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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多元化和信息化共同作用的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中，探索和构建与这种社会发展形态要求相适应的新执政体制和领导方式，整合引导社会资源，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结构在发生重大变革，呈现市场化、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和民主化更加明显，并由此导致社会资源呈弥散性分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得到了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私经济和非公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由国家垄断型的格局。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经济的比重在减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传统经济基础和经济资源获取的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以及在市场经济不完善以及政府管理服务体制落后、社会力量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弊端更为明显，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公现象，引发了人们群众的不满，导致一些社会成员对正在生长形成中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或抗拒或疏离等不同反应，并对社会秩序体系形成压迫，对党的执政带来了挑战。
2、社会多元化趋势凸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向市场契约型的多元结构转变的过程，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这些社会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形成了多个社会阶层，并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流动日益频繁，身份可变性增加，使利益主体结构日益复杂，社会分层日益明朗化，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结构多元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与此同时，社会成员有了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向着个性化和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西方的各种思潮、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进入，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集因素，意识形态日益世俗化，其社会整合作用减弱。尤其是党执政的传统阶级基础的分化与重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中的许多人在社会分化之中被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如他们的地位得不到改善，必然导致他们对党的信心的削弱，甚至会出现反社会情绪，从而削弱党的执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总之，社会多元化的结果使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
3、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党执政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转型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政治博弈力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就个体而言，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公民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得到不断增强。尤其是一些发展起来的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他们或被当地的政权吸纳进去，或成为影响当地政治活动的重要力量。其次，就群体而言，由于群体的自主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其获得的发展空间将增大，尤其是非公制经济实体，随着这些群体的实力增强，其社会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并且形成了许多民间社会团体，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不断增大，政治要求也提高。最后，社会成员以利益为纽带聚合成为利益群体使得政治体制所赖以生成的土壤——社会结构走向利益聚合和多元化，在原来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政治要求的多元化。这就要求利益的表达和实现的渠道与途径要多样化，国家政治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然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完善，参与渠道单一，无法适应这种多元化的要求，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面临着巨大压力，如若不及时进行调整，将导致许多非理性的甚至非法的政治参与，引起群众性事件的爆发，危及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
4、社会资源分布弥散化，党的执政资源发生了重大变迁。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资源，并通过各类单位组织掌握着资源的分配权。然而，随着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资源呈现弥散性分布，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执政资源必然发生变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原有的一些执政资源在流失或失去功效。我们党以前主要依靠的合法性资源如党的历史功绩、民族主义、领袖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功效在不断削弱。“政绩合法性资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合法性资源，但是也出现“政绩困局”，尤其是经济增长过程形成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增长的粗放式带来的环境恶化以及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严重蔓延等问题。我们党在不断加强了民主与法治的合法性资源建设，但它们现在还很不完善，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党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尤其是其核心的政治权力资源在执政党内部分解和向社会分解，逐渐形成权力主体结构一体与多元、集中与民主相统一的格局。经济资源已从过去由党和政府统一控制逐渐向社会转移，形成多元利益格局，社会的自治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党和国家原来控制的文化资源随着文化领域的开放与发展以及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文化资源已逐渐大众化、市场化和多元化，文化控制的能力减弱。党的基层组织的功效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员放任自流，使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弱化甚至消失。执政资源的变迁，必然对传统执政体制和领导方式形成挑战。
二、在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新挑战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须给我们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有效性以及执政的体制机制带来机遇和挑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执政环境给我们党执政带来的挑战，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对策。归纳起来，执政环境的变化对党执政提出的挑战主要以下几方面：
1、党执政的合法性挑战。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必须同时具备合法性的两个层面，即既要保持党的执政与社会主义内在原则的一致性，又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然而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我们党在合法性的两个层面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首先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和思想多元化，必然给我们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意识形态给党执政提供的合法性在削弱。我们党为了适应这些变化，通过理论的创新，意识形态的剥离、合理化以及回避来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重构，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说服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消解，这必然影响人们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而且，人们现在不仅仅关注经济的发展，更加关注公平与正义，更加关注为谁发展，政绩所提供合法性也面临困境。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不断增加。这给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出了巨大挑战。在民主化浪潮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民主执政的问题，从而获得人们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及现有的制度和权力的认同、支持和忠诚。
2、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现行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发端于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计划经济时代，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是通过党的高度集权，形成了党政不分的体制，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改革开放后，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原有的执政体制和方式受到新的考验，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怎样设置国家领导体制？怎样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权力运作的方方面面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怎样既制约权力防止腐败又保持权力的有效运作？这就要求党必须进行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重新定位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党和人大、党和政府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必须向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由政策为核心向以法律为准绳转变，由强制性领导向诱导性领导转变，由高度集权向适度放权转变。与此同时，党内的民主要求也高涨。因此，党必须转变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在这些转变过程中，由于党所处的环境、所拥有的执政资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实现有序的和实质性的转变，这都是对党执政的严重考验。
3、社会整合能力的挑战：在多元化社会以及党的执政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党整合社会的难度不断增大。首先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各阶层间价值观念的冲突。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阶层意识和阶层归属感不一样，影响了价值观的内容，结构以及取向的变化，导致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矛盾和冲突。其次是获利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依赖减弱。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社会利益的分配由市场来调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在获得利益方面对政府的依赖关系而产生多样化的特点。第三，思想多元化，导致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弱化。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向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这种异质文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集因素，意识形态日益世俗化。第四，党的基层组织的整合功能减弱。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的单位制社会结构，党只要控制了单位组织或单位体系，就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但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政经社一体”的组织日益被功能专业化的组织所取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脱离组织的空间，回到社会；与此同时，组织对人的控制日益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再加上当前基层组织的资源缺乏，导致基层党组织的整合能力减弱。尤其是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后，对党的社会整合能力要求更高了。
三、创新执政思维，加强整合引导能力建设
面对新世纪执政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党的执政思维的转变和创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新的执政思维，就是要实现党的执政方式从直接控制向整合引导转变，加强党的整合引导能力建设。具体地说，就是要改变过去强调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片面强调高度统一，实现党的领导由强制性领导向诱导性领导转变，通过建立利益诱导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对多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统筹直辖市中实现差别的统一和多赢。总之，加强党的整合引导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党建的新定位。近几年来，我们党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制度整合平台。政党要从革命动员的方式转变为以制度整合的方式领导、动员和组织社会，就不能通过消解国家和社会制度来实现领导，而应通过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有效运作来实现制度化的领导。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不但能为社会发展培育出有效的制度架构，而且能为社会发展找到正确的道路。因此，我们党近年来特别重视民主法治的建设和完善，尤其是党中央重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的完善。这两大政治体制是人民当家作主和参政议政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和整合的制度平台，这两个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投票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有利于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党中央专门研究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若干意见。多党合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优点在于既能承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时又能将这些矛盾与冲突保持在制度范围之内，使之在统一而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加以解决。多党合作制能够吸收和凝聚较大数量的群众政治参与，并使这种参与制度化、规范化，由民主党派把其所代表和联系的不同阶层、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对执政党的期望与公众的倾向和意志，及时准确地输入到国家政治这个大系统中去，从而达到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作用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目的。
2、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构建新的社会认同基础。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任何政党的政权首要前提就是其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要得到人们的认同。虽然在执政过程中，人们对执政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实际成效上，但是人们对政策的信心、对执政党的信任则是决定性的，而这种信心和信任形成的重要基础就是对执政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崩溃，社会也就缺失了社会整合的主心骨，也就失去了社会整合的社会心理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的下降以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淡化，这迫使我们党的理论必须进行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说服力。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社会整合功能提升。在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一再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强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切努力都是在增强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整合社会的有效性，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认同基础，从而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现实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了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实用性。
3、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重建党的社会权威和组织动员能力。党对社会的吸引力，不仅仅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力，还体现在党的社会权威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近几年来，我们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并将先进性建设贯穿于党的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之中。事实说明，只有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才能重塑党在社会中的权威和公信力，使公众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节约党的执政资源，提高执政效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与“强基工程”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近几年，我们党在加强了基层组织的建设方面，十分注重从调整基层组织的功能取向入手，将从以组织或动员革命与生产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提高基层组织整合社会的能力。注重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和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
4、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整合社会的能力。作为执政党，总要想方设法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以便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政党是社会的“整合工具”，履行整合功能。党要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提高党的整合社会的能力，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此，我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并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从本质上讲是改变利益分配格局的大变革，这决定了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如何协调改革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大事。这就要求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时，必须提高整合社会的能力，从而整合社会各阶层力量和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出来的，党更加注重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建设。
5、构建民主法治型政党，实现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面临新的执政环境，我们党一再提出了要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面明确提出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转变的目标，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并提出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既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又要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从而为重构党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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