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双重约束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到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统筹发展，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朝着和谐发展、协调发展的目标迈开坚实的步伐。但是，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换绝非一夕之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易解决。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分析中国经济现阶段的性质和特点，采取恰当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引人注目的反差：经济的平稳增长与宏观政策的大起大落
中国经济向来以“大起大落”著称。改革开放前20多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实际上却是“有计划的无序经济”。长官意志、主观唯心论盛行，干了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导致经济运行象“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忽上忽下，极不正常。改革开放后则愈来愈趋于平稳。如果把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画成曲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五十多年的增长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77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波动最为剧烈。最高年份(1985年)GDP增长高达21.3％，同年工业生产增长指数更是高达53.4％；而最低年份(1961年)GDP比上年下降27.3％，工业生产下降39％，建筑业更是下降65.4％。这样的大起大落，在世界无与伦比。
第二阶段，1979—1995年，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经济总体上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波动。最高年份(1992年)GDP增长14.2％，最低年份(1990年)增长3.8％，上下落差超过10个百分点。工业生产波幅更大，上下落差达20个百分点。但与改革开放前比，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波幅缩小，二是从未出现过负增长，说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第三阶段，1996—2005年，这十年经济发展更为平稳，从GDP增长情况看，最高年份(2005年)为9.9％，最低年份(1999年)也有7.1％，上下不超过3个百分点，工业生产也差不多。从曲线看，几乎是两条平行曲线(参见图1)。
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产值增长率：1953～2004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产值指数比较图1953—2004
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转向平稳发展，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过程而必然发生的。从无序增长、激烈波动到稳定增长的过程，恰恰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由此可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确实比计划配置具有优越性。市场调节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但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经济增长趋于稳定的同时，政府的政策导向却出现另一种“大起大落”。自199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两次大转向。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宏观调控，一反前几年的控制过热，降低速度转为保速度、保增长，提出确保1998年增长8％，并运用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第二次是2004年的宏观调控，来得也比较突然。在此之前的政策导向都是启动经济、促进增长，摆脱通货紧缩。2002年增长速度回升，2003年超过9％，这时已有关于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但中央的基调是整体没有过热，局部有过热现象。可是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推出的宏观调控，显然不是以局部过热的判断为依据，而是全面紧缩，推出的调控措施也都是“猛药”。土地、资金投放均严加控制，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一起动用，短期内效果也很明显，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价格很快降了下来。
这一反差恰与改革开放前形成鲜明对照。改革前经济增长剧烈波动，但中央政策导向却极少改变，一直以赶超战略为指导思想，追求高速度、高增长，往往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资短缺，最后被迫调整。而近十年来的宏观调控措施则是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市场运行趋势主动采取的措施，中央政府借鉴发达国家调控市场运行的经验教训，以反经济周期波动为指导思想，以保证经济稳定增长，避免大起大落为政策目标，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预警系统，灵活运用政策工具，逐步完善了宏观调控体系，驾驭经济运行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反差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仍不成熟，经济运行的自组织功能较弱，自我均衡的机制仍然缺失。经济稳定主要仰赖于政府的强力调控才能维持，增长太冷太热，都要靠政府调控政策的大转向、下重拳才能矫正。这说明经济均衡的基础尚很脆弱。每次宏观调控往往一刀切(也只能一刀切)，其代价十分高昂。这种调控机制尚需要进一步调整、创新。
二、中国经济面临双重约束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两次调控的直接动因完全不同。1997年实施的宏观调控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此前几年大量投资造成产能过剩，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国外需求陡降，二者叠加，导致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政府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只好实施“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采取多种措施扩大有效需求。而2004年宏观调控的起因则是资源短缺。近几年各地大上电力、钢铁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项目，房地产市场又格外火爆，引起原材料、能源、土地等各种资源供给难乎为继，电荒、水荒、地荒，甚至“民工荒”的各种报道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进行调控，势必造成全局性的供求失衡，带来极大的浪费和损失。这种需求不足与资源不足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的现象，表明中国经济运行同时受制于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
我们知道，需求约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资源约束则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两种约束并存或交替则是转型经济的典型特征。现阶段经济运行出现的双重约束，证明中国经济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仍是典型的双轨经济、过渡经济，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仍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双重约束？又以何种约束占主导地位？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是需求导向、需求约束。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供给问题，也不是说市场经济国家就不存在资源稀缺问题。而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种自我均衡机制，能够解决供求平衡和资源配置问题。在利益驱动下，市场需求旺盛能刺激供给，满足需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资源可在全社会、甚至全世界自由流动，合理配置，资源稀缺的国家照样可以发展重化工业(如日本)。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反映资源或产品的稀缺性。在拉动供给的同时抑制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稀缺不足以演化成资源短缺。市场竞争刺激技术进步和集约经营，减少社会必要劳动，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率利用。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生产方式是商品生产。商品是为他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如果不适合他人的需要，就不会有市场需求，就不能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那时就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产者①。因此，需求约束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长期的、永恒的、根本的约束。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不顾需求状况，盲目生产，无限制扩张供给，最后必然吃到苦头。
相反，资源约束则是计划经济特有的产物。科尔奈对此已有精辟的分析②，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计划经济基于赶超目标，具有无限扩张的冲动，只有资源短缺才能抑制这种冲动；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需求可由计划者任意调控。它不是自变量，只是因变量。因而不可能形成对计划的约束。
在我国现阶段，资源短缺只是现象，不是本质③。本质是我国改革未到位，市场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尽管我国是“地大物不博”，人均自然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而是资源配置机制。
深入分析我国资源短缺问题，可以发现：
(1)造成资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我国资源耗费与产出比例是发达国家数倍乃至十几倍。总体上看，我国耗用了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资源。生产了不到5％的GDP份额。
(2)粗放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的低价竞争战略。无论沿海还是内地，企业的竞争战略基本相同，都是采用低价竞争战略。支撑低价竞争的是低成本生产要素，主要是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甚至无偿奉送的国有银行资金。
(3)阻碍增长方式转换的是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增长方式转换已喊了多年，为什么没有实质性进展？因为微观主体没有动力。既然可以得到廉价的生产要素。为什么要珍惜？既然靠粗放经营照样可以盈利赚钱，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搞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很多地方政府在保护本地企业给以企业多种优惠时，实际上保护了落后，阻碍了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
(4)造成要素价格扭曲的是政府管制行为。面对生产要素稀缺性变化，政府采取的是数量控制方式而非价格调节方式。以土地资源为例，中央政府扮演“猎犬”角色，严加行政管制。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量来自于土地开发，利益驱动形成了加速用地的动力机制，因而中央调控与管制阻力重重，收效甚微。实践证明，目前的土地资源行政配置模式助长寻租行为。更重要的是，价格扭曲造成利益关系扭曲，损害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激化社会矛盾。
三、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从性质上看属于投资推动型。现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投资(见表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下降。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消费不足。我们可以从表2中发现，城镇居民1978年的消费约是农村的2.93倍，而2003年为3.59倍。
而这种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如表2所示，近几年农村消费增长缓慢。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同时，财富分配、收入分配的格局却呈恶化态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居民收入份额下降。
在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比例下降，而且劳动者报酬中已包含个体户和部分私营业主的收入(见表3)。
考虑到再分配因素，从最终结果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比重下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始终赶不上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增长和企业所得增长均快于经济增长，表明收入分配是在向国家和企业主倾斜。
在沿海发达省市，江浙增长快于全国。但从相对份额看，居民收入比例不高，甚至下降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浙江的城镇居民收入在全国名列第四，农民人均纯收入名列第三。但从总量上看，居民收入占GDP的相对比重却越来越低(见表5)。
2.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具体表现在基尼系数的扩大上。2004年全国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369，城镇为0.330。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0.45④。这种居民收入总量下降和分配差距拉大的格局，会对消费造成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消费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消费不足。
第二，消费预期不良，不敢消费，即便低收入者也节衣缩食，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见表6)。
第三，消费畸形化，高收入者的奢华消费、浪费之风盛行。近年房地产价格猛涨，普通居民叫苦不迭。但购房能力从何而来？光靠抑制房产价格，不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只能是扬汤止沸，解决不了问题。
四、宏观调控的重点：收入分配关系调整
转换发展模式，走新型的发展道路，要实现两大和谐：一是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最根本的是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和谐。没有利益和谐，就没有和谐社会。没有利益的合理调节，不能把外部性内在化，难以避免“公地的悲剧”，环境生态保护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实现发展模式转换的关键是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利益格局，增加居民收入份额，改善收入分配预期，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从而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把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转变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并为和谐社会构建打下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调节，不能直接靠政府下指令调整工资来实现，必须有一套相互支持的调控政策组合，才能达到目的。可供选择的对策思路有：
1.从保障交易主体的交易权利入手，理顺要素价格体系，遵循价格形成的客观规律，发挥价格机制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这里最重要的两个保护：首先是保护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对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和履约权，切实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结果，是不得已的选择。它反映了现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严重缺失。同时，它也是调整劳动力要素价格，提高职工待遇的有利契机。其次是保护农民对土地转让受益的分享权。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非农化的收益巨大，但农民所得到的份额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拿不到手。各地政府必须把这只“掠夺之手”转成“援助之手”。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收益，成为中产阶级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良策，而剥夺、掠夺他们，让他们流离失所无异于给这个社会埋下定时炸弹。
2.从税制改革入手，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别，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比例。现在的计税工资极不合理。只有1600元计税工资能计入劳动成本，超过部分企业要缴纳33％的所得税，而职工拿到工资后又要交累进所得税，这实际上是迫使企业压低职工工资。对这种“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的所得税征收体系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按照国际规范，合理征收所得税，改变轻资本税，重收入税的不合理状况，鼓励企业提高员工工资，使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有可靠的依托。
3.从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入手，完善转换支付体系，发挥公共支出的再分配功能。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各级政府钱多了，花得却越来越不是地方。政府大楼越造越气派，锦上添花的政绩工程越来越多，劫贫济富的事越来越普遍(例如给纳税大户颁奖)。但一到扶危济贫、社会保障、社会发展事业要花钱时则叫苦不迭。如此行为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后应真正贯彻“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方针，把满足广大群众的最紧迫需要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首选事项，把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环境治理、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作为主要的财政支出领域。通过这些公共事业的发展，既能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又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从改变外部约束条件入手，推动企业转变竞争战略。目前沿海地区生产要素稀缺性发生变化，原材料、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在提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在提高，廉价生产要素已不那么廉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人为地打造低商务成本区，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在要素价格问题上，政府只能顺市场调节，把压力传递给企业，迫使企业改变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战略，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走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实行高收益、高效率的竞争战略。对于企业成本上升问题，必须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应对之道。绝对成本上升通过相对成本下降来弥补，劳动成本上升通过物耗成本下降来弥补，而生产成本上升通过交易成本下降来弥补。政府应在降低制度成本，交易成本方面下工夫。改善发展环境，提高政府效率，实现廉洁自律，给企业和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总之，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认识到，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转变发展战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与命运。从现实情况看，目前的低价竞争战略和增长模式已失去其客观基础，而且已导致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没有相应扩大的矛盾，如不及时解决，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下图描写的恶性循环：
图2 恶性循环示意图
因此，只有理顺经济运行机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才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的特征，符合生产——消费互动原理，使中国经济进入“生产扩大→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长→市场扩张→生产扩大”的良性循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朝着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②参见科尔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③参见胡培兆：《有效供给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数据分别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05年4月21日)、中国发展报告(200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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