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工业 ：确证人的主体性与现代 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力量
管锦绣 谢 俊*
(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 ：基于工业文明以来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的思考，马克思将科技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是人的主体性的最基本方面，从而认为科技是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的力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的主体性，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人的主体性加以表现，并通过特定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确立为其实现途径，从而科技-工业也是确证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力量。同时，科技受资本增殖逻辑所制约以异化的方式向前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特定的民族国家主体性被资本增殖逻辑所挤压，致使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多元文化矛盾的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作为人的主体性之确证力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之确证的基础，是国家硬实力的核心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是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所需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 ：科技-工业；资本增殖逻辑；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之确证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将科技进步与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虽然是内在的，但是它无法在政治、艺术和文化等等的精神层面自我确证，而必须通过外化、对象化，以科技-工业的形式得以展现，从而科技-工业成为人的主体性的最基本方面，是建构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的主体性不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在科技-工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的主体性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人的主体性加以表现的，并通过特定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确立为其实现途径，从而，科技-工业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力量，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当前，文化自信，从根本上来说，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前提的。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民族国家的多元文明交往中确证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性。当我们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途径的时候，那么，建构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性的基础是什么呢？
现在，这条舒服的大道，又被开挖得千疮百孔。说是还要扩宽，又说要修成快速路。开满鲜花的花坛和已然长成的大树又悉数被挖。罗爹爹急了，找到阿东，说：“你怎么说也是个干部，能不能去反映一下，这条路蛮好，没必要重新修吧？”
一、科技-工业：由人的主体性之确证到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之确证
近代以来，围绕文艺复兴运动的“人的发现”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之探讨，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在文化层面彰显人性对神性取代的自信。虽然对于“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的探讨，近代哲学家们的回答不一，但是他们都无法摆脱思辨的形而上学框架，而将其归于抽象实体和自我意识。与近代哲学家的理论价值取向不同的是，马克思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出发，探讨“人的主体性确证”的现实依据和途径，进而从决定文化现象的“人的生活”的社会现实出发，基于工业文明时代里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中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1]89思考，将科技-工业作为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的依据。
首先，随着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技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的重要方面，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是展示人的主体性的力量。
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人和动物相比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人超越于动物自由性。“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57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物，其自由性是人所特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劳动所赋予的。因此，相比抽象实体和自我意识而言，劳动是展现人的主体性的更为基本的方面。自然科学是劳动在理论层面上的集中体现，“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1]56因而，自然科学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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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业对自然界的改造，必然引起文化层面的变革，这就是自然科学所显现的启蒙精神和理性文化。“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6]科技-工业确证了人，让人具有了战胜中世纪神权的人性即人的主体性。“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7]在科技推动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中，科技-工业激发了启蒙精神和理性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意识的兴起，促成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
科技-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和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人的主体性的最根本方面，从而成为人的主体性之确证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化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1]88“人的本质”虽然是内在的，但是，“人的本质”却无法在政治、艺术和文化等等的精神层面上自我确证，而必须通过外化、对象化才能加以表现和确证；离开了科技-工业的发展，“人的本质”就不具有现实性，体现“人的发现”的“人的主体性”就只能归于文化层面的哲学沉思。
其次，工业文明时代里，“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集中地体现为科技-工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推动历史现实运动的必然进程中，是确证人的主体性的力量。
对亚硝酸盐含量进行测定时，一定要结合实际。选择10g经过搅碎之后的样品，在该样品当中加入70mL的水、12mL的氢氧化钠溶液，将这些物质全部都搅拌均匀。为了保证最终的实验效果，应直接将氢氧化钠溶液融入其中，并且将该溶液的pH值调整为8，同时还要将其定量转移至200mL的容量瓶当中，并加入10mL的硫酸锌溶液搅拌均匀。在对该溶液瓶中的状态进行观察时，如果其中并没有产生任何白色的沉淀物质，那么可以加入2～5mL的氢氧化钠，将这些溶液全部搅拌均匀。在搅拌均匀之后，直接将其放置在60℃的水浴当中，并且对其进行加热，加热时间控制在10min左右。加热完成之后，立即将其取出，将温度下降至室温。
第一，古村古镇群完全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有效地谋划，切实地实施，形成和谐共生的发展格局。“识别共性，确定整体性；分析个性，寻求独特性；谋划路径，形成共生性”的古村古镇群旅游共生发展的“三步骤”路径，在我国相关区域的古村古镇群的旅游业共生发展的决策中，可以起到决策支持作用。同时，也可以在进一步实证的基础上，推广到相关具有同质属性的旅游景区群的发展决策工作中，作为参考性依据。
科技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也是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巨大力量，还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取代，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取代，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36
正像达尔文揭示了自然界进化的秘密一样，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社会生产器官的发展，从而科技进步推动自然界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标识。“从工具到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进化过程，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是每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这是由达尔文揭示的动植物器官形成的自然工艺史，到社会生产器官形成的人类工艺史的质的飞跃。因此，这实际上揭示出技术进化是自然进化、人类进化的继续和发展。”[5]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才能获得人身自由，进入到普遍经济交往的社会。虽然人还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但是人已经摆脱了“地域性的个人”的局限性，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同时科技进步还为人“以物的依赖性”的扬弃创造社会条件，“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3]34从而，科技进步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即人的主体性的确证，创造条件。
最后，科技-工业在改造人的生活，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的意义上，是启蒙精神和理性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之现代意识的集中体现，是确证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力量。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人的主体性，是以特定的民族国家的人的主体性加以表现的，从而科技-工业对人的主体性之确证的过程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之确证为前提的历史过程。“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资产阶级，作者注)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4]35由于科学的兴起，欧洲社会纷纷摆脱宗教在精神上的禁锢，随着科技在工业中的大规模应用，新兴的资产阶级从生产力发展中获得了决胜封建主义经济的优势，从而最终夺得了封建君主在世俗权力上的政治统治，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工业生产，科技改造了人的生活，让人摆脱了人身依附，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人的解放作准备。
随着“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中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自然科学以取代旧的人类文明即农业文明的形式宣告了工业文明的到来，从而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劳动在人类历史中展现出科技与工业的结合即科技-工业，“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1]88，“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89于是，自然科学不再仅仅停留于劳动的理论层面，也在实践中加以展现，使劳动取得了科技-工业的形态。
应该说，将科技-工业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从而将其视为确证人的主体性和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依据，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1]89近代哲学家，早就从文化启蒙的层面，将自然科学视为真理性知识的化身，理性力量的体现，从而将自然科学所显示的理性主义原则作为人的主体性确证依据，也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之确证依据。
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由观念，作为启蒙精神的现代意识之集中体现，不仅贯穿于其精神现象学，也融贯于其历史哲学，从而，自由观念由精神现象学中个体主观形态发展为历史哲学的客观普遍原则，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它最终展现为民族精神。“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务中——它的战争、制度等等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8]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民族国家是自由在历史中逐步实现自我的场所，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精神得以表现的共同体，因而，民族精神，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魂，是现代民族国家个性的显现，也是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展现。
马克思并不否认科技-工业在文化层面所显示的人学价值，也不否认其所蕴含民族精神之现代意识，但是，马克思反对将其局限于文化层面，因为他更关注科技-工业对于“人的解放”的现实意义。“‘解放’是一种历史的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9]18-19从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出发，人的主体性只有从人的本质力量即科技-工业中才能得到确证。
工艺流程。原料→挑选→除梗去核→破碎→酶法液化→调整成分→酒精发酵→粗过滤→醋酸发酵→过滤、澄清→杀菌→调配、装瓶→杀菌、成品。
二、科技以异化的方式发展：人的主体性与特定的民族国家主体性被挤压
作为确证人的主体性的力量，科技是社会群众性劳动所形成的“集体力”，是人类利用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过程分工，以集体劳动的方式所创造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群众性劳动是受资本增殖逻辑主宰的力量，从而，科技受资本增殖逻辑所制约以异化的方式向前发展，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也造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多元文化矛盾的加剧，进而以特定民族国家主体性加以表现的人的主体性被资本增殖逻辑所挤压。
首先，以增殖为内在逻辑的资本不但创造了科技应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即生产过程的分工，还创造了科技对生产过程分工的主宰，带来了科技与生产过程分工的高度融合。在科技与生产过程分工的高度融合机制下，资本实现了对劳动的占有和支配，人的主体性因而被挤压。
资本增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律令，“资本总是从它的物质方面被看作简单生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10]270同时，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条件，将科技纳入资本增殖逻辑所支配的社会群众性劳动中，成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人格化”，执行着资本家剥削获利的意志。“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资本增殖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必然演绎资本与科技相结合的历史。”[11]
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工的发展是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客观过程。由于首先存在着工场手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分工对手工生产劳动的分解，进而劳动工具被简化和专门化，接着才会出现对劳动工具加以模仿的工具机，随之就有了以不同工具机作为技术基础的机器大工业及其分工。马克思时代的西方力学家称“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12]428，认为机器与手工工具之间只存在技术上的差异。马克思却从资本增殖逻辑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推动这一生产方式发展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2]412
工业文明时代里，工业是大工业，也是人类劳动的大生产，是机器大生产对工场手工业的取代。“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用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2]569它不仅仅包括劳动资料被改进成机器体系，人力被自然力所取代，还包括适应于机器体系运转的社会劳动，以社会化大分工，自动化与联合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科学管理等等形式而广泛推行。因此，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推行，在生产劳动中，科技已经成为起决定作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即第一生产力。“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了一种从属的要素。”[3]212
借助生产过程的分工，资本创造出与劳动相对立的“集体力”，这是分散的个体劳动所不具有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2]378。但是，“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9]30群众性劳动，是资本加以联合的力量，也是与个人相“异己”的强制力量。在科技所应用的生产过程分工面前，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通过国际分工，技术、资金、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有效的配置，不可避免地促使科技由工业文明较早、工业发达的民族国家向其他民族国家扩散，从而将这些民族国家也纳入人类历史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2]8经济全球化，作为科技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全球性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历史摆脱地域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趋势。“它(大工业，作者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9]58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任何民族国家都不能搞自我封闭。“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13]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顺应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力推动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事实证明：由于中国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民族经济较快发展赢得了机遇。
在解答问题时，列出正确的函数关系式尤其重要。同时学生可能使用的数学知识通常为几何图形面积公式、勾股定理以及相似三角形等，应在实际问题解答期间结合各种数学知识背景对问题进行解答。如用勾股定理对函数表达式进行求解时，图中一定存在直角三角形或通过添辅助线，可以形成直角三角形。在使用相似三角形知识时，问题中通常具有平行线段以及角度相同的角。通常情况下很少直接有利用图形面积公式对函数关系式进行明确，通常需要结合实际需求进行相应的割补。
其次，伴随资本剥削关系全球性扩张，生产过程的分工发展为生产的国际分工，使得处于国际分工劣势地位的民族国家面临民族独立和发展的问题。从而，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的主体性的挤压，表现为对民族国家主体性的挤压。
资本增殖逻辑内在地要求创造并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并不必然地带来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实现，因此，资本增殖逻辑“客观”地要求资本不仅仅要在地域上扩大商品的生产，还要扩大商品的流通范围，“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0]391节省生产成本以获得廉价原料供给，争夺更大的商品倾销市场以保证高额剩余价值的实现，资本借助科技以野蛮的军事侵略的方式，打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民族国家的大门，再借助科技带来的廉价商品，将这些民族国家沦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廉价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业资本循环。
Study on swe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gypsum rocks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it HAN Lin-lin ZHANG Li JIANG Xiao-quan(50)
在进行分区管理时一般将区域划分为3级。1级分区主要是依据行政管理进行划区；2级分区主要是1级分区中漏损严重区域，包括供水只限、用水大户等；3级分区一般为层叠式的，为上层分区中流入的。在DMA分区中要考虑的因素众多，如自然边界、地形差异、调度运行、压力管理、管网现状和用户结构等[4]。DMA分区计量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DMA边界确定、管网水力模型建立、管网信息调研、用水用户调查、规划分析语DMA边界确定、压力控制和优化调度分析等。DMA检测漏损的具体技术流程如图2所示。
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民族国家纳入资本的生产和流通，实质是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纳入受资本剥削关系之内，从而使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由一国内的阶级对立扩展为世界范围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当一个在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工业民族，例如英国，同中国人进行交换，并且以货币或商品形式从中国人的生产过程中吸收价值时，或者更确切些说，当英国把中国人纳入自己资本流通的范围时，那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无须为此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3]246这使得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民族国家的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12]497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廉价原材料供给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争夺，使这些国家陷入丧失民族独立和自我发展的困境。“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35-361840年以来，在西方科技的船坚炮利的强力下，中华民族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危险，表现为国家的山河破碎，人民的生活困苦，中华民族文明的自我否定，资本增殖逻辑下的“人的主体性被挤压”以“民族国家主体性被挤压”的方式加以表现，民族文化自信也因而丧失。
资本霸权话语，是指以维护资本增殖“中立性”的理性规则，来安排生产的国际分工，进而控制国际经济格局，以及影响国际政治、安全等。其中，资本增殖逻辑所主宰的促进科技进步的话语，是资本霸权话语的集中表现。在资本霸权话语下，如果发展中国试图发展科技以挑战全球价值链分工，而不乖乖地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不甘愿成为廉价原料供给地和劳动力输出国，以及污染转移之地，那么就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和威胁。从而，在资本霸权话语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加大。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科技以推动生产的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和建构资本霸权话语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格局。
过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争夺，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循环的流通环节的全球化扩张，目的是获得廉价原材料供给和商品销售市场。现在，借助科技，通过采取生产的国际分割方式，将过去在一国之内完成的生产过程分工扩展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而，将这种争夺深入到产业资本循环的生产环节。
全球价值链分工，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将产品生产的研发、设计、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服务等主要环节进行国际分割，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配置的国际分工。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科技的优势控制着生产的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而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地从事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也“当然地”成为了最终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出口国。从而，在价值分配中，借助科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得到极为廉价的组装费和加工费，以及对廉价原材料开采所导致的牺牲可持续发展的代价。
与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全球化相比，虽然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实现对国际分工主宰的意图并没有改变，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方式却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不必通过军事武力的方式来维护对国际分工的主宰，而主要地在促进科技进步的话语体系下，通过对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封锁的方式，来实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控制。进而，在促进科技进步的话语体系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逐渐被异化为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垄断。借助对先进科技的掌控，发达国家操纵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将资本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演绎成资本霸权话语。
最后，随着资本增殖逻辑开启的全球化深入推进，科技全球化也因经济全球化得以敞开，并且二者相互交织，推动生产的国际分工纵深发展。借助科技，资本增殖逻辑建构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霸权话语，造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发展水平差距的加大和多元文化矛盾的加剧，多元文化交往被异化为资本霸权话语下的文明冲突和文化冲突。
在资本霸权话语下，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问题，民族自信受到极大的压抑。对于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在抨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的同时，也会给出资本霸权话语下的救治药方。所谓药方不是平等的科技合作，而是附带条件的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所谓附带条件，就是对其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横加批判与指责，同时对其国民进行西方生活方式、普世价值的渗透和输出；而所转让的技术和所援助的经济不过是过剩产能所依托的非核心技术和剩余资本。从而，在发达国家的资本霸权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加重，造成对民族国家、甚至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下降。
三、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工业：确证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虽然，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之确证最终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而“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以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巨大增长和人类普遍交往，以及在此基础上阶级和民族国家消亡为条件的，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普遍交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才能得以展开，从而，人的主体性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人的主体性加以表现的，并通过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确立为其实现途径；同时，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带来了不同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相互借鉴和交锋，民族国家随之而成为多元文化星丛中的主体。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作为人的主体性之确证力量，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之确证的基础，是国家硬实力的核心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是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所需能力的重要途径，因而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因此，当前，各民族国家，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需要充分参与全球化的人类交往，大力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科技-工业，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首先，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科技-工业，推动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国家硬实力。
1．2．4 测量工具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FES－CV）［4］：包含90个条目，分10个评价因子，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控制性，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环境特征。每个条目用“是”或“不是”回答，回答“是”为“1”分，回答“不是”为“2”分。高分儿童家庭气氛更融洽，家庭成员自由表达情感的程度更高，追求成功的动机较强。同时高分儿童家庭冲突较少，彼此攻击和敌视的现象较少，这样家庭的特征有利于培养儿童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科技通过工业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形成了科技与“最广泛的分工”有机结合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工业，科技由此成为确证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显示了群众性劳动所创造“集体力”和科技所驱使的“自然力”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意义，从而催生了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人类的生产劳动显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出现了生产的国际分工。由于国际分工带动国际交换，引起全球化生产与全球化贸易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浪潮也由此被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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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级配砂砾垫层施工技术，应对其规格进行严格控制，以提高沥青路面基层施工的安全稳定性。目前，可供施工选择的施工控制方法有两种，即底基层路拌法与上基层厂拌法。在此技术背景下，水泥材料能够为砂砾的作用提供稳定的环境，进而满足沥青路面施工提出的平整度与强度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当级配砂砾垫层施工质量得到保证后，施工技术人员应强化该垫层作用的平整度，进而实现缩短施工工期的目标。
科技进步所促成的机器大工业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科技，一方面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到的成规”[12]443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科技还主宰着生产过程的分工，在机器大工业中，分工是机器体系的分工，是通过工具机、动力机和传动机的高效协同运动来得以实现的。借助科技与生产过程分工的高度融合作用，资本极大地强化对劳动的占有、支配和剥削，造成了人的主体性丧失。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里对科技对于促进民族强盛作用的高度概括。当前，科技对人类历史发展推动作用更为强劲：在促进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科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国际分工纵深发展，科技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越发成为国际争夺的焦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封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同样，与核心技术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必须依靠自主创新。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运动，实现面向国家发展需求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显得尤为迫切，这是培育战略性新产业以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译文1保留了原文的心理过程“我们将种定义为”对应译为We define a species as，更像是一个普通文章的译文；而译文2将原文的心理过程转化为关系过程，省略掉了明显带有主观色彩的动作发出者we，将主观的心理过程隐喻化为关系过程，更加强调客观事实，从而使译文表达更加符合译语环境的表达且更加客观明晰。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将科技作为工具，以实现增殖；另一方面，科技也以资本为手段来推动其进步。这就意味着，在推动国家科技进步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作用，从而促进科技创新。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着社会主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有着市场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一个突出原因就是还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作用，具体来说是，激活科技创新的资本动力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表现为：一方面，企业还没有完全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对于完全可以由市场决定的技术研发、产品项目开发，往往受政府过多的主导，导致即使产品项目研究成功了，也有可能因为脱离市场而难以产业化，造成资金浪费；另一方面，对于关键的核心技术而言，往往由于具有行业共性，需要政府资金大力扶持，并由政府主导，以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却又存在着创新主体缺位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产学研等创新资源无法在社会层面实现有效整合，创新活动无法得到合理的开展，致使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竞争力不强。
当前，提高我国的国家科技竞争力，一方面亟需核心技术的创新，以及与核心技术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需要培育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从而，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科技-工业，推动经济更高层次的发展。这需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在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作用，划清政府资金的科技投入界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机制。对于应由市场决定的技术研发应该交给企业，政府主要以政策引导和减免税收的方式为创新做好服务。对于具有行业共性的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的创新，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必须发挥政府主导的作用，以政府资金导向方式统筹协调人、财、物，统筹安排产学研以共同攻关。与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相关联的是，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同样也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除了要加大资金投入之外，还要推进科研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
其次，引导全球化，倡导人类合作新机制，大力发展科技，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和民族文化现代化所需能力，推动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增强以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之确证的文化自信。
在资本霸权话语下，以“中立性”面孔出现的促进科技进步的话语，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垄断，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平等的科学合作，分享人类共同精神成果即科学的困境，从而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困局。因此，倡导人类合作新机制以制衡西方资本霸权话语，成为了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致力于改变西方资本霸权话语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有担当的大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经济全球化格局处于人类历史发展交汇口时，中国向世界提交的倡导人类文明多元互鉴，建构人类合作新机制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经济全球化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而是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引导的结果。“引导”意味着人类要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体选择性，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实现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转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从而促进人类合作新机制的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预算编制工作针对企业运营发展而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目前情况来说，大部分企业由于没有给予预算编制工作充分注重，采用的预算编制不合理，导致预算编制问题时常出现，影响企业今后发展。因此，企业在开展预算编制工作时，应该从领导层级入手，强化预算编制意识，参考西方国家成功经验，采取合理的编制方式，加强预算编制监管，从基础上找出预算编制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处理，在提升预算编制水平的同时，给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引导。
如果说，建构人类合作新机制是着眼于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国际环境的需要，那么大力发展科技则是着眼于“练内功”，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的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实力不仅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国家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的核心要素。随着全球经济交往的深入，科技实力的优势也会向生活领域渗透，以特定生活方式下的价值观优势展现出民族国家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中，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门类较为齐全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体系得以建成，从而科技以强大的生产力优势实现了对传统小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改造。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封建宗法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初步成就。科技进步还带来“大国重器”的重大突破，展现了科技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民族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在对传统小手工业、小农经济改造和对封建宗法制度废除的基础上，科技也显示启蒙精神对人的主体性确证的文化意义：科技让人具有了敢于同腐朽的封建意识和强悍的外来压迫相抗争的信心和勇气。这种信心和勇气集中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中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提升了民族文化现代化所需的能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鲁迅先生将自古以来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称为“中国的脊梁”。张岱年先生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新时代里，中华民族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如果说，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的革命精神，那么，建设、改革时期的民族精神则是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奉献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的历史征程中，科技必然成为助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建设时期，中国科技工作者就是在民族精神的激励之下，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在新时代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重大理论的突破和原创引领的成果还很缺乏，导致在某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产业，受制于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14]坚定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和为科技创新而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此助推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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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77.
[14]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9.
*基金项目 ：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暨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16ZD064)。
作者简介 ：管锦绣，哲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谢俊，法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1-010-017
[责任编辑：黄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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