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与社会主义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象学论文,命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究竟怎样言说，或者马克思的体系何以进入现象学？在本质上，这涉及事实性的“经验历史”与“先验历史”的现象学融合问题。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意义上，搁置“直观”就几乎等于搁置了整个胡塞尔现象学。但在历史现象学中诉诸“直观”就意味着通过“本质直观”①形式使历史呈现出来，而这只是意识现象学意义上的对象历史；也意味着以(意识)先验的方式构造历史，但这样呈现的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现象学的“历史不再仅仅关乎由”意识构成并向“意识”显现的历史。因此，我们把“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转置为实践“本质构造”的操作机制，即避免“本质直观”所主张的意识先天对事物和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本质构造”则是从历史本身来说带有自身性、本质性和历史性的事实历史实践历程，也就不再是从意识的本质形态和先验系统来解释历史，而是面对历史本身的经验历程、本质维度和先验体系。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一方面表征为自身显现(先验—实践)的历史，由历史时间显示客观化的先验质性；另一方面，它是人的实践拓显(亲身被给予)的历史，历史在人的实践的实事历程中成为自身，也因之显现它的经验构造性和时间生成性。正如马克思一再强调的那样：不能仅仅从意识(观念)自身还必须从物质生产条件来理解历史(社会存在)。因而此处我们探讨的不是一门作为学科或方法的史学现象学(或现象学史学)，而是一种历史本身现身的历史现象学。 经过现象学范畴和形式的系列置换可见，历史现象学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来说是一个普遍的维度，其本身就显现了现象学的思维、方法、原则和形式，这在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晚期的《资本论》中都有呈现。究其效用，我们要在这种现象学视界上考察相关的社会主义②问题。 一、历史现象学所处理的危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过资本的文明性和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类似的描述，也见诸《资本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④在历史现象学视野上，“社会劳动”处于本质构造地位，同时意味着某种中介性；它的后端显现为“生产力”，在严格规制实存历史的性状时造就着社会进步，亦表征社会世界被给予和自身显现的过程；前端则显现为劳动的提供者；它的表层显示为人力改变社会状况，底层却总是潜存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一般的纯粹形式的经济学或是实证的社会学、政治学，并不把这种关系内景呈示出来，这并不因其缺乏对劳动者的体恤情怀，而是缺少对历史自身被给予形式的批判性和总体化的现象学眼界，以及先行反思自身时代症候的远见。 对于马克思的先行意义，兰德格雷贝有这样的论述，“如果现象学的先验哲学也意味着批判教条主义，意味着对我们在‘此’中提出的问题的开放，它就必须把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作为其危机理论中的问题，因为他们处理的是共同的危机，虽然马克思采取了一个早于我们的形式”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形式，在现象学意义上来说就显现为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人的解放的实践—历史现象学。或者换言之，马克思也在历史现象学维度上解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和人的自由解放的课题。 在路向上，1843年底的马克思在向历史现象学趋近路途上已经越过了海德格尔“面向思的”复古主义诗学和神性本有论的领地。就寻求人的自由解放而言，马克思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是让条顿原始森林保持宁静吧！”⑥马克思以比喻式的描述反驳复古自然主义乃至诗学和本有论的自由理念及其方式，反对那种完全放弃人自身的实践立世和无视社会历史对人的奠基性的现实构成作用的解放—自由的幻想式追求。他认识到历史在人的实践构造中被给予，并且充实历史意向性的实践构造也把历史塑造为人自身的内在形象，这正是实践构造在历史性上对自由的奠基性和现实性。他还提示了并非通过时间、空间的追溯就能实现道路的逆反，从而达到原初的自由历史。在历史现象学意义上指出了经验历史的不可回返性，唯一的路途是从历史投射的现实揭示潜在性，并使之立现为现实性，使未来被先行揭示。我们只有通过现实的道路，才能通过历史走向人的而非野猪的自由历史。 通过存在论溯源，对于存有之真理与现代文化的悖反程式，海德格尔曾指陈：“人之进入存在历史是不可计算的……只要‘文化’本身意味着对存在者的存在之离弃状态的凝固，只要‘文化’推动了人类日益增加的在其‘人类学主义’中的纠缠，甚或再一次压迫人，使人回到对全部存有之真理的基督教式误解之中”⑦，人就走在弃离真理的路上。马克思则由历史现象学的视野早已洞见了作为特定文化—历史异化结构的问题本身。 针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颠倒的物性化，历史现象学的分析指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⑧这种神秘性质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本末倒置的历史异化结构，经过历史现象学还原为物质实践构造世界的颠倒性。“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并且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⑨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的语境中指认了一个呈现为资本主义当下自身的颠倒世界，人的世界完全被物自身的资本机制反向统治，现实世界正是现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对世界的颠倒导致的神秘性上。指认这种神秘性质中的颠倒性，并不是历史现象学此处的唯一任务，它将之还原到现实经验的、感性直观的资本生活及其要素上来。例如，“商品和货币”、“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要素和它们的共同过程。历史现象学的特性和目光焦点正是通过这种分析得以显示。 马克思还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⑩。如果说马克思所指的早期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剥夺已经有所减退或消隐，那么，资本主义自身的组织化、理性化、革新化却在强化，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根深蒂固和永无止境，更加透露出异化和剥夺的隐秘性、常态性、活动性和世界性。当下，晚期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强制虽然在诸如社会主义信念的鞭笞下不断转换着伦理姿态，但这也仅仅是一种伦理表象，它自身表达的正是资本主义时代来到历史现场的各种“共同危机”。 二、历史现象学表征的社会主义总体性 马克思历史现象学除具有自身的经验性、实践性、历史性、批判性、辩证性等原则之外，还先见地统摄一系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在内的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可能性、超越性等现象学原则，并据此来表征社会主义总体的现象学属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把目光笃定在经验实存的社会历史之上，对历史的本质先验性保持缄默。但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所指示的路向恰好相反，历史的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的实际显现通常限于它在人的实际构造之外的维度，或者说对于个体而言才显现为真正的具体性、可能性和历史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对先前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精神观念和社会关系等的承续。而海德格尔则指出，“此在实际上向来有其‘历史’并能够有其‘历史’，因为这一存在者的存在是由历史性组建的。”(11)对个体而言，这就是先验历史的意义。事实性的历史也是各个不同地域、国家、族群缔造并处于千差万别的历史形态之中。例如，现代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萌芽，而不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这跟它基于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犹太教及基督教的禁欲苦行主义和商业精神密切相关，同西欧历史的政治经济等文明结构和进程关系重大，这也印证了历史现象学“一定”(12)式原则的科学特性和合法解释力。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历史形态差异上，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历史的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因为它没有呈现出内容和形式上的绝对的齐一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样态和进程的差异?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追问和判断：“历史的演历涉及的是主客体的‘链系’吧?……其实链系本身就是某种‘有所演历’的东西了。既然是这样，就不得不问链条本身的存在方式。”(13)马克思则通过历史现象学方式将这一问题的真实历史解释显现给我们：在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的基础上，历史道路呈现出来的方式，与我们经过了怎样的道路，意欲开启怎样的道路，以及怎样开辟道路，即以何种方式经过怎样的道路从历史中出场等，保持着现代现象学所提示的真理性一致，也正是此在之可能性和超越性的历史方式和形态所在。就好比清教徒在印第安人搭帐篷的土地上修建巨厦，文明人用铁路、汽车、航空交通取代野蛮人的脚力和奔马，这不仅仅昭示着历史性，也映现了群体在历史中对可能道路的选择性以及在人类身上作为先验禀赋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得具体主体的历史被以差异方式给予。 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向我们诏告革命、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启示时，他向我们宣传了以上所论问题的历史现象学内涵：一方面是历史的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另一方面是此在的可能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一方面是历史的潜在性、潜在的历史，另一方面是选择性和超越性的此在、此在的选择和超越。 人类历史通过人来现身，从历史现象学的角度，马克思对“人之为人”的描述，反向地呈现了社会关系和历史意向性的图式，他从未把历史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人的或其他什么统治者的产物，历史现象学映现了这一结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反言之，作为历史自身结构显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恰恰既意味着历史本身的被给予，也是人的本质的被给予。这也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形象，正是奠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本质也奠基于此，改造资本主义之路途不是复古归本，而是向前。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从经验可能性的维度诉求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制度和秩序，并将之作为一种实践拓显历史结构的自身被给予内容和指向。历史现象学呈示的社会主义，在现象学的意义上就是历史意向性和此意向性的实践性的充实活动和路径。 马克思何以诉求和指称一种社会，亦即社会主义，这已经不是一个伦理意义上的问题，而是历史向来作为人的自身形式给予我们的教义：“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5)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和海德格尔“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原则都与马克思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完成—统一”思想遥相呼应。因此，历史现象学的辩证现象学启示：社会是人和自然关系的载入生成域、互动统合域，人之为人的自身给予，自然之为自然的自身呈现，人与自然的先验本质和现实实显统一，以及一切关系的构造发展，都在社会耦合域之中被给予和立现。因而，社会是历史意向性投射人的问题的现实领域，也是历史意向性在实践构造中充实自身的结构方式。它不是纯粹先验和僵直的，而是在先验向度之外，时刻接受经验指向的直接触动和规训。 历史现象学给予我们意识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超越论的生活现象学和此在现象学同样的可能性、潜在性、选择性、超越性——而这恰恰与历史现象学原则共同表征着社会主义的总体性。历史现象学显示：在社会领域，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社会关系，除自然因素和生产力实践之外，构筑经验维度的人之本质和现实生活的因素在一个向度归为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因此，新生产关系的实践构造将使人和社会从旧历史制度之中挣脱出来。反之，新的所有制亦构造出新的生产关系。在经验意义上，正是由于制度和关系的可变性、可造性，人的实践才是可能的创造性的而又不陷于纯主观主义的历史意向性活动，社会现实的可变性才能够在实践构造对历史意向性的充实历程中转变为现实性并得以确立。 三、历史现象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诉求 当我们在历史现象学中，将历史的意向性归结为先验本质的意向性和经验理性的意向性对历史的共同作用时，那么，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事业，以及全人类的历史事业，这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构造的最广泛的历史主体条件。马克思早就启示我们：“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历史的意向性本来就预设了这种主体性对世界(包括对物质力量和通过物质力量)来发生构造作用。事实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已经表明了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预言使“社会主义”在历史现象学中被了解为历史结构自身的被给予方式，亦即历史性在人的实践构造中呈现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7)如果不是经过历史现象学的视野，我们很难反思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何种形态在现实社会中出场——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幻想、观念或思想学说体系，还是它作为历史性无产阶级运动和意向性构造活动给予现实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形态，又或是我们仅仅从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构造中将其全部了解为一种先验的精神母本，而不把它视作历史可能的自身显现的方式。 从现实情形来看，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观念思辨的意向性活动，它借助经验历史嵌入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构造进程，不再是纯思辨的事物而是进入了实证领域。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抽去了工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的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那是一种停留在1844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种显现为纯理论效应和停留在观念批判形态的社会主义，它既没有从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中输入实践形式，也没有向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输出理论质料；既没有从实践中获取验证来促成理论的逻辑进化和形态发展，也没有引导实践踏上新的轨道。所以，马克思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历史现象学在马克思那里敞开的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现象学的视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本质性规定的历史—实践现象学的维度。 在马克思那里，总的指向是把目光聚集于人类社会的现实构成性及其历史，“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19)。“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0)历史现象学将更多视线投向人类世界和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现实的人的实际存在。 现实而言，无论苏联还是朝鲜的社会主义，在“人”的问题上，都出现了某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主要是说，它们仅仅把社会主义理解成一种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意味着它们一则仅仅把制度的纯洁性和对制度的持守标志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重中之重。这种社会主义几乎遗忘了它的初衷和使命，也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最为核心的关于“人”的解放的那种精神实质，“人”的自由和发展似乎从未作为社会主义现实的活动和社会实际的崇高目标，而一味把坚持制度和信仰等形式化的事项作为规训和重点。正因为此，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应当被置入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全部历程。 四、历史现象学的理论合法性验证与解释映射效用 讨论马克思历史现象学并不在于单纯回到原典中寻求印证，而是要打开一种解释的映射倾向，即马克思历史现象学能够对当下理论问题的解释和争辩提供何样的效用？例如，一种“无矛盾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终结了矛盾。这种社会主义“无矛盾论”通常反马克思主义却从未真正了解过马克思的体系，并且陷入观念辩证法对历史辩证法的误解。 为我们熟知的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21)描述，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某种指向。马克思所揭示的是社会主义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等属性和样态。在先验性维度，这些范畴的历史攀升和实显是由人类历史本然的意向性决定的，同时它们本身就是那先验体系的构造活动，即在前世界历史时期不全面的意向性充实和构造活动的未来世界历史形式。它们可以不借助矛盾理论，就能标明历史在实践中的本质构造和亲身被给予的这一自始至终的内在形式。用现象学的话语来形容，形式意味实事本身。所以，历史现象学能够避开矛盾原理或辩证法来描述历史自身显现的机制和方式。 与“无矛盾论”十分类似的还有“历史终结论”。通过前文论述，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显而易见的问题：当代“终结论”所持的“世界历史”概念与马克思所指的“世界历史”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通过逻辑演绎和观念抽象得出的世界历史，“终结论”先驱科耶夫也不例外。他只是将黑格尔的历史理念体系直接框定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历史上罢了。因而，它意指着观念式的抽象历史。后者则不同，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在不抛弃历史先验维度的形势下，致力于从历史自身的意向性结构和实践构造的意向性充实活动来了解历史，世界历史是人自身被以普遍的全面的形式给予的历史，而人并不仅仅被禁锢于先验的抽象本质之内，其本质正是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结构的表征，具有历史性、经验性、可能性和超越性，而这一点恰是历史先验系统提供的，除非“人”不再“需要”什么，或按海德格尔的路向来说，也就意味“人”弃绝“存在”，不再“需要”“存在”。这意味着马克思历史现象学、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全都不再有效，也意味着本质的和先验的机制的报废或消逝。这是一切反现象学或非现象学的短视理论的本质缺陷。从相反的方面来看，这反衬出马克思历史现象学对历史辩证法的补充以至超越，即我们即使越过辩证法也能在历史现象学目光中看见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现象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我们常见还有对社会主义进行的“预设论”和“目的论”，以及“伦理主义”、“历史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指责。我们要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情境的分析以及对异化现象的呈示，仅在显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引起人们的反对情绪?对社会主义社会图景的构思，仅仅是为被压迫和奴役阶级提供精神的慰藉和理想的信念，还是说依据经验历史的改造能对社会的先验秩序和私有财产的剥削特性加以社会性的历史修正和规制?因而，据此可以从先验历史的潜在性到来中预设和筹划与以往被动秩序不同的新形态的社会图式，并把它作为可能的现实性和道路? 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向我们呈示，通过历史意向性之意向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革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瞻望，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阶级的处境和使命唤起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禁锢和压迫群众的集体行动，引发社会根本制度和社会基本关系结构的变革，从而出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从此观点中看到异化劳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经验历史的伦理性和奠基性价值。 因此，我们不在任何意义上全然排除马克思的体系所具有的“伦理主义”、“历史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倾向。所以，在现象学意义上，并且在布洛赫意义上，我们承认马克思的体系绝不拒斥上述因素和倾向。它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呈现出自身本来即是它的某一部分。对历史自身而言，社会主义能够作为其意向性自身的道路；对于历史意向性实践构造活动主体而言，它不仅仅是意向性，而是一种可能的活着的事业。 在先验性、本质性、奠基性基础上，实践的构造活动对历史意向性的充实，指涉了历史道路自身呈现出来的方式，以及主体在历史方式上对可能道路的选择性和在人类身上作为先验禀赋的超越性。 总而言之，历史现象学由于通过历史自身显现即被给予的视界把劳动者—社会劳动—生产力—社会关系视为历史显现的实项内容和意向内容(22)的同一性历程，也就指出了历史现象学意义的历史“发现”和历史“构造”(23)的同一性关系，即现实的人的实际存在状况就是历史本身的自我构造和被给予的本质的样态和关系。在这个维度，历史现象学所达到的是胡塞尔晚期涉入而海德格尔亦论及的经验历史和先验历史、历史的本质性构造和反思性建构、此在的存在规制和现身实存等诸项实事的共同呈现界域。如果说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都看见了经验历史的病症，那么在“意识”何以可能、“此在”何以可能等命题之后，我们可以加上“历史”何以可能。由此马克思就已经刻画了经由社会世界的经验历史走向自由的可能途径，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命题和道路。 ①对“本质直观”作为现象学基本方法的敬畏和执念，就像是一个始终未被跨越的栏槛，将各种针对马克思体系的现象学分析拦在半道上。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共产主义”概念，晚期为避免误解，多用“社会主义”概念。为了使行文表述连贯一致，本文采用“社会主义”作为统一表述形式，但涵盖上述两个概念的意义。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 ⑤转引自牟春、解建峰：《分殊世界，共同关切——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广阔视野》，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9)》2011年。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页。 ⑦[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8—23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3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 (1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6—927页。 (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3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注释①。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7—108页。 (22)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6—247页。 (23)参见同上书，第246—247、406—407页。标签：现象学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