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文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怀论文,当代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当代人文精神或人文情怀之一，就是“分享艰难”。
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当代人文精神或人文情怀之一，就是“分享艰难”。要关注个人的状况，但包容了个人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忽略。新现实主义由此展示了其当代社会理性、人文情怀以及审美文体，功不可没。
当一种新事物到来之际，人们的反应总是不一致的：有的欢呼雀跃，有的心存疑虑，有的惶惑不安，有的袖手旁观。
市场经济到中国登陆，引起的反应大致如此。均可理解。但若要以自己的反应变成社会的主导倾向，甚至还要主宰思想潮流，则不能不辩。回顾历史是有益的。在西方，当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来临之际，人们也有不同的反应。但真正的思想家却可以准确地看到一种新事物的正负作用。托克维尔写道：“从这污秽的排水沟里流出了人类工业的最大巨流，浇肥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黄灿灿的纯金。在这里，人性得到了最完全，也是最残暴的发展；在这里，文明表现了它的奇迹，文明的人几乎变成了野人。”19世纪的思想家的思想似乎比我们现在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更辩证，更高明。
我们现在讨论的虽然是文艺作品中的精神价值取向，但这种取向与现实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
我们现在讨论的虽然是文艺作品中的精神价值取向，但这种取向与现实的精神状况密切相关。作品所表现的人物的精神价值取向和所体现的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无不来源于现实并受现实制约。所以，即使这种取向真是负面的，也不能单纯指责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而要联系现实的精神价值取向来讨论。
问题的核心是：不论作品的，还是现实的精神价值取向，是不是都是负面的。其中难道没有一种新的历史理性？以及新的人文情怀？我认为有。这是一种“当代”的人文情怀。任何人文情怀，固然有超越现实的一面，但它首先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并且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历史感。
当代的人文情怀，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包含不同层面的内容。但我觉得，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新现实主义作品所描写和表现的“分享艰难”。
无论怎么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的确是处于艰苦创业的阶段。新现实主义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在艰苦创业阶段，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也有艰难探索的艰辛。新现实主义较多地描绘了这种艰辛，没有流于廉价的歌舞升平，值得赞许。面对着这种艰辛，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提出“分享艰难”，是一种同心同德、同舟共济的精神追求，更应肯定。不仅处于艰难时期，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就是历尽艰辛之后，这仍是可推崇的品格。
这里当然较多的是“集体”本位、国家本位、民族本位，较少有个人本位。此外有两点可讨论：一是其中还是容纳了个人，并未完全抹杀个人；二是个人和“集体”、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就是绝缘的吗？布洛克指出：“个体性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抱原子式的看法，认为社会是由把自己封闭在猜疑和敌意的孤立状态中的个人组成的。相反，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社交的冲动、发展人际关系的愿望、关怀和合作的需要、要想属于某个人群团体的需要，这一切都是人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要求，个人的身份仍是不完全的。”他还特别说到今天的状况：“在20世纪里，人们如果要确保和依靠他们的自由和权利的话，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不论是工会、政党、压力集团，还是由国家采取的。这一必要性是没有人能忽略的。而且我也已经说过，我看不出这个必要性与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个别性的强调有什么矛盾。相反，我认为这种行动是它的延伸和保护。”
“人民”也的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并不就是政治学术语，它还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果我们非要层层“解构”“人民”的话，那“人民”就可以从字典上消失了。
“人民”也的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并不就是政治学术语，它还是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果我们非要层层“解构”“人民”的话，那“人民”就可以从字典上消失了。任何集合名词，甚至包括许多批评家张扬的“个人”，也可从字典上抹去。至于基层干部，究竟可不可以算是“人民群众”？这要看他们是否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如果不是高高在上，狐假虎威，贪赃枉法，谋取私利，而是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勤勉工作，鞠躬尽瘁，我觉得应当算是人民群众，至少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而且，这些基层干部固然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的一面（就是这一面，高高在上或流放边缘的批评家们也应理解和适度宽容。要不，面对一方百姓的生计和缺钱的局面，你来试试？），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决不含糊。在他们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他们这些乡长、镇长、厂长、馆长们时不时要忍辱负重，像《大厂》及续篇中的吕建国甚至多次挨打，他们何苦来着呢？不就是因为心中还有那份理想、那份追求吗？这比那些卿卿我我、无病呻吟的私人倾诉的精神境界，何止天渊之别！当然，人民群众的“代表”也并不就是人民群众的本体。还是要更多地反映普通百姓的遭遇和命运。新现实主义作品中，其实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像《学习微笑》《天缺一角》等作品，用力着墨的还是普通民众。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不能代人民立言，为人民呼吁，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更高的思想境界、更远大的精神追求。
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千年中的最后20年，就文艺范围而言，关于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审美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千年中的最后20年，就文艺范围而言，关于历史理性、人文精神、审美文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问题。它既涉及到新世纪的文艺创作，也涉及到对以往作品的评价。三者之间，偏执一端而忽略其它，是绝对要不得的，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许多教训。但搞不清孰轻孰重，等量齐观，恐怕也会带来新的偏差。偶尔强调某一方面，做为矫枉过正，未尝不可，但变成普遍原理，则只能使创作步入误区。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历史理性是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文精神和审美文体都应以此为旨归。缺乏历史理性的人文精神，不是虚幻的梦境，就是怀旧的挽歌（即便如此，其中也间接地折射了历史意识）。没有历史理性的支撑，所谓审美文体，只会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奇巧而已，文艺史上多的是这种“玩艺”，在人们独善其身时或许还有点抚慰的意义。白居易从内心深处来说，是偏好“吟玩情性”的“闲适诗”的，但当他选编自己的诗集时，却高度重视“讽喻诗”。事实上，我们至今记住较多的还是他“讽喻诗”中的篇章，如《卖炭翁》《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等；而“闲适诗”里的篇什，我们要专门到文学史或他的诗集中查找才能有所了解。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只有具备深邃丰厚的历史理性，才可以使文艺作品真正立于现实、历史和未来之间，对社会的进步，对人们的追求，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并同时给人们带来持久的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