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弄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首先就必须弄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弄清这种图书生产究竟与资本主义图书生产有什么不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有什么不同。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特殊性和规律性。1983年我曾发表《出版物特殊性》一文，当时虽然还没有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文中对改革开放后的图书生产已作了初步探索。现对此文进一步加工制作，着重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发表一些意见，旨在进一步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规律性。
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统一
图书是精神产品吗？是的。图书生产有两个生产过程，一是精神生产过程，一是物质生产过程。图书的思想、知识或艺术内容，是在精神生产过程中由作者和编者完成的。消费者购买图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是为了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从图书的生产或消费来观察，都应该如实地把它视为精神产品。
图书是物质产品吗？是的。图书从排字进入印刷，从印刷进入装订等整个生产过程，与其他物质产品一样，都是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生产三要素缺一不可。图书的物质生产过程一旦完成，它就成为物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它一旦拿到市场上销售，就穿上商品的外衣，具有抽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我们都应当如实地把图书看成物质产品。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图书生产不同。资本主义的图书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生产，而不是精神产品生产。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使各种低级庸俗和腐朽的出版物，铺天盖地，层出不穷。虽然这些精神鸦片最终会损害劳动力，从而损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碍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因而这种危害性是资本家视野以外的东西。只有当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到这些精神鸦片最终会损害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的国家才会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这种限制与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有害出版物的生产，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主义的终生伴侣。
传统的社会主义图书生产，虽然十分重视图书的政治性、思想性，但却把图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极端化，忽视图书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性。以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为例，长期以来否定图书的生产也是商品生产，而把它的生产单位——出版社仅仅视为思想机关、学术机关、出版机关。从50年代后期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图书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的特点，都没有取得完整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从正反面经验中，终于认识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统一是图书的属性。只承认它是精神产品或物质产品，不承认它是这两者的统一，都是一种片面性。但是由于图书是人们的精神食粮，因此，从本质上说有别于满足人们物质消费的产品；或者说，在图书的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这对矛盾中，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看不到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半斤八两，平等对待，也是一种片面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制定方针政策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图书生产既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即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出版宗旨；又要把出版如实地视为产业，把出版社视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企业法人，真正把图书推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扩大再生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摆脱了剩余价值规律的强制，抹杀精神产品的生产规律性，又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抹杀物质产品生产规律性，使图书的精神产品生产与物质产品生产取得了一致而不是对抗的形式。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一般物质产品只要有使用价值，尽管使用寿命有长短，使用功能有大小。都能收到一定的效用。即商品的使用价值。霉烂的粮食，完全失去使用价值，就不能成为价值的承担者，从而也就成为不能交换的废品。而一本荒诞淫秽的图书，从表面上观察，似乎类似霉烂的粮食，其实不然。它同样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某些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进入市场，还可能成为一部分读者竞相购买的热门商品。但这种使用价值是人们灵魂的腐蚀剂，对于消费者不起好作用，只起坏作用。由此可见，认为坏书没有使用价值，或者把使用价值等同于社会效益的观点，都是理论上的错误。
如前所说，资本主义的图书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家是价值狂，价值愈多，剩余价值愈多。攫取剩余价值的前提，是商品必须有使用价值。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图书生产，像其他商品一，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而社会效益却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有使用价值，黄色淫秽、暴力凶杀、虚幻颓废、个人至上，都可以出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对抗性矛盾。
传统的社会主义图书生产，虽然十分重视图书的社会效益，但却忽视图书的经济效益。1956年11月文化部党组织批准人民出版社等7 个单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克服盲目追求出版数字，追求利润而忽视提高出书质量的倾向，出版单位应由企业单位改为事业单位。”从此，直至80年代初，我国出版社基本上都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事业单位。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无论出版的宏观或微观管理，几乎都没有经济效益和出版产业的观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图书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的认识，从而对它的两个效益的关系，逐步取得了正确的认识。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出版物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质量第一，反对粗制滥造，同时要注意它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加强经济核算”。在我国出版史上，这是第一次正确表述了图书的两个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益也是一种社会效益。但通常所说的社会效益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即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的效果。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产品再生产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生产目的不仅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且，作为文化产品，还要努力提高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给人们以奋发向上的力量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果出版物以经济效益为根本目的，使精神产品商品化，坏书泛滥，坑害广大读者，势必使劳动力素质下降。用损坏劳动力的方法来谋取眼前的经济效益，最终将丧失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邓小平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他在批评文艺界“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时指出：“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但是，出版物既然是物质产品，就不能不计价值，不计经济效益。在最大限度地取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经济效益愈大愈好。唯有如此，才能珍惜劳动时间，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从而更多地积累资金，加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那种在“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彻底否定经济效益的行为，是违背图书生产自身规律的又一种片面性。
由于正确处理图书的两个效益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出版事业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的统一
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无论何种产业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出版当无例外。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图书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何种图书，生产多少，是资本家自己的事，国家和别人不能干预。资本主义出版业从内部管理来说是有计划的，但从社会作用来说却毫无计划可言。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时代，对图书生产采取放任政策，谈不上宏观调控。即使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也反对抄袭剽窃、盗版等出版物，作有限的管理，此外几乎都听凭于市场竞争，谈不上客观调控体系。
传统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与资本主义图书生产完全不同，它不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这种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国家不仅行使宏观调控的职能，而且直接经营产品生产。出版单位不是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而是一个个编辑部，即一个个生产车间。出版社没有人权、财权、物权，原材料按计划申请分配，产品按统一定价销售，工资按国家统一标准支付。各种清规戒律，使出版社动弹不得。
图书虽然通过市场销售，却不以市场进行生产。当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来时，“人民公社好”的图书铺天盖地；当大跃进运动到来时，有关“大跃进”的图书又多又滥。“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以外，几乎什么书都不出了；恢复出书后，又以阶级斗争为纲。经验告诉我们，产品一旦离开市场需求就没有生命力。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出了大量好书，而且黄色淫秽、封建迷信等图书基本绝迹，但与此同时，也出了许多千篇一律、口号式的宣传品，宣传唯心主义、个人迷信和斗争哲学。它们极少增长人们的知识，却为极左路线推波助澜，助长浮夸风和狂热性。可见，脱离市场需求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图书生产，实质上是带有违反客观规律的超经济强制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生产，终于把市场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市场经济优越于计划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运用经济的内在动力，即经济的自然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图书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再是国家主管机关，而是出版社。出版社不再是生产车间，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法人。图书生产的第一动力，不是政治需要或指令性计划，而是市场需求，即广大读者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图书生产经营者也像所有商品生产者一样，不论其主管愿望如何，不论他们是否承认图书是商品，都被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推向剧烈竞争的市场。为读者喜爱的、质量上乘的图书，一抢而空，从而使出版企业蒸蒸日上；相反，选题陈旧，质量粗糙，没有创意的出版物则无人问津。市场竞争推动出版企业不断提高经营水平，诸如优化人才和选题，提高质量，加速流转，降低成本等等，从而推动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打破了“铁饭碗”、“大锅饭”，如果稍有懈怠，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但是，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是有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是构成图书市场的所有制形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从现状来说，以全民所有制为唯一的经济基础，不仅没有私有经济参加，而且也没有集体经济参加。这一点不仅有别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也有别于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并存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形式。虽然，其他公有制形式可否从事图书生产，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但排除私有经济参加，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图书生产与其他物质产品生产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第一准则，而后者则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第一准则。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是有害出版物的本源，排除私有经济参加图书生产，是净化图书市场的重要保证。
短期和中长期选题出书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之一。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生产的手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生产。不仅有微观计划，而且有宏观计划，但与计划经济不同，不再是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而是重点图书计划。保证重点，不仅能不断出版精品，丰富国家民族的精神宝库，供应广大读者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且可以带动一般，推动出版物整体质量的提高。
宏观调控的形式和措施，不可胜数，不再一一列举，下面着重谈一谈政策导向与机体导向的统一。
国家对某一产品生产。或则扶持发展，或则限制取缔，是宏观调控首先必须确定的原则。这一原则及其具体化，就是方针政策。表现在出版方面，就是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以及国家对出版行业所实行的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它是图书生产来自宏观方面的动力。这一动力从生产企业来说是外在动力。企业生产的内在动力是来自本身的机制。机制是体制所派生的自然力。什么样的体制就派生什么样的自然力。“大锅饭”体制所派生的自然力，就是“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干与不干一样”；联产承包责任制体制，能把劳动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它所派生的自然力，就能调动农民全家的劳动积极性。
成熟的图书市场，不仅看它有没有正确的政策和符合客观规律的体制，而且还要看它能否把两者按照图书生产的特殊要求统一起来。如果政策导向与机制导向各奔东西，就会出现无序状态。无庸讳言，由于我国图书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政策导向与体制导向还存在相背运动现象。我们的政策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的导向就是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但我们的体制却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以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考核标准。这种体制所派生的自然力，就是赚的钱愈多，企业留存愈多，从而促使出版社追求利润，即经济效益第一。我国图书市场之所以常常出现坏书，不时还会刮起武侠热、言情热、裸体热甚至淫秽热等歪风，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盖出于此。
对于一般物质产品生产来说，以利润作为主要指标考核是无可非议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企业要取得利润，就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在这里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统一的。但图书的使用价值，既可以是精神食粮，又可以是精神鸦片，后者或许能为生产者带来更大的利润。如果以利润作为检验生产者的标准，无疑会促使生产者生产精神鸦片。虽然如此，这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注定不可改变的法则，利润既可以促使生产者注重经济效益，也可以促使生产者注重社会效益。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所有制，是绝无可能做到的。但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对出版实行国家垄断，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设若社会效益为百分之百，所得税为零；社会效益为零，所得税率为百分之百。那末，出版经营者单纯追求利润又有什么用呢？倘若如此，机制导向就会与政策导向完全趋向一致。虽然，这里所说的百分率是极而言之的，但由此可见，建立一个科学的与社会效益紧密挂钩的图书效益评估体系，对于健全有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图书市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在《出版改革的再思考》以及《图书效益论》两文中，对图书效益评估体系，曾有具体构想，此处不另。倘若如此，政策导向与机制导向就能取得一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图书市场，就会逐步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