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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的孩子们，是在和平、富裕和社会复兴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其父辈、祖辈相比，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正是这一代人要求改变日本的社会现状。这是一篇关于他们的生动报导。
在乐声震耳、霓虹闪烁的诱惑下，大学生本田未来走进了东京涉谷区的一家游戏机厅，在这个娱乐中心，午夜时分将会成为年轻人的天下。本田未来把两枚100元的硬币（每枚价值约为85 美分）重重地投入了（游戏机）硬币进口，又轻敲了一下屏幕前的选择键，然后等待着音乐声响起。在屏幕前的一个小平台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试图和数字化的机器舞者比赛。“太棒了！”当本田狂怒地在四个大霓虹方块上跺脚时，屏幕上打出了这样的字幕。然后，游戏机一直不停地鼓励他。
“DDR”舞步机，是一种让人全身心投入、 使人发疯的人机对话游戏，它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跨世纪日本新一代的故事。如谈到逃避主义：Mirai ——名字的意思是“未来”——不会去打扰俱乐部和迪斯科舞厅；他更喜欢舞步机。“我喜欢竞争；在正规的俱乐部里，你不会得到这种感觉”，他一边用衬衣擦去额上的汗水，一边这样说。
日本的年轻人正在寻求刺激，渴望从他们父辈制服笔挺式的生活中走出来，走到社会的舞台上。他们正在精心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用一种蔑视礼节、愤世疾俗的方式，漫不经心地做一切事。他们把自己的头发染成棕色、红色、黄色、蓝色和紫色。他们把皮肤晒成褐色，直到认为肤色与加利福尼亚的保镳差不多为止。他们爱在公共场所打电话时喋喋不休，发出令人生厌的声音。他们到处惹事生非；一个青少年犯罪浪潮正在席卷日本。这包括出身中产阶级的少女向中年男人卖淫。从前纪律严明的学校现在正变成混乱的场所，在那儿，学生甚至可以攻击教师。
为了推动这个一向尊尚和谐一致的国家朝无序、分歧的方向发展，这一代人在谈论革命。“我想改变日本”，一位29岁的企业家说。“我想改变日本”，一位年轻的东京某社区主管说。“我想改变日本”，一位24岁的曾深受重点高中优等教育之苦的青年说。他们都想全面改革似乎已和人民失去联系的政府，然后再去改革经济制度中只重视工作年限而忽视业绩的激励制度，最后还想改变只重视服从而忽略创造性的教育思想。
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一份内容相当广泛的议程表。但是这充满激情的一代人能改变日本吗？个人主义的反叛能够动摇这个国家的核心部分吗？在游戏厅大汗淋漓的年轻人可能希望他们父母将来也会喜欢这些。年轻人真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可以听听本田谈论他的困惑。“我喜欢这种方式，是因为游戏机能给你接下去做的目标”，他说。当然，这种舞步必须伴有士兵操练时的节奏。没有灵魂、没有浪漫，本田正是这台舞步机卡片上长长一串求爱者中的第一人。
1970年以后出生的浮躁的一代，人数超过44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3。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到明年就会有30岁。这些人构成了日本的“婴儿代”，是战后出生的人的孩子。正是日本使得他们的出生和成长与前一代人迥然不同。30岁以下的人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不同，他们是在富裕中长大的，很少吃过苦。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岁月、战后艰辛以及一心一意赶超美国的日子。在他们正上幼儿园的时候，日本以子弹头列车式的速度赶上并领先于世界。日本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在精神和声望上保持着领先地位。日本的经理和工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虽然他们有可能把自己孩子发展的机遇之门钉死了。
做父母的总想让自己的孩子轻轻松松。他们溺爱孩子，尽可能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父母亲一无所获。正如高山秀树——一位从60年代早期就致力于日本年轻人研究的专家——所得出的成果。（高山的方法）是把年轻人集中为一个群体，与他们谈论彼此的梦想和恐惧，然后观察他们的行为。多年以后，他问那些年轻人渴求什么。在60年代早期，年轻人想的是：电视！冰箱！洗衣机！10年以后，他们的需求扩大了：彩电！汽车！80年代以后，回答已从家电转移到个人的需求：棒球手套！随身听！任天堂！
然而今年，当高山再提出类似问题时，他得到了最令人困惑的回答：什么都不要。甚至在他多次提示之后，年轻人也说不出想要什么。换句话说，这一代人已经拥有了一切。不幸的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还是受到了冲击。就在他们刚刚迈出校门择业时，年轻人非常痛苦地体会到，日本的经济现状已和他们的成长时代大相径庭了。甚至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也不能轻松顺利地在他们原先所中意的工作中发展。转瞬之间，在年轻人有机会改变社会之前，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革命不是一种机遇，但它却是必然的。
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第一个迹象表明这一代人处境不妙。神户一位少年砍掉了一个11岁男孩的头，把人头挂在学校大门的柱子上。几周之后，每个人都被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惊呆了。整个国家甚至都在这个一向含蓄的社会中广泛开展“寻找灵魂、发现怪异性格”的活动。但是当人们热情消退，并且重新确认了自己是正常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不过是一个例外，从此也就懒得再去从中总结教训了。“人们希望相信，那个孩子是因为智力受损，才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鸟山敏子说。她是一位前任初中教师，最近刚刚写了一本《你能听见孩子们在说什么》的书。“但是孩子的行为使大人意识到他们有问题。我相信还有更多类似的惊人事件会发生。”今年3月，神户那位14 岁少年谋杀犯的父母出版了一本充满感情色彩的书，该书祈求人们进行普遍的沉思：“为什么在一个如此正常的家庭中会出现这样的坏孩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发觉我们孩子身上大量的问题？”他们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理解他？”
今天日本的代沟如此之大，以致于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几乎不能弥合。1996年，受调查的85%的16～18岁的年轻人说他们有反抗父母的自由，与此相比，在美国仅仅有16%的子女这么想。在日本经济复兴时期，人们一心一意致力于中产阶级之梦，长时间地工作，大量地给予子女玩具和各种小玩意儿。但是他们很少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父母与子女疏远，使孩子感到孤独，继而使他们起来反抗。“这一代人不知道如何与人们亲近，”藤川麻理子说，她是一位研究年轻人文化的专家。“他们组成的群体很少能够彼此承诺，他们只愿松散地呆在一起，而不能凝聚在一起”。
川濑敏夫24岁，喜欢游荡的感觉，认为自己和他人无关。从上初中开始，川濑就觉得自己是高分教育的受害者，他的任何一个平常动作都会招来令人恶心的嘲弄、讥笑、暴力，情况有时甚至极端严重。川濑周围成群的孩子对他拳打脚踢，因为他与众不同。例如，他穿着彩色的长筒袜，而不像其他人那样更喜欢黑色。他没有朋友。对他来说，生活是如此黯淡，以致于他考虑过自杀。最后，在17岁那年，川濑退学了。在此之后，他做过好几种临时工，如侍者，厨师，送报员。他甚至还为性热线做过录音，报酬是每小时25美元。简言之，他继续谋生度日。由于英语口语流利，为人聪明、富有创造性，川濑通过了同等学力考试并获得了高中文凭，现在他正在东京读大学的最后一年级。“我从来不在日本公司里工作”，他流着汗说。“我再也不想被束服，我仅仅想自由一些。在学校里，我生活在人人都必须遵章守纪的环境中，但是我从未打算过遵守这些规距”。
现在，在东京和名古屋有一些专门为感觉不适应、需要帮助的孩子开通的热线。一天晚上，根据《朝日新闻》公布的消息，顾问人员西贺接到了一位高一新生的电话。“我可以聊一会儿吗？”那个学生试探性地问道。然后又说：“对不起，但是请不要挂断电话。”西贺向他保证自己正在听他的电话。“我喜欢和其他人说话，这样做对吗？”学生问道。西贺再次向他保证他不会不睬他。“谢谢你”。学生说。然后是一阵沉默。过了3分钟他又开口了，并恳求道：“你还在听吗？是你吗？ ”西贺问他在想什么。“我觉得很开心，居然有人浪费时间在听像我这样的人说话”，男生说道，“我能再打电话给你吗？”然后电话挂断了。
很难与（来电者）保持联系。那些人通常一开始不会陷入深度不安之中。“我不相信任何人，特别是成年人”，一位来自九洲的15岁学生说。他结束了在国立武藏野学院的生活，这是埼玉县一所为犯错的孩子建立的地方少年感化院。“为了使自己过得舒适，他们（成年人）很容易改变自己所说的话”，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孩子说。“老师？他们对我们说谎。我的父亲很晚才回家，我没有时间和他说话。我也很不喜欢母亲，因此也从不和她说话。”他身上沾满泥土，刚刚从感化院内的一个种满甜西红柿的小农场收割完回来。他已结束了在这儿的生活，这是全日本57所专为未成年罪犯设置的机构之一，他的罪名是偷窃。年轻人犯罪已经成了日本的流行病，已公布的1997年未成年犯罪人数也比1996年上升了14%。
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日本还没有准备好处置变坏的孩子。感化学校，收容那些犯下了如谋杀、强奸和暴力袭击之类罪行的未成年人（一位重点高中学生去年致命地杀伤了他的教师，被责令来到这所学校，他刚刚13岁）。这种感化学校没有高墙和篱笆，宿舍也相当舒适。少年犯很容易逃跑，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严厉地纪律处分。一个来自九洲的男生一连跑了3次。他受到的处罚包括连续跳绳和擦洗地板。 “我们的工作是让孩子有机会步入正轨”，教导主任坂垣龙彦说。但是1／3以上离开埼玉的人，在惹了许多麻烦之后又被迫回来。
日语为那些具有突发性、暴力性和暴怒性的少年犯专门创制了一个词：kireru，字面的意思是咬人。“在他们被赶走时，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坂垣说。咬人这种行为的不可预料性给日本人以警示，因为它极大地背离了有序、可预测的社会运作方式，即背离重视群体论理而非个人主义的运作方式。
如果说日本社会存在一个特别敌视年轻人的领域，那就是政治制度。在青少年中弥漫着反对资历的气氛，而政治关系有时候又回到了几代人以前。只有当一位年轻的政治暴发户决定撞坏大门时，人们才会注意到。特别是有时暴发户是一位像中岛和也氏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冲浪和滑雪的32岁前电视台播音员，现在他以民粹主义政纲竞选神奈川县府城逗子市市长。在他的政策中，就有把市长办公室交际费用预算削减为零的内容。最后他赢了。“年轻人帮了我”，中岛说，他是一位端庄英俊的小伙子。“在经济衰退时，选民期望变革。他们认为一些年轻人会做新鲜的，与众不同的事。”
中岛在3年前首先向国会下议院猛冲，独立竞选议员。 可是他失败了。但是结果却鼓舞他去竞选镰仓地方政府职位，那是一个离逗子市不远的城市。他赢得了市议会议员的席位，两年后，在1998年12月，他又去竞选逗子市市长。虽然他有些不满，因为在竞选更高职位时被镰仓的选民放弃了，但是独立参选人角色最终还是帮了他的忙。多年来，逗子市的政治争论主要是，为美国的销售商建造周围有小片树林的住宅计划是否可行。中岛是唯一一位对这个议题没有政治见解的政治家。于是对此争论已深感厌倦的选民便找到了一个新面孔，把他众星拱月起来。
“当我正在采访电视辩论时，我被政治家的言论大大激怒了”，他说，“争论的结果和人们所希望的相距甚远。”中岛是日本1988年全国滑雪冠军，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他颇有见解。逗子市拥有57万户富裕的家庭，但经济衰退减少了税收总收入，并以年均8%的速度下降。 因此他想方设法削减城市预算。像日本其他城市一样，逗子有着数量众多的老年居民。中岛正在设计一种使成年居民根据他们或他们配偶工作时间的年限享受医疗保险的方案，还有其他一些福利援助计划。他非常小心地不去过多批评市政府的官僚体制，强调指出他想改善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渠道。“首先想改革逗子市”，他说，“然后我想改革日本”。
中岛是一个梦想家。像企业家森田真藤和软件设计师小川那样，他的梦想是建设新日本。像他的一些同龄人一样，他渴望现在就变革。“日本很少有人真正拥有梦想”，中岛说。“这是因为日本很久以来，每个人都可以在成长早期就能看到自己的未来，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你无法改变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谈论梦想是浪费时间。”
再回到东京摇滚乐震耳欲聋的涉谷区的录像走廊，本田未来大部分白天到午夜都在那儿，在“DDR”舞步机上跳着重步舞，旋转不已。 他的那些同伴们，排着队依次拼命想在互相保持平衡的同时，又突出表现自己跟着电视屏幕为他们预先设定的节奏起舞。他们模仿机器姿式，机器建立了一种可供模仿的榜样，本田承认这一点。“但是不同的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对这种形式作不同的解释”，他说，“每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一个人不起作用的舞步或许对另一个人有效。你需要实践，直到你发现更适合你的舞步。”
对变革中的社会来说，这一切可能仅仅是极小的一步，但日本的青年已不仅仅在谈论改革，他们还在实践。当然，其中一些人像他们多彩的头发一样，不过是嬉戏而已。但是东京大学教育学教授佐藤学，从那些粗鲁行为、犯法的少年、卖淫暴力和电视屏幕前的狂舞活动中，发现了更深的意义。这些都是（年轻人）要经过的洗礼阶段，他们会遵循过去的传统的。在中世纪，武士阶层把青年人训练成年：男孩子们的脑袋除了头饰以外都剃得光光的。今天年轻人的祖父母辈和父辈在战后开始重建工作。“现在社会没有标志开始的仪式”，佐藤说。“因此年轻人已经在创造自我。这是他们探索未来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努力的一部分。”这是令人兴奋的探索，而且刚刚开始。这个国家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正在期待着日本年轻人的收获。
摘自美国《时代周刊》1999年5月3日〔美〕拉瑞默（T.Larimer）著；严泉译，王成至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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