认为权威乃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要从国家、民族、宗族、家庭、性别等层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俗、道德等方面，破除权威的束缚和压制，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推广世界语，组织工会、社团与罢工，用和平的方式来达成目标。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面对着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受到了民粹派、虚无党，特别是当时世界上的暗杀风气的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将暗杀视为重要的手段。只是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吴稚晖、李石曾等“新世纪派”成员才将重点转向教育，并继续推动世界语和勤工互助留学，但是中国社会党内的激进派仍坚持暴力暗杀的手段反抗袁世凯的统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在20世纪初就与刘师培、张继等人交往密切，在日本时他曾加入了亚洲和亲会，后来《新青年》也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25)。 因为台静农早期的生平资料有限，所以难以找到他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直接证据。但是将他的作品和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互相参证，便可发现台静农思想中具有反权威、反礼俗、喜言暴力(暗杀)等无政府主义思想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他上小学时推倒火神庙里的菩萨，他激情礼赞日本中冈坤一之刺首相原敬，其旧体诗《沪事》感慨朝鲜人尹奉吉在上海袭击日本白川义则等军事长官，小说《我的邻居》中描述的英勇反帝的朝鲜刺客形象，就容易理解了。虽然不好说台静农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起码可以认定他的思想中有很重的无政府主义因素，激荡着他心中的激情，影响到了他的创作和思维方式。 诗歌《宝刀》和《寄墓中的思永》主要是写革新外部世界的悲壮志愿；后四首新诗则主要抒发抑郁的情感。《因为我是爱你》、《请你》、《狱中见落花》写欲爱而不能之煎熬；《狱中草》虽写革命理想，但也用象征的手法、抒情的方式来表现。理淡而后情浓，由外而内，由直白而蕴藉，这与中国新诗主流风格的发展变化，大体上是同步的。 台静农和未婚妻于韵闲成亲后的两年中，只创作了两首新诗。其中《因为我是爱你》写于1926年11月1日，1927年1月25日发表于《莽原》第2卷第2期。这是一首情诗，但诗中写的不是爱的缱绻，而是决绝。它有三节，分别写“因为我是爱你”，为了不将悲伤、空虚留在“你”心里，请“你”遗忘过去的交往；“我是已经交给了毁灭”，不愿伤痛和不幸生在“你”欢欣的大地；所以当“我”面对这凄冷墨黑的冬夜，只得将自己的伤痛、不幸和爱都紧锁在监牢里。它的重点并不是写爱情，而是写凄冷墨黑的“冬夜”对“我”的人生、爱情的摧残。这让人们痛恨“冬夜”；主人公将自己交给毁灭，意味着要不惜一切地反抗这“冬夜”，为了无所牵挂地去反抗和不让所爱之人受到伤害，因而只得压抑自己的爱情。此情此景，有如荆轲行于易水上，悲壮至极。该诗显然不是古代诗学所说的喻君臣之德的写法；想爱又不能爱，也不是写给妻子于韵闲的。或许台静农写的是他的见闻感受?但更大的可能是他的经历而不是经验。他此前发表的小说处女作《负伤的鸟》写了父母包办婚姻对两个青年男女的伤害，台静农十分疼爱的四妹台传馨，认为这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表达了他对自己婚姻的不满(26)。这首诗应该是缘于他受了婚姻的束缚、面对心上人却无法再爱的纠结。 另一首《请你》写于1926年12月29日，也发表于《莽原》第2卷第2期。这首诗只有两节八行，写生之悲惨和希望的渺茫，悲观，满含着愤激之情。诗意比较模糊，结合同期创作的《因为我是爱你》，可以视为是抒写爱情的。因为台静农奉命成婚，过去的爱情理想化为了泡影，没有了爱情的婚姻让他觉得没有将来，人生失去了意义，所以诗中说，欢欣都交付在虚空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凄楚和酸辛，所以不如在“宝刀”和“毒药”下早些死去，绝望无奈之时，只得以死来抗争。但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可将其视为一首隐晦的、针砭时弊的抒情诗。诗中的“你”可理解为国家、政府或时局。这一年天津发生了大沽口事件、英国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张作霖与吴佩孚攻占北京、各军阀混战，国运更衰微，政府更腐朽颓败；北京制造了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邵飘萍被枪杀，鲁迅、林语堂等50多人被通缉，进步人士惨遭迫害，人民生活艰难。面对此情此景，作者难怪要愤激地说“请你不要吝惜，宝刀和毒药的施与；我不愿再说欢欣，因为我的欢欣都交付在这虚空里!”既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如此危险、痛苦，那就让迫害来得更猛烈些吧，好让“予及汝偕亡!”时局坏到极点，连躲在回忆和梦想中度日都不可能，因为过去仍是“酸辛和凄楚的”，“将来依然如同我的过去!”闻一多于1926年4月15日在《诗镌》发表的《死水》可以说是这首诗的同调。而且这种对国家的恶感仍在延续、加剧，1928年第1卷第11期《泰东月刊》刊载的瑜堃的一首新诗《姑娘，请你不要绝望!》便在呼喊“现在啊，现在，只有黑暗一片，充满着血腥!” 因未名社出版韦素园、李霁野翻译的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三人于1928年4月7日被捕。幸好台静农的好友常惠，“急难风义”，托请叶恭绰出面营救，三人在狱中得到了较好的对待，没有吃什么苦头，被关了50天就释放了(27)。以此经历为素材，台静农创作发表了两首新诗。《狱中见落花》于1929年3月10日发表在《未名》半月刊第2卷第5期。它共两节十行，营造了一个温馨、悠远的情境。诗人被幽禁，见狱室院中的海棠花落，突发奇想，拾瓣抛向空中，祈求它向女友报道被禁的消息；但花瓣凄然落地，似不愿飞去，于是诗人疑心花瓣是从伊处来，报告伊窗前孤独啜泣的样子。在黑暗残暴、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被禁狱室，却如此淡然；见落花，没有如往常文人，叹时光流逝、生命短促，却如此温馨，诗境奇高，也足见“伊”的神奇力量。然而，“伊”不是他的妻子，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伊”应该就是1925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思想激进又有诗才的孙祥偈(1903-1965)(28)。心上人的选择，诗中的情谊，可见他的革命倾向和对纯洁、自主爱情的追求。此外，胡思永的新诗《寄君以花瓣》的首末两句都是“寄上一片花瓣，我把我的心儿付在上面寄给你了”(29)。台静农曾与胡思永友好交往，读过他的诗作，抛花瓣寄深情的意象或许源于此，但是台诗更温馨、更精炼、更有韵味。台静农的学生罗联添认为“新诗六首，以此诗情韵绵邈、境界最高”(30)，所言非虚。 1929年3月25日，台静农在《未名》半月刊第2卷第6期发表了他最后一首新诗《狱中草——时代的北风》。它共三节十五行，描述怅然别离的情景；幽禁似乎让人忘记了春天，但在梦中仍望着“时代的春的新生”；最后满怀信心地认为正是“时代北风”，“将吹开我们时代的好花!”台静农化用雪莱《西风颂》的诗句，用象征手法表明新时代、新社会必将诞生的信念。雪莱也是鲁迅喜欢的诗人，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曾赞赏其“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拒俗”的精神(31)。诗中的“好花”象征着什么?罗联添先生认为“时代的好花”，意有所指，“盖左派人士相信奉行马列主义的新中国即将诞生”(32)，似疏于史实，过于武断。当时囚禁他的是奉系军阀，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在1928年前后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实力和实际影响并不大；而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领导的第二次北伐却进展迅速。当时人们仍相信北伐的目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打倒军阀和铲除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人民的统一的政府，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北伐军的节节胜利，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眼看就要被打败，让许多人欢欣鼓舞(33)。当时众多媒体对此都做了大量的报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此为题的报道仅1928年就有近400条。受到优待的台静农、李霁野可以通过一个警察与常惠互相通信，因而一定知道北伐的情形。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好花”应该指民主独立的共和国；而就个人来讲他自己将被解放，重获自由，可与女友重续情谊。身陷囹圄，有惊无险，有常惠、庄严、董作宾等挚友，有鲁迅、刘半农、陈垣等文化名人赏识、提携，志同道合的女友给了他温暖的精神家园，所以这首诗节奏明快，情绪由幽伤到欢畅，少了些抑郁，多了些乐观，饱含着希望。 台静农的新诗，艺术水平不算很高，但都是他的人生际遇及其感受与志愿的真诚表现。六首诗作中出现的重要词汇分别是愤极、狂怒，冷冰冰、缠绕，凄风、毁灭，酸辛、凄楚，悽然、幽寂，怅望、春风，它们并不“温柔敦厚”、“思无邪”，其中充满了对旧秩序和社会乱象的恶感，以及无畏的革新精神与对“新生”的期待。它显示的反权威、反旧机制的立场，后来得到进一步强化，影响了他一生。我们不应忽视，六首新诗都是及时公开发表的，这说明诗作不仅是写给自己和友人的，更是写给社会的，作者有着启蒙大众、感召社会的愿望，也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文统、道统的新变。 注释： ①②④(22)(26)(27)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4、1、305、306、305-306、4-5页。 ③台静农：《台静农诗集》，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43页。 ⑤⑥⑩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第280、385、32页。 ⑦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16日至23日，又载于《新青年》1919年10月1日第6卷第5号。 ⑧(20)胡适：《尝试集》(增订四版)，亚东图书馆1922年，第1、54页。 ⑨宗白华：《新诗略谈》，《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8期，第60页。 (11)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页。 (12)(14)胡适：《胡思永的遗诗序》，《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3、10页。 (13)参见胡思永：《初作诗时的自序》，《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15)胡思永：《初作诗时的自序》，《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2页。 (16)参见：《又发现了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第6卷第19期；《明天社宣言》，《晨报副刊》，1922年第6期。 (17)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文学周报》1921年第23期之《文学旬刊》。 (18)(30)(32)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上)，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9年，第69、154、155页。 (19)有关中冈坤一刺原敬事件，可参阅《日本首相原敬被刺》(《中华英文周报》1921年第6卷，第134期，第71-72页)、中冈坤一刺死了“日本专制阴谋的首相原敬”(《光明》1921年第1卷第1期，第22-23页)、《日本原敬首相之被刺》(《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22期，第71-72页，配有照片《最近被刺之原敬首相》)、《日相原敬被刺记》(《英语周刊》1921年第320期，第6页)等文。 (21)《“觉悟”的宣言》，《觉悟》1920年第1期，第1页。 (23)李霁野：《我的生活历程(一)》，《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第52页。 (24)台传馨的《难忘的“松子”大哥》，李霁野的《从童颜到鹤发》等文都曾提到了这件事，但都没有说具体年月。 (25)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1982年)，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2007年)，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上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2013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等。 (28)对于台静农与孙祥偈的恋情可参见： (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1929年5月17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提到“台静农在和孙祥偈讲恋爱，日日替她翻电报号码(因为她是新闻通讯员)，忙不可当。” (2)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1929年5月28日，鲁迅日记载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 (3)李霁野：《从童颜到鹤发》，《回忆台静农》(陈子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页：我忆起狱室邻院海棠花落时，静农还写了一首诗《狱中见落花》，表现了他对一位女友的纯真的友谊。 (4)叶嘉莹：《台静农先生诗集》“后记”：1996年叶嘉莹访问李霁野，李再次证实当时台静农与一位女友绝非一般的情谊。 (29)胡思永：《胡思永的遗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88-89页。 (3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33)关于二次北伐可参见：(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伐宣言》，《浙江民政月刊》1928年第6期；(2)许德珩：《北伐的意义与价值》，《革命评论》1928年第4期；(3)马濬：《北伐和反日》，《革命评论》1928年第4期；(4)费锡胤：《庆祝北伐胜利》(歌曲)，《儿童世界》1928年第22卷第7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