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间分化背景下青少年成长的社区影响&以广州市鹿江村和宜京翠园为例_逸景翠园论文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背景下青少年成长的邻里影响——以广州市鹭江村与逸景翠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市论文,为例论文,邻里论文,青少年论文,江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0/dlkxiz.2014.06.004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社会空间分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出现的重要现象，全球生产活动的重组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同社会阶层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精英阶层向高档住宅区集聚，贫困人口则向破败的城中村或贫民窟聚集，学术界将这种特定人群集中居住所带来的效应称为邻里影响(neighborhood effects)，具体可以理解为聚居了大量特定人群的邻里对居住在其中的人的健康、就业、青少年成长等产生的影响。邻里影响是目前西方地理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青少年成长的邻里影响研究是西方邻里影响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该领域的研究对于理解邻里特征对青少年的性格塑造、行为养成、发展机会等的影响后果和影响机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obert et al,2002)。

       对青少年成长的邻里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学领域。1942年，Shaw等在在其著作中指出，贫困社区由于缺乏组织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Shaw et al,1942)。1978年，Kornhauser对城市贫困社区中发生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Kornhauser,1978)。1990年，Jencks等提出了个体行为受邻里影响的5种理论模式，此后西方关于青少年的邻里影响研究大多以这5种模式为指导(Jencks et al,1990)。另外，Wilson的社会隔离与无序理论在解释邻里对教育的影响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Wilson,1987)。

       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邻里特征对居住于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①不同种族的邻里影响。如Crane(1991)发现住在内城贫困社区的美国黑人青少年辍学率更高；Gonzales(1996)等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教育层面上，白人学生取得的成绩要明显好于黑人学生。②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邻里影响。如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学前准备(如阅读能力)和在学校的表现(如数学/语文成绩)有正面影响(Chase-Lansdale et al,1996; Ennett et al,1997)，邻里内中产阶级的比例会影响到青少年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努力程度(Rosario et al,2004)，贫困的邻里对于儿童健康及青少年犯罪有显著影响(Del-Conte et al,2001)。③邻里内学校的影响。Ellen等(1997)和Leventhal等(2000)指出，学校是传递邻里特征对年轻人影响的间接途径。Thrupp等(2006)发现，有些父母会搬到拥有更高质量学校的社区来增加孩子未来进入名牌大学的几率。④邻里内同龄人交往的影响。Brooke等(2010)指出，邻里和学校是年轻人花费最多时间与同龄人交往的地方，他们在此交朋友、形成价值观、磨砺性格。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日益明显，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城市内居住空间分异现象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居住空间分异现象的描述(何邕健等，2006；李志刚等，2006)、对空间分异模式的研究(袁媛等，2009)、对产生分异的机制的研究(吴启焰等，2002)。但目前国内对邻里影响的研究很少，只有刘勇等(2006)对西方邻里影响的相关研究介绍。鉴于此，本文选择广州市一个典型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和一个“城中村”进行对比研究，探求国内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化所产生的不同邻里会对青少年成长与教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补充国内对邻里影响研究的不足，并为制定城市居住区的规划布局、社区治理政策等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借鉴西方邻里影响研究经验，选取广州市高收入的邻里和贫困邻里作对比研究。为了剔除区位等外界因素所带来的差异，本文以广州市海珠区位置紧邻的鹭江村和逸景翠园为研究对象(图1、图2)。

       鹭江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居住人口6万，90％为外来人口，村内有一所民办小学——博爱小学，95％是外来打工者子女。逸景翠园位于鹭江村南侧，由多栋小高层组成，居住人口3万，由本地高收入群体和外来布匹老板为主，配套有逸景第一小学。

       2.2 数据来源

       访谈法：对8位教师、26名家长、30名学生进行访谈，获得学校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青少年心理状态与人际交往、家庭教育观念等信息。

       问卷调查法：统计2个邻里有小学生的家庭数量(1900户)，取抽样率15％发放问卷(鹭江村150份，逸景翠园135份)。最终共回收有效问卷250份(鹭江村130份，逸景翠园120份)。

      

       图1 两个社区在广州市的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two case study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图2 两个社区及其小学的微观区位

       Fig.2 Location of the primary schools in me two case study communities

       2.3 研究思路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西方对青少年成长的邻里影响研究集中于探讨“邻里的经济社会地位与青少年的学习表现之间的关系”、“邻里的同龄人交往状况与青少年性格之间的关系”、“邻里内学校的质量与青少年未来发展机会之间的关系”、“邻里内种族混杂情况对青少年辍学率和犯罪率的影响”等4个问题(Leventhal et al,2000)，其中“种族混杂问题”在中国的社区中很少存在，不适合作为普适性的邻里特征来进行研究；另外，在调研中还发现中国的家长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邻里的家庭教育观念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状态有重要影响，因此将其纳入研究框架。

       综上，本文将邻里特征分为社会经济特征、家庭教育观念特征、同龄人交往特征、机构资源特征4个方面；将青少年的成长分为学习能力、心理状态、性格、发展机会4个方面，分别研究不同方面的邻里特征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根据所选变量的性质，本文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来初步确定自变量是否会影响因变量。之后，结合访谈和问卷，对比2个邻里的真实特征和青少年的实际成长差异，验证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并给出影响机制解释。

       3 邻里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邻里社会经济特征及影响

       西方学者通常用家庭的经济水平、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来衡量邻里的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也采用这3个变量来代表邻里的社会经济特征(表1)。首先，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以家庭年收入、家长受教育程度、职业为自变量，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家长受教育程度”与“家长职业”都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上与“学习成绩”呈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年收入”与学习成绩相关性的置信水平较低，不能通过检验。从相关系数B来看，“家长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的学习成绩的影响程度最大，家长职业次之。

       实际情况也支持这个结论：①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鹭江村家长学历大多在中专以下(占86.29％)，而逸景翠园的家长有更多受教育程度在中专以上(占56.21％)。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一方面体现了家庭的智力水平，另一方面高学历的家长也更能指导孩子的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鹭江村青少年的成绩优秀率明显低于逸景翠园。②在职业方面，鹭江村的家长以打工为主(占80.44％)，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而且经常要倒班，没有精力去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而逸景翠园家长则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老板为主(占90.32％)，工作比较轻松，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甚至有很多母亲在家里作专职主妇，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学习表现。③在家庭年收入方面，鹭江村平均为54797元，远低于逸景翠园(167000元)。富裕的经济情况使得逸景翠园的家长可以在孩子学习方面大量投资，如让子女参加各种辅导班、为孩子购买学习资料等；而鹭江村的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在子女学习投资上远远落后，这也是造成他们学习成绩普遍低于逸景翠园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邻里的家庭教育观念特征及影响

       与西方强调“独立自主”的家庭教育理念不同，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成长干预要更多。在此分别以“青少年与家长的关系”、“青少年在学校的努力程度”、“青少年的压力程度”为因变量，以“主动与青少年沟通”、“督促青少年在学校表现学习”、“主动与老师交流”及“家长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表3)，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4)显示：

       (1)“主动与青少年沟通”和“主动与老师交流”2种行为会显著影响“青少年与家长的关系”，而“督促青少年学习”与“家长受教育程度”则不能通过检验。实际调查验证了这种影响的存在，逸景翠园家长中有70.5％会“主动与青少年沟通”、22.6％的会“主动与老师交流”，而鹭江村这一比例只有51.2％和10.8％。邻里间家长的这种行为差异确实导致了不同的亲子关系状况，逸景翠园的父母与青少年关系融洽的比例达81.1％，明显高于鹭江村的64.9％。

       (2)“主动与青少年沟通”、“督促青少年学习”、“主动与老师交流”都在较高置信水平上与“青少年在学校努力程度”相关，“家长受教育程度”则不能通过检验。访谈显示，逸景翠园的家长在“主动与青少年沟通”、“督促青少年学习”、“主动与老师交流”3个方面都要好于鹭江村，例如，鹭江村家长多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逸景翠园的家长则认为“孩子的教育需要家长和老师共同努力，会主动与老师联系”。这些不同的教育观念和行为确实影响了孩子的表现，逸景翠园的青少年整体上学习自觉性更高，而鹭江村青少年的厌学情绪更强。

       (3)“主动与青少年沟通”与“青少年的压力程度”呈负相关。实际调查显示，逸景翠园的家长更为重视与青少年的沟通，他们平均每天花费半小时与青少年进行互动，了解青少年学习生活情况。而鹭江村的家长更关注自身的工作和收入，平均每天与青少年交流的时间不到10分钟，很多青少年面临心理问题时得不到疏解，导致其心理压力程度要明显高于逸景翠园的青少年。

      

       综上所述，青少年的心理状态都与邻里内家庭教育观念有显著相关性，但与家长受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相关。为什么在这里与家长受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恰恰是邻里影响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选取2个邻里中低学历的家庭(“家长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其中鹭江村78户，逸景翠园43户)进行对比，并以逸景翠园中高学历家庭(“家长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共52户)为参照(表5)。结果显示，虽然逸景翠园中低学历家庭的受教育程度与鹭江村的家庭类似，但他们的教育观念与逸景翠园中高学历家庭更趋同，青少年的教育结果也与逸景翠园中高学历家庭更相似。由此可以推断：“逸景翠园中低学历的家长受住在同一小区高学历家长的影响了”。调研显示，有75％的逸景翠园的低学历家庭的家长表示“邻居中有很多小孩年龄跟自己小孩差不多的高学历家长，会经常跟他们交流教育孩子的经验”，“看到别的家长送青少年去某个辅导班或特长班，就会让自己的孩子也去”；而在鹭江村也存在这种家长之间的交流，但内容完全不同(如“读书无用论”的流传)，这使得同一个邻里的家长趋于分享相同的教育观念，从而导致教育结果的趋同性。

       3.3 邻里的同龄人交往特征及影响

       青少年时期被喻为个体心理发展的“断乳期”，同龄人的影响开始大大增加。分别以“性格倾向”、“经常性的情绪感受”为因变量，以“与周围同龄人关系”、“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受到同龄人欺负”为自变量(表6)，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7显示：

       (1)“在同伴群体中地位”和“与同龄人关系”与“青少年的性格倾向”显著相关，而“受到同龄人欺负”则不能通过检验。实际情况支持这一结论：鹭江村的青少年有7.34％表示“关系不好，朋友很少，感到孤独”(逸景翠园仅为2.56％)。同时，鹭江村青少年在群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占15.25％，高于逸景翠园的6.34％。这种同龄人关系的差异和群体排斥度的差异对青少年的性格造成了影响，逸景翠园的青少年性格更偏外向(54.6％)，而鹭江村的青少年则更偏内向(60.8％)。

       (2)“与同龄人关系”、“受到同龄人欺负”两变量与“青少年经常性的情绪感受”显著相关，而“在群体中地位”则不能通过检验。实际情况支持这一结论：逸景翠园同龄人之间的关系要比鹭江村更为融洽，并且受到同龄人欺负的比例也明显低于鹭江村。结果导致逸景翠园的青少年有72.6％“经常处于愉悦状态”，而鹭江村只有51.2％。另外在访谈中，有4成的鹭江村青少年表示“与同龄人相处不融洽，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而逸景翠园只有2成的青少年表示遭遇到与同龄人交往方面的问题。

      

      

       3.4 邻里的机构资源特征及影响

       机构资源指的是邻里内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组织机构，如学校、文化体育设施、培训机构等。在本文研究的2个邻里中，现有的机构资源主要包括学校和社区文化体育设施。发展机会指青少年在学业或前途方面取得进步的机会，西方研究多用就业机会来表示，本文由于研究的都是小学生，就以能否进入重点初中来表示。

       在模型4中，以“能否进入重点初中”为因变量，以“教师教学水平”、“学校硬件设施”“校园活动开展”、“社区文化体育设施”为自变量(表8)，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从表9可以看出，4个自变量都在90％的置信水平以上与因变量成正相关。从相关系数B来看，对“能否进入重点初中”影响最大的是“教师教学水平”，其次是“校园活动开展”，再次是“学校硬件设施”和“社区文化体育设施”。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本次研究的2个邻里的机构资源状况影响了其中青少年“能否进入重点初中”的变量。

       实际的调查和访谈也确实支持这一结论。在广州市海珠区，能否进入重点初中取决于学生在“小升初”考试中的排名、获奖或者文艺体育特长。而最终的考试成绩很大程度上受学校教学质量的影响，如逸景第一小学是公立小学，师资力量雄厚，70％的老师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而鹭江村的博爱小学，教师数量缺乏，有的老师身兼数门课，另外老师的学历偏低，仅有32％的老师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而这种差距导致了学生教育结果的差别：逸景第一小学重点初中升学率达到60％以上，而鹭江村的重点初中升学率仅有20％。另外，逸景第一小学会组织丰富的校园活动，如各类兴趣小组、文艺体育比赛，这对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作用，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获得校级以上荣誉或被通过特长生选拔考试进入重点初中。而博爱小学受到资金和硬件条件的限制，较少组织各类校园活动，学生在培养兴趣特长方面也比较欠缺，导致了该校学生很少通过获得荣誉或特长生选拔考试进入重点初中。

       社区的文化体育设施状况也起到类似作用，逸景翠园内有游泳池、乒乓球室、羽毛球房等多种体育设施，且社区开敞活动空间大，青少年锻炼十分方便；而鹭江村基本没有什么户外的体育设施，学生平时锻炼只能在家里或路边。另外，逸景翠园有图书室、各类兴趣特长班等文化设施，居委会还会经常组织针对青少年的文化活动。而鹭江村缺乏基本的文化娱乐设施，相反倒是有很多针对青少年群体的网吧，引起青少年学习成绩下降等问题。

      

       4 邻里影响机制解释

       在解释邻里影响如何发挥作用时，西方学者提出了几种机制，最为著名的是Jencks等提出的个体行为受邻里影响的5种模式(Jencks et al,1990)，即邻里的机构资源模式、群体社会化模式、流行模式、竞争模式、相对剥夺模式。在本次研究中发现，鹭江村和逸景翠园的邻里影响机制更接近于邻里的机构资源模式和群体社会化模式。

       4.1 邻里的机构资源模式

       邻里影响青少年教育与成长的一个首要途径就是通过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来影响青少年成长机会的获得。学校作为对青少年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所能提供的教育质量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成果。例如，鹭江村的博爱小学在师资力量、校园活动、硬件设施等方面都远不如逸景翠园的逸景第一小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鹭江村青少年在学习成绩、性格养成、综合素质等方面与逸景翠园青少年的差距，并影响了其未来的发展机会。另外，鹭江村在体育设施、文化设施、邻里活动等方面也明显匮乏，这也直接影响了青少年锻炼身体、参与文化娱乐活动、提高综合素质的机会获得。

       4.2 邻里的群体社会化模式

       4.2.1 直接影响

       1995年，Harris提出了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他认为从个体的社会化发展过程来看，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对个体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个体通过认同同伴群体而达到社会化。在本文的研究中，两个邻里的青少年都通过参与自己邻里的同龄人交往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首先，青少年与周围同龄人的关系、在群体中的地位、是否受到同龄人欺负等会影响青少年的性格倾向与经常性的情绪感受，如果在群体中经常被欺负和排挤，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影响良好性格的养成。其次，青少年可能学习其他人的良好的性格、态度和行为，例如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学会文明礼貌等。另外，一些不良行为也会在群体中流行，比如鹭江村中就存在吸烟、打架、骂脏话等不文明行为，且有7成的青少年表示“自己的问题行为是受到邻里内其他青少年的影响”。

       4.2.2 间接影响

       居住在同一邻里的家长间也发生着类似的影响，家长间会互相讨论有关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修正自己的教育观念，模仿对方的教育行为，从而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影响。例如，在逸景翠园社区中家长会让孩子一起去报名参加辅导班，交流孩子在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等。在上文的分析中同样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居住在鹭江村和逸景翠园却表现出不同的教育观念，原因之一就是家长间的相互影响带来的教育观念变化。

       5 结论与讨论

       (1)在所研究的鹭江村和逸景翠园确实存在对青少年教育与成长的邻里影响，户籍制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2)邻里特征包括邻里的社会经济特征、家庭教育观念特征、同龄人交往特征、机构资源特征4个方面，其中社会经济特征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家庭的教育观念特征影响青少年的教育表现与心理状态，同龄人交往特征则对青少年性格的塑造有重要影响，机构资源特征影响青少年发展机会的获得。

       (3)鹭江村和逸景翠园的邻里影响机制更接近于Jencks等所提出的的邻里的机构资源模式和邻里的群体社会化模式。邻里机构资源模式通过提供不同质量的公共服务影响青少年获得成长机会，邻里的群体社会化模式通过家长的教育观念的同化和青少年的群体交往来发挥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化所造成的邻里特征差异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这可以看作一种隐性的社会不公。2013年，全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7亿，他们聚居在城中村、棚户区等贫困社区，而他们的子女也生活在这类社区内，在简陋的民办学校读书、面临紧张的人际关系、忍受着作为外来者的歧视、没有很好的发展机遇，这很可能导致居住在贫困邻里的青少年从一开始就失去进入中上阶层的机会，从而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因此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在哪里建设高档社区以增加财政收入，而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大力完善贫困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引导高低档社区适当混合，加强青少年社区教育等措施，避免出现大片的贫困社区，给予青少年一个相对公平的成长环境。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孙铁山老师的细心指导，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4-04；修订日期：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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