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秩序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和与它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相继落幕，后者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参与发展中国家反对贫困的斗争，纠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偏差。而前者也一改为经济全球化大唱赞歌的调门，主题是讨论“脆弱年代的领导作用：对共同未来的展望”，富国和穷国的差距不断拉大是一个中心议题，许多代表对此深表关切，认为不公平的全球化在穷国和穷人中引起愤怒情绪，并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如果西方国家不肯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严重受阻。本文拟以这些讨论为契机，表明由于技术鸿沟、数字鸿沟的出现，发展中国家缩小南北差距的努力更加困难了，世界因此而埋下不太平的种子。为了谋求一个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长期奋斗的准备。
一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正是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效果已经相当明显，火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加上“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这样一种资本冲动，“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用尽一切手段开拓世界市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言论被公认为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最早表述。
资本主义一出世就把世界当成了舞台，并逐步形成了以资本积累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把那些资源丰富、占据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世界被划分为宗主国（“世界城市”）和殖民地（“世界农村”），这就是后来所谓“南北问题”的起源。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8页。）。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使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但他们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扩张在本质上是超越任何民族、地域和制度限制的。
20世纪两次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摧毁了罪恶的殖民体系，一大批民族国家纷纷宣告独立，但新的殖民主义又出现了，它们使用各种手段，影响、剥削和控制不发达或发展中的国家，极大地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产生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把这些国家置于毁灭性的外来竞争中，不可能不窒息他们的幻稚工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展，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与西方技术的接触，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这种发展极大地偏离正常的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注：［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31页。）
针对大多数前殖民地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一些人士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中心的工业国建立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提供原料市场的国家则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外围）。资本通过对外围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不平等交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中心和外围之间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严重不均衡，是中心国家之发达与外围国家之不发达的根源。也就是说，造成外围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状态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同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社会形态（中心与外围都一样）都按照一种单一的、有组织的、有等级层次的体系来安排。”（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页。）这种理论对外围国家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只要世界经济结构不改变，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变化，发达和不发达的分化将继续下去，外围国家（地区）要发展也只能是依附性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分工出现了一些新因素，中心和外围的边界也变得比较模糊了。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论应运而生了，这个世界体系除了中心和边缘（外围），还有半边缘，中心是占据经济优势的西方国家，而且这种优势还在扩大；边缘则被限定于提供初级产品，它们不具备工业化的潜力，也没有这方面的动力；而半边缘“既不像核心国家那样先进或富有，也不像边缘国家那样缺乏独立而注定要依赖他国。它作为其余两种类型国家之间的一种必需的缓冲器，分解了对核心资本长期统治的潜在的反对力量。”（注：［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半边缘概念是世界体系中一个要素，是资本最感兴趣的地方，“半外围地带是资本主义国际传播趋势与其国内发展活力相碰撞的地带。国际传播趋势首先表现为中心地带的资本向经济增长潜能高的地区输出，而国内发展活力通常由国家所推进。”（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资本的逻辑必然导致财富积累于某一类国家，而贫困积累于另一类国家；整个世界体系都要受到这个规律的强劲支配，并通过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unequal exchange)促使剩余向中心转移，而不能“融入”(incorporation)体系的国家就会被“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当然，各国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的，外围国家可以升级为半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也可以升级为中心国家，甚至中心国家也可能降格），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手段，世界体系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达与不发达的结构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冷战结束，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而一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向市场模式，全球性的生产、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都空前增加了。20世纪最后10年，“经济全球化”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实际上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而资本主义在这个进程中不仅将其生产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而且也到处扩散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并形成国际循环，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策动在一些冲突地区维持和平，还是利用人权、贸易等武器对一些国家横加干涉，都是为了防止这种国际循环的断裂，保持它们自己的优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传递风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前不久美国经济衰退又构成了另一种全球效应。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暴露了严重的缺陷。事实上，西方国家原有的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释放外部性成本，向落后国家转嫁危机得到缓和的；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扩展到了全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公平，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经济上的不公平又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注：安南：《我们：联合国人民》，联合国，2000年4月3日。）全球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南北之间的发展差距和贫富鸿沟进一步扩大了。
二
应该承认，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全球资源要素更广泛的流动，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增进了世界财富；世界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禀性，客观上也是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积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流动和投资效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仍然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运动的看法，“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第46卷（下），第33页。）尽管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内涵更加深刻了，辐射范围也更加广泛了。
伴随着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发达国家先声夺人，出现了“知识经济”的征兆，并开始向“后工业”时代过渡（可以预期，“后工业”最主要的生产力不再是实物，而是智力）。新经济正在打造一场效果远远超出技术范畴的产业结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大变革。新的国际分工也出现了更加明显的无形生产（知识）控制有形生产（实物）的特点。今天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而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国际分工的重心也越来越从自然资源转向了人力资源。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强烈受制于一个社会的教育和生活水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无缘，而一个贫穷的社会是不可能培养足够数量的人才的。
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投资高新科技的研究和开发(R&D)，它们的R&D开支占了全球R&D总量的80%以上，它们的产业不断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并通过抢注专利预先占领国际市场，胜者通吃；另一方面，每年世界各地有大批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却拥有世界上近一半的研究生，1/3的大学生和1/4的从事研发人员。发达国家掌握了科技领先权和核心技术，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接受者、追随者和模仿者，而且还在不断流失自身发展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甚至丧失了再生这种资源的能力。
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南北之间的信息化差距更大于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全球收入最高的1/5富人拥有世界GDP的86%，他们的因特网用户比这个数字还高7个百分点（占世界总数的93%），而收入最低的1/5穷人只拥有世界GDP的1%，因特网用户仅占区区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电脑300台，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2000年底，世界因特网用户3.2亿户（其中北美1.5亿户），北美每千人有479户，西欧217.5户，亚太地区16.6户，而中东、非洲地区只有7.2户。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地区）跟上了趟，大多数穷国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信息传播模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信息霸权，或者话语权垄断产生的潜在后果可能要比经济上的控制更为深刻，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所制定的信息化准则。“信息业实现准则化的战略后果是：它们将决定今天这些集团的未来，并且必将影响各国的竞争优势，甚至会影响整体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注：［法］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至于那些从未参与规则讨论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影响全球信息化的结果，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讨论的意义，所谓“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将置他们于信息荒漠化之中。
在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推进的全球经济重组中，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工业化转型。但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发达和不发达的根源仍然存在，不管资本扩张的手段和途径发生了什么变化，“就历史资本主义所覆盖的时空整体而言，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势必意味着差距在继续扩大”（注：Wallerstein,Historical Capitalism,London,Verso,1983,p.12.）。近二十年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6倍，其中70%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20%为8个发展中国家所获得，另外一百多个国家瓜分其余的10%，也就是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扮演的还是“世界农村”的角色，而且“国际资本流动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中断，结果是边缘地区比中心地区更难以留住资本。边缘国家的资本家大都倾向于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国外积累，有时资本输出超过资本输入。这种不平等会累积起来，对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员的边缘国家变得弊大于利。”（注：［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6页。）代表资本利益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主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产值已占了全球GDP的4成以上，6成的世界贸易、7成的技术转让和9成的国际直接投资也是它们推行的；世界500强就占了全球GDP的1/3和世界贸易的3/4。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时就被迫进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游戏，它们不熟悉复杂的竞争规则，受制于不能自主的外部环境，往往只有招架的功夫。而一些沦为全球化“死角”的边缘国家命运就更加悲惨了。
今天，人类创造的世界财富和全球两极分化都是史无前例的。占世界人口17%的24个发达国家拥有全球财富的80%；最富国人均GDP（美国30600美元）与最穷国人均GDP（埃塞俄比亚100美元）之比超过了300:1，前者一天的收入差不多等于后者一年的所得。全球60亿人口，有28亿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维持生计，有12亿人每天还不到1美元。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已经从1970年的25个增加到2000年的49个，这些国家有6.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但其收入不及全球的1%。当发达国家步入信息社会、数码时代时，这些地方恍如隔世。“全球化伴随着更多的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而这些贫困、失业和社会分裂却恰恰存在于孤立、边缘化的暴力行为中。许多人尤其是易受伤害的人，对未来—自己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危机感正在加剧。”（注：科恩、肯尼迪：《全球社会学》，第198页。）边缘人群日益严重的贫困化已经构成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不是公平分配的，即出现了某些“第三世界化”（相对贫困化和边缘化）的迹象。“知识结构的变化引起国内外的权力、社会地位和势力的重新分布。”（注：［英］S·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1979年，美国最富裕的5%家庭年收入是最贫穷的20%家庭年收入的10倍，而在1999年，这个比值扩大到19倍。资本更乐意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更有空子好钻的地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发达国家的劳工利益，威胁到那里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威胁到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出现“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尽管这个运动成分驳杂，目前也主要表现为“赶场”式的街头抗议，似乎还没有与更宏伟的目标联系起来，但它反映了弱势群体对经济全球化的强烈抵制，酝酿了对抗的种子。
“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只开了两届，其影响力迅速增长毕竟得益于经济全球化造就的便利交通和通讯条件、更加开放的边境以及互联网的发展。这个论坛紧急呼吁，世界的不平等还在扩大，贫困和边缘化使得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冲突越来越诉诸于暴力和战争。当今世界还存在另一种恐怖主义，即经济恐怖主义。在“9·11”事件造成数千无辜生命牺牲的同时，世界上每天还有3.5万儿童死于饥饿，无数爱滋病患者因无力购买药品而告别人世。不同国家、不同人群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的程度大相径庭，富者（富国和富人）更富，穷者（穷国和穷人）更穷，更没有发言权，他们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当它的负效应，因而表达激烈的情绪和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融合与分裂同时进行，其中贫富两极分化是最核心的全球性问题，围绕它就会产生难民流动、地区冲突、环境退化，邪教猖獗、毒品泛滥等一系列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也会聚集起来，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威胁。“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为所有人发挥效力，那么它最终就不能为任何人发挥作用。受益的不均匀分布，以及在制订全球规则方面的失衡，是当今全球化的特点。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良反应和保护主义。这种后果反过来有破坏和最终使半个世纪以来苦心孤诣建设起来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的危险。”（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参考消息》2001年2月4日。）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的，贫困和绝望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这不是仅仅靠战场就能解决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也承认，战胜恐怖主义关键在于公平的全球化。正如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所言，不公平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全球化。
在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会上，许多代表呼吁发达国家结束“自私”的发展方式，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一些人士指出，贫穷滋生了对某些大国的怨恨，而没有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是不能指望反恐怖主义战争最后胜利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会上发表讲话说，“9·11”事件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全球权力与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对国际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当今的现实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太多的人则生活在极度贫困的日益恶化的境况之中。全世界有10亿多人丧失了基本的人类尊严。他敦促各国政要、商界领袖带头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疾病和冲突的折腾。
从根本上说，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威胁，对谁也没有好处；填补鸿沟，缩小这种差距，已经不仅仅是道义的呼唤，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必需；“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30年来，发展中国家多次提出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要求，从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1974)开始，有关议题称得上文山会海，但实质性改革步履蹒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文发展报告》(1999)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利润服务。“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结果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得到好处的人和那些只是被动接受其影响的人们之间出现了危险的两极分化。2001年热那亚八国峰会，面对反全球化的阵阵声浪，最后宣言表示要“为了穷国利益继续落实全球化”，也并没见拿出什么实际行动。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谁出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规则”，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及其实施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图，维护它们的利益，而无视南北国家在竞争条件上的悬殊差别，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被动的地位。
2000年，全球货币流通量每天达到1.5-2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游资7.5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全球股市市值30-4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近一半）和虚拟经济（全球金融衍生品价值居然达到了100多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3倍）本末倒置，金融风险陡然增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资金短缺，债务沉重，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是1.6万亿美元，现在已高达2.5万亿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35-40%，再加上国内体制不健全，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旦发生金融危机，IMF的紧缩性计划就会迫使这些债务国付出很高代价；IMF组织发放的贷款也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1995年墨西哥、1997年东南亚、2001年底的阿根廷历次金融危机，固然有这些国家内部的原因，但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也难逃其咎。
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现在已大大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全球贸易额在1980年约占全球GDP的1/6，预计到2020年将占一半左右。发达国家不仅是贸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垄断者，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农产品和纺织品），发达国家所设置的贸易壁垒和环境壁垒就远高于它们之间的壁垒，近年来还采取反倾销和非关税措施限制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使发展中国家1990年代的平均贸易逆差比20年前高出了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自己搞贸易保护主义，却要求别人无条件履行自由贸易，全面开放服务领域。IMF新上任的总裁克勒批评美国和欧盟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向国内相关产业提供政府补贴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种自私政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如果要使经济全球化真正为所有人服务，发达国家就不能再按旧的经济章程办事了。
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够建立在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困之上；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注：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经济全球化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听任资本市场呼风唤雨，而必须有贺驭这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卓有成效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必须以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充分考虑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承受能力和国家安全，帮助它们更容易进入有利可图的市场。联合国在这方面更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使各国都有权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制定，减少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国际组织要加快机构改革，增强工作透明度，并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和合作，保护穷国利益不遭受进一步的损害。比较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世界上许多不安定因素。
发展中国家能否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则主要取决于：对这种参与可能产生的利弊是否有比较准确的估计，对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和切实的措施。发展中国家不能等别人发慈悲，主要还得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发言权，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切不可生搬硬套别人的发展模式，必须根据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与全球规则接轨，促进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为社会的公平分配和稳定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人群，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不对称的，这就必须增强安全意识，对开放的秩序和程度要心中有数，并能做到及时调整，趋利避害。
马克思主义认为，某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发达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尽管迄今为止，还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管事的“全球政府”，也谈不上建立什么照顾穷国、穷人和弱者的全球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还是可以做到的。发达国家在促进全球平衡发展方面应有所作为，特别是要改变歧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减轻市场波动的全球效应；而发展中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是发生变化，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与合作也日益交织在一起。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个负有全球责任的大国，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还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都将一如既往地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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