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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人不难发现：近来美国政坛上出现的“克林顿现象”颇耐人寻味。这一现象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从今年一月底以来美国各大传媒围绕克林顿私生活问题的报道连篇累牍，在传媒的配合下，以独立检查官斯坦尔为先锋的一批人正四处搜罗证据，调查克林顿是否犯有“伪证”和“干扰司法公正”等罪行，一时间整个华盛顿都隐约嗅到了与当年尼克松被弹劾下台前后相类似的紧张气味。但与此同时，美国一般民众对克林顿目前的在职表现却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根据多个美国权威媒体机构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几个月以来对总统的工作表现持肯定态度的人数一直保持在65%左右。尤其在二、三月间当媒体对克林顿的绯闻追踪进入白热化状态时，他的支持率竟也随之窜升至75%，达到其执政5年来的最高点。
一向容易被媒体摆布的民意此番竟然同主流传媒的舆论导向相左，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并不多见。在这股所谓“民意逆反”的思潮背后，观察家们发现美国公众居然开始冷静地区别克林顿的“德”与“政”来评价这位在职总统，这似乎也有悖于美国选民评判政治领袖的一贯传统，个中变化曲折颇值得玩味。从“克林顿现象”中，我们也愈加感受到当前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动态。
（一）
首先映入我们视野的是当前美国公众（选民）政治心态的变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克林顿现象的由来和影响。
公众政治心态变化的外在表现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们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结果和功能的信任程度开始回升，而一度作为90年代美国选民基本心理特征的愤怒情绪已有所缓解。只要稍加回顾，1992年及1994年美国选民的“愤怒和不满”虽然形式多样，但几乎都源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克林顿执政初期几年里，国民经济虽有明显回升，但整个产业结构的重组调整使得失业和不安全感仍严重困扰着普通百姓，妨碍了人们从经济增长中迅速获得实惠。这一局面还引发社会不同阶层对现行福利、医疗等经济分配体制的不满，并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层面。
这种状况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前后有了较大的改观。伴随着美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低失业率的持续并存，普通百姓在稳步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也大大恢复了对政府政策功能（包括对克林顿本人执政能力）的信心；加之克林顿政府围绕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已经和即将出台的措施也多少减缓了各阶层对这些经济利益分配体制的不满。当地舆论曾有“道·琼斯指数在8500点，克林顿支持率不会低于55%”之说，可见“经济保驾”的功效。
与90年代初中期“愤怒选民”的偏激心态不同的是，随着个人经济状况改善，安全稳定感增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自70年代后便开始潜移默化美国大众政治心理的“调和的”自由主义，以及它所倡导的“宽容”和“多元化”也重现生机，并作为美国政治文化主流的一部分被进一步认可。时下，无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美国人更强调多种思潮并存甚至兼容，单一和极端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观点虽仍有市场，但不再以主流面目出现。反映在公众如何评价政治领袖方面，与90年代初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人也开始学着把政治领袖的治国能力作为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并且与作为道德楷模的标准相区别。这种景象的出现应视为自由主义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是“克林顿现象”中“民意逆反”的直接由来。
（二）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克林顿现象”，我们发现在几个月来的一系列风波中，克林顿本人的施政风格是其赢得民心，并在绯闻声浪中扭转民意舆情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顺应舆情”是克林顿当年一举击败布什并获连任的致胜法宝。执政几年来他一直紧密跟踪和解读民意，不敢稍有懈怠，是一位被公认为“并非以一贯的政治信念，而是受民意测验和当前重要政治活动驱使”的总统。对克林顿而言，只要有民意指向，他可以竭力为军队同性恋者辩护，也可以高声赞美美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为了民情，他可以赞同平衡预算并签署停止向福利提供联邦津贴的立法，也可以不失时机地提出关于扩大照料儿童范围、增加教育和保健投入等一系列政府倡议。
此外，“走中间道路”是克林顿施政风格的另一重要体现。执政多年，克林顿有意识地模糊党派门户的对立。他以“新民主党人”面目问鼎白宫，既淡化民主党人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又兼容并蓄了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主张。无论在严肃财政纪律，优化政府功能，还是提倡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克林顿的政策都逐步摆脱了传统上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因而被舆论誉为是“成功地走出‘克林顿主义’之路的新一代政治家”。克林顿的这些“成就”当然与美国政治文化日益多元，极端思潮式微，“政治中间地带”不断扩大等背景紧密相关。诚如观察家们所言：后冷战的美国已告别了内忧外患突显的时代，政治生活中“宏大叙事”让位于“一般叙事”，民众关心的问题日趋“贴身”和“琐碎”，这就要求解决办法也更加多样、复杂，既没有“定式”，也难有“正统”。此背景变化既为克林顿政策中的折衷乃至创新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又为他在选民中赢得最大范围的支持，帮助他在一系列“危机”中化险为夷。
（三）
纵观“克林顿现象”的由来及影响，人们还清晰地体察到当前美国政党斗争发展的新脉络以及在克林顿事件中的作用。一方面，近年来国会中跨党联盟的兴起扩大了两党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也大大增加了克林顿政府贯彻执行其政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民主党内的团结和共和党内分歧趋势同时得到加强，使得克林顿在与对手的政治较量中经常占得主动。
正如前文所述：冷战后美国政治多元化加强，以及政治人物面临解决的问题具体而琐碎，增加了政党强求成员一致的难度；同时，随着一批新当选议员进入国会，这些政治“新锐”为了早日在选民中树立个人声望和形象，不甘心在国会中人云亦云，而是更强调个人政治好恶、信仰和现实需要，更多地着眼于政策内容而非政党号令。因此国会中在近两年围绕一系列内外政策议题上涌现了多种跨越党派界线的政治联盟，即所谓“第三势力”。身为民主党人总统的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加紧利用国会中的“第三势力”，帮助他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成功地通过了涉及平衡预算、税收调整及一些单项福利改革的法案。可以说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的“政绩”以及在选民中的口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会中跨党联盟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支持。
国会中“第三势力”的出现，“政治新生代”的崛起，以及伴随着1998年国会中期换届选举的来临，国会中共和、民主党内部斗争变化也向着有利于克林顿的方向发展。
由于克林顿牢牢占据“政治中间地带”，其政治上的强势地位继续得以巩固。不但普通民主党人对克林顿赞誉有加、认为他“成功地改善了民主党人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使民主党具备“现代意识”；在此情况下，连一些常年与克氏作梗的民主党头面人物，如众院少数党领袖格普哈特，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最近亚洲金融动荡时，他非常积极地支持克林顿政府关于出资援助IMF的计划。 另一位民主党的重量级人物，黑人民运领袖杰西·杰克逊也摒弃与克林顿的夙怨，在总统危机中施以援手。当地舆论认为民主党近来的团结倾向与克林顿在政坛上地位牢固有着根本的关联。
相反，共和党内部高层的分歧局面却有所加剧。这一方面是由于党内温和派人士大多认同目前克林顿的内外政策，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面对克林顿的政治攻势也拿不出富有创见的方略“以正视听”，却往往动辙滑向“极端”，或在政策细节上纠缠，党内不满和混乱之声时起时伏。另外据美国传媒报道，共和党领导层中，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洛特之间在国会中已发生多次重大政策分歧，如对待伊拉克武器核查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内的分歧局面。当克林顿的绯闻案已满城风雨时，共和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此一直出言谨慎，还有意无意地与党内极右势力立场保持距离。尽管有分析家认为共和党人“坐观其成”的主因是不愿沾上个搞党争的骂名，但细心地人们还是发现了党内高层中暴露的意见对立，其中，洛特忽而声称调查之事可以“休矣”，忽又要求“克林顿赶快出来说清楚”便是典型一例。所谓共和党人“静观其变，坐收渔利”的策略，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面对“克林顿现象”的尴尬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