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储蓄率的经济效应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启示论文,效应论文,储蓄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储蓄指产出或收入用于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储蓄率是一国或地区储蓄额与国民收入总值的比值或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储蓄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必需的，因为它为企业、家庭及社会提供资金，没有储蓄就不能投资，因而储蓄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定时期的储蓄水平会影响经济增长，储蓄率也就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居民储蓄的增长是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表现，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度，储蓄也不例外。[1]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都不可能使一国经济在长期内实现稳定增长，反而会出现内外失衡问题，最终对宏观经济稳定及世界经济平衡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储蓄率会造成资金不足和利率上升，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过高的储蓄率在对过剩资金缺乏有效应用的情况下，会对经济造成更大危害，最终可能造成内外经济失衡。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高储蓄率现象，而中国目前存在着与日本相似的高储蓄问题，研究日本的高储蓄及其效应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日本高储蓄率的效应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失业率较低。1985-1989年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4.1%，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2%，但此时的生产性投资却开始趋于饱和，资金不断积累甚至出现过剩情况。日本国内的家庭储蓄率也不断提高，均在16%以上，是同期英美国家的两倍。再加上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加和外汇储备不断膨胀，更加强了资本的过剩与膨胀，最终促使日本国内高储蓄的形成。日本高储蓄率对经济既带来正效应，也带来负效应。
(一)日本高储蓄率的正效应
日本的高额储蓄转化为投资，一方面，促进了国内投资，使国内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资金大量流向国外，输出的资本缓解了全球资金短缺问题，在促进资本接受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本高储蓄率的正效应体现在：
1.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日本的高储蓄率带动了高投资率，大量的资金投向国内的生产设备、厂房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日本在1960-1985年间的增长可归功于该时期对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的投资(贡献率达到38%)及对中学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二战后，日本的高投资使其资本存量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2]
2.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资本大国。除投资于国内之外，日本资本还大规模投向国外，寻找各种机会到海外投资。由于国内高储蓄率、低利率，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日本资本有着低成本的优势。许多日本银行在国外采取廉价扩张政策，对当地银行产生了较大冲击。海外投资的持续增加，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资本大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海外投资以本国政府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部门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等资产为主，后期则以海外银行扩张为主即贷款投资。
(二)日本高储蓄率的负效应
日本1985～2005年近20年的国内储蓄率平均为30.8%，但同期的日本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却只有1.8%，这就引起很多新问题。综合来看，日本过度储蓄的负效应较大。
1.陷入“高储蓄两难”困境。1974年以来，日本的经常项目主要为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相应地，日本金融机构对外金融权益也不断增加，从而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随着日本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美元资产占银行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越来越高。同时，日本金融机构意识到只要日元升值，美元资产就会缩水，美元资产的货币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因此，金融机构抛出美元购入日元，导致日元不断升值。同时，其他国家认为日本的贸易顺差是日元低估所致，不断向日元施压迫使日元升值。因此，日本经济出现了“高储蓄两难”的困境，即如果允许本币升值，本国的利率会不断下调，最后接近于零，就可能引发通货紧缩；如果不让日元升值，那些势力强大的外国政府就会以贸易制裁相威胁。虽然为了缓解升值压力，走出“高储蓄两难”的困境，日本政府采取了干预措施。但由于只是日本单方面采取的频繁买入美元、卖出日元的干预措施，并没有与美国政府进行沟通与协调，最终无法改变不断扩大的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和日元升值的状况。当日元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时，日本政府就以出售日元“融资券”等并不太有效的方式来吸纳美元，引起了私营金融机构的怀疑，他们不愿意增加呈现贬值趋势的美元资产，这进一步增加了日元升值的压力，强化了日元升值的预期，最终压低了日本的名义利率。[3]
2.带来贸易不平衡，加剧了与欧美等国的贸易摩擦。高储蓄和消费下降导致日本对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强，而日本政府的“贸易立国”战略和巨大的出口能力使日本与欧美等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进入美国市场，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为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美国先后采取了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对等开放市场等一系列打压措施，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和升级。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是日美贸易摩擦的高发时期，涉及钢铁、汽车、半导体、彩色电视机、纺织品等多类产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经济国际化，日美贸易摩擦已由工业领域的个别产品扩大到尖端技术、农产品和金融领域。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基本在500亿美元上下波动，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50%左右。[4]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与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开始引起关注，并在80年代达到尖锐化的程度。
3.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过持续发展后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储蓄率高、内需相对不足的状况，使日本企业只能选择更多地向外出口，直接导致日本国际收支出现持续大幅顺差，这就使日元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5]1985年9月，五国财长会议(C5)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重新确定日元的价值，压缩其巨额的贸易顺差。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之后在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大规模“协作干预”下，日本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致使日元汇率急剧上升。从1985年到1995年，日元不断升值，最高达到1美元兑换78日元的比率。在日元持续升值期间，日本在“广场协议”签署诸国的压力下，在扩大内需、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激励下，仓促进行了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先后取消了许多外国资本在日本进行投资和开展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金融机构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同时，放松资本管制，允许一些社会保障性质的资金参与风险较高的股票、外汇等投资活动。在此期间，日本还实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过快地调低了利率，在货币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导致资本流动性严重过剩。再加上日元升值预期极大地刺激了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这些资金不是流向当时因日元升值而受到重创的制造业和采矿业，而是大量涌向风险更高的股市和房地产。过剩的资金不断推高日本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致使日本房价及股市持续大幅上涨。更为严重的是，它使银行贷款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1986年以后，日本银行向被限制发放贷款的三类产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的贷款余额合计超过了日本的支柱产业——制造业，特别是面向不动产的贷款激增，促使城市地价飞涨。1989年，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较1980年上涨150%，三大城市圈(东京、京都、大阪)平均地价上涨280%。[6]资产价值持续上升预期下的资本管制放松和日元汇率急剧上升及银行的信用膨胀，加速了资本流入，形成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导致金融泡沫，最终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4.间接导致产业空洞化。日本高储蓄率带来巨额贸易顺差，导致日元升值，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在面临国内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削弱、盈利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的形势下，将其部分甚至全部制造业生产工序向海外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及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使日本产业空洞化渐露端倪，在进入90年代后进一步突出。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为绕过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日本汽车厂商相继将国内一些生产工厂向欧美及亚洲地区转移，整车的海外生产从1985年的150万辆增加到1994年的486万辆，其海外生产率已达32%，而同期日本的整车出口却由673万辆减少到446万辆。[7]产业空洞化不仅使日本原有的产业市场不断萎缩，而且使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变得缓慢。而且日本在出现产业空洞化问题的同时错误地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过剩储蓄资本在无法投入实体经济部门的情况下，只能涌向资本市场，导致股价飙升、房地产市场高涨，进一步加重了泡沫经济。
二、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已成为储蓄大国，每年的储蓄占GDP的比率高达40%以上，超过众多发达国家，位居世界第一。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很多，如，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为高储蓄率创造了先决条件；居民的医疗、养老、养育子女等压力推高储蓄；居民投资理财的意识不断增强引致储蓄增多。但中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投资收益不高是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不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且资本配置效率不高，虽然储蓄率高达40%多，但投资率却只有33%左右。中国储蓄——投资转化效率是相对较低的，国内的资金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另外，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有如此高的储蓄却要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这表明中国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很不畅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难度较大，最终出现了高储蓄率问题。目前，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所处的情况非常相似，即对内都采用扩大内需的转型战略和举措；对外都面临与美欧贸易摩擦加剧、本币汇率升值压力大的国际环境。因此，在对日本高储蓄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日本的教训，会给中国解决高储蓄率问题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高储蓄率问题，有效使用过剩资金
一国如果储蓄金额过高，却没有用在有效投资上，不但无法促进经济发展，还可能造成政府资源浪费、房地产等出现泡沫和金融风险加剧等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前的高储蓄率问题，科学引导过剩的储蓄资金，避免高储蓄率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应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储蓄资金使用机制，提高和改善储蓄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达到储蓄数量与应用质量的良性协调发展。
(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居民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压力较大，这也是中国储蓄率较高的根本原因之一。应把过剩的储蓄用在提高居民收入和福利待遇方面，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一方面，应把高额储蓄用到国家建设、产业振兴与发展、科研开发、教育等长期事业上。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救济、住房保障等。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还应把部分过剩的储蓄用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三)大力开拓消费市场，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储蓄过高意味着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也就不足。为刺激消费，我国出台了“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刺激农村消费的政策，并收到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还应制定相关政策，培育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可在提供商品购买补贴的同时，向低收入人群推出更多类似于保障房的低价保障性消费，同时进一步完善各种形式的消费信贷，引导和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最终提高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
(四)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和优化投资渠道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投资费用成本高而回报率却较低，影响储蓄向投资的直接转化。因此，我国应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金融结构，增设中小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工具，建立健全较为完善的直接投资机制，将储蓄真正安全有效地转化为投资，疏通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
(五)缩小经常账户顺差，鼓励企业“走出去”
过大的贸易顺差不仅会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还会导致与一些重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增多，不利于缓解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下滑的压力和风险。因此，应采取各项政策措施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经济效益，降低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同时，还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企业通过并购外国企业或直接到国外建厂等直接投资方式，减少国内资金被闲置或低效益使用的不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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