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期刊”与“五四”知识分子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写作转型_文学论文

北京女高师《文艺会刊》与“五四”知识女性的写作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刊论文,北京论文,文艺论文,高师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自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七年)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妇女生活，开始变动了……但妇女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在《新青年》倡导之后。而五四是一个重大之关键。”①可以说，是在“五四”这个风云动荡、除旧布新的年代，中国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形象才开始获得了主体性，从幕后走到前台。而在其中，最早接触到“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新文化、新思潮的是一批由学校教育培养出的“知识女性”。

      知识女性们成为新思潮影响下妇女群体中最早发声的一支。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之前，全国至少出现了100种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杂志②，而在新文化运动进行得最为如火如荼的北京，有学者统计在1917-1922年北京的女性报刊③有15种之多。

      可以看到，以《新青年》为主战场的“五四”运动，不仅带来了知识界对于新思潮、妇女问题的关切，而且唤醒了女性自己办报的热情。当时出现了不少由女性团体编辑的刊物，其中，北京女高师学生们的办报、发声热情尤为引人注目。她们通过文艺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等团体自办校园刊物，并且积极投身于校外各种报刊，她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加入了当时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集结成的新文学主流阵营。而在女高师学生们自办的这些刊物中，《文艺会刊》堪称历时最为长久、内容最为丰富、形式最为多样，通过对《文艺会刊》的观察，不难觑见五四风云之下女高师学生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女性群体在面对着席卷而来的新文化时的真实态度，包括在这之下她们思想与写作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所伴随着的迟缓、矛盾和无可避免的焦虑。

      一、女高师与《文艺会刊》

      目前，关于北京女高师的专门研究为数很少，相关原始文献非常有限，“见诸各种公共检索系统的史料十分稀少”④；而且，或许是因为北京大学在“五四”时期的活跃度和光芒远胜于女高师的缘故，相较于“五四”时期的北大研究，女高师研究较为沉寂。不过，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女高师在近代高等教育及女性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从中国近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和女子教育史切入对女高师进行相关研究。

      北京女高师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第一所中国人独立创办的女子高等学校，同时也是1925年之前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高师的前身是成立于1908年7月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5月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其“初级师范”时期。无论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还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都受到了政府的高度扶持，其师资力量、在校生数量及政府拨款额等均位于同类女子学校前列。甚至有资料表明，1918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经费筹拨高于当时只招收男学生的“北京师范学校”。⑤

      1919年4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呈请改组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月23日，教育部正式下令改定名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方还仍继续担任校长。⑥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所自办的女子大学，而女高师也开启了它最为“耀眼”的时期。学校改组后不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1919年6月4日，在“五四”后续的学潮中，女高师的学生们加入了男学生们的游行请愿队伍，成为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分子。

      与学校改组并行，1919年3月，在国文专修科老师陈中凡的鼓励下⑦，女高师学生们成立了“文艺研究会”，最初成员均为国文专修科的学生，她们“本德育美育为主义订定宗旨”：“提倡纯洁道德”“发挥高尚思想”“商榷古今学说”“陶冶优美情操”“助长美术技能”“涵养强固意志”。⑧文艺研究会设立“讲演”“编辑”“游艺”“庶务”四个部门，分别负责会内事务，其中由编辑部负责《文艺会刊》的编辑出版。

      《文艺会刊》是女高师文艺研究会编订的刊物，共有六期。1919年6月1日出版第一期，1920年4月1日、1921年4月1日分别出版第二期、第三期，从第四期始未明确标明出版日期，有学者推测其每年出版一期，故《文艺会刊》经历了从1919至1924年的六年，这正是“五四”运动从高潮到回落的时期。《文艺会刊》收录了多种文体的作品，主要有“论说”“讲演”等时论性、学术性文章，同时也包括“诗词”“小说”等文艺类作品。从应用文到文学作品，《文艺会刊》提供了当时知识女性在思想、创作、学术旨趣、接受新文化的路径等各方面的信息。而一年一期⑨的出版频率，也使我们更容易从中把握知识女性们的转型姿态。

      女高师学生们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使她们在新文化的洗礼中具有了一种先决优势，而《文艺会刊》又可以较真实地展现“五四”时期女高师的校园文化生态和女学生们的思想状态，这些使得本文基于女高师《文艺会刊》来考察“五四”知识女性转型的探讨具备某种合理的效力。

      二、从文言到白话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之八事”，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⑩随后，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的主张，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1)在《新青年》杂志的倡导下，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滥觞。

      然而，在1919年6月出版的第一期《文艺会刊》上，我们鲜能看到白话文运动给女学生们带来的影响，至少在写作实践方面。《文艺会刊》第一期主要分为“论文”“讲演”“诗文”“记载”四个部分，所有作品均为文言文和古体诗文，无现代标点。在这一时期，女学生们虽然已经关注教育、妇女、家庭等相关问题，如刊载有陈定秀《吾国教育宗旨之商榷》、孙继绪《论今日女子之责任》、关应麟《家庭改良之研究》等，但仍脱离不开文言文写作。不仅如此，文艺类作品全部为古典诗词和文言散文，学术论文也具有鲜明的八股论说色彩，显示出女学生们深厚的经学功底。当然，如果考虑到《文艺会刊》第一期的出版年份为1919年，此时新文学并没有进入全盛期，当时全国有影响力的新文学杂志也只有《新青年》和《新潮》(12)，此时女学生们对于旧语体的偏爱或许可以理解为她们还未受到白话文运动的深刻影响。但是，在这一期上，女学生们关于“文言合一”问题的讨论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此刻这群知识女性在新、旧语体夹缝中的姿态。

      在第一期上，关于新文学问题的相关讨论有罗静轩《改革文学管见》、梁惠珍《文言合一之研究》、王世瑛《文学与应用文之区别》、刘云孙《文言合一研究》，后两篇为演讲。从这四篇讨论中不难看到，女学生们已经受到白话文运动的波及，她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四篇讨论共同关注了文言统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其中，罗静轩和梁惠珍针对改革文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罗静轩指出：“故鄙意改革文学必须浸淫古今文史，熟察变迁沿革，采其精华去其糟粕，乃能应时事之所趋而创造一种体制。”(13)她也一并提到了改革的五项措施。类似的，梁惠珍在探讨古代文言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文言合一需要以下步骤：一、统一读音；二、编辑语典；三、编文言对照词典。在她们看来，文学革命“任重而道远”，中国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国情注定了“文言合一”任务推进的艰难。虽然她们的态度略带消极，但二人至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体现了知识女性对于语体改革的关切。

      然而，在王世瑛和刘云孙的讲演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文学与应用文之区别》中，王世瑛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夫文章本自具规律与普通应用艺术不同。不明文学之义混应用文与文学以为一，是不可也……文学与时代俱进有维持文化、发达学术、陶冶性情之功用，应用文隔方言梗于时代仅用诸一时一地，难于统一。”(14)在她看来，应用文不是文学，故应用文可以用白话书写，但文学作品却仍要坚持原有的语体，这样才能流传和推广，由此，她反对文艺类作品的白话改革。刘云孙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古人之经典，优美文词，凡古今读书人皆能诵之，而一代之语录则异时不解。”(15)在这篇文章中，她极言文言合一的种种难处，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破冰改革的信念，让人从中嗅出其对白话文运动所持有的困惑及不信任。

      

      这样的困境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而有所缓和。从第一期到第六期，《文艺会刊》文言与白话语体统计情况如下表(仅统计论文、演讲等类型的应用文)。

      可以看到，从《文艺会刊》第二期开始，知识女性们在“书写”上突破文言的限制，她们开始试着用新笔写作，并将这种书写转型进一步深入推进。重要的是，基于《文艺会刊》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期开始的这一突破是与新文化先驱者们对女高师的关注有关的。例如，《文艺会刊》第二期封面上开始出现了蔡元培题写的刊名。1920年，蔡元培还应女高师文艺研究会邀请作了名为《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为白话振臂一呼。李大钊也于此时在女高师担任《社会学》《女权运动史》教师，经常给女学生们推荐《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新刊物。程俊英回忆道：“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杂志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辞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16)

      然而，同样从上表也能看到，从第一期至第六期，旧语体仍然压制着白话文的生长，并且从第四期开始，由于《文艺会刊》所刊载的学术论文比重增加，政论文、杂文减少，学生们(主要是国文专修科学生)在进行学术论文写作时仍习惯依赖文言文，导致文言文在《文艺会刊》的比例再次加重。

      可以说，在向白话文转型的过程中，女学生们已经“听到”新文化男性先导们的呼声，努力使自己跟上直至走入新文学的队伍，然而，她们前进的步伐相对男性而言却显得更为缓慢和矛盾。

      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文艺会刊》诉说了破旧的艰难。女学生们的大多白话文仍无法逃离文言的影响，显示出文白交杂的斑驳。第二期上所有的白话书写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例如黄英(庐隐)《利己主意和利他主意》中“从行动底动机和结果言之”，林宝权《学生自治在教育上底价值》中“学生自治在教育上底价值，同学王君说的很详细了”等都是此体现。在第三期所附的“勘误表”中，女学生们将第二期多篇作品中的“底”换成“的”，这样的举措的确体现出她们在有意识地纠正自我书写，然而实际上第三期《文艺会刊》中文言交杂的情况依然存在。

      在对于“她”字的使用上，我们更能看到女高师学生们努力触碰新文化前沿的觉醒意识，以及她们写作实践中的稚拙。1917年，刘半农最早在《新青年》内部提出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她”，第二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改革》中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此后，“她”这个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在新文化圈内引发激烈讨论。在1923年前后，一些新文化教育家、学者已经自觉使用“她”，其中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新文化斗士们的讨论和写作实践对当时有大量机会与新文学接触的女高师学生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7)当时在女高师学习的石评梅在1922年初已喜欢使用“她”字：冯沅君在1923年刚开始进行白话文小说创作时已惯用“她”字；1923年，庐隐也曾在《晨报副刊》发表《她的来信》。而“她”在《文艺会刊》上第一次出现是在隋廷玫(18)于1923年发表的《恋爱的坟墓》中，而后，第六期署名为玉薇的《玫瑰花下的回忆》也出现了“她”。玉薇即是隋廷玫的笔名。这几位女作家是当时在创作中较早使用“她”的，其中，庐隐、玉薇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冯沅君与创造社交往密切。虽然对于新的“语体”带有某种敏感，但在对“她”的使用中，女作家们依然显示出转型初期的生涩。以玉薇为例，在《玫瑰花下的回忆》中对“她”的使用存在矛盾，例如描写小弟弟时：“他狠(很)失望的，从窗台上跳下去，但是她头上结着红丝的小辫。”(19)在松泉的《依然是他》中，也出现了“她”和“他”使用的反复：“温暖的太阳，悄悄的穿过窗纱，踱到她面前。……兰花含苞将放，吐出缕缕的清香，直扑到他的鼻上。仿佛有意给他刺激，使他变个态度似的。他只是呆呆的看，动也不动。‘噹噹噹’的一阵叫门铃声，冲破了她的沉寂。”(20)

      此外，知识女性在书写中的“言说”和实践常常不相称。在《新文化与新文学》中，杨文一提倡新文化要使用新文学：“如以旧文体裁描写新学，即割裂之弊，势所难免”(21)，而实际上，这篇文章正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文言作品：陈定秀记录下蔡元培在女高师的演讲《蔡孑民先生讲演“国文之将来”》，然而面对着书写白话文的号召，这篇演讲稿却仍使用文言记录。

      由上可见，语体改革任重而道远。虽然这些知识女性们位于白话文运动影响的中心圈内，但碍于多种原因，她们从文言中抽身时承受着“破茧之痛”。在走向新文学的道路上，知识女性前进的脚步是缓慢的。当然，这并非是她们独有的问题，不可否认，即便新文化的主将们，在白话书写初期或许都曾面临着如此困境。

      三、文体的选择

      在白话文运动号角吹响后不久，白话文学实践紧随其发生。1917年2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仅一月，这位新文化的急先锋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22)，开启白话新诗写作之风，1920年胡适又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小说方面，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23)，此后白话小说逐渐蔚为大观。

      作为“五四”运动女高师学生文化思想活动的记录，《文艺会刊》也展现了女高师校园创作中文体变化的轨迹。根据《文艺会刊》作品统计的文体情况表如下：

      

      可以说，在1921年之前，新的文体还未在女高师发芽。直到1921年《文艺会刊》出现了两篇白话小说：孙继绪的《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钱用和的《冲喜》。即便此后新的文学力量始终没有敌过旧文学的“压制”，但是新文学的上升势头有目共睹，在《文艺会刊》第六期时，几可与旧文学抗衡。

      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是古典诗歌，这或许是受中国古代闺阁诗歌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这些古体诗歌中的部分体现了女学生们已经具有的社会关切和责任，如朱畹的《贫儿吟》等，但大多数的诗歌仍是感时伤怀、触景伤情之作，悲秋伤春的不在少数，内容比较局限，视野显得狭窄。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古体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同题、拟古之作，实际上大都是内容脱离生活实际、也很难称上具有思想性的作品，如第二期柳介、冯淑兰、罗静轩、钱用和等的《前题》，第三期冯淑兰、田隆仪、吴琬的《新禽言》，第四期苏梅、冯淑兰、陈定秀、梁惠珍、高晓岚的《杨柳枝》等。出现大量同题作品的很大原因是这些大多是国文专修科教师上课所布置的习作，而且教师们也参与了推选、编辑(25)。这些教师如黄侃、陈中凡、胡光炜、顾震福等皆旧学功底深厚，女高师《文艺会刊》的旧文学特点特别是古体诗词的浩盛与他们的介入是分不开的。

      而在新文学方面，相较于白话小说，女学生们更偏爱新诗的翻译和写作。在女高师内部，第一批新诗发表于1922年的《文艺会刊》。现在看来，女高师学生们创作的新诗虽然内容较为贫乏，但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她们的哲学思考和理想表达。如陆秀珍的《倘若》：“倘若我是风筝，那么当线断时——我就乘着大风归去。”(26)表达出洒脱决绝之感，可见其对自由的热切向往；松泉的《月夜歌声》中这样写道：“诗人一点一滴的泪，聚作江河洋海的水，长夜不旦，热泪不止；拼着流到无穷期，补未补得人们的疮痍？洗未洗去人们的酣迷？月儿啊！你快快告奋勇，攒出浮云，放一线光明，照着歌者再唤他们！”(27)这些诗句都体现了作者以笔为武器的新文化担当。女学生们的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清新自然，不仅雅致且富有韵味，与当时男性诗歌创作者的风味极为不同。

      在白话新诗诞生初期，粗糙、幼稚是它的显著特征，胡适的《尝试集》也因此成为后来者质疑初期白话新诗艺术性的靶子，就连一向对胡适尊敬有加的程俊英也认为新诗不如旧诗词含蓄隽永(28)。在意识到新诗的问题后，她们对新诗的创作做了系统的、理论的思考。陆秀珍在《新诗杂谈》中提到：

      我爱新诗，我却不敢轻易的做新诗；因为照现在的新诗的句子，任何人都可以写出，就算任何人都可以做诗人……新诗固然是白话，固然是没有一定的格律，可是它无形中还是有它的范围的呢！……如果只能写出些平淡而无内容的日记式，散文式……的短句，那不惟不能使读者开同情之花，并且减少了新诗的价值，减少了人们对新诗的信仰。(29)

      其实，无论是古体诗歌还是初期“小诗体”的新诗，诗歌的艺术形式彰显了女性独有的书写特质，这或许是知识女性们着意选择的一种“言说”方式。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瓦指出，女性若想进入男性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借用男性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另一种则是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摆列方式来“言说”。福柯也曾暗示，诗歌就是一种非正常的语言。(30)从这一点上看，诗歌这种主要靠音韵、节奏、暗示、象征等构成的艺术形式，是女性区别于男性声音的所在。父权社会的象征秩序是由理性、逻辑构成的，这似乎决定了女性对于自身在非逻辑、非正常向度上的言说更有自信，而传统中国的女诗人前辈们也给现代知识女性们做出了类似的榜样。就在白话新诗诞生初期，知识女性们积极的新诗创作和理论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有意识的文化使命。这或许也可以被看成是她们走进新文化群体、力图在新文化领域画出自己的方圆的努力。

      然而在这一时期，知识女性们的白话小说创作显得逊色不少，对于小说这类更强调谋篇布局的文体，女学生们对其似乎远不如抒情式的诗歌那样熟悉。《文艺会刊》上的大多数作品对于现代文体的把控和白话语体的运用远远不够自如，然而不难看出她们对于转型的追求是明确的。《文艺会刊》上为数不多的六篇白话小说分别是孙继绪《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钱用和《冲喜》、隋廷玫《恋爱的坟墓》、玉薇(隋廷玫)《玫瑰花下的回忆》、拙《怨谁》、松泉《依然是他》。除《冲喜》《依然是他》《恋爱的坟墓》外，其他作品皆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并且所有的“我”都是以旁观者和叙述者的身份，从来不是主人公，实际上并不直接参与故事的行进，甚至可以说，“我”常常是游离事件之外。这就往往造成了小说的情感不够丰沛，故事情节比较单一。如《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通过“我”一次乘火车的所见，表现官僚阶级生活的腐败、对下层劳动者的蔑视；《玫瑰花下的回忆》则通过“我”的梦境讲述小弟弟的死亡；《怨谁》中“我”与一名童养媳相遇，并从她和其他人口中了解到作为童养媳的悲苦遭遇。此外，这几篇小说都以线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运用梦境和书信体的形式，在这个程度上说仍然未能脱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女子闺房吟咏、借信件表达情感的女性文学传统。相对于当时其他的早期白话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没有大的新意，人物刻画也较为空洞、缺少丰满性。当然，不可否认，在作品的思想上，作者已经展现了诸多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

      四、新旧交杂面貌的成因

      女高师《文艺会刊》在写作上显示出强烈的新旧斑驳。虽然确如陈中凡所言，女学生们在进步，特别是在白话文写作方面：“诸生从前每次演讲，和所做底论文，全感内容空乏，思想凌乱。现在觉得内容逐渐增加，秩序也不过乱。既有话说，说得又有条理。所谓‘言之有物’，而且‘言之成理’。”(31)但是在走向新文学之途上，求学于当时中国最高女子学府的知识女性们转型的脚步显得尤为缓慢。到了1924年，即便面临新文学力量的愈发强盛，旧文学在《文艺会刊》依然处于优势地位，这与当时大量新文学杂志涌现的外部事实不同。要知道，从“五四”起，仅在六个月内就有400种新的白话文杂志出现。(32)

      造成这样新旧交杂面貌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当然同女高师的环境不可分。女高师初期的教学氛围相当守旧，当时国文专修科的老师是戴礼(国文专修科主任，讲授经学)和陈树声(讲授古文，专讲桐城义法)。此后，来自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陈中凡来到女高师，他也一同邀请了不少北大教师前来女高师担任教职，其中最早来的是国故派的刘师培和黄侃。他们到来之后改革女高师的课程设置，更为重视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故”色彩，将原本国文科的“说文”“经学大义”“国文源流”“国文讲读作”“练习评点”五门科目增加至“文字学”“文学史”“近代文选”“古代文选”“文学概论”“诗选及诗学原流”“学术原流一(群经大谊)”“学术原流二(诸子大谊)”八门课程。1919年，在这两位国故学大师离开女高师后不久，新潮派的胡适、李大钊来到女高师，欧美派的傅铜、吴卓生也来到这里，女高师由此形成“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校园风气。但是，虽然对于新学不再排斥，但作为国文专修科主任的陈中凡旧学深厚，在女高师而后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传统“国故”学科仍处于不可撼动的位置，而诸如“西方文学史”等课程只能属于选修课的范畴。(33)

      此外，女学生们深厚的旧学传统也是其转型困难的根由。在《庐隐自传》中，庐隐曾回忆道：“当我进学校时，看见那些旧学生，趾高气扬的神气，简直吓倒了。并且我们这一班的学生，又是各省师范毕业生，或小学教员里选拔出来的，中文都很有根底，所以我更觉得自惭形秽了……”(34)根据1922年女高师学生家属职业统计，前几位的分别为教育界(37%)、政界(26.7%)、实业(14.7%)、未详(7.3%)、家居(5.6%)、军界(3.9%)、议员(2.2%)等(35)。如此家庭出身的女学生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她们中的很多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之前已经养成了深厚的旧学底蕴，苏雪林、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例子。

      女学生们在新文学写作的迟疑态度中还包含着对草创初期白话文的不信任。上文已提及女学生们对白话新诗的再思考，而在《新文化和新文学》中，杨文一谈到：“新文学之代表为白话文，尝观世俗之白话文亦不足为新文学是也，白话文中除‘的’字，‘了’字，‘这么’，‘那么’之外，与旧式之文章无异。假新文学之招牌者，其弊害乃甚于旧文学之短处。”(36)可见，在文学书写转型之初，新文学在对于这些家学深厚、校园“国文”氛围浓厚的女学生们的争夺中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在这批身体上刚刚反叛传统家庭、实际思想中旧文学因子却深植的知识女性那里，书写的转型并没有那么顺利。

      无论如何，北京女高师《文艺会刊》是“五四”运动前后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在文学革命发生不久，在“五四”新文化潮流的裹挟下，这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知识女性们，在她们成为知名文学家、学者和革命家之前，《文艺会刊》珍贵而不加掩蔽地展现出她们在这一场男性主导的文学改革中的勉力转型。在书写上，新旧杂糅是转型之初女性写作者所呈现的独特现象，那些“旧的因子”带着中国封建传统家学的烙印，也复现了“五四”时代不同文化思潮间的角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一代女性写作者给我们留下的窥探那个时代的独特财富。在其后涌现的，诸如丁玲、萧红等后“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她们的身上以及作品中已不再带有“五四”特有的新旧文化交战的矛盾印记，相较“五四”女性们而言，她们的白话书写也必将更为圆润和成熟。

      ①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页。

      ②[墨西哥]白佩兰：《危急中的家庭：1920-1940年中国知识分子论家庭》，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6页。

      ③刘宁元：《“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女性报刊评述》，《新闻知识》2010年第4期。笔者考证后有修改。

      ④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1919-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⑤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907页。

      ⑥《本学年本校记事》，《文艺会刊》第1期，1919年6月。

      ⑦程俊英：《陈中凡老师在女高师》，朱杰人、戴从喜编《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⑧《文艺研究会简章》，《文艺会刊》第1期，1919年6月。

      ⑨根据《文艺会刊》第3期“启事”：本文艺会刊原定每季刊，行一册，年初四册，兹以经济及印刷种种关系，每不能按期出版，对于阅者诸君无任歉仄。不得已改为不定期出版，易为“丛刊”。

      ⑩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11)同上。

      (12)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第108页。

      (13)罗静轩：《改革文学管见》，《文艺会刊》第1期，1919年6月。

      (14)王世瑛：《文学与应用文之区别》，《文艺会刊》第1期，1919年6月。

      (15)刘云孙：《文言合一研究》，《文艺会刊》第1期，1919年6月。

      (16)程俊英：《“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朱杰人、戴从喜编《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第276页。

      (17)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杨念群编《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版，第155页。

      (18)隋廷玫，笔名玉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5届史学部学生，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会员号数为136号。

      (19)玉薇：《玫瑰花下的回忆》，《文艺会刊》第6期，1924年。

      (20)松泉：《依然是他》，《文艺会刊》第6期，1924年。

      (21)杨文一：《新文化与新文学》，《文艺会刊》第2期，1920年。

      (22)包括《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

      (23)1917年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一日》，实际上是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但因为其“既无结构，又无目的”，思想艺术分量不足，故《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

      (24)参考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第112页。

      (25)程俊英在《胡小石老师在北京女高师》中直接提到陈中凡编辑《文艺会刊》。除陈中凡外，1921年胡光炜(胡小石)接替陈中凡到女高师任教，他也相当关注《文艺会刊》，《文艺会刊》第四期、第五期的封面皆由他题词。《文艺会刊》第五期还刊登顾震福和胡光炜的多首诗词，可见女高师老师对于《文艺会刊》的介入。

      (26)陆秀珍：《倘若》，《文艺会刊》第5期，1923年。

      (27)松泉：《月夜歌声》，《文艺会刊》第4期，1922年。

      (28)程俊英：《回忆女师大》，朱杰人、戴从喜编《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第346页。

      (29)陆秀珍：《新诗杂谈》，《文艺会刊》第5期，1923年。

      (3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31)《陈斠玄先生演讲“一年来教育训练底经过和将来地希望”》，《文艺会刊》第3期，1921年。

      (32)[墨西哥]白佩兰：《危急中的家庭：1920-1940年中国知识分子论家庭》，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第42页。

      (33)《文科国文部学科课程一览并说明》，《文艺会刊》第4期，1922年。

      (34)庐隐著，金理编：《庐隐自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35)《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12期，1922年12月24日。

      (36)杨文一：《新文化与新文学》，《文艺会刊》第2期，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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