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上)——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183;卢森堡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视域论文,自发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4-0017-06
在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与莫菲(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把他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命名为“霸权概念的谱系学”，而这一谱系学探察以“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为起点。如此一来，他们对罗莎·卢森堡解读实际也就成了人们进入“拉莫版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道“门坎”。跨不进这道门坎或者经过时略有磕绊，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影响到对后马克思主义堂奥之义的把捉与会意。这不禁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哲学开端的论述：“要找出哲学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1] (P51)。然而，找出开端毕竟是哲学家的事，对于读者来说，理解哲学家何以会选取某一开端似乎比设置开端要困难得多。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这不仅在于他们出人意料地以“革命之鹰”作为解构的首选对象，并从她这里寻求后马克思主义根源是否会招致各种非议与排斥，也不仅仅在于他们是否有意以此方式暗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切关联，而主要在于他们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concept of spontaneism)”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做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理解拉莫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的独特阐释，也就无以领会此一开端设置的依据，更无法理解拉莫所谓谱系学考古的意义所在。本文拟就拉莫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解读的路径、特征、方法做出具体的描述，并对这一解读的合法性及其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作出相应的评价。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是必须加以剪除的原罪式概念，因为罗莎·卢森堡的许多错误——在关于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在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问题上的错误、在《论俄国革命》一书中所犯的错误，等等——如果从理论根源上深究的话，无不与自发性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正是出于这个缘由，长期以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一直严加诛伐，对其定性也格外严重：一是低估革命理论的作用；二是否定党的领导。而罗莎·卢森堡论述自发性概念的所有文本——《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社会民主党的危机》(1916)、《论俄国革命》(1918)——也都无一幸免地遭到批判。就连十分强调主体原则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基本上沿用同一罪名对罗莎·卢森堡展开批判。
这种清剿式的“大批判”是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作出宿命论解释的政治结果。所谓自发性概念的宿命论解释，就是把自发性理解为不受任何人为干预和影响、自然而然发生的必然性状态。从罗莎·卢森堡的文本中找出支持这一解释路线的论据似乎并不特别困难。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罗莎·卢森堡这样写到：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我们有所教益，那么这首先就是：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思，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作主观的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2] (P39—40)。
由于罗莎·卢森堡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对群众罢工的根源作“客观”的考察，而且在此前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中，她毫不含糊地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斥责为“同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3] (P517)，所以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不无根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归之于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
当然，如果自发性的客观主义内涵仅仅表现在群众罢工相对于导致其爆发的一定“社会状况”所表现出来的必然要发生的趋势，这种客观主义还不能说是“宿命论的客观主义”，因为人为的因素并非一定不可以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作用。苏联官方的正统理论家之所以能把宿命论的罪名稳稳当当地扣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上面，是因为他们把罗莎·卢森堡对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奉以及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论证与自发性概念高度贯通在一起。弗雷德·厄斯纳甚至认为，罗莎·卢森堡“在为资本主义必然破产理论辩护而反对伯恩斯坦的过程中，她发展了一种宿命论的客观主义，据此，经济发展能够自发地、不可抗拒地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这一点上，她的革命发展的自发性以及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错误理论，都冒了出来”[4] (P19)。为了证实卢森堡不自觉地陷入了可悲的宿命论，弗雷德·厄斯纳特意援引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例子——1917年罗莎·卢森堡写给玛塔罗森堡姆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当事态看来无可挽回的时候，历史往往懂得拿出最好的主意。我不是在维护随意而安的宿命论！完全相反！人们的意志一定要高度激发起来，并要有意识地用尽一切的力量作斗争。我是说，现在当一切看来绝望的时候，对群众有意识的作用的效果，是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底动力，我从历史的经验知道，从我亲身在俄国的经验知道：正是在从外表看去一切无出路、悲惨的时候，一个完全的突变已经准备就绪，绝望得愈甚，突变也就来得愈猛烈。您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永不会停止发生作用，虽然它有时不恰恰按着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4] (P114)
按照弗雷德·厄斯纳的说法，这个例证之所以“特别有趣味”，是因为罗莎·卢森堡在自己提防不要落到宿命论中去的同时，宿命论已隐寓在她自己的自发论之中。既然“我们是紧紧地束缚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既然有意识的斗争的效果“决定于那基本的、深深隐藏着的历史底动力”，既然历史发展的规律有时恰恰不按“我们自己所安排好的老一套计划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用尽一切的力量作斗争”？我们只需像印度江湖魔术师那样将双手一合放在胸前，听天由命地坐等将来。雷德·厄斯纳认为，罗莎·卢森堡之所以陷入这个两难困境，不仅仅源于她在绝望的时候的一种心理需要，不仅仅是她在监狱的寂寞生活中的一种安慰，而根本上是由于她对自发性的错误崇拜。“从自发论得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低估革命理论的意义和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4] (P145)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人们不无惊奇地看到，拉莫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以异乎寻常的果断把自发性概念从历史性的“罪恶渊薮”中打捞出来，试图在一种新的理论光亮的映照之下使之重新闪烁出熠熠神采。他们不仅丝毫没有落入这个几乎成为定式的官方批判的“俗套”，而且根本不打算对这一批判线路的学理依据作出起码的检视与反驳。支撑这种无限上纲式的“大批判”的意识形态力量或政治压力毕竟已经灰飞烟灭，而在一堆瓦砾和废墟之上寻觅某些幸存的、可资“回收”的碎片，似乎也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对于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理论界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千篇一律的指控，拉莫置若罔闻，似乎睥睨一瞥都纯属多余，其孤傲蔑视之态历历可见！这不妨可以看作是拉莫对长期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一味贬抑和不公的一种无声抵制。拉莫的心迹昭然可喻：再不要用陈腐的论调来编织欺骗之网，再不要用牵强的文字遮蔽睿智之光！当然，也不要矫枉过正式地把自发性概念过度诠释为完全游离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一贯维护的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自主话语；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以另类的分析范式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加以重估。
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莫破天荒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罗莎·卢森堡在描述她的自发性概念时，“偶然”一词确实是时不时地、一次又一次地冒了出来，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后来群众罢工的全部基本特点。那次运动的近因完全是偶然的，甚至是次要的，它的爆发也是自发的”[2] (P44)，“局部的经济斗争和小规模‘偶然’事件的多股细流，很快就汇成了汪洋大海”[2] (P48)；“当然，爆发这次群众罢工的第一个原因，仍然是一个次要而又似乎偶然的原因”[2] (P62)，“这种罢工大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各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性偶然原因；它们无计划地、无意地以磅礴的气势发展成伟大的运动”[2] (P65)。显而易见，罗莎·卢森堡反复使用的“偶然”一词，概指群众罢工起因的“偶然性”，它表达着如此的意谓：在通常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德国)，这些小事件多半不会引发什么大的运动，它终究成为“起因”乃是出乎意料，或者说与事先的预测是不太一致的。
这种意义上的“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人为的预期而言的：由于它超出了人为的预测，所以表现得似乎很偶然；但是，如果相对于某种历史必然性，这种“偶然性”则可以理解为必然性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和表现自己的特有方式。可以说，这两个维度，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是同时存在的——从一方面看，群众罢工的爆发经常打破了政党或工会领导人事先的组织策划，它有时好像故意与人过不去，有时你越想它爆发、越为它的爆发积极地创造条件，它却偏偏不爆发，就像罗莎·卢森堡所描述的那样，“在德国，工人同厂主之间最激烈的、最残酷的冲突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但斗争并未超出有关的个别行业或个别城市甚至个别工厂的范围。……却没有一次发展成共同的阶级行动。即使它们独自发展成显然具有政治色彩的个别的群众罢工，也还是没有酿成普遍的斗争风暴”[2] (P69)；而当你觉得它不可能爆发，或者你不指望它爆发、不希望它爆发的时候，它却偏偏爆发了！比如，1905年发生在俄国圣彼得堡的群众罢工——它是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借以分析自发性概念的范例。一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要预见并估计哪些原因和因素能够引起爆发，哪些却不能够，这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任何一个领导机构都是极为困难的”[2] (P71)。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于政党或工会组织的估计而言的偶然性并非是不遵循任何规制的胡乱的任意，或者说自发性罢工并不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混乱，“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在旷野上举行的演习，而是当各种社会基础不停地断裂、破碎和变化时发生的斗争”[2] (P72)。罗莎·卢森堡坚信，自发的群众罢工之发生，必然是由于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与那种只从街头闹事和暴动的角度，即只从‘混乱’的角度去看待革命的警察式观点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首先是社会阶级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变化”[2] (P69)。
可以说，罗莎·卢森堡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必然性的自发作用，一方面是为了弱化来自于革命一方(特别是党和工会)自以为对“历史规律”的绝对认知与把握，从而使在领导人主观层面上呈现的应然的“规律”与本然的客观规律从完全重叠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种“错开”的举措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把历史规律神秘化，但它至少可以取消“那些喜欢按计划和框框搞‘秩序井然，纪律严整’的斗争的人”，“那些站在远远的总是自以为是，认为‘本来应该如何进行’的人”的刚愎和谮妄[2] (P51)，以使他们谦虚谨慎地明白革命不能随意制造；另一方面，罗莎·卢森堡反复宣扬自发性，其意图也在于反击来自反革命一方所谓罢工是无规律的人为混乱的诬蔑与诅咒。因为在资产阶级的警察看来，“整个现代工人运动似乎只是一小撮没有良心的‘破坏分子和煸动分子’人为地、随心所欲地搞出来的”[2] (P39)，张扬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历史逻辑，或许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与政治行动主义相抵牾，但是，它至少能够嘲笑敌人的无知和愚蠢，挫败敌人的疯狂与叫嚣，以使他们坐卧不安地知道，广大群众所发动的革命运动不是用威胁和恫吓就能驱散的，不是用监狱和刺刀就足以制止的。对自发性的这种宣告，在其最好的意图上，显然可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这是出于最大善意和最好的心肠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所能作出的最好的辩证式解释。然而，列宁居然没有做到这一步，他或许由于罗莎·卢森堡尖锐地指责他在《退一步，进两步》所阐述的组织原则是“极端集中主义”而难以接受，或者耿耿于怀，或者心生怨恨，从而导致列宁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针对敌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革命领袖，而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针对革命领导人的一面理解为针对反动的敌人，这种错乱无论对于列宁还是对于罗莎·卢森堡都是悲剧和大不幸！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她的自发性理论没有威慑住凶恶的敌人，却反而“吓着”了革命领袖，没有起到激发革命斗志的作用，却被认为是在倡导政治无为主义；而对于列宁来说，他错过了一次有效限制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权力越位的始源性契机，同时，他也丧失了一次对激烈批判自己的同志施以宽容的良好机会，而这两方面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事业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莫也没能做到这一步！他们虽然在罗莎·卢森堡的自发论中竭诚寻找偶然性的踪迹，但是，他们既不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诠证这种出于激进革命之目的的偶然性，也不再有经典意义上的革命激情来促使他们维护这种兼容论的辩证立场。如果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在其原初的语境下，是为了限制党和工会组织的谮妄，挫抑、震慑敌人的猖狂，那么，我们在拉莫对自发性的恢复中看不出一丁点儿如此的意味与旨趣。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再相信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规律，从而也就不可能再去为这种作为客观必然性之表现的偶然性辩护，更不可能为了暴力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而努力调节必然规律与革命主体有意识干预之间的矛盾。正如他们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一个注脚中所附释的那样：
最近，有许多研究讨论了罗莎·卢森堡自发论的宿命论或非宿命论特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讨论过分强调了相对次要的问题，例如，在机械式的崩溃与阶级的有意识的介入之间的抉择问题。就我们所知，关于资本主义将要机械式地崩溃的断言是那样的荒谬，以至于再没有人去赞同它。相反，关键性的问题在于认识到：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构建完全的统一性；而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毫无疑义是肯定的。出于这个原因，罗莎·卢森堡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要到来的宣称并不像诺曼·杰拉斯所主张的那样，仅仅是对那个时期的主流政治辞令的一种让步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需要的结果，毋宁说，这种宣称乃是赋予她全部理论的和策略性的结构以意义的关节点。因为，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的产生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才能得到完全的说明，革命的主体也只能是工人阶级[5] (P42—43)。
显然，对于拉莫来说，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逻辑而必然崩溃的观点是荒诞不经的，而努力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俨如古代神话一般地遥远。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斗争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迁，依靠同质主体来完成反资本主义的任务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根本就是无法兑现的幻想。罗莎·卢森堡当初深信不移的东西，在拉莫这里已成为失去时效性的昔日的真理和古典的分析形式。因此，必须从晚近以来新左派的新的理论着眼点和问题域出发，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遗产，重新探测她的自发性概念蕴涵的激发性要素。诚然，拉莫是在寻求偶然性，但是，拉莫所要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的偶然性，不是作为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另外意义上的偶然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主体在建构统一性时的偶然性。
拉莫的主要理论关切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分散主体如何建构政治统一性(即政治认同)的问题，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支配着他们把对罗莎·卢森堡解读锁定于《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一文本，也正是这种前理解定向驱使他们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拉莫是如何描述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含义的：
在沙皇俄国的压制性环境之下，没有一项仅仅为了满足部分需要的运动能够限制在它自身的范围之内：它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为反抗的范例和象征，从而激发并催生出其他运动。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在意料之外的，而且以不可预期的方式扩展并普及开来，以至于它们超出了任何政治或工会领导的调控与组织能力之外。这就是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5] (P8)。
这种对自发性意义的捕捉与厘定不知不觉地发生了重心转移，虽然表面上还是强调不可预见性，但此一不可预见性的内容已殊然不同：并不是局部冲突和小规模斗争之起因的不可预见性，而是它们超出自身的范围、逸出起初的边界从而突然转变为普遍性的共同政治行动的不可预见性。质言之，这里隐含的关键问题是：各种分散的、零星的、各自独立的、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局部性罢工如何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普遍风暴？其统一性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即同一的政治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拉莫指出，在关于阶级统一性的形成机制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是清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必然是分裂的，只有通过革命这一过程才能重构它们的统一性。不过，此一革命重构的形式是由特殊的机制所构成——它与任何机械论的说明毫无关系，正是在这里，自发性发挥着它的作用。”[5] (P10)显而易见，拉莫之所以对自发性概念“情有独钟”，或者说，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之所以深深吸引着拉莫，其原因就在于拉莫从自发性概念中读出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建构政治统一性的特殊机制。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解读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对自发性概念阐释的最具原创性的要点。
为了彰显自发性在构建革命主体之统一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拉莫提醒人们既不要把自发性与臭名昭著的机械论的自动崩溃论相联系，又不要仅仅把自发性理解为对革命过程(由于其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向加以预测的不可能性；因为前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自发性的价值，而后者则可能使自发性的意义肤浅化与庸俗化。“生死攸关的东西不只是分散的斗争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有建立在复杂性与多样性基础上的革命主体的统一性的构成问题。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向我们表明：在试图确定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集中于斗争形式的多样性，而且也必须集中于它们在其自身中建立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统一效应上”[5] (P10)。斗争形式的差异与复杂多样，在其超出既定构想的意义上，当然包括在自发性的蕴涵之中，不过，在拉莫看来，如果自发性的意义仅限于此，还远远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东西。自发性的首要意义不仅在于斗争的形式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筹划，也不在于内容的环节冲破了人为的设计，而在于每一独立的要素在一个总体性的过程中、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超出它本身的意义空间，而正是这一自我“超出”成为“自组织”的关节点，成为建构主体统一性的胶合剂。由此，拉莫推出了自己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的精辟概括：“在此，统一的机制是清楚的，在革命的形势中，是不可能确定每一个孤立斗争的本义，因为每一个斗争都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真实性质”[5] (P10—11)。
应该说，拉莫对自发性概念的这种解读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塞给罗莎·卢森堡。我们看到，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一个著名段落中，罗莎·卢森堡在论述自发性的作用时这样写到：
自发性因素——不管是作为促进因素还是作为妨碍因素——在俄国所有群众罢工中都无例外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很年轻或弱小，而是因为在斗争的每个个别行动中，总有许多无法预见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普遍的和局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没有一个行动能像算术题那样判定和解答。……简言之，自发性因素在俄国的群众罢工中之所以起着如此主要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未经训练的”，而是因为革命不是靠训导可以学会的[2] (P72)。
在每一个个别行动中，总会有无法判定的因素！正是在这种无法判定的“神秘”中隐藏着意义转变的契机。这种描述与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对自发性的“统一机制”阐发何其相似乃尔！不可否认，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行文中确实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过程主义，或者说是行为建构主义倾向。她不止一次地宣称，只能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因为许多东西并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而是在革命进程中即时生成出来的。正是在革命过程中，原本处于分裂和僵硬对立的因素突然融合在一起；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理论性的”和“潜在的”阶级意识才能变成“实践的”、“积极的”阶级意识；正是在革命过程中，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正在革命过程中，“原因和结果随时都在交换它们的位置”[2] (P68)。正是从这种行为建构主义倾向中，拉莫抽绎出一种作为政治身份塑造和主体统一性整合的意义建构主义。当然，革命过程中无法判定的因素以及革命过程的意义生成和转换效应并非一定要理解为主体统一性及身份建构的机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有表现形态，也可以将之理解为阶级意识的辩证发展，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罗莎·卢森堡对充满生机的革命风暴的火热渴望与激情颂扬。可是，拉莫偏偏从罗莎·卢森堡对革命过程的自发性状态史诗般的描绘中，感受到一种抽象的、中立性的建构逻辑在悄然运作——这种建构逻辑由于不能从既定的情景中有规律地推演出来，由于它完全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即时性的应景式“生成”，所以它是一种偶然性的逻辑。
毋庸置疑，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新左派，拉莫绝不会把这种建构性用于强化暴力革命的魔力，肯定也不会拿这种偶然性来烘托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退而言之，他们甚至也不会像卢卡奇那样，把这种偶然性建构视为阶级意识的真实形态的呈现方式。拉莫迫切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意义“超出”，一种多元决定之中的意义“剩余”。“在革命情景中，每一增生的意义，可以说，看起来都好像是在远离它特定的原本要求，每一增生都表征着整个革命过程；而且，在某些斗争被另外一些斗争多元决定之中，这些总体化效果是明显可见的。而这恰恰就是此一象征的明确特征：所指超出了能指(the overflowing of the signifier by the signified)”[5] (P11)。然而，我们不得不说，拉莫感兴趣的仅仅是意义的增生和可流动性，以至于这种对意义增生本身的关注远离了罗莎·卢森堡原本的革命诉求。他们告别了革命，而无怨无悔地拥抱意义的增生！他们由于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发现了他们所喜爱的东西而赞扬罗莎·卢森堡，反而全然不顾罗莎·卢森堡要用这个东西干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在拉莫看来，罗莎·卢森堡无论如何已经发现了偶然性逻辑，并且在她关于俄国群众罢工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偶然性逻辑在发挥它的构建阶级统一性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给予罗莎·卢森堡的评价也格外地高：“阶级的统一因而是一种象征的统一。这无疑是罗莎·卢森堡分析的最高极致，它最大程度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对于他们来说，阶级的统一性完全是由经济基础的规律造成的)的距离。……很少有文本像罗莎·卢森堡的作品这样，肯定偶然性的特殊机制并承认它的实际作用的范围。”[5] (P11)然而，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究竟是罗莎·卢森堡本人分析的最高极致，还是拉莫所分析的最高极致？并非毫无疑问。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就明确表示，不敢苟同拉莫对罗莎·卢森堡如此这般的认定。他指出，把群众罢工中的总体化效果归结为所指超出了能指，进而把阶级的统一归结为象征的统一，这是拉莫自己的发明，与罗莎·卢森堡没有关系，“罗莎·卢森堡不可能这样认为、实际上也没有这样认为”[6] (P61)。
标签：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罗莎·卢森堡论文; 拉莫论文; 宿命论论文;