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策、产业调整与经济可持续增长——“日本悖论”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日本论文,可持续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悖论及其解释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这一经典经济学命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经济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验证，这也是现代国家和经济体竞相增加科技投入、促进科技产出和鼓励创新活动来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但当前日本是一个例外。
（一）日本悖论
日本实现成功追赶后，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值得注意的一个经济现象是：一方面日本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显著，同期的经济增长表现却相对较差；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环境欠佳的情况下，日本技术创新依然保持高速发展，高新技术专利和高端产品出口依然十分活跃。一般来讲，在经济困难时期，对创新活动的融资及长期投资会变得十分困难，但在日本的经济衰退中这一问题并不突出。这两方面都反映了所谓的“日本悖论”，即科技投入、产出等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宏观表现无关，这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判断并不一致。可以将上面对“日本悖论”的直观判断进行简单论证。用研发密度（D＝R&D／GDP）和科技人员数量（RS）来代表科技投入，用技术贸易（即国际技术收入额R和国际技术支出额P）和专利申请（PT）来表示科技产出，宏观经济表现Y用GDP的年增长率表示。分别检验GDP增长率和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的相关关系。
其中i分别取值为日本、德国和美国，t取值为三个时间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2006年）。数据来源为世界发展指数WDI、经合组织OECD database，其中专利申请数为专利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局的申请数。个别国家在个别年份技术贸易差额为净支出时，以很小的数值代替负值。实证结果见表1。模型1结果表明：1981－2006年期间，随着时间推进，日本GDP增长率和科技投入的关系逐渐减弱，直至无关。模型2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日本GDP增长率与科技产出关系明显，90年代无关，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关系出现增强趋势。实证结果和直观判断基本一致。相比而言，日本经济增长宏观表现与科技投入的关系不大，但与科技产出有一定相关性。尤其在近期关系稍明显，表明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稍有景气尽管和科技投入无关，但和科技产出等创新活动成果有一定关联。对和日本处于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德国和美国，文中采用相同来源的数据分别进行两个模型的实证，结果见表1。模型1表明，两国GDP增长率与科技投入（研发密度、科技人员规模）有一定相关关系。模型2表明，两国GDP增长率与技术产出（技术贸易、专利）也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认为德、美两国经济增长的宏观表现与科技投入、产出有相关关系，只是在不同时间段，这一关系强弱在两国稍有不同。这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日本悖论”的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经济为何会出现长期萧条？众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不少日本学者如深尾光洋（2003）、原田（2003）、野口（2003）从需求角度研究，认为劳动人口的减少、社保制度改革等引起消费低迷；也有学者从供给角度研究，如Hayashi and Prescott（2002）、Jorgenson and Motohashi（2003）、伊藤隆敏和川本卓司（2005）等，他们认为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的降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等原因造成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中国学者王永生（1999）认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资本大量投入，技术进步贡献居第二，与高速增长期相比，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低了。薛敬孝等（2002）从产业结构角度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的相对滞后使得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宋成华（2006）对日本研发投资效率的实证分析说明，90年代以后至2004年，与80年代相比，由研发推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TFP增长率在降低；同期全产业及制造业研发的边际收益率也存在较大降幅。江瑞平（2007）从金融体制和产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更广泛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和短期回升。
综上，学者们对日本经济低迷原因的研究角度是多样的。但对日本研发高投入和经济增长低迷共存的“悖论”这一经济现象解释的较少。如本·斯泰尔等（2006）对这一“日本悖论”经济现象作了较全面的描述，但未给出解释。高柏（2004）在其著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中使用了“悖论”一词，从财政和金融的角度解释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近期面临的危机。Sassen（2005）提出，繁荣和停滞“两者均来自日本早期在国家目标中重视经济成长与社会稳定这一根本性的战略决策，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手段”。对二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技术进步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Freeman（1987）在其著作《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中对日本战后成功地实现技术赶超所依赖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界定可知，经济增长归根到底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技术政策、产业结构和相关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因此，本文尝试从国家创新体系涉及的技术政策角度出发，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技术政策的比较，考察日本技术政策的目标和技术政策引导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情况及其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技术政策的跨国比较及对日本技术政策的评估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德国和美国都是成功实现经济追赶并进入全球经济、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这和日本的发展情况很相似。为了说明日本技术政策体系的特点，我们选择美国和德国作为参照，将三国的技术政策体系和相应的产业结构关系进行对比（见表2）。
第一，美国的技术政策与国家主权目标联系紧密，这种“使命导向型”（下简称“使命型”）技术政策关注实现国家重点目标所需的激进型创新，而与创新有关的公共产品的供应仅是技术政策关注的一个次要方面。相比之下，德国的技术政策是“扩散导向型”（下简称“导向型”），与公共产品的供应紧密结合，其目的是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扩散技术能力，从而推进整个经济社会对技术变革和创新的适应。第二，美国“使命型”技术政策的特点是集中。研发集中在少数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技术上，但政府只开展少量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承包给外界。美国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本存量丰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激烈竞争，资本市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和美国市场的较大规模都保证了“使命型”研究所产生的技术可以在企业间迅速扩散。德国“扩散型”技术政策的特点是分权。具体的技术目标很少在中央层面上设定，政府主要作用是向行业协会或行业主导的合作研究机构组织委派代表。技术政策目标立足于公共产品供应，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个特征：一是强调“教育推动”，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和工程培训的创新；二是在化工、电气工业和机械工程方面的专业化。实践证明，德国倾向于巩固其专业化的模式，并将高水平专业化带来的技术能力通过劳动力培训、标准化体系和合作研发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进行扩散。第三，美国“使命型”技术体系有助于确保不断应用前沿技术，使得资源倾向于聚集在新兴的以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周围。反映在贸易模式上表现为，制造业领域的美国企业倾向于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收获创新能力带来的优势；而在服务业领域，来自创新的收益会随着市场的增长不断增加。德国在传统的专业化领域保持较大强势，如化工、电气和机械工程领域，净出口高度集中在“产品集群”上（主要是国际需求增长相对较慢的产品），依靠长期占有市场份额来提高绩效。第四，对比两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美国是将资源从旧的利用转移到新的利用，以产生最大的生产率；而德国是提高现有利用的生产率，即深化。
参照美国和德国的对比框架，对日本技术政策做一个评估。与美国谋求国际战略地位的国家目标不同，日本是基于和其他民族国家开展竞争的需要，其技术政策与国家主权目标联系紧密，目标是为增强国民的技术能力以实现追赶并保持领先者地位而提供重要的技术基础。因此，日本的技术政策目标是“追赶使命导向”的，其特点表现为研发目标由政府明确，研发主要集中在具有特殊战略重要性的产业技术上，如极具竞争力的钢铁、汽车、电子和家电等。“追赶使命导向”的投入规模限制了项目规模和参与者数量，一般集中到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技术扩散主要局限在优势产业领域内部的扩散。贸易结构体现了其技术政策的引导结果，主要的出口产品是具有竞争力的半导体、汽车和家电等领域，贸易产品多表现出集聚性。同时，该领域的技术贸易也十分活跃。因此，与此相适应日本的产业结构发展既反映在不断追求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产业转移方面，又反映在加强优势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深化方面。
尽管美德两国技术政策体系都带有鲜明的制度特点，但还是存在体系成功运行的共同要素，比如技术的广泛扩散和研发项目分散化。相比之下，日本技术政策体系在这两方面存在重要的差异。
首先，日本研发项目分散化程度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研发投资的收益。
一方面表现为研发主体较为单一。美国和德国的研发投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和大学是重要补充。2005年美国企业、政府和大学的承担比例接近69∶17∶14；日本的同一比例水平为79∶9∶12，而且企业所占比例逐年上升①。这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研发风险。研发主体的单一化也会使得技术转化为商业应用的成本加大、新技术的社会应用和扩散的成本较高。
图1 日、美、德三国在不同时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研发投资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OECD,ANBERD database,June 2006计算整理而成。
另一方面表现为研发投资领域单一。日本企业十分重视对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其投资额约占全部投资额的93％，而服务业的投资仅占全部投资额的5％不到，见图1。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达96％，21世纪初有所下降，但仍占接近90％②。德国研发投资同样也是集中于制造业，但所占比例随时间变化很小。21世纪初，美国已经调整了研发投资比例，较大地提高了对服务业的研发投入，2003年服务业投资比例高达36％。同期德国和日本都只有8％。在美国加大对非制造业的研发投入时，日本的优势依然在制造业。当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边界向前推进的困难不断加大时，其创新成果带来的效益显然不如一个有更大潜力产业的创新能带来的效益大。这是日本研发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制造业的研发投资边际收益率就开始下降，90年代下降幅度加大，21世纪初下降有所减缓，但趋势不变。与美国广泛投资在制造业内部的多个领域不同，日本在制造业的投资就集中在汽车和录音机、电视与通讯设备，如图2，这两个大类投资占整个制造业的比例都接近15％，近期在办公和计算机设备大类投资也稍有增加，首次超过10％。美国制造业投资则广泛分布在多个领域，如录音机、电视和通讯设备；医疗和精密仪器；汽车；其他运输设备，各自投资比例平均为15％③。而且美国这一趋势并没有随时间发生重要变化。另外还应注意到，德国的研发投资更高度集中在制造业的汽车大类，而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反映了德国促进传统产业领域专业深化的导向，而广泛的技术扩散确保了技术能力的社会积累。
图2 日、德、美三国制造业各主要大类领域研发投资比例（百分数）及变化图
注：1.数据来源于OECD,ANBERD database,June 2006，并经统计整理而成；
2.德国制造业研发投资高度集中在汽车领域，投资比例随时间小幅增加。美国制造业研发投资广泛分布在四个大类，除了“其他运输设备”大类比例降低，其余的比例在近年来小幅增加。日本制造业研发投资主要分布在汽车和录音机、电视、通讯几类，近年来办公和计算设备投资这一大类的比例也达到10％。
其次，在技术扩散方面日本与德国显著不同。日本技术扩散在其经济社会中十分有限，这阻碍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日本，研发投入以企业为主体的高度集中使得技术扩散在行业内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内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知识和信息传递十分充分。由于行业之间本身扩散成本较高，而非制造业行业比如服务业内部的竞争有限也降低了对创新技术的需求。从扩散理论讲，日本技术创新之所以在日本经济社会中的扩散有限，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潜在采用者的需求动力不足。日本的许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在国际上得到了较充分的扩散，尤其在与日本制造业形成激烈竞争的欧美国家更是如此。比如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采用了日本的供应体系和工作方法。而在日本国内，产业间技术相容性较差、产业间劳动力流动受限、产业间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以及潜在技术采用者行业内（如服务业）的竞争有限、对新技术采用的意愿不强等原因都导致日本产业间技术扩散不足。尽管这些限制的存在并不是出于阻止技术扩散和技术传播的目的，并且它们也没有干扰日本的技术创新，但的确限制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化应用。
各个国家技术政策特点的不同，一方面反映了各国政策立场的差异，另一方面依赖于各自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对日本技术政策体系的分析发现，其目标仍然是立足于早期的实现经济追赶这一战略目标的，集中优势资源进行研发以及集中优势产业出口竞争。但这与日本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已不再适合，因为日本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追赶，产业发展水平已经和欧美国家接近。如何依靠自我技术创新实现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领先和技术前沿地位应该是制定技术政策需关注的首要目标。
三、日本产业调整困难和技术扩散有限
如前所述，美国和德国的技术创新实现技术政策目标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在于：依靠环境将创新技术扩散到市场再到整个社会中。这需要合适的环境来支撑产业对技术政策进行及时反应和调整，促进产业发展最终实现技术目标。合适的环境要确保创造出有效的技术支持和产业支持系统，将产业和技术创新连结起来，最终将企业嵌入在一个产生和扩散技术的广泛的制度网络中。那么，为实现技术政策目标，日本产业结构和发展做出的反应如何？是否有相应的制度配合以创造合适的环境？
（一）“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产业调整困难
在日本原有二元经济中，大企业中科技含量较高、实行“终身”雇佣制的特点与中小企业科技含量较低、相应的低工资和职位的不稳定等特点具有强烈反差。日本制造业却成功克服了这一“二元经济”的缺陷。在不断创新技术以实现经济追赶的技术目标下，日本政府不断增强对重大发展潜力的关键产业领域的识别能力；聚集大量技术资源和资金用于优先考虑的产业进行研究；建立与工艺流程和产品设计联系紧密的相关体系；鼓励内部一体化、管理与组织创新促进企业内部和同行业企业间实现信息的水平流动；并配合培训、高水平的通识教育和提供激励的社会创新，这一系列政策和制度配合使得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优势建立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成功赶超，日本进入了全球技术和经济的领先者行列。因此，日本“追赶使命”型的技术政策目标在经济追赶时期的确起到重要引导作用。
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巨大转变、从跟随追赶者到领先者的角色转换，这意味着日本的技术政策目标以及具体内容都有了较大变化，产业也要做出反应，即需要明晰的产业发展和升级轨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仍处于追赶后的惯性期。随着服务业所吸纳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但日本研发投资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制造业，经济追赶期建立的“重传统制造业轻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变化。同时，日本技术贸易的大量增加，技术的国际溢出也使日本传统制造业产业的竞争优势下降，而此时新兴制造业产业和服务业优势尚未确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由于生产率的差距，产业间两极分化一直持续至今。日本出口行业和技术发展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汽车和电子；而在国内其他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技术发展则比较落后。前者的人均生产率比美国同行业人均生产率高20％；而后者生产率却不到美国同行业的2／3④。在日本这样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民主工业化国家，生产率的增长仅仅局限在有限的经济部门而没有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这与日本一直处于“双轨”经济的状态，与政府对创新制造业之外的产业研发投资不足、对服务业的过度保护有关。大多是通过各种进出口壁垒、财政预算和税收调节等方法对非创新部门实施过度保护，阻止竞争和发展新行业，这使得日本经济依旧呈现了“二元”性结构问题。占日本经济总数10％的具有出口竞争力的部门优势并没有传向剩余90％的经济部门，从而未对它们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结果是，吸收劳动力多、对经济总量贡献大的产业部门由于没有技术创新的支持动力，发展缓慢甚至阻碍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而传统技术优势产业的创新难度却不断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潜力越来越小。
产业调整重要的阻力还来自政府管制能力的削弱。尽管日本政府在经济中的“强势”作用已经在向“市场化”发生改变，如改革终身雇佣制和以年资为基础的工薪制、改革金融和邮政等服务业、重视对大公司监管等，但日本的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没有改变，政府在经济追赶期实施的制度的惯性已经显现。日本出口导向的战略使得大公司集团变得更加强大，他们赶超西方技术取得成功，这使得集中规划和政府控制的作用缩小了，也使得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改革来“市场化”调节经济的任务越来越难执行。
（二）发展矛盾依然存在，保障亟待改革
产业调整重要阻力的另一方面来自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政府对服务业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提供社会保障。在日本经济追赶时期，为解决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之间的发展矛盾，日本选择让效率低下的产业与部门得以生存从而让民间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让民间承担社会保障的巨大成本。由此，政府避免了为失业保障而花费大量的公共开支，从而能将国家的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增长。在经济追赶期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掩盖隐藏的体制缺陷，但长期来看，民间机制负担过重会严重束缚一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能力。尤其是在竞争加剧的经济全球化的当前环境下，朝阳产业步入生命周期后期对经济体制内的消极因素的吸收能力减弱，原有经济体制活力也同时减弱进而影响了结构升级。因此，日本对服务业的过度保护制度走到了终点，必须由一个有效的、政府出资的失业保障模式来取代其私有化的社会保障模式。在服务业引入竞争，将加大对创新技术和创新知识的需求，有利于知识的扩散和利用。
四、结论及对中国制定技术政策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一个科学领域的成就并不是它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很好的指引（Freeman，2004）。“日本悖论”是对这一判断的较好注解。“追赶使命导向”的技术政策体系为日本实现经济追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这一政策体系已经与日本当前完成追赶任务后力图保持经济、技术领先地位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一方面研发项目高度集中、研发主体单一，加大了先进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技术商业化的成本；另一方面，特定社会制度环境下的产业结构反应和调整受限，进而阻碍了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其中制度环境包括二元经济下的政府管制惯性和私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也是日本着力进行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
对“日本悖论”从技术政策角度的分析，有助于中国技术政策制定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首先，一国技术政策体系的制定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日本的发展类似，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向经济大国的跨越。为了配合经济增长方式从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和资本投入的推动向技术创新推动的转变，技术政策目标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即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最终成为经济强国。但技术政策目标的真正调整需要政策体系的共同调整。原有的政策体系往往有惯性，会存在相当的调整成本和风险。比如，早期中国的技术政策中并没有将自主创新摆在重要地位，激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和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也很薄弱。因此，需要对技术政策体系包括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都进行必要的调整。增加研发投入的同时，要关注研发主体的承担比例，要发挥和激发企业的研发潜力；要关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比例，注重短期科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动力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第二，要制定全面的技术政策，注重技术创新的扩散和社会应用。Freeman关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的论述中提到了技术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一是扶持、资助和鼓励基础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二是推动和促进基础技术创新的传播；三是改善对国外先进技术的进口，并促进其在国内的广泛应用。其中后两个都是与技术扩散和应用有关的。技术政策目标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实践中实现，美国和德国技术政策模式各有特点，但都充分重视了创新技术在整个经济社会的扩散。当前，我国的技术政策很多都是集中在创新方面，实际上技术扩散和应用的实施才能体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技术政策要兼顾研发、创新、扩散和社会应用。在研发阶段，“项目分散化、承担主体多元化、合作方式多样化”可以降低当今开放环境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风险，同时可以减少开发和创新技术的商业化成本。在创新成果转移和扩散阶段，要加强知识产权建设、人才合理流动、专业化技术服务人才培养以及服务信息平台建设等。尤其是要注重中小企业在扩散和应用创新技术中的作用，它们是技术应用体系中最活跃的主体，不能将它们游离在国家创新体系之外。
第三，产业调整要同步，这需要经济、社会制度的配合。Rothwell和Zegveld（1982）将产业政策与技术政策合称为创新政策，认为产业发展与技术政策之间相互影响。前文的分析也表明，在技术政策目标指引下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而产业调整的滞后却反过来影响了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因此，我国的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及经济政策需要协调。产业调整不会自发地按照期望的路线进行，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施必要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比如，技术政策目标中自我创新能力的培育更多地体现在制造业内部的产业深化，那么产业政策就要给予引导和服务，包括加大研发力度、完善人力资本的培育、完善资本市场和财税制度的支持；还包括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鼓励开展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积极引导外资投资参与。再比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面临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间升级的难题。一方面可以加大研发和信息技术的建设，从技术上给予保证；另一方面，部分产业的异地转移和就地升级交织在一起，更需要从产业层次分类分析和解决。而且，这些产业调整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还和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创业风险投资、货币政策以及社会创新力等诸多因素有关。在日本的例子中，尽管其技术能力整体水平较强，但在制造业内部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向服务业的升级方面遇到了较大的阻力，阻力就来自政府管制的惯性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滞后。因此，经济方面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配合调整很重要。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说明了，不同的制度设计匹配会使得技术政策的实施结果不同。
注释：
① 数据来源：OECD,ANBERD database,June 2006。
② 数据来源：OECD,ANBERD database,June 2006。
③ 数据来源：OECD,ANBERD database,June 2006。
④ 数据来源：WDI 2006,WDI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