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与分析(1978/2006)_经济指数论文

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和分析（1978～200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综合评价论文,社会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七大重申了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拥有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目前，促进社会和谐已取得全国人民的共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已深入人心，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社会形势基本稳定。

本文根据和谐社会的理念，建立一套全面概括的社会和谐度指标体系，从宏观层面选择有代表性的六类38项重要指标组成，它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度，同时也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不和谐状况，现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综合指数和分类指数的增长情况和问题，简要分析如下：

从表1看，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和谐度综合指数年均递增5.5％。六类指数中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为负增长外，其他四项社会经济指数都有较大增长。其中，以人口素质增长6.5％为最快，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均增长5％以上，社会结构指数递增3.8％。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状况有所恶化，其指数一直处于负增长。从主要指标看，2006年与1990年比较，年均递增最快的是每万人口大学在校学生数，递增13.3％，人均生活用电量递增1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均递增9％～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递增7.9％，居民消费水平递增了7.7％（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6084元，人均财政收入达295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006年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43.9％，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12.2％上升为32.2％，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4.6％上升为36.8％。

和2005年相比，2006年社会和谐度综合指数增长了5％，经济效益和人口素质指数增速最快，分别增长了7.6％和6.7％；社会秩序也有明显的好转，其指数增长了6.5％；社会稳定状况变化不大，比上年仅增长了0.5％。

2006年对社会和谐度30多项指标进行了地区评价，用综合评分法计算的结果如下：

（1）社会和谐度较高的、得分居前10位的大多为东部沿海地区，最高是北京、上海达69.1和64.8分，依次是天津、浙江、辽宁、广东、吉林、江苏、山东、湖北，得分在59～48分之间，前10位中沿海占8个，中西部地区居后的10位中，西部占绝大多数。分子系统看，在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北京均居第一位；经济效益指数的榜首为上海，社会秩序指标河北位居第一位（31个省市区得分排序详见附表2）。

（2）居前列的10个地区，一般情况是各子系统的得分都较高，如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都较高，比较协调，得分大多超过了全国平均数。但其中各子系统不够协调的是，辽宁、吉林、山东、湖北四省总分虽均居前10位，但经济效益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居前的沿海各省市，虽经济效益、社会结构、人口素质都居于前列，但社会秩序得分均低于平均水平而居于后列，如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北京、天津得分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省市区如果能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加以改进，就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以上数字反映了社会和谐度的增强，各类指数和主要指标均呈现了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已趋向合理、经济实力增强、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均有较大提高，各子系统的指数是基本协调的、和谐的。

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经验：在人均GDP从1000发展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也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由于有的地区没有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经济，仍盲目追求GDP的高速度，忽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亟须用和谐社会的理念，使矛盾得到化解，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发展。

下面通过各种指标的比较中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建议，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从社会和谐度指标体系的各指标分析比较中，亟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简要分析如下：

一社会发展总支出在GDP总量中的比例偏低

国家财政和企业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支出，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也可称为公共消费品和公共服务事业的总支出，它的发展直接影响人口素质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民生问题，也是增强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包括社会文教科研卫生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在岗职工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离退休人员的保险福利费、社会福利救济、社会保障补助等，但不包括个人和集体用于上述支出的费用。

2006年以上各项实际支出共计26564亿元，占GDP的12.6％，比1978年的5.9％提高了6.7个百分点，比1990年的7.6％提高了5个百分点（见表2）。

从表2看，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和绝对额均有较大提高，但按人口平均水平过低，2006年社会发展总支出人均只有2026元，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为15829亿元，占60％，人均为1207元，社会文教科卫支出10735亿元，占GDP的5.1％，人均仅819元。

2005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为4666亿元，2006年估算为5400亿元，两年分别占GDP的2.5％和2.6％，人均只有412元。距1993年政府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要达到占GDP4.0％的目标，至今还有相当的差距。教育经费在城乡间、地区间，分配极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城镇人口中高中、中专、大学学历者分别为农村的3.4倍、6.1倍和44倍；全民族的文化程度不高、文盲率过高，据2006年0.9％的人口抽样调查，在总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54.5％。15岁及以上未上过学文盲率仍高达9.3％，女性高达13.7％，且主要集中在农村。中西部地区学校危房多，贫困生多，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缺口仍很大，农村师资力量薄弱。

卫生经费的投入也很少，2006年卫生事业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089亿元，只占GDP1.0％，人均仅159元。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间严重不公平，约有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农村因病致贫、返贫的情况仍较普遍。据卫生部调查，医疗费15年来上涨了9倍，个人医疗费的支出增长了10多倍，在卫生总费用中，财政投入仅占16％左右，远低于国际50％左右的水平；卫生事业发展滞后，不仅影响了居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由于劳动力因病损伤和早亡，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文化经费投入更少，2006年财政支出用于文化、体育、广播、出版、文娱的事业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797亿元，只占GDP0.85％，人均为137元。公共图书馆的人均购书费不足1元，人均图书出版量只有5册，文化事业的发展滞后，远远满足不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全社会用于研究与发展经费2006年为3003亿元，比1995年增长了7.6倍，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0.57％上升至1.4％，发展很快，比例已居国际前列，但我国科研发展水平与国际比较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创新能力仍比较薄弱，发明创造和专利申请数量少且质量不高。

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2006年有15829亿元，占GDP7.5％，它主要用于城镇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农民基本上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不仅工资水平低，大部分都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据统计，在一亿多农民工中享受工伤保险的只有2537万人。

用全社会从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计算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仅为32％，其中城镇覆盖面为66％，农村只有11％；而且大部分人员保障水平较低，如企业的离退休人员，尤其是退休较早的退休人员退休费过低，2005年平均只有8500多元，低于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半左右，与机关事业单位差别过大，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2006年虽增加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但仍远低于事业机关的增幅，造成企业离退休人员的不满。2005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的人均离退休金（包括医疗费）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5％，比80年代初的90％左右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仅为34.5％，为各省市区的最低水平。据审计部门审计，约有半数的省市区存在对社保基金的挪用和挤占现象。

在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从1978年的53亿元增至2006年的7571亿元，占支出的比例，由4.7％提高到18.7％，若加上预算外用于行政事业费的4600多亿元，共计1.2万多亿元，占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支出的26％，它相当于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文教费、社会保障福利支出13767亿元的87％，而每年在行政费开支中用于吃喝招待和公车消费就达数千亿元；经济建设比例在财政支出中占61％，但存在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投资效果不高的现象，因此，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和节约行政开支，增加社会发展支出的比例已势在必行。

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与世界各国比较明显偏低，以基本可比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合计，我国只占10％左右，低于美、法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20％左右的比例。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4.8％和发达国家7％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4％左右的水平。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发展总支出比例偏低，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和水平过低，是影响社会和谐，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之一；教育、科技的落后，将会削弱国际竞争力，并影响经济社会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过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2006年比1990年年均递增7.7％，慢于同期人均GDP年均递增9.2％的速度。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额占GDP（按支出法计算）的比例，从1990年的48.8％降为2006年的36.3％，已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比最高年1981年的52.5％降低了16.2个百分点。从世界消费率看，各国消费率大致在60％～80％之间，高于我国20～45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1990年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递增率高达17％，2006年增速仍高达22％，投资率从1990年的23.3％上升至2006年的52.2％，已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而每一单位投资的新增GDP即投资效果系数，由1990年的45.1％降为29.5％，降低了35％。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从1978年的24％降至2006年的12.7％。投资的低效率是造成低消费的重要原因。

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的另一原因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偏低。据测算，2006年城乡尚有贫困人口近8000万人，占总人口约6％，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比例偏低，目前只占20％左右。

当前中低收入者还受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住户调查，2006年在城乡居民中，三项支出约占消费支出的1／4，其中居住消费占的比例最大，城镇占10％，农村占17％。由于三项支出压力过大，许多家庭为了筹措过高的教育费、医疗费或购房、建房费，往往要压缩日常消费开支而加大储蓄，即压缩即期消费，加大预期消费的积累，以防后顾之忧，因而近5年来储蓄余额每年以17％的高速递增。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此三项支出的费用仍在上涨，教育乱收费没有扭转；药费经过23次降价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综合医院的人均门诊医疗费2005年比1995年上涨了2.2倍，人均住院费上涨了1.8倍；房价连年上涨，全国住宅商品房价格指数2006年比上年上涨了6.4％，与2000年比较上涨了41％，房价与收入比过高，一般工薪阶层需20年的收入积累才能买一套两居室，归还房贷已成为工薪阶层的沉重负担，低收入者则根本无力购房。

消费率过低和呈下降趋势，是长期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形成的，如果没有宏观调控决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要拉动居民消费率的上升是存在较大难度的。

三社会不公平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各种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基本条件，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要注重社会公平。但由于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分配制度不合理，就使各种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一）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

根据2006年全国12万户城乡住户调查，城镇居民中，按五等分法计算的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5.6倍，农村居民20％最高收入户与20％最低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2倍，城乡平均为6.5倍，比1990年的4.0倍扩大了2.5倍，比1978年的2.7倍扩大了3.8倍。另一种衡量社会公平的尺度为基尼系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其已达0.5的水平，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近一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贫富悬殊会影响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还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上升等不稳定因素增加。

（二）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慢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如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倍，在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6年扩大为3.28倍，比上年扩大了0.06倍，比1978年扩大了0.71倍。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居民享受了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每年人均约三四千元，加上此因素，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1～2倍的差距。分地区看，2006年沪、京、津、苏、浙、辽、黑、冀8省市城乡收入差距均在2.3～2.6倍之间，西部地区在3～4倍之间，最高是贵州、云南、陕西，为4.6～4.1倍，与上年比，有26个地区差距扩大，3个地区差距缩小。

由于城镇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城镇收入增幅必然高于农民收入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将持续扩大，据预测，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将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按此速度测算，200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至3.4倍。如果农村没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则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将难以扭转。

（三）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致使垄断行业及一些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增速过快。按细行业分的职工年平均劳动报酬，2006年仍以证券业为最高，达8.67万元，比上年增长54％；其次是计算机服务业、航空业和软件业，分别达6.32万元、6.11万元，航空业6.01万元；在4万元以上的有其他金融活动业5.62万元，烟草制造业4.61万元；最低的是林业职工，只有8220元，比上年增长13％。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扩大为2006年的10.6倍，比上年扩大了3.1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9.3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巨大。

（四）地区差距扩大

从主要指标看，近几年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6年全国人均GDP已达16084元，以上海57695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31874元为最高，以贵州5787元为最低，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5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5525元，为西部10299元的2.5倍，比1991年的1.9倍扩大了0.6倍。东中西部的比例为1∶0.52∶0.40。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年为11759元，上海最高已达20668元，浙江、广东达1.8万和1.6万元，而新疆只有8871元、甘肃8921元，高低相差2.1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587元，以上海9139元为最高，浙江达7335元，与最低的贵州1985元比较，差距为3.6倍，比1991年的2.7倍扩大了近一倍。

四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为负增长，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秩序指数由警力、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2006年比1978年，按逆指标计算下降了32.6％，28年年均递减1.4％。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6年35.5件，年均递减6.4％；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查处率，年均递减1.0％和5.4％；2006年由于对安全生产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狠抓了生产安全，使交通、工伤、火灾死亡人数从上年的12.7万人降为11.3万人，每10万人死亡率从上年的9.8人降为8.6人，降低了12.2％，按逆指标计算，增长了14％，这是近几年首次扭转了生产安全死亡率持续上升的局面。但从长期看，社会秩序指数仍为负增长。

28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0.5％。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6年比1978年上涨了3.71倍，28年中货币贬值了78.8％，年均递减5.4％；贫富差距由2.7倍扩大为6.5倍，年均递减3.1％；城乡贫困率有所下降，主要是农村贫困率由11.2％降为6.9％，使全国平均贫困率从9.3％降为6.0％，年均递增1.6％，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5.9％，农村贫困率递增1.7％；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57倍扩大为3.28倍，年均递减0.9％；失业率由5.3％降为4.1％，年均递增0.9％；社会保障覆盖面由23％提高至32％，年均递增1.2％。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互相制约的，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8年来，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它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如28年社会和谐度的综合指数按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四大类指数计算，年均递增为5.5％。但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两大类指数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4％。因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了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6年16年影响度上升为26％。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可喜的是，2006年与上年比较，由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比上年略有好转，影响度下降至12％。如果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指数继续好转，与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就能促进综合指数再上一个新台阶，就能确保提前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六大类指数和38项指标详见附表1）。

五环境与资源状况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而产生的是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给人体健康和自然资源带来的严重危害。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环境的退化问题，制定了环境管理方面的发展规划，构建了现代化的环境、制度、政策体系，加强了环境机构建设，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在环境保护各领域，如大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的处置与回收、自然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环境质量逐年好转，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包括空气质量、地面水达标率、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噪声达标率），2006年为76.0％，比上年的73.8％增长了3.0％，比2000年增长28％。但人与环境、人与资源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

（一）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一是我国森林资源总量严重不足、森林覆盖率只有18.2％，且分布不均、质量不高的状况没有根本扭转；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有效遏制；有17％的土地已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水土流失面积也达1／3，湿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依然严重。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对多种林产品、畜牧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伴随对国土绿化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毁林毁绿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较上年有所好转，但部分城市污染仍然严重

从2006年国家监测的559个城市空气质量来看，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占4.3％，二级标准的城市占58.1％，也就是说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及以上的城市只占62.4％，比上年增加了2.1个百分点，还有近37.6％的城市没有达标，其中劣于三级标准即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达9.1％，这就意味着尚有37.6％的城市人口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有所反弹，2006年的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2589万吨，比上年增长1.6％，比2000年增长了30％。

（三）部分水域污染严重，水资源缺乏以及分布不均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2006年国家监测七大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达标的水质只占40％，劣Ⅴ类（污染严重）的水质断面比例达28％。其中珠江、长江水质较好，淮河、黄河、松花江中度污染，辽河、海河重度污染。近年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严重威胁到居民日常生活。另据107个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监测，达标率达72％。据统计，全国有1.3万多家石化企业位于长江、黄河沿岸，还有无数的小造厂、皮革厂，反映了工业化与水环境的突出矛盾和治理的迫切性。

海洋污染状况也不容乐观。珠江口海域有95％的海水被重度污染，东海每年4～6月赤潮频发。全国沿海地区中，海南、广西、山东和广东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较好，近岸海域水质一、二类占68％，三类占8％，四类及劣于四类的占24％。

城镇生活及工业污水排放对水道的污染，也是水资源缺乏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污水处理厂由于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不够正常，加之管网较为陈旧或不够完善，目前仅以部分产能运转，致使城市污水处理率仅达57％。人口过剩和经济持续增长对许多城镇地区的水资源构成了严重威胁，水环境仍然处在整体恶化的进程中。

（四）固体废弃物尤其是城市垃圾的处置水平仍然偏低

2006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5.15亿吨，比2000年增加86％，但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仅为60％。

环境与资源存在的“瓶颈”问题，除了一些地区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忽略和不重视环保外，主要是环保投资不足，2006年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6亿元，占GDP1.2％，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1.0％仅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低于美、英、德环保投资占GDP2％以上的水平。

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35亿元，比上年上升了29％。有关部门认为此数严重偏低，据中科院和环保部门测算，全国由于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约占GDP10％左右，其中因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4％。

六对策建议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目标，今后仍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宗旨。为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必须采取措施，协调和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一）提高社会发展总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首先要转变观念。长期以来，我国在发展中重经济、轻社会，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科教文卫的发展，忽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投入，形成社会发展的比例长期处于低水平和欠账的状态。它违背了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以及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理念。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国内和国际实践经验都表明，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只有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发展，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都把提高教育、科技水平当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来加以重视，发达国家加强了科教投入，并已取得丰厚的回报，如日本在人均GDP1000美元时，其教育投入就占GDP的5％，科教水平的提高，使该国很快成为世界强国。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目前存在社会保障覆盖面过低、水平低、城乡之间分配不公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从当前国情和经济实力看，财政收入已达到近4万亿元，GDP已达21万多亿元，已具备了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社会保障支出应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离退休者应与在岗劳动者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过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社会保障巨额隐性负债，应从国有资产中逐步偿还。

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把它当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把软指标转变为必要的公共服务投入的硬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2％提高到20％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2.6％提高到5％左右，社会保障覆盖面从目前的32％左右提高到60％左右。实践证明增加社会发展投入不仅不会牺牲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如果把投入偏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压缩10％，把行政管理费压缩和节约10％，投入到社会发展中去，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将是十分可观的，将会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着力提高消费率

通过宏观调控，要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把提高消费率作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要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导；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为中心，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是拉动消费增长的现实基础，尤其应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要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从制度和政策上保障居民的消费动能；进一步稳定房价，切实采取措施防止房价上涨过快，应出台有利于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政策，对获取高额利润的开发商，则应采取相应的限制和调控政策；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作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切实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减轻农民消费负担。

力争在近期内扭转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的趋势，力争到2020年将消费率提高到过去曾达到过的50％以上。

（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1）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整工资和福利政策。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各种收入差距的重要条件，如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功能，在城乡有条件的地区普遍实施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保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保障低收入者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和基础教育权利。

（2）要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在财税政策上要继续向农村倾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并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还应加快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有序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对进城的农民工，要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享受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使他们融入城镇。只有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比重，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大支农惠农政策的力度，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

（3）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用税收、价格政策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建议利用税收和价格政策对产品和服务价格进行调节和加强监督，对员工的收入分配要增加透明度和加以限制。

（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例由目前的1.2％提高至2％以上，至少使环保投入能补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为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

（五）增强各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力度

严惩腐败，要从制度上和立法上加强监督，减少腐败的滋生；加快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公正司法，公平竞争；加强对腐败的公开舆论监督并狠抓制度建设；改进信访工作与群众沟通渠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六）建议计划统计部门要尽快提出一套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

为了彻底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考核指标，防止经济增长过快的政绩诱因，建议计划统计部门建立一套突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综合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应反映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社会发展、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指标，全面考核各地和各级领导的政绩，并加强对考核目标的定期督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